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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xue)术午餐会(hui)是学(xue)术界常见的(de)“非正式”学(xue)术交流(liu)方式，无论是普林斯顿高研院(yuan)、哈佛—燕京学(xue)社，还是国内众多(duo)高校和研究机构，都经常采用这种开放自由的(de)形式开展讨论和对话活动。在温饱之后转而追寻(xun)美食和精神愉悦，似乎是刻在人类基因(yin)里的(de)天性，作为他人的(de)精心呈献(xian)之物，美食如(ru)此，知识(shi)亦然，两者皆不可辜负。
南京大学(xue)“学(xue)术午餐会(hui)”的(de)传统由来已(yi)久，最早开始于著名历史学(xue)家许倬(zhuo)云先生(sheng)在2005年发起的(de)学(xue)术冷餐会(hui)，到(dao)目前为止已(yi)经举办了一百多(duo)场。今(jin)年，南京大学(xue)出版社打(da)造的(de)“南大读书人”文化空(kong)间正式启(qi)动。由南京大学(xue)出版社、南京大学(xue)人文社会(hui)科学(xue)高级研究院(yuan)、新生(sheng)学(xue)院(yuan)联(lian)合开展的(de)“学(xue)术午餐会(hui)”延续了南大读书文化的(de)基因(yin)，邀请历史、哲学(xue)、文学(xue)、社科等领域的(de)学(xue)者，带领来自新生(sheng)学(xue)院(yuan)的(de)本科生(sheng)们共读学(xue)术著作，让同学(xue)们接触(chu)到(dao)一流(liu)的(de)学(xue)术资源，培养他们的(de)阅读兴趣和学(xue)术素养。
本期活动，南京大学(xue)历史学(xue)院(yuan)的(de)孙扬副教授为同学(xue)们导读《讲坛上的(de)中国：民国人文讲演录》和《邓(deng)小平时代》两部有关(guan)中国近现代史的(de)书籍(ji)，启(qi)发同学(xue)们用历史的(de)逻辑思考问题(ti)。以下是孙扬导读发言的(de)文字稿整理。
历史知识(shi)的(de)生(sheng)成是“聚沙成塔”，强调时间、空(kong)间以及特殊性
在之前的(de)读书会(hui)中，导读老师更多(duo)站在哲学(xue)社会(hui)科学(xue)的(de)理论视(shi)角讨论问题(ti)。今(jin)天这两本书应该(gai)是本学(xue)期读书会(hui)中最不具理论性的(de)书籍(ji)。这两本书也不是公(gong)认(ren)的(de)经典(dian)，因(yin)为涉(she)及中国近现代史领域，很难有像古代史那样举世公(gong)认(ren)的(de)经典(dian)。那么(me)，为什么(me)要选择这两本书？因(yin)为虽然关(guan)于历史，却(que)是很近的(de)历史，是大家仍然可以体(ti)验到(dao)的(de)历史。中国的(de)历史学(xue)有一个不同于其他学(xue)科的(de)特性，在某些程度上比较经验主义也比较朴素。所谓经验主义是指史学(xue)似乎比较排斥先验性的(de)东西，理论带有先验性，而历史往往难以归纳，即将所有现象(xiang)归纳起来总结(jie)出规律，在逻辑上也很难演绎。它更强调时间、空(kong)间以及特殊性。所谓朴素是指历史研究主要依靠前一个时代积累的(de)材料，人们往往依据常识(shi)去解读。因(yin)此，历史知识(shi)的(de)生(sheng)成往往是“聚沙成塔”的(de)过程。历史思维与其他学(xue)科的(de)思维有所不同。我们经常提到(dao)“三大逻辑”，分别是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和历史逻辑。历史逻辑是时间和空(kong)间的(de)关(guan)联(lian)，任何人物和事件(jian)都发生(sheng)在特定的(de)时空(kong)中间，受(shou)到(dao)前面的(de)影(ying)响，也会(hui)在未来产生(sheng)影(ying)响。
《讲坛上的(de)中国：民国人文讲演录》 张春田编 南京大学(xue)出版社
今(jin)天这两本书，第一本是《讲坛上的(de)中国：民国人文讲演录》，它并非著作，是编者将民国时期著名人士的(de)演讲汇编成书，在今(jin)天看来属于“史料”。同学(xue)们刚开始读这本书时，可能(neng)会(hui)有疑问，民国时期的(de)演讲对我们现在所处的(de)时代有什么(me)价值？但读后就会(hui)发现许多(duo)问题(ti)是贯通的(de)。这种贯通性，如(ru)果用一个具体(ti)形象(xiang)去表达，就是人民英雄纪(ji)念碑。只要纪(ji)念碑在，我们就同处在一个历史纪(ji)元。纪(ji)念碑碑文由毛泽东起草，周(zhou)恩(en)来手书，正文一共三句话、114个字。每句话都由时间起始。第一句话开头是“三年以来”，第二句话开头是“三十年以来”，第三句话开头是“由此上溯(su)到(dao)一千(qian)八百四十年”。正是天安门广场和人民英雄纪(ji)念碑的(de)碑文，表达了近代中国革命时间和空(kong)间的(de)延续性。也正是因(yin)为碑文最后一句话中的(de)“一千(qian)八百四十年”，揭示了我们同处历史纪(ji)元的(de)时间起点(dian)。可以说，这个纪(ji)元的(de)启(qi)动归于一个命题(ti)之中，那么(me)，这个命题(ti)是什么(me)？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de)历史和灿烂的(de)文化，是世界古文明(ming)中唯一延续数千(qian)年至(zhi)今(jin)的(de)文明(ming)。但是，为什么(me)中华文明(ming)在19世纪(ji)中期与西方的(de)碰撞中一触(chu)即溃？“由此上溯(su)到(dao)一千(qian)八百四十年”，也就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的(de)时间。战争从1840年6月英国舰队抵达广东海面开始，到(dao)1842年8月29日在南京下关(guan)江面结(jie)束。为何那时结(jie)束？因(yin)为英军兵临(lin)当时长江下游最重(zhong)要的(de)城市(shi)、朝廷在东部的(de)政治和经济中心南京，截断长江和运河，漕粮无法北上，严(yan)重(zhong)危及朝廷财政。英军到(dao)达南京之前清军抵抗是否激烈？在第二次定海之战中，三位总兵同日殉国。还有在镇江，江宁副都统海龄率部死守，八旗兵作战尤其勇猛，一些旗兵上阵前杀死妻儿，以防落入敌(di)手受(shou)辱。然而，根据英国的(de)《官(guan)方中国战争史稿》（Draft Offi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War）记载，镇江之战，英军仅死亡37人，失踪3人，受(shou)伤128人。英军在镇江之战中的(de)死亡人数，还是在两年战争中所有战役(yi)中最多(duo)的(de)。虽然有历史学(xue)家质疑英方故意缩小伤亡人数，做了重(zhong)新估计，但一般而言，战争伤亡以伤亡方统计为准。中国与西方的(de)第一次激烈碰撞，就是以这样惨烈的(de)结(jie)果收(shou)场的(de)。
在阅读《民国人文讲演录》时，可能(neng)大家会(hui)有疑问，那时不少中国有识(shi)之士，为何对西方如(ru)此倾慕，认(ren)为只要照搬西方那一套，一切问题(ti)可以迎刃而解。很重(zhong)要的(de)原因(yin)就是他们渴(ke)求现代化，而现代化起源于西方。回(hui)想一下人类的(de)历史进程，科学(xue)和技术、政治和文化在200多(duo)年前，有一次剧烈的(de)变革。18世纪(ji)开始，两件(jian)事情出现在欧(ou)洲。一件(jian)是科学(xue)和技术层面的(de)，也就是起源于英国的(de)工业革命。另(ling)一件(jian)是政治和文化层面的(de)，就是法国大革命。《民国人文讲演录》中，有识(shi)之士不断提到(dao)工业革命，章太炎(yan)、蔡元培等也常常讲到(dao)法国大革命。“双元革命”推动了人类历史整体(ti)改变，这就是现代化。现代化毫无疑问具有伟大进步意义，试想，如(ru)果没有抗生(sheng)素的(de)发明(ming)，人类的(de)寿命不会(hui)有今(jin)天这么(me)长。虽然现代化是好事，但它却(que)伴随着一件(jian)坏事向全世界扩散，这就是殖民主义。号称“日不落帝国”的(de)英国在征服全世界的(de)过程中，把欧(ou)洲的(de)准则赋予人类的(de)普遍(bian)性，重(zhong)新定义了“文明(ming)”与“野蛮”、“落后”与“先进”。
“由此上溯(su)到(dao)一千(qian)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中国面临(lin)的(de)主要问题(ti)是，既要反抗列强侵(qin)略，又要实现现代化。我们可以想象(xiang)，毛泽东是在何等激动的(de)情绪下起草了人民英雄纪(ji)念碑碑文。周(zhou)恩(en)来写了40多(duo)遍(bian)才挑选出最满意的(de)一幅(fu)。纪(ji)念碑于1949年9月30日傍晚(wan)6点(dian)举行奠基仪(yi)式，毛主席铲(chan)了第一锹土，当纪(ji)念碑建成时，已(yi)是1958年4月。这座(zuo)纪(ji)念碑凝聚着中国人民100多(duo)年前赴(fu)后继的(de)牺牲和探索。纪(ji)念碑的(de)北面碑心石料采自青岛浮山，是一整块最初重(zhong)达300多(duo)吨(dun)的(de)花岗(gang)岩(yan)，经开采、打(da)磨减重(zhong)再运到(dao)北京，耗费巨大人力。汉白玉主要采自北京房山，浮雕由八块主浮雕和两块装饰(shi)浮雕组成，反映(ying)从虎门销烟到(dao)渡江战役(yi)的(de)八个历史事件(jian)。浮雕中的(de)170个人物，都有真人模特。雕塑家们还特意请来解放军战士，要求他们做裸体(ti)模特，以便准确把握骨架和肌肉。许多(duo)战士害羞，要求保留一条短裤。此外(wai)，还要训练工匠学(xue)习西洋美术，从基础理论开始。就这样，人民英雄纪(ji)念碑耗时近9年才建起来。
近代中国的(de)开场是如(ru)此悲怆，无数仁人志士探寻(xun)救亡图存的(de)道路。一方面，哪(na)里有压迫，哪(na)里就有反抗；另(ling)一方面人们又在思考为什么(me)会(hui)失败，还要向压迫自己的(de)敌(di)人学(xue)习。党的(de)二十大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如(ru)何理解这个命题(ti)，需(xu)要不断回(hui)溯(su)历史。从晚(wan)清到(dao)民国，无数仁人志士提出各种民族复兴方案，中国何时才算(suan)找到(dao)一条正确的(de)道路？1949年具有“创世纪(ji)”的(de)重(zhong)要性，而此后30年，中国筚路蓝缕，不断探索，直到(dao)迎来改革开放时代。而改革开放，也并非一帆风顺，从1978年到(dao)1992年，也是跌宕起伏。这两本书连接起来，就是中国一个半世纪(ji)的(de)探索之旅，阅读这两本书，就是让大家用历史逻辑去理解我们所处时代的(de)历史方位。
看待西化与守旧之争，要还原具体(ti)的(de)历史情境
历史强调具体(ti)情境。丹(dan)尼尔·贝尔（Daniel Bell）曾说，一代人为之艰苦(ku)奋斗的(de)事情在另(ling)一代人往往看得平淡无奇(qi)。你(ni)们在阅读《民国人文讲演录》时可能(neng)会(hui)认(ren)为，一些讲者的(de)思想有些“幼稚”，例如(ru)他们主张全盘西化。然而我们需(xu)要回(hui)到(dao)具体(ti)历史情境去看待这个问题(ti)，那时的(de)一些人看到(dao)东西之间在现代化上的(de)巨大差异，震(zhen)撼之下难免会(hui)仰视(shi)西方。但是，也有一些人亲身体(ti)验西方文明(ming)后，反而主张坚守中华传统文化。大家有没有看到(dao)南大出版社的(de)茶杯上有八个大字？“昌明(ming)国粹，融化新知”。之所以有这八个字，是因(yin)为南京大学(xue)的(de)前身是民国时期的(de)南京高等师范学(xue)校，南高师在五四运动之后，与北大是中国思想界一南一北两大阵营。北大高举新文化大旗，要求革新，批判传统。南高师守护中华文化，被视(shi)为保守。南高师的(de)老师，很多(duo)留学(xue)欧(ou)美，他们目睹了一个巨大的(de)灾难——1914－1918年的(de)第一次世界大战。如(ru)果西方文明(ming)就代表人类发展方向，那么(me)为什么(me)会(hui)酿成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如(ru)此惨烈的(de)战争？一战在人类思想史上的(de)意义也许超过二战，因(yin)为在当时，欧(ou)洲一代人没有了。因(yin)此，他们并不觉(jue)得西方都是对的(de)，对西方有质疑。这种质疑反过来，就是不能(neng)抛弃中国传统，而是需(xu)要扬弃，主张“昌明(ming)国粹，融化新知”，这就是学(xue)衡派(pai)。
学(xue)衡派(pai)与新文化同人看似对立，但实际上是互补共进关(guan)系(xi)。问题(ti)在于，在近代中国的(de)具体(ti)情境中，传统的(de)东西又很容(rong)易被统治者利用。因(yin)此，我们提出“第二个结(jie)合”，是马克思主义同什么(me)相结(jie)合？请注意不是简单的(de)中华传统文化，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大家阅读《民国人文讲演录》时，是否注意到(dao)鲁迅的(de)演讲《无声(sheng)的(de)中国》？大家应该(gai)都知道这篇(pian)文字，特别是其中一句话，“譬如(ru)你(ni)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de)。但如(ru)果你(ni)主张拆掉屋顶(ding)，他们就会(hui)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有没有人知道《无声(sheng)的(de)中国》这场演讲是鲁迅在哪(na)里发表的(de)？是香港。 1927年鲁迅在香港做了两场演讲，其中一场就是《无声(sheng)的(de)中国》，是鲁迅在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hui)的(de)演讲。可能(neng)大家会(hui)有疑问，鲁迅此次演讲的(de)内容(rong)例如(ru)白话文运动、文学(xue)革命等，到(dao)了1927年已(yi)经不是新鲜事，他为什么(me)还在讲呢？这是因(yin)为香港之行使他震(zhen)惊了。内地(di)早已(yi)深受(shou)新文化运动的(de)洗礼，但香港还在“尊孔读经”。
1927年时，香港在文化领域发生(sheng)了一件(jian)大事，香港大学(xue)设立了中文学(xue)院(yuan)。香港大学(xue)于1911年成立，完全以英语(yu)为教学(xue)语(yu)言。港督卢吉（Frederick Lugard）说，香港大学(xue)“为中国而立”，实际含义是将英帝国思想文化传布于中国，但英国人也知道中国难以征服，尤其在思想文化方面。1919年五四运动如(ru)火如(ru)荼，到(dao)20世纪(ji)20年代，广州成为国民革命中心，香港备(bei)受(shou)冲击。1922年香港海员大罢(ba)工发生(sheng)，1925年到(dao)1926年省港大罢(ba)工持续近16个月，曾经是人类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de)罢(ba)工。
省港大罢(ba)工期间，一位名叫罗旭龢的(de)香港商(shang)绅提出，中华传统文化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de)最佳“解毒(du)剂”，建议港英政府建立一个中文教育系(xi)统。把这个建议落实的(de)是港督金文泰（Cecil Clementi），他是个中国通，能(neng)说一口流(liu)利的(de)官(guan)话和广东话，喜(xi)欢结(jie)交遗老遗少，动辄就讲中国传统文化好。在他推动下，香港大学(xue)成立中文学(xue)院(yuan)，邀请前清翰林授课，讲四书五经。这是什么(me)意思？这就是英国统治者与华人精英勾结(jie)共谋，对抗五四宣扬的(de)爱国、进步、民主、科学(xue)，阻碍新思想新文化在香港传播，防止革命蔓延。因(yin)此，鲁迅在1927年看到(dao)香港原来是这样的(de)，这才有《无声(sheng)的(de)中国》和《老调子已(yi)经唱(chang)完》两次演讲。
所以，我们不能(neng)简单地(di)理解“守旧”和“西化”之间的(de)关(guan)系(xi)。
《邓(deng)小平时代》 [美] 傅高义 冯克利译 三联(lian)书店(dian)
中国共产党人孜孜以求的(de)两个革命目标是富强与平等
第二本书是傅高义教授写的(de)《邓(deng)小平时代》。要讲清楚邓(deng)小平时代，必须要明(ming)白邓(deng)小平时代之前，中国经历了怎样的(de)探索。中国共产党人的(de)革命目标聚焦于近代以来中国人民追求的(de)两个重(zhong)要理想。第一个是富强，这个好理解。从1840年开始，中国就不断遭受(shou)列强欺凌，先是被英国打(da)，到(dao)了1860年，中国首都第一次被外(wai)国军队占领。皇帝病死在承德，回(hui)京时已(yi)经成了一具棺材。1901年签订《辛丑条约》，赔款4.5亿两白银，本息9.8亿两。半个世纪(ji)里，日本还发动了两次侵(qin)略战争。对于海外(wai)青少年来南京看什么(me)，我们向有关(guan)部门提过建议，有个地(di)方必须去看——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ji)念馆(guan)。看了就明(ming)白了，国家为什么(me)要追求富强。
第二个目标可能(neng)大家不一定理解，就是平等。近代中国统治者用中华传统文化抗拒马克思主义，然而，不少熟读儒(ru)家经典(dian)的(de)知识(shi)分子却(que)又拥抱马克思主义。儒(ru)家有个“大同”的(de)理想，这和共产主义理想，有契合之处。《礼记·礼运》有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gong)，选贤与能(neng)，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zhong)，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面对春秋战国的(de)乱世，儒(ru)家把未来设定在过去，从夏商(shang)周(zhou)的(de)“小康(kang)”，追溯(su)远古的(de)“大同”。而马克思主义诞生(sheng)于欧(ou)洲资本主义野蛮扩张的(de)那个最血腥、最贪婪的(de)时代，马克思、恩(en)格斯批判资本主义，也从共产主义理想的(de)原始形态阐发人类未来走向。
从《邓(deng)小平时代》可以清楚地(di)看到(dao)一条线索，随着中国外(wai)部环境的(de)改善，中国的(de)外(wai)向型经济发展起来，经济体(ti)制改革也随之提上议事日程。关(guan)于这些问题(ti)，建议大家除(chu)了《邓(deng)小平时代》，还要读一读萧冬连教授的(de)两本书《筚路维艰：中国社会(hui)主义路径的(de)五次选择》和《探路之役(yi)：1978－1992年的(de)中国经济改革》，尤其是第二本书。改革并非一帆风顺，特区在1980年代初曾引起巨大争论。而市(shi)场经济的(de)提出，更是一开始不敢直接说经济体(ti)制改革的(de)目标是建立市(shi)场经济体(ti)制，换了个说法叫“社会(hui)主义商(shang)品(pin)经济”。在向市(shi)场经济体(ti)制转型的(de)过程中，中国曾采取“增量改革”路径，即计划经济部分先不要大动，在计划体(ti)制外(wai)另(ling)建一条通往市(shi)场之路。结(jie)果又产生(sheng)了“价格双轨制”。一种商(shang)品(pin)有了两个价格，一个是由国家计划机关(guan)的(de)定价，一个是由市(shi)场决定的(de)价格，后者高于前者。这就又产生(sheng)了社会(hui)问题(ti)。第一个问题(ti)是“脑体(ti)倒挂”，吃财政饭的(de)脑力劳动者不如(ru)小商(shang)小贩们赚得多(duo)，社会(hui)上有顺口溜说，“造原子弹的(de)不如(ru)卖茶叶蛋的(de)，拿手术刀的(de)不如(ru)拿杀猪(zhu)刀的(de)”。第二个问题(ti)就是倒买倒卖，通过特权把计划内的(de)商(shang)品(pin)倒到(dao)市(shi)场上去卖，“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xun)找”。1988年国家决定搞“价格闯关(guan)”，准备(bei)“强行并轨”，价格都由市(shi)场决定。原本想法很好，还有配套措施，例如(ru)同时提升工资水平。但是忽视(shi)了社会(hui)心理预(yu)期。其实，前面没有白付出教训，“价格闯关(guan)”为后来价格体(ti)制的(de)理顺做了先期准备(bei)。
到(dao)了1990年代，邓(deng)小平感到(dao)改革开放政策受(shou)到(dao)质疑，他在1992年力挽狂澜，以87岁高龄，通过“南方谈话”拯救改革开放，确认(ren)社会(hui)主义初级阶段总路线不动摇。“南方谈话”之后，建立社会(hui)主义市(shi)场经济体(ti)制，犹如(ru)一层窗户纸被捅(tong)破。
1992年之后，中国飞速发展，尤其是加入WTO之后。党领导的(de)举国体(ti)制与市(shi)场经济相结(jie)合，是中国模式的(de)基本特征之一。邓(deng)小平“南方谈话”过去20年后，世界步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原来的(de)全球化进程和国际秩(zhi)序(xu)，遇到(dao)了结(jie)构性矛盾(dun)和历史性问题(ti)，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面临(lin)各自的(de)困境，催生(sheng)出“世界怎么(me)了、我们怎么(me)办”的(de)全球性议题(ti)。因(yin)此，中国在反思西方现代化模式的(de)基础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de)新方向。从救亡图存走到(dao)今(jin)天，接下来的(de)路还很长，需(xu)要我们不断回(hui)望历史，从中汲取智慧和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