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是一部有意创作的对(dui)话体著作，记述孟子与其弟子及同(tong)时代人的论学(xue)、治国之语，是儒家学(xue)派的代表著作之一。关于作者，古今有三种说法：一为孟子自作，二为孟子弟子万章、公孙丑(chou)等共同(tong)记述而成，三为孟子与弟子共作。《四书》当中，《孟子》的浮沉最大，经历了由(you)“子”到“经”的升(sheng)格(ge)过程。战国后(hou)期，形成势力强大的孟子学(xue)派，但(dan)秦始(shi)皇焚书坑儒，烧孟派之书，杀(sha)孟派之儒，孟学(xue)遭受重创。汉初，由(you)于统治的需要，孟子及其书又受到重视，汉文帝时曾(ceng)立“《孟子》博士(shi)”。但(dan)总起来说地位尚不足以与后(hou)世相比。这种情形到宋代发生了改(gai)变，其标志就是经学(xue)史上的重大事件，即《孟子》的“升(sheng)经运(yun)动”。这一运(yun)动大的学(xue)术背景在于肇(zhao)始(shi)于中唐的儒学(xue)更新运(yun)动，即儒学(xue)由(you)训诂之学(xue)向(xiang)义理(li)之学(xue)的演(yan)变。就自身原因而论，儒学(xue)自汉代以来的训诂之学(xue)已走向(xiang)极端，变得繁琐，死气沉沉，需要更新；就外部原因而论，就是儒学(xue)受到了佛道的冲击(ji)，使原有的独尊地位受到极大挑战。改(gai)变这种状况的重大举措之一就是支(zhi)撑儒学(xue)“经典”的重新选(xuan)择(ze)，从《五经》到《四书》的转(zhuan)变正是这一背景下的必然结(jie)果，而《孟子》升(sheng)格(ge)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历了韩(han)愈、孙复、石介、二程、张载、王安石等人对(dui)《孟子》的推尊过程，宋徽宗宣和年间（1119-1125），《孟子》一书首次(ci)被(bei)刻(ke)成石经，列为“十三经”之一。而朱熹将《孟子》与《论语》《大学(xue)》《中庸》并列，汇集而成《四书》，影响(xiang)中国古代社会几百年。至此(ci)，宣告(gao)了《孟子》由(you)子到经“升(sheng)格(ge)运(yun)动”的完成，以后(hou)的目录学(xue)著作皆将其列置“经部”，孟子其人也于元文宗至顺元年（1330）被(bei)加(jia)封为“亚圣”。

《大学(xue)》是《小戴礼记》的第(di)42篇，是一篇论述儒家人生哲学(xue)的论文，讲的是在“大学(xue)”阶段如何学(xue)习(xi)修身、治国。传统认为，《大学(xue)》的作者是孔门弟子，朱熹则认为是曾(ceng)子及其弟子共同(tong)完成的。唐代韩(han)愈之前(qian)，《大学(xue)》只是作为《礼记》一篇，并没有单独受到太大的重视，也没有单独刊行的本子。韩(han)愈作《原道》曾(ceng)经引用《大学(xue)》一段，《大学(xue)》一篇逐渐受人重视。较早将《大学(xue)》从《礼记》中单独抽(chou)出并为之作注的，是北(bei)宋司马光(guang)，他曾(ceng)撰《大学(xue)广义》一卷。而真正从哲学(xue)高度认识到《大学(xue)》价值的，当数二程，如程颢曾(ceng)言：“《大学(xue)》乃孔氏遗书，须从此(ci)学(xue)则不差。”程颐则云：“入德之门，无(wu)如《大学(xue)》。今之学(xue)者，赖有此(ci)一篇书存，其他莫如论孟。”不仅如此(ci)，二程还(hai)为《大学(xue)》改(gai)定次(ci)序，学(xue)术史上称为“大学(xue)改(gai)本”。不过，二程仍将《大学(xue)》视为《礼记》的一个组成部分，尚未使之独立于《礼记》体系之外。至朱熹，《大学(xue)》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他分经传，划章次(ci)，补传文，作章句，提升(sheng)哲学(xue)层次(ci)。《大学(xue)》以及《中庸》二篇，不仅单独刊行，而且独立于《礼记》体系之外，纳入了《四书》体系。

《中庸》是《小戴礼记》第(di)31篇，讲的是儒家的处世哲学(xue)。所谓“中庸”，程颐释(shi)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li)。”朱熹释(shi)曰：“中者，不偏不倚、无(wu)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中庸》的作者，通常认为是孔子的嫡孙子思。《中庸》单行要早于《大学(xue)》，“至迟在南朝宋的时候，《中庸》就被(bei)人单独从《礼记》中抽(chou)出而为之作注了”。但(dan)此(ci)后(hou)相当长(chang)的时间里，《中庸》又不受重视，直到唐代李翱才重新认识到它(ta)的价值。至宋代，有关《中庸》的著作多了起来，这与理(li)学(xue)的兴起直接相关。许多理(li)学(xue)家，如胡瑗、张载、二程、司马光(guang)等，纷纷为之作注论说。当然，在这当中，对(dui)《中庸》格(ge)外重视和推崇的依然是二程。尽管未留下完整的《中庸》注本，但(dan)《二程集》中有许多推崇《中庸》的论述，并对(dui)后(hou)世产生了很大影响(xiang)。朱熹重视《中庸》，则是继承(cheng)了北(bei)宋以来尤其是二程重视《中庸》的传统，将其汇入《四书》，从而使《中庸》获得了更加(jia)独立的身份和更为崇高的地位。

贰

从历史的角度考察，古无(wu)“四书”之名，四部典籍在流传过程中虽偶有“论孟”并称或“学(xue)庸”并称的情况，但(dan)与后(hou)来的“四书”差别很大，因此(ci)，《四书》有一个汇集和定名的问(wen)题(ti)。通常认为，北(bei)宋的二程最先使四书并行，而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确立四书学(xue)，使《四书》的地位空前(qian)提高。朱熹是《四书》汇集工作的最后(hou)完成者，《四书》的汇集问(wen)题(ti)，实(shi)际(ji)又是《四书章句集注》的成书过程问(wen)题(ti)。汇集过程，大端如下：

朱熹早年曾(ceng)沉浸于佛老之学(xue)，并与高僧道谦交往甚密，问(wen)学(xue)延平李侗后(hou)才实(shi)现了由(you)佛入儒的转(zhuan)变。大约(yue)在宋高宗绍兴末年，朱熹曾(ceng)作《论语集解》《孟子集解》《大学(xue)集解》以及关于《中庸》的“集说”，可谓之《四书》的“集解”阶段。这是朱熹全(quan)力研(yan)治《四书》的开始(shi)，但(dan)此(ci)时的“四书学(xue)”思想尚不完备。孝宗隆兴元年（1163），朱熹将《论语集解》删改(gai)订(ding)正为《论语要义》一书，详于义理(li)；又在此(ci)基础上删录而成《论语训蒙口义》一书，详于训诂，专供儿童学(xue)习(xi)使用。

孝宗乾道八(ba)年（1172），朱熹将修订(ding)过的《孟子集解》和《论语要义》合(he)并为一书，称为《论孟精义》。该书以二程论述《论语》《孟子》之说为主，兼采(cai)张载、范祖禹、吕希哲、吕大临、谢良(liang)佐、游酢、杨时、侯仲良(liang)、尹(yin)焞九家之说，汇于《论》《孟》二书各条之下。在该书序文中，朱熹表述了他对(dui)“道统”的基本见解，反映了他以“四书”发明道统的思想。《论孟精义》是《论孟集注》的重要原本，后(hou)来又曾(ceng)改(gai)为《论孟要义》《论孟集义》之名。虽是辑录他人言论之作，但(dan)朱熹本人对(dui)该书颇为看重。

乾道六年（1170），朱熹在《中庸》“集说”的基础上修订(ding)而成《中庸集解》（又名《中庸详说》）一书。在与石𡼖共订(ding)的《中庸集解序》中，朱熹以《四书》发明道统的观念更系统，更严密。两年后(hou)（1172），朱熹在《中庸集解》的基础上撰成了《中庸章句》的初稿。把朱熹乾道九年（1173）所作《中庸集解序》与孝宗淳(chun)熙十六年（1189）正式序定的《中庸章句序》加(jia)以比较，可以发现朱熹道统观念的发展。乾道二年（1166），朱熹修改(gai)《大学(xue)集解》；乾道七年（1171），朱熹在《大学(xue)集解》的基础上，去取诸说，撰成《大学(xue)章句》初稿。

至此(ci)，朱熹可以说做好了《四书章句集注》的充分的前(qian)期工作：其一，自身对(dui)《四书》的义理(li)及道统诸问(wen)题(ti)进行了由(you)浅入深的探索；其二，对(dui)前(qian)人尤其是北(bei)宋理(li)学(xue)家的《四书》解说了如指掌。在经历了与张栻(shi)、陆九渊等人关于“中和”之说、治学(xue)方法等的辩论（如鹅湖之会）之后(hou)，朱熹的四书学(xue)思想逐渐成熟，于是对(dui)以往的四书学(xue)著述进行修定，而成著名的《四书章句集注》。其具体过程是：孝宗淳(chun)熙二年（1175），朱熹于年底完成对(dui)《大学(xue)章句》《中庸章句》的修订(ding)，同(tong)时在《论孟精义》的基础上完成《论语集注》，又于次(ci)年（1176）完成了《孟子集注》。淳(chun)熙四年（1177），朱熹序定《大学(xue)章句》和《中庸章句》，并撰成《大学(xue)或问(wen)》《中庸或问(wen)》和《论孟集注或问(wen)》，由(you)此(ci)基本确立并构筑(zhu)了一个以《四书章句集注》为代表的“四书学(xue)新经学(xue)体系”。淳(chun)熙九年（1182），朱熹在浙东提举任(ren)上，首次(ci)将四书合(he)为一集刻(ke)于婺(mou)州(zhou)，经学(xue)史上的“四书”之名第(di)一次(ci)出现了。

《四书》合(he)刻(ke)之后(hou)，朱熹又于淳(chun)熙十三年（1186）对(dui)《四书章句集注》作了修改(gai)，修改(gai)后(hou)的本子于同(tong)年分别刻(ke)印于广西静江和四川(chuan)成都。淳(chun)熙十五年（1188），朱熹在以往修改(gai)的基础上，对(dui)《四书章句集注》又作了一次(ci)重大修改(gai)。次(ci)年，正式序定了《大学(xue)章句》《中庸章句》。光(guang)宗绍熙三年（1192），时任(ren)南康知(zhi)县的曾(ceng)集将朱熹序定的《四书章句集注》刻(ke)印于南康，是为“南康本”，这是朱熹生前(qian)流传最广的本子。朱熹后(hou)来对(dui)南康本又作了修定，并于宁宗庆元五年（1199）刻(ke)板于建阳，这是《四书章句集注》的最后(hou)定本。

叁

《四书》的汇集与定名，在经学(xue)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朱熹倾毕生之力，研(yan)治《四书》，首次(ci)将原来单行的四部书汇集为一个整体，并为《大学(xue)》《中庸》作《章句》，为《论语》《孟子》作《集注》，将四部书纳入其严整庞大的理(li)学(xue)体系中。同(tong)时，他为《四书》规(gui)定了先《大学(xue)》，次(ci)《论语》，次(ci)《孟子》，次(ci)《中庸》的先后(hou)次(ci)序；对(dui)《四书》作了“某要人先读《大学(xue)》，以定其规(gui)模；次(ci)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ci)读《孟子》，以观其发越(yue)；次(ci)读《中庸》，以求(qiu)古人之微妙处”的纲目论定。这标志着学(xue)术史上“四书学(xue)”的正式确立。

其次(ci)，《四书》的汇集有其深刻(ke)的历史文化背景，这主要是指汉唐以来传统儒学(xue)出现日趋烦琐的弊端和儒学(xue)面临佛道之学(xue)的强烈冲击(ji)。朱熹在解释(shi)《四书》的过程中，在二程等前(qian)代理(li)学(xue)家解经的基础上，恰当吸收佛道心性(xing)之学(xue)在理(li)论思辨方面的优长(chang)，用以解说《四书》。这一方面使传统儒学(xue)因注入新的营养而获得生机，另一方面也极好地回应了佛道之学(xue)的挑战，使儒学(xue)重新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tai)。同(tong)时，朱熹在解说《四书》过程中，采(cai)取了一种既注重文字(zi)训诂，更重视义理(li)阐发的模式，呈现出简(jian)明、平易、洗练的行文风格(ge)。这既体现了宋代经学(xue)注重义理(li)的时代特色，又不废汉唐旧注。这在一定意义上超越(yue)了汉宋学(xue)的对(dui)立，开启了中国经学(xue)发展的新方向(xiang)。

再次(ci)，《四书》的汇集与定名，标志着中国经学(xue)进入到了一个以《四书》为新的经典系统的新时代（先秦为“六艺时代”，汉唐为“五经时代”）。朱熹汇集《大学(xue)》《中庸》《论语》《孟子》而为《四书》，撰著《四书章句集注》，集儒家心性(xing)学(xue)和义理(li)解经之大成，对(dui)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xiang)。自此(ci)，支(zhi)撑汉唐学(xue)术的《五经》逐渐退到历史舞台的幕后(hou)，取而代之的是程朱等人所汇集的《四书》。比如元仁宗皇庆、延祐年间恢复科举，科目规(gui)定士(shi)子首当其冲要考的就是《四书》，而且答题(ti)只能依据朱熹所撰《四书章句集注》。这一规(gui)定为明、清两代所沿袭，影响(xiang)中国社会近八(ba)百年。

综言之，《四书》的汇集与定名，既带来了传统学(xue)术的重要转(zhuan)型，也给中国后(hou)期封建社会生活造成了重要影响(xiang)。

作者简(jian)介：周春健，历史学(xue)博士(shi)，中山大学(xue)哲学(xue)系教授、博士(shi)生导师(shi)，中山大学(xue)中国优秀(xiu)传统文化普及教育研(yan)究中心副(fu)主任(ren)，广东哲学(xue)学(xue)会副(fu)会长(chang)兼秘书长(ch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