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9月1日，南京市即成立液体燃料管理处，规(gui)定只有持有购油牌照者才可(ke)购买。同(tong)年10月，武汉也成立液体燃料管理委(wei)员会，同(tong)样规(gui)定无购油照者不能购油。10月14日，竺可(ke)桢到(dao)南京朝天宫教育部(bu)临时(shi)办(ban)公室(shi)与教育部(bu)长(chang)王世杰会晤(wu)，讨论浙大的(de)迁移问题(ti)。下午二点半竺可(ke)桢才回到(dao)中央研究院，因(yin)所乘(cheng)车之汽油已尽。他(ta)发现“南京购汽油非得特许证不可(ke)，即此亦(yi)只能以(yi)二三Gallon为限”。竺可(ke)桢当天所坐乃从浙大开来(lai)的(de)小汽车，自然没有南京的(de)购油证。

在当时(shi)，中国尚没有成型的(de)石油工业(ye)，汽油几乎完全依赖进口。1912年，中国的(de)汽油进口不过(guo)40万加仑，到(dao)了1931年，已经增加至近3000万加仑。1932-1936年，平均(jun)每年进口汽油在3600万加仑（大约10万吨左右）以(yi)上，所以(yi)政府采取这(zhe)样的(de)政策并不令人意(yi)外。不过(guo)相(xiang)比(bi)而言，德国在1935年的(de)汽油消费已经达到(dao)158万吨，中国由于汽车普及程度尚低(di)，汽油消费也处于较低(di)水平。

从四种主要石油精炼品的(de)进口情况来(lai)看，1933年进口值最高的(de)是煤油，其后(hou)分别是汽油、柴油和润滑油，总(zong)计价值过(guo)亿元。此外，中国也每年从海外进口酒精。不过(guo)自1931年以(yi)来(lai)，由于中国各地酒精厂的(de)陆(lu)续建成，酒精进口量逐年减少(shao)。尤其是1935年，当时(shi)东亚规(gui)模最大的(de)中国酒精厂在上海建成投产，规(gui)划产能达每天8000加仑，基本可(ke)以(yi)达到(dao)自给自足。

抗日战(zhan)争全面爆发之后(hou)，随着日军逐渐侵蚀(shi)中国的(de)进口路线，汽油进口也日趋困难。1939年6月22日，人在贵阳的(de)竺可(ke)桢至兵工署(shu)办(ban)事处商谈车辆运输(shu)，为浙大迁黔作准备(bei)，对方表示“现国内(nei)有汽车7000辆，加所购一万辆，以(yi)用半数，计7500，每日用20gallon即十五万gallon，即300吨也。现进口由安南到(dao)同(tong)登只能装一百吨一天，滇越装三百吨，合(he)不过(guo)400吨，全数运油尚不够，故三五月以(yi)后(hou)，油将成大问题(ti)云云”。（《竺可(ke)桢全集》7，111）

1939年10月，日本为了达到(dao)切断(duan)桂(gui)越的(de)交通和运输(shu)，并以(yi)南宁为基地，轰炸(zha)滇越交通线的(de)目(mu)的(de)，制定了入(ru)侵桂(gui)南的(de)计划。日军于11月5日登陆(lu)钦防，旋即在24日攻占南宁。中国政府遂调集军队(dui)20余万进行反攻，于12月18日实施“桂(gui)南会战(zhan)”，夺取昆仑关，取得初步胜(sheng)利。然而日军很快增兵至6万，并在1940年1月28日发动“宾阳会战(zhan)”，阻断(duan)国军，并重新占领昆仑关。此后(hou)，双方进入(ru)相(xiang)持阶段。至1940年10月下旬，日军撤入(ru)越南，中国军队(dui)遂逐渐收(shou)复广西失地。

在这(zhe)段时(shi)间，广西战(zhan)事数度危急。南宁离浙江(jiang)大学所驻的(de)广西宜山不到(dao)300千(qian)米，宾阳北距宜山则不到(dao)200千(qian)米的(de)距离，且浙大所驻之地常发空袭警报。据竺可(ke)桢的(de)记录，1939年11月2日，当地发出三次警报；11月3日又发三次警报，下午3点10分始解除；11月4日有两次警报。之后(hou)的(de)一段时(shi)间里(li)，学校每隔一日便有一到(dao)两次警报，师生们自然人心惶惶。

11月15日，竺可(ke)桢获知日军从北海登陆(lu)。20日，他(ta)又从报上知道钦州也已失守。竺在21日的(de)日记中痛心地表示：日军要在“北海、钦廉登陆(lu)之说(shuo)传之已达一年余，而我军事方面人员毫不介意(yi)，扬(yang)言事事有准备(bei)，而实际(ji)则徒以(yi)坚壁(bi)清野为抵(di)制之策，遂使日人得扬(yang)长(chang)而入(ru)，岂不痛哉!……而于此吃紧(jin)时(shi)，军长(chang)夏威以(yi)丁忧坚不视事，师长(chang)冯璜又调往重庆受训，加以(yi)白健生（即白崇(chong)禧）出席六中全会，黄旭初（时(shi)任广西省政府主席）疾疟不能起床，李品仙（即李宗仁(ren)）赴皖就主席，结果竟无一人能指挥，可(ke)称荒唐之至!至临时(shi)手忙(mang)脚乱调兵遣将，不亦(yi)晚(wan)乎。”（《竺可(ke)桢全集》7，205）

尽管如此，竺可(ke)桢仍坚持学校要如常上课。26日，竺可(ke)桢召开行政会议，决定如果敌人进占宾阳，便停(ting)课，“书籍、仪器(qi)等不得已时(shi)即留存小龙乡（即浙大临时(shi)校舍所在地），女生由校车送至相(xiang)当地点，男生步行”。

第二天早上，竺可(ke)桢到(dao)校后(hou)得知学生自治会已经在开会讨论迁移。竺在早上的(de)纪(ji)念周会议上先作了报告，表示学校当照常上课，“俟敌过(guo)宾阳后(hou)即出发赴黔。并述南宁与宜山相(xiang)距等于沪宁，宜山与宾阳相(xiang)距等〔于〕沪杭。南宁之易于失落由于我军之疏忽，因(yin)师长(chang)、军长(chang)均(jun)不〔在〕场(chang)，而目(mu)前则夏威在宾阳、蔡廷锴(jie)在武鸣(ming)，指挥有人。且已调大军前往阻塞，决不致于短期内(nei)有危及宜山之事。”

就当时(shi)的(de)广西交通而言，要从南宁到(dao)宜山再进入(ru)贵州，只有一条主路线，分别由三条公路组成。其中从南宁到(dao)大塘（今来(lai)宾市大塘镇）的(de)邕大公路是广西腹地的(de)主要干线，在1927年8月全线通车。从大塘至河池（今河池市金城江(jiang)区）部(bu)分属于广西省政府所规(gui)划的(de)五大干线之一，即北横干线，其规(gui)划是从田南道（相(xiang)当于今百色地区）经西林、凤山等地至河池、宜山、马平（今柳(liu)州）再一直向东到(dao)荔(li)浦、钟(zhong)山、信都、怀集，然后(hou)进入(ru)广东。不过(guo)直到(dao)1937年，这(zhe)条干线只开通了从大塘到(dao)河池部(bu)分。

而从河池至贵州的(de)路线则属于黔桂(gui)公路，以(yi)贵阳为起点，向东经南里(li)、贵定，甘粑哨，再向南经都匀、独(du)山至黔桂(gui)交界(jie)的(de)六寨，接着经芒(mang)场(chang)、南丹、车河，终点即为河池。全长(chang)390千(qian)米（黔境280千(qian)米，桂(gui)境110千(qian)米），于1934年建成通车。

因(yin)此，日军必须先占领宾阳，再侵入(ru)120千(qian)米外的(de)大塘，才能进逼宜山。最重要的(de)是，黔桂(gui)公路的(de)广西段上并无具有军事和经济意(yi)义的(de)重镇，并非日军眼(yan)中的(de)关键(jian)地区。比(bi)如黔桂(gui)交界(jie)的(de)六寨（今属河池市南丹县，在南丹之北部(bu)），原本是不足十户人家的(de)小村庄，公路开通后(hou)虽然日趋繁荣，却也只是小镇规(gui)模。竺可(ke)桢所述形势(shi)从事后(hou)来(lai)看相(xiang)当准确，展现了他(ta)临危不乱，擅长(chang)谋定而动的(de)气质。

然而一部(bu)分学生并不以(yi)此满足，马上请学生自治会主席虞承藻召集自治会重开会议，且不许到(dao)会教职员工离开。虞承藻提出了学生自治会议上通过(guo)的(de)五条决案，其中一条为立即停(ting)课，另一条为筹(chou)备(bei)迁移，并要竺可(ke)桢立即答复。竺强硬地表示，“立即筹(chou)备(bei)迁移并无冲突，因(yin)过(guo)宾阳即须出发，不能不立即筹(chou)备(bei)，惟上课则须照常进行。关于迁移何地点与时(shi)间问题(ti)，可(ke)由校务会议决定之”。

当天情况颇为混乱，学生态(tai)度激烈且情绪(xu)化(hua)，竺可(ke)桢对此相(xiang)当不满，“今日开会秩序(xu)不好，且有学生沈自敏等不令教员出外，余面斥之。”（《竺可(ke)桢全集》7，210）据事后(hou)农学院蔡邦华教授对竺可(ke)桢所述，学生之所以(yi)如此激动，是因(yin)为化(hua)工系教授程耀椿前一天在学生自修室(shi)扬(yang)言宾阳已失（这(zhe)并非事实，宾阳要到(dao)40年2月才告失守，且日军很快便撤出），谓汝等何必如此用功，遂使学生大乱。竺可(ke)桢失望地表示，“此君真无脑袋之人，余悔将其召回”。

事已至此，第二天（28日），竺可(ke)桢召开临时(shi)校务会议，决定立即筹(chou)备(bei)迁校。29日晚(wan)，竺可(ke)桢再召开迁校委(wei)员会会议，“决定派晓(xiao)峰（张其昀）、振吾二人至贵州独(du)山、都匀、瓮安等等地方，觅得150间房(fang)屋可(ke)为暂避之所，二人有全权决定。派刚复至长(chang)安、三江(jiang)、合(he)江(jiang)等地，探(tan)运行李之路线。”也就是说(shuo)，浙大到(dao)此时(shi)才正式派出人员赴贵州寻觅迁移之地，可(ke)说(shuo)仓促。

之后(hou)一段时(shi)间，竺可(ke)桢开始安排迁校具体事宜。要顺利迁校，必然要用到(dao)学校自己的(de)汽车，那就需要足够的(de)汽油。12月2日，竺可(ke)桢召开学校行政会议，决定“汽油尽量购买，现价为十元至十一元一加仑，悔不于从前五六元一加仑时(shi)多买二三千(qian)加仑也。现校中只有五百加仑而已”。

宜山到(dao)贵阳大约有400余千(qian)米的(de)路程，以(yi)每加仑汽油开10余千(qian)米计算，单程一趟便要30加仑左右，而浙大仅需搬运的(de)仪器(qi)和材料便达2000箱之数。根据竺可(ke)桢在40年1月9日的(de)记录，重要的(de)仪器(qi)“尚需运甲、乙两种405箱，总(zong)务、教务214箱。此皆急须运出者，须二十八(ba)车子。丙、丁两种尚有五百箱云云”。简单计算可(ke)知，一辆车一趟平均(jun)只能运送20余箱，显然浙大所存的(de)这(zhe)点油是远远不够的(de)，只能借助汽车公司或水路运输(shu)。

1939年12月5日，竺可(ke)桢步行至九龙洞黔桂(gui)铁路局（这(zhe)大概是因(yin)为当时(shi)校车正好坏了），与铁路局工程局局长(chang)侯家源（字触民）面议。侯家源毕业(ye)于唐山工业(ye)专门学校，后(hou)赴康乃尔大学读书，与竺可(ke)桢也可(ke)算校友。侯表示，“局中有船四十艘，大者可(ke)载十吨，中者可(ke)载五吨，至柳(liu)城下水，16.20元，三天可(ke)到(dao)。回空之船赴柳(liu)城者浙大可(ke)以(yi)利用”。

12月7日，黔桂(gui)铁路局即送来(lai)运输(shu)方案。“水运自宜山经柳(liu)城、长(chang)安、三江(jiang)、榕江(jiang)(古州)，三合(he)登陆(lu)至都匀，据现估(gu)计每吨需二百五十元，如由车运则须八(ba)百元，相(xiang)差(cha)三四倍之谱也”。这(zhe)条水路路线也就是先沿(yan)龙江(jiang)（柳(liu)江(jiang)之支流）向东至柳(liu)江(jiang)，再往北沿(yan)融江(jiang)至都柳(liu)江(jiang)（融江(jiang)之上游段），一路逆水向而行，到(dao)三合(he)（今贵州三都水族自治县三合(he)街道）上岸。

12月13日，第一批船载仪器(qi)赴柳(liu)城转长(chang)安、三江(jiang)，第一批书籍也装上汽车外运。12月19日又有三车仪器(qi)载往都匀，每车价1500元，竺可(ke)桢觉得“可(ke)称贵极”。

当天，先行赴贵州考察浙大落脚之处的(de)李熙谋发来(lai)电报，表示遵义有240间屋可(ke)以(yi)商议。竺可(ke)桢所顾(gu)虑(lu)的(de)是，从都匀到(dao)遵义还有200余千(qian)米的(de)路程，而学校经费已经告竭。

故而，竺可(ke)桢只得积极地向教育部(bu)申请迁校费。可(ke)是当时(shi)教育部(bu)和广西省政府对浙大的(de)迁校计划实际(ji)上持保留态(tai)度，这(zhe)是因(yin)为他(ta)们觉得日军长(chang)趋直入(ru)宜山的(de)可(ke)能性(xing)并不大。

1939年12月16日，浙大训导长(chang)姜琦（字伯韩）向竺可(ke)桢告知教育部(bu)不太赞同(tong)浙大的(de)迁校，竺便写一长(chang)信与高教司司长(chang)吴俊升，再请姜琦回信给教育部(bu)长(chang)陈立夫加以(yi)解释。其时(shi)迁校工作已经如火如荼，势(shi)难停(ting)止。

1940年1月2日，吴俊升发函给竺可(ke)桢，竺得知“部(bu)中对于浙大迁移非得广西省主席黄旭初等之谅解不可(ke)，因(yin)此余之桂(gui)林之行乃不可(ke)缓矣”。

第二天，竺可(ke)桢等即坐校车赴桂(gui)林。晚(wan)上9点，竺可(ke)桢与黄旭初主席谈一小时(shi)，讲(jiang)述迁校之原因(yin)及经过(guo)。黄始表示对浙大之迁校并无意(yi)见，并允(yun)发电报将竺的(de)说(shuo)法转呈给教育部(bu)。

到(dao)了1月9日，回到(dao)宜山的(de)竺可(ke)桢又接到(dao)先行赴贵阳的(de)姜琦等发来(lai)的(de)电报，得知陈立夫已抵(di)黔，并答允(yun)迁校之事。浙江(jiang)大学的(de)西迁计划如此才得以(yi)名正言顺。当天下午，浙大便在宜山召开联席会议，决定竺可(ke)桢与胡刚复两人赴贵阳及遵义亲自考察地址。

西迁贵州

1月12日早上，竺便乘(cheng)校车先至独(du)山（今贵州独(du)山县），再于第二天抵(di)达贵阳。当天陈立夫正在贵州省党部(bu)宴请教育界(jie)同(tong)人，竺于晚(wan)上7点到(dao)党部(bu)赴宴，席间又与陈部(bu)长(chang)讨论迁校事宜，所涉(she)的(de)主要是迁校费用问题(ti)。陈立夫对此次西迁需花费31万元表示惊(jing)讶，竺可(ke)桢则提出，如果教育部(bu)能解决车辆问题(ti)，费用可(ke)节省一半。到(dao)了2月19日，竺可(ke)桢接到(dao)吴俊升的(de)来(lai)函，得知教育部(bu)最终确定的(de)搬迁经费为14万。

浙大师生在西迁途中的(de)渡船上

为了解决后(hou)续的(de)运输(shu)问题(ti)，将停(ting)留于宜山和都匀各地的(de)师生接至贵阳，竺可(ke)桢亦(yi)颇费了心思，他(ta)分别联络了西南运输(shu)处、后(hou)方勤务部(bu)汽车管理处、财政部(bu)盐务局运输(shu)处等部(bu)门，寻找(zhao)各种可(ke)能的(de)途径。

1月26日，竺可(ke)桢在贵阳交通银行宴请当地交通界(jie)要人，席间贵州公路局局长(chang)姚思濂答应(ying)开通青岩与都匀方向的(de)专车，中国运输(shu)公司的(de)运输(shu)主任郑熙（字汝纯，为浙大毕业(ye)生）则表示可(ke)将宜山尚留之仪器(qi)运至贵州。

1940年1月，中国运输(shu)公司刚于重庆成立（后(hou)迁至贵阳），主要负责西南公路的(de)民用物资运输(shu)。据竺可(ke)桢所记，“该公司即合(he)川桂(gui)公路局及复兴公司而成。复兴最初乃贸易委(wei)员会主持，现则合(he)并于运输(shu)公司，为交部(bu)与商人合(he)办(ban)，有车二千(qian)辆，每月需油四十万吨”（竺可(ke)桢的(de)这(zhe)一记录似有问题(ti)，因(yin)数目(mu)不可(ke)能如此之大，4000吨是较为合(he)理的(de)估(gu)计，或出版时(shi)有录入(ru)错误）。（《竺可(ke)桢全集》7，277）

浙大西迁贵州相(xiang)当仓促，师生们已经陆(lu)续在路上，却还未定下最终目(mu)的(de)地。师生们搬迁的(de)方式亦(yi)是水、陆(lu)并进，人员与物资分头而行，其中汽车运输(shu)占了较大的(de)比(bi)例(li)。由三合(he)至都匀再至青岩（一年级(ji)学生开课之地）和遵义、湄潭，都需要公路运输(shu)。由于找(zhao)不到(dao)足够的(de)运输(shu)载具，多数师生都是各自组团出发，陆(lu)续抵(di)达贵州。

对教职员工来(lai)说(shuo)，此次搬迁的(de)费用亦(yi)是可(ke)观。1940年2月2日，物理系教师束星北至竺可(ke)桢处，表示此次搬迁费用达千(qian)元，求学校再设法补助。学校虽然按人头向师生们支付了搬迁费，但实在是远远不够。

2月16日，竺可(ke)桢又至液体燃料管理委(wei)员会处，得知该会从越南所进之油尽为军事委(wei)员会西南运输(shu)处所取，“经向重庆设法，始给浙大以(yi)独(du)山之汽油200gal,又酒精200gal云”。接着，竺再至贵州公路局与局长(chang)姚思濂会晤(wu)，所谈大概还是关于借用汽车之事。

这(zhe)里(li)所说(shuo)的(de)西南运输(shu)处是1937年10月成立于广州的(de)机构，全称为“国民政府军事委(wei)员会西南进出口物资运输(shu)总(zong)经理处”，对外称西南运输(shu)公司，负责人为曾养(yang)甫（后(hou)为宋子良）。1938年之后(hou)，贵州与川、滇、湘、桂(gui)四省连接的(de)干线公路，都在西南运输(shu)处的(de)控制之下。

竺可(ke)桢（前排左三）与浙大校友，1939年6月22日。

1939年10月南宁告急，西南运输(shu)处的(de)主要工作便是将南宁所存之资源进行紧(jin)急转移，同(tong)时(shi)也将柳(liu)州的(de)军用品运往独(du)山。南宁沦陷之后(hou)，运输(shu)处又组织力量，从龙州将所存的(de)军用品经中越边境岳圩，一路向北，沿(yan)靖(jing)西、田州（两地均(jun)属今百色市）、东兰（今河池东兰县）运至贵州。由于所筑公路都是战(zhan)时(shi)赶修，标准不高，且法国方面又对出境车辆进行限制，运输(shu)难度很大。可(ke)以(yi)想(xiang)象，当时(shi)黔桂(gui)地区的(de)运输(shu)力量已经所剩无几。

1940年5月30日，竺可(ke)桢从遵义至贵阳，与贵州省教育厅谈贵阳区各院校的(de)统一招生问题(ti)。第二天下午，他(ta)又到(dao)贵州公路局姚思濂处，“托运三合(he)仪器(qi)182箱，都匀仪器(qi)4箱，并托修理1935号汽车”。直到(dao)此时(shi)，仍有少(shao)量仪器(qi)未运抵(di)学校。根据竺可(ke)桢所作的(de)记录，在出发去贵阳前一天（29日），他(ta)还花20元购买了4瓶成义茅台酒，似乎也没有派上用场(chang)。

1941年4月30日，竺可(ke)桢又至贵州企业(ye)股份(fen)有限公司与负责人彭湖（即彭石年）会晤(wu)，“谈运三合(he)所留仪器(qi)一百八(ba)十箱事”。也就是说(shuo)，这(zhe)180箱仪器(qi)在三合(he)滞(zhi)留了近一年半。

这(zhe)里(li)所提到(dao)的(de)贵州企业(ye)股份(fen)有限公司（下面简称贵州企业(ye)公司），是时(shi)任贵州省主席吴鼎昌（字达铨）所主办(ban)的(de)官商合(he)股公司，股资总(zong)额600万，分别由经济部(bu)、资源委(wei)员会、贵州省政府，以(yi)及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和地方绅商认购，是贵州近代史上规(gui)模最大的(de)股份(fen)制企业(ye)。

1940年7月，贵州企业(ye)公司成立运输(shu)部(bu)，第二年7月又改组为中国煤气车营运股份(fen)有限公司，承担物资运输(shu)工作。竺可(ke)桢与彭湖商谈，就是想(xiang)借助运输(shu)部(bu)将仪器(qi)送至浙大驻地。不过(guo)在当时(shi)，运输(shu)部(bu)只有20辆通用公司的(de)汽车，而且都改装成了木炭车，运输(shu)能力相(xiang)当有限。

尽管曲折不断(duan)，浙大全体师生还是大体顺利地抵(di)达贵州。这(zhe)一路上除了人身安全，最令人操(cao)心的(de)还是车与油的(de)问题(ti)。

1940年1月14日，竺可(ke)桢偕胡刚复至西南公路局与副局长(chang)莫衡（字葵卿）会晤(wu)，据莫衡所言，“南宁之役(yi)西南公路〔局〕损失汽油一百余万gallon加仑，车三辆。现每月需油廿万gallon，全恃昆明一路。靖(jing)西公路虽通，每年只能用三四个月云”。

由于车与油实在难得，以(yi)及遵义到(dao)湄潭间的(de)公路尚未开通，竺可(ke)桢在1940年2月甚至向同(tong)样刚搬迁到(dao)遵义的(de)陆(lu)军大学借了几匹马代步。2月13日早上，竺“偕振吾、刚复与陆(lu)大两马夫乘(cheng)陆(lu)大之马五匹赴老蒲场(chang)（即老卜(bo)场(chang)，位于遵义城东）。初取小路，行八(ba)九里(li)。因(yin)有坡，且路滑马行不甚便利，至遵松公路后(hou)始能驰骋。”（《竺可(ke)桢全集》7，296）

竺可(ke)桢安顿完浙大的(de)迁校事宜后(hou)，即赴重庆出差(cha)，期间仍在考虑(lu)购油事宜。3月4日早上，竺可(ke)桢赶到(dao)国民政府经济部(bu)所落脚的(de)川盐银行，与经济部(bu)政务次长(chang)兼液体燃料管理委(wei)员会主任秦汾（字景(jing)阳）谈购油问题(ti)，竺要求液委(wei)会提供500加仑汽油，在六寨或独(du)山交货。当时(shi)液委(wei)会已经在綦江(jiang)、桐(tong)梓(zi)、独(du)山、河池等公路站设立了六处油囤(dun)，计划每月运油1万加仑，竺显然是有备(bei)而往。

回到(dao)贵州之后(hou)，竺可(ke)桢又通过(guo)在交通部(bu)门任职的(de)谢文龙（后(hou)曾任西南公路运输(shu)局局长(chang)）介绍，托人购私油500加仑，据对方表示价格(ge)在16-18元之间。

第二天，竺到(dao)贵阳的(de)液体燃料委(wei)员会商讨购油事宜，对方表示现在的(de)官方油价是16.80元每加仑，“而一般私油尚未售与该会者，因(yin)目(mu)前无许可(ke)证，因(yin)之纷(fen)纷(fen)出卖。渠允(yun)如浙大购买此等私油，可(ke)以(yi)设法补给证书，惟价目(mu)如在16.80以(yi)上，则难以(yi)报账云云。”比(bi)起重庆时(shi)所询价格(ge)来(lai)，时(shi)间相(xiang)隔不过(guo)三个月，油价又涨了2元多，同(tong)时(shi)尚有黑市以(yi)更高价格(ge)售油，可(ke)见紧(jin)俏程度。

隔了一年，1941年8月2日，竺可(ke)桢又至液体燃料委(wei)员会处，得知油价已涨至38元一加仑，同(tong)时(shi)贵阳每天只有6000加仑的(de)配额，“此数不足用”。

不过(guo)实际(ji)上，在1938-1941年间，中国的(de)液体燃料进口量并没有降低(di)太多，仍然维持在每年3000万加仑以(yi)上。太平洋战(zhan)争爆发以(yi)后(hou)，中国的(de)进口渠道被日方切断(duan)，燃油进口量减少(shao)了90%以(yi)上，几乎到(dao)了可(ke)以(yi)忽略不计的(de)地步，此后(hou)一段时(shi)间才是大后(hou)方燃油资源真正告急的(de)时(shi)候。

当时(shi)的(de)一个好消息是，甘肃玉门油田（当时(shi)中国最大的(de)油田）已经出油了。1942年3月17日，竺可(ke)桢在重庆参(can)加中国科学社理事会，遇到(dao)了西南联大化(hua)学系教授曾昭抡（字叔伟(wei)）。曾认为：“全国汽油储量只三个月，兵工方面亦(yi)不能支持至明年。按战(zhan)前汽油进口每年三千(qian)万gal.，战(zhan)后(hou)增至五千(qian)万gal.，即每日十五万gal.或500吨。现玉门油矿用土法只能出五万gal.一天，故只能管西北一部(bu)云。”

曾昭抡在这(zhe)里(li)的(de)表述很不准确。1942年，玉门油矿共生产了近190万加仑汽油，平均(jun)每天生产5000加仑而不是5万。到(dao)1944年，玉门油矿的(de)年产汽油量也不过(guo)400万加仑，并不能解决当时(shi)的(de)燃料紧(jin)缺问题(ti)。

1943年11月27日，竺可(ke)桢至液体燃料委(wei)员会处再次商量购油，发现官方油价已升到(dao)每加仑380元：“购外国油20加仑，价@$380。又玉门汽油100 gal.,@328。校中四万五千(qian)元款早汇到(dao)，但无人负责购油，遂致价目(mu)大涨。”当时(shi)玉门所产汽油全由燃委(wei)会负责销售，其售价也与进口汽油不一样。

油价的(de)飞升自然也带(dai)动了运输(shu)价格(ge)。关于抗战(zhan)时(shi)期的(de)运价变化(hua)情况，竺可(ke)桢在1943年8月7日的(de)日记中作了简练的(de)总(zong)结：“近〈人〉〔日〕公车运费大增，计客车每人每公里(li)自一元八(ba)角增至二元五角，货价每吨每公里(li)自廿七元增至卅(sa)五元。按泰(tai)和迁宜山运费公路车每吨只六角一公里(li)，自宜山迁遵义已涨至〈八(ba)〉〔一〕元二三角，在抗战(zhan)前不过(guo)二三角而已。客车每公里(li)承平时(shi)二分而已，均(jun)涨一百倍以(yi)上也。”即便与当时(shi)的(de)一般物价变化(hua)程度相(xiang)比(bi)，100倍以(yi)上的(de)运价涨幅也是惊(jing)人的(de)。

汽油稀缺对浙大师生在贵州的(de)生活常产生障碍，有时(shi)还相(xiang)当危险(xian)。1942年11月6日，有一位浙大女生周桐(tong)因(yin)患腹膜炎已出血，情况危急，竺可(ke)桢令浙大司机开小车往贵阳入(ru)中央医(yi)院，“估(gu)计来(lai)回需汽油30加仑，黑市价600元一加仑，带(dai)18,000元。近以(yi)官价85元一加仑，购到(dao)53加仑，但以(yi)后(hou)即不易得矣”。

以(yi)酒精代汽油

中国的(de)汽油如此依赖于进口，早就引(yin)起了国民政府相(xiang)关人士的(de)担忧。1936年3月，直属于军事委(wei)员会的(de)资源委(wei)员会拟订了《重工业(ye)建设五年计划》，计划建成三个厂矿，力求实现5000万加仑的(de)汽油年产量，以(yi)达到(dao)完全国内(nei)自主的(de)目(mu)标。同(tong)年6月，资源委(wei)员会又向国民政府呈报了更为详尽的(de)《中国工业(ye)发展三年计划》，其中的(de)重要一条便是建设煤炼油厂，同(tong)时(shi)开发延长(chang)及巴县油矿，计划年产2500万加仑。

在全面抗战(zhan)时(shi)期，国民政府除了对燃油实施进口和使用管制，也极力开发和推广替(ti)代性(xing)产品。主要替(ti)代办(ban)法有3种，一是以(yi)酒精代汽油，二是木炭（或其他(ta)固体燃料）代汽油，三则是用植物油代燃油。这(zhe)其中，应(ying)用最为广泛的(de)是酒精。

1937年9月，资源委(wei)员会召开会议，讨论汽油代用品的(de)生产，并决定早日建厂，生产动力酒精。同(tong)时(shi)，行政院也公布了《酒精汽油混合(he)燃料办(ban)法》，要求在汽油内(nei)混合(he)一定比(bi)例(li)的(de)动力酒精。欧洲各国在之前数年都已经制定类似政策，如德国在1932年10月规(gui)定汽油中至少(shao)含20%-30%的(de)酒精，匈牙利则自1929年起便规(gui)定汽油中必须掺入(ru)20%的(de)酒精。

根据中央工业(ye)试验所在1935年所做的(de)试验，这(zhe)种混和燃料在动力性(xing)能与燃料经济性(xing)上，都与纯汽油相(xiang)差(cha)无几，可(ke)以(yi)作为长(chang)期日常行驶之用。不过(guo)此类措施只能减少(shao)汽油的(de)消耗量，并不能完全代替(ti)汽油。

在抗日战(zhan)争时(shi)期，发挥主要替(ti)代汽油功能的(de)是纯酒精再加入(ru)挥发性(xing)有机物质（苯、乙醚、乙酮等）而成的(de)动力酒精，当时(shi)也称代汽油或人造汽油。

早在1920年代，菲律(lu)宾已经应(ying)用了这(zhe)种酒精燃料，其中一种的(de)成分为98%的(de)酒精加上2%的(de)汽油，其燃料消耗量较汽油多耗25%；另一种的(de)成分则是95%的(de)酒精加上5%的(de)乙醚。

1939年1月7日，竺可(ke)桢至国立编译馆（当时(shi)驻于巴县中学）午餐(can)，席间他(ta)从国立编译馆馆长(chang)陈可(ke)忠处得知，魏喦寿（时(shi)任资源委(wei)员会酒精工业(ye)总(zong)工程师）现在内(nei)江(jiang)办(ban)酒精厂，“日可(ke)出一千(qian)gal，但西南公路处代汽油日需一万gal。所谓代汽油，其成分为70%酒精、30%以(yi)太〔乙醚〕代汽油（这(zhe)一记录似乎有误，乙醚成分当不至于如此之高），于汽车机件损坏较汽油为速。此则急应(ying)研究者，余谓需要乃发明之母”。

这(zhe)里(li)的(de)酒精厂指的(de)是由资源委(wei)员会和四川省政府合(he)办(ban)的(de)四川酒精厂，于1938年9月建成投产，其所生产酒精很快便供不应(ying)求。1939年，陕西酒精厂也迁至四川资中（今内(nei)江(jiang)市资中县），并改名为资中酒精厂。内(nei)江(jiang)盛产蔗糖，而榨糖后(hou)的(de)废液（即糖蜜(mi)）则是制造酒精的(de)原料，且价格(ge)低(di)廉，自然成为抗战(zhan)时(shi)期所建酒精厂的(de)重要基地。

根据1939年资源委(wei)员会所拟定的(de)《西南各省三年国防计划》，规(gui)划设立四川第二酒精厂、云南酒精厂、贵州酒精厂、甘肃酒精厂、四川第三酒精厂等， 计划将酒精年产量由1939年的(de)29万加仑提高到(dao)1941年的(de)203万加仑。到(dao)1941年底，后(hou)方各省同(tong)意(yi)设立的(de)酒精厂有68家，生产能力达每年792万加仑。如加上其他(ta)已呈请尚未准许设立及还未呈请登记的(de)厂家，工厂总(zong)数已达100余家。至1944年底，后(hou)方共有300余家酒精厂，年产能力达2400万加仑以(yi)上，当年的(de)实际(ji)产量在1000万加仑左右，其中大部(bu)分分配给了刚进入(ru)中国战(zhan)场(chang)的(de)美军。

在这(zhe)份(fen)计划中，最早启动的(de)便是1940年6月设立，并于1941年5月建成的(de)遵义酒精厂，它也是遵义第一家大型现代化(hua)酒精厂，其负责人先为邝森扬(yang)，后(hou)为曾任中研院化(hua)学研究所研究员（1931-1936）的(de)汤元吉。

浙江(jiang)大学西迁贵州之后(hou)，学校与遵义酒精厂之间常有往来(lai)。同(tong)年9月1日，农学院蔡邦华教授到(dao)竺可(ke)桢处商谈，表示遵义酒精厂想(xiang)与浙江(jiang)大学合(he)作创设农场(chang)以(yi)便推广甘蔗。竺可(ke)桢则觉得，“目(mu)前农业(ye)上以(yi)推广食粮为目(mu)的(de)，而酒精则以(yi)运输(shu)便利、制造容易为目(mu)的(de)。故以(yi)粮食论，以(yi)种马铃薯为最佳，包谷、甘薯次之，而甘蔗又次之。但以(yi)酒精厂立场(chang)论，则以(yi)甘蔗最为相(xiang)宜，而不愿用马铃薯。故余以(yi)为种甘蔗只能作一种试验而已，不能尽量推广也”。

竺可(ke)桢的(de)论述指出了当时(shi)酒精产业(ye)的(de)一个核心问题(ti)。在抗战(zhan)时(shi)期，生产足够的(de)粮食以(yi)满足国民和军队(dui)需求是第一位的(de)，运输(shu)业(ye)当然也非常重要，但在优先程度上不可(ke)同(tong)日而语。抗战(zhan)期间，贵州省数次实施禁酒政策，尽管并没有直接波及酒精厂，但原料来(lai)源仍然是困扰(rao)动力酒精生产的(de)主要问题(ti)。

1944年4月9日，竺可(ke)桢从浙大毕业(ye)后(hou)赴酒精厂工作的(de)赵元卜(bo)处得知，玉米价格(ge)高涨，酒精价格(ge)却因(yin)受统制而不能及时(shi)调整，酒精厂自然不愿亏本生产酒精。一个替(ti)代方法是从民间买来(lai)土酒再加工成无水酒精，但由于政府禁酒，此路也告断(duan)绝。竺可(ke)桢担忧地表示：“酒精价现每加仑为380元，价目(mu)由贵阳公议规(gui)定，不能增加。厂中职员之米贴近月亦(yi)未能加。可(ke)知国内(nei)通货膨胀，管制物价未得其法，不但非生产机关受影响，即生产机关亦(yi)大受影响。不景(jing)气之状态(tai)已毕露，此则最可(ke)忧虑(lu)者也。”

同(tong)年10月，竺可(ke)桢又从厂长(chang)汤元吉处了解到(dao)，“酒精厂所制酒精售价已1250〔元〕一gallon，而以(yi)土酒制其度数只40°左右。现价每十二斤制一gallon，每gal.之价亦(yi)千(qian)余矣”。以(yi)此估(gu)算，酒精厂仍然无利可(ke)图。

为了平抑日趋上涨的(de)酒精价格(ge)，国民政府考虑(lu)了许多措施。其中一条便是将新开发的(de)玉门油田所炼之汽油发往重庆，由液体燃料委(wei)员会加以(yi)分配。不过(guo)由于当时(shi)运力的(de)不足，每月实际(ji)只能运出120吨汽油（不到(dao)5万加仑），并不足以(yi)平抑价格(ge)。

动力酒精既为替(ti)代品，其缺点也是相(xiang)当明显的(de)。除了更易损耗发动机以(yi)外，酒精在动力和效率(lu)方面比(bi)之汽油也有很大差(cha)距。1945年2月11日，竺可(ke)桢计划乘(cheng)坐校车赴重庆，“目(mu)前难题(ti)在小车费油甚多，湄潭来(lai)回需二十五加仑酒精，赴渝需五十加仑之多，而车中带(dai)去甚不易也”。以(yi)此计算，每加仑动力酒精只能行驶5千(qian)米左右，其效率(lu)还不到(dao)汽油的(de)一半。

交谊汤元吉

竺可(ke)桢与遵义酒精厂厂长(chang)汤元吉早就相(xiang)识(shi)。1938年11月，当时(shi)还在广西宜山的(de)竺可(ke)桢与汤元吉便有过(guo)一次会面，竺从闲(xian)谈中得知江(jiang)西神冈山钨铁厂的(de)机器(qi)已经搬到(dao)了香港。

资源委(wei)员会与中德两国政府共同(tong)成立的(de)合(he)步楼公司合(he)作建设江(jiang)西钨铁厂，于1937年2月动工，所有机器(qi)设备(bei)均(jun)从德国进口，负责人为杜殿英，汤元吉则担任钨铁厂筹(chou)备(bei)委(wei)员会的(de)总(zong)工程师。兴建这(zhe)座工厂同(tong)样是资源委(wei)员会制定的(de)三年工业(ye)计划的(de)一部(bu)分，其目(mu)的(de)是在中国中南地区创建工业(ye)和原材料基地，抵(di)御日本入(ru)侵，并为中国的(de)未来(lai)工业(ye)发展奠定基础。列入(ru)三年工业(ye)计划的(de)这(zhe)些项目(mu)均(jun)由德国公司提供全套(tao)工厂设备(bei)和技术援助，中国则通过(guo)提供钨、锑(ti)的(de)原材料和产品进行偿(chang)付。在当时(shi)，中国的(de)钨、锑(ti)产量已经遥居世界(jie)榜首，其中锑(ti)的(de)出口量在1937年之前便占世界(jie)锑(ti)业(ye)交易量的(de)75%，成为中国的(de)重要出口物质。

到(dao)1938年6月，钨铁厂的(de)主要建筑已经基本完成，但从德国引(yin)进的(de)设备(bei)却比(bi)原计划晚(wan)了不少(shao)时(shi)间。就在原计划的(de)开工时(shi)间1938年8月，日军逼进江(jiang)西，厂方不得不将装好的(de)机械再拆卸(xie)转移，整个建厂方案可(ke)谓功亏一篑。

浙大在遵义的(de)河滨(bin)工厂及工学院实验室(shi)

来(lai)到(dao)遵义之后(hou)，竺可(ke)桢与汤元吉的(de)关系一直不错，还曾请他(ta)到(dao)浙江(jiang)大学作纪(ji)念周演讲(jiang)。1942年9月22日，贵州废除实施了一年多的(de)禁酒令，27日中午，作为酒精厂领导的(de)汤元吉便宴请各方。餐(can)后(hou)，竺可(ke)桢又参(can)观了酒精厂，据介绍该厂每天可(ke)出货300 加仑汽油，价格(ge)为每加仑140元。“每日需包谷五千(qian)公斤，煤十吨，将来(lai)可(ke)谓出产三倍云”。由于原料供应(ying)的(de)不足，遵义酒精厂的(de)实际(ji)产能并未得到(dao)完全发挥。

同(tong)年10月12日下午，汤元吉来(lai)到(dao)遵义竺可(ke)桢处相(xiang)谈，然后(hou)两人一起赴专员公署(shu)，参(can)加遵义各界(jie)欢迎(ying)贵州省主席吴鼎昌夫妇光(guang)临的(de)晚(wan)宴，到(dao)九十余人。

11月29日，汤元吉夫妇又应(ying)邀而至浙大。竺可(ke)桢记录道，“汤允(yun)按月供给50加仑之酒精，不取资，目(mu)前价为175元，即每月八(ba)千(qian)余之价值也。余允(yun)明日即作公函。”相(xiang)隔两月，市面上的(de)酒精价格(ge)又上升了20%有余。到(dao)1944年6月，官方核定的(de)酒精价则到(dao)了每加仑772元。

对浙江(jiang)大学来(lai)说(shuo)，酒精除了汽车运输(shu)之外，也是进行化(hua)工实验所必须的(de)物资，且所需之量不少(shao)。1941年6月25日，竺可(ke)桢计算道，“化(hua)工实验需酒精，每学期二百五十加仑，每加仑二十元，即五千(qian)元”。就此而论，酒精厂的(de)支持对浙大的(de)教育与学术工作也助益颇大。

遵义酒精厂对浙大的(de)另一项帮助则是，厂家定期有汽车来(lai)往于遵义和湄潭之间，浙大师生有时(shi)可(ke)搭上便车。在竺可(ke)桢的(de)日记中，对此项亦(yi)常有记录。

汤元吉虽为德国毕业(ye)的(de)化(hua)学博士，却酷爱文学。早在20年代，他(ta)便翻译了歌德的(de)《史推拉》（即《丝苔拉》）和《克(ke)拉维歌》（即《克(ke)拉维戈》），卫德耿（即德国剧作家韦德金德）的(de)《春醒》，以(yi)及他(ta)与俞敦培合(he)译的(de)黑贝(bei)尔作品《悔罪女》（即《玛丽(li)亚·玛格(ge)达莱娜》）。这(zhe)四本译作均(jun)于商务印书馆出版。

汤元吉在领导酒精厂之余，也热心交往文化(hua)人士。他(ta)与当时(shi)在浙大任教的(de)费巩(gong)似也私交不浅，1945年3月5日费巩(gong)在重庆失踪前一晚(wan)，曾去汤元吉处拜访，不过(guo)汤并不在家。

汤元吉常邀请学术文化(hua)界(jie)名人至酒精厂演讲(jiang)。1944年9月27日，竺可(ke)桢应(ying)邀至酒精厂办(ban)事处晚(wan)膳，“到(dao)浙大同(tong)事二十一二人，驾吾、香曾、衡叔、洽周、元复、馥初、劲夫、卓如、征铠、坤珊、幼伟(wei)等均(jun)到(dao)”。晚(wan)宴时(shi)，汤元吉即约竺可(ke)桢10月6日到(dao)酒精厂作演讲(jiang)。

10月6日下午，竺可(ke)桢按时(shi)到(dao)达酒精厂，晚(wan)餐(can)后(hou)至厂内(nei)的(de)俱乐(le)部(bu)演讲(jiang)，“到(dao)职员五十余人，有叶克(ke)勤及浙大毕业(ye)生赵元卜(bo)、余建彬、沈婉贞等十人。余讲(jiang)题(ti)为‘怎样做一个民主国家的(de)公民’。述中国民主基础之雄〔厚〕,对于宗教、种族、贫富不分珍域，英美亦(yi)弗及。俄之民主无言论自由，以(yi)国家在民族之上。中国向来(lai)以(yi)民为贵，社稷次之。但中国要做民主国，必须革除二弊，即(一)士大夫阶级(ji)之观念。过(guo)去历史，士大夫襄皇帝治理天下，立法而不守法。(二)革除黄老观念，见义勇为，不要取袖手旁观、明哲保身态(tai)度。讲(jiang)一小时(shi)后(hou)讨论至九点散。”（《竺可(ke)桢全集》9，196）

相(xiang)隔不过(guo)几天，汤元吉还邀请了吴宓到(dao)访酒精厂，其过(guo)程也颇为有趣。

1944年秋，吴宓赴成都讲(jiang)学，途中往遵义浙江(jiang)大学处住了半月。9月20日，吴宓接到(dao)费巩(gong)当月8日发来(lai)之函，“拟介绍资委(wei)会酒精厂长(chang)汤元吉自用汽车，为宓赴渝。” 不过(guo)据吴宓后(hou)来(lai)所记，他(ta)是坐花纱布车行之车赴重庆的(de)，并没有用上酒精厂的(de)车。

9月23日早上，吴宓从昆明出发，“候至8:30车行，共三军车，均(jun)酒精车，一往独(du)山，二往重庆。”在贵阳停(ting)留几天之后(hou)，吴宓在浙大张君川副教授的(de)陪同(tong)下，于30日来(lai)到(dao)遵义，住在石家堡新五号郭(guo)斌龢家。

10月2日上午，竺可(ke)桢到(dao)郭(guo)家拜访吴宓。竺觉得与吴“已五六年不相(xiang)见，亦(yi)颓然一老翁矣”。（《竺可(ke)桢全集》9，193）

10月3日晚(wan)上，《思想(xiang)与时(shi)代》编辑部(bu)出面邀请吴宓在乐(le)露春饭店晚(wan)宴，竺可(ke)桢也到(dao)场(chang)一聚，“到(dao)张君川、谢文通、田德望、费香曾、洽周、絜非、迪生、幼伟(wei)”等人。10月5日中午，王驾吾、费巩(gong)又邀请吴宓家宴，汤元吉也在场(chang)陪同(tong)餐(can)叙，并约吴宓至酒精厂演讲(jiang)。

竺可(ke)桢在遵义，摄于校长(chang)办(ban)公室(shi)前。

10月8日下午，吴宓由王驾吾、杨耀德等人陪同(tong)，坐车至酒精厂。汤元吉招待晚(wan)宴，并饮茅台酒。餐(can)后(hou)，吴宓便在酒精厂之俱乐(le)部(bu)讲(jiang)《红楼梦》，第二天早上才回遵义。在汤元吉的(de)带(dai)动下，酒精厂的(de)文化(hua)学术活动亦(yi)有声有色。

抗战(zhan)胜(sheng)利之后(hou)不久，竺可(ke)桢赴重庆参(can)加全国教育善(shan)后(hou)复员会议及教育部(bu)审查委(wei)员会会议。1945年9月26日早上，竺可(ke)桢与内(nei)江(jiang)酒精厂厂长(chang)施有光(guang)餐(can)叙，得知资委(wei)会下属的(de)18家酒精厂已停(ting)掉7家，因(yin)为已经没有相(xiang)关需求，最终将只保留3家。

10月1日，竺可(ke)桢又至重庆五四路五四坊访汤元吉，汤正好出门不在家。竺可(ke)桢从汤的(de)夫人口中获知汤元吉已经离开酒精厂，当月5日即将赴台湾，参(can)加接收(shou)工业(ye)部(bu)门的(de)工作。

日本刚投降，国民政府便开始拟订接收(shou)台湾的(de)工作。1945年9月，国民政府成立台湾区特派员办(ban)公处，由资源委(wei)员会工业(ye)处处长(chang)包可(ke)永担任特派员。办(ban)公处下设糖业(ye)、机电、冶化(hua)、轻工业(ye)、矿业(ye)5组，汤元吉担任冶化(hua)组长(chang)。

1946年，资委(wei)会与台湾省政府签订合(he)作大纲，共同(tong)经营七家企业(ye)，其中汤元吉出任台湾肥料公司董(dong)事长(chang)兼总(zong)经理。汤元吉之后(hou)长(chang)期留在台湾工作，直到(dao)过(guo)世，不过(guo)在1949年前曾回到(dao)杭州几次，与竺可(ke)桢也有相(xiang)聚。

其他(ta)替(ti)代性(xing)燃料

1940年10月6日，竺可(ke)桢“遇邦华太太，杨守珍、华寿年乘(cheng)木炭〔车〕赴遵义，每开需木炭百斤，约价十二元(前月只六元)，而汽油八(ba)加仑之价(@28)二百二十四元，相(xiang)差(cha)十七八(ba)倍也。”

这(zhe)里(li)所说(shuo)的(de)木炭车，也叫木柴车或煤气车，也就是在车辆上装一个煤气发生炉，将木炭等固体燃料烧成煤气，注入(ru)气缸进行燃烧。

根据翁文灏(hao)的(de)记录，1938年6月和7月，广西对33辆煤气车进行了试验，结论是可(ke)以(yi)节省大约90%的(de)汽油，经济上也可(ke)以(yi)节省60%左右。国民政府在战(zhan)时(shi)相(xiang)当提倡这(zhe)种节约燃油的(de)做法，1941年贵州企业(ye)公司成立“中国煤气车营运公司”从事运输(shu)业(ye)务，也是响应(ying)这(zhe)一号召。

1941年7月7日，竺可(ke)桢一行从遵义赴湄潭，坐的(de)便是贵州企业(ye)公司的(de)木炭车。他(ta)记叙道，“八(ba)点一刻车自站开出，木柴车发动时(shi)稍慢，但亦(yi)不过(guo)〔数〕分钟(zhong)而已，此车系General Motors Co.通用汽车公司两吨半车，每公里(li)用炭三斤，约三角钱，较之汽油车仅十之一而已。”

木炭车费用虽省，但行驶速度较缓，遵义到(dao)湄潭不过(guo)五六十千(qian)米的(de)里(li)程，竺这(zhe)一路却坐了近5个小时(shi)。1942年7月20日晚(wan)，竺可(ke)桢之女竺梅(mei)从重庆回到(dao)遵义，“知前日动身乘(cheng)木炭车，第一日宿綦江(jiang)，第二日松坎，迄今日七点始抵(di)此云。”这(zhe)段不到(dao)300千(qian)米的(de)路程费了三天时(shi)间，其动力可(ke)想(xiang)而知。纯就性(xing)能而言，木炭车显然远远不如酒精车。

尽管存在各种缺陷，但基于政府的(de)强力支持，在抗战(zhan)时(shi)期的(de)公共运输(shu)方面，木炭车仍占有相(xiang)当突出的(de)地位。尤其是1942年3月战(zhan)时(shi)运输(shu)局通令，只准使用木炭燃料，对汽油、酒精或代汽油一律(lu)彻底管制。

据统计，在湖南省公路局系统营造的(de)汽车中， 1936-1939年木炭煤气汽车所占比(bi)例(li)由 20.3%上升到(dao)30%。1938年，西北公路局也成功改装第一辆木炭车。到(dao)了1940年，行驶在西北公路上的(de)木炭车有60余辆，平均(jun)速率(lu)为每小时(shi)10公里(li)。至抗战(zhan)后(hou)期，西南西北地区的(de)木炭车已经占到(dao)全部(bu)行驶车辆的(de)35%。

木炭车之外，中国的(de)研究机构与运输(shu)部(bu)门也一直在考虑(lu)以(yi)植物油代替(ti)柴油的(de)方案。1935年12月，经济委(wei)员会公路处、江(jiang)南汽车公司、中央大学工学院等机构共同(tong)进行了棉(mian)籽油柴油混合(he)燃料的(de)试车实验，用30%棉(mian)籽油和70%柴油相(xiang)混合(he)，基本实现替(ti)代柴油的(de)功能。

中央工业(ye)试验所的(de)另一个研究方向是对植物油（包括桐(tong)油）进行分解，从而提炼汽油，或制造煤油。而在抗战(zhan)时(shi)期，一个颇引(yin)人瞩目(mu)的(de)发明则是直接以(yi)桐(tong)油作为燃料。

1936年，中国汽车制造公司于南京成立，计划与德国本茨（奔(ben)驰）公司合(he)作，在湖南株洲设立总(zong)厂，并由曾养(yang)甫任董(dong)事长(chang)兼总(zong)经理。1937年秋，株洲厂生产装配出了第一批柴油卡车，之后(hou)设备(bei)转移到(dao)广西桂(gui)林，并在重庆设立华西分厂。

1940年２月，中国汽车制造公司桂(gui)林厂成功制造出第一辆桐(tong)油汽车。同(tong)年5月，汽车厂总(zong)工程师张世纲驾驶桐(tong)油燃料车从桂(gui)林厂出发，到(dao)重庆参(can)加表演。据言，该车“载货两吨有半，行程1200公里(li)，完全使用桐(tong)油，机器(qi)方面沿(yan)途概未发生丝毫障碍，速度每小时(shi)最高达50公里(li)，平均(jun)速度为35公里(li)，由贵阳至海棠溪（全程近400千(qian)米），仅须15小时(shi)，爬山越岭，比(bi)较汽车似觉稍缓，但能力颇好，各个山坡均(jun)得畅行无阻”。

1941年10月，中国工程师学会在贵州举办(ban)联合(he)年会。会议结束后(hou)，年会参(can)会全体成员又于28日至遵义浙江(jiang)大学处共进午餐(can)，并参(can)观了遵义酒精厂与大兴面粉厂（贵州企业(ye)公司投资的(de)面粉厂）。

10月30日，浙大机械系教授王仁(ren)东至竺可(ke)桢处，谈及此次机械工程学会论文中，以(yi)桐(tong)油代汽油的(de)贡献最大，“盖酒精代汽油嫌力不足，温度低(di)，木炭车费用四倍于桐(tong)油，且原料不够。惟桐(tong)油随处皆有之，且价只汽油十之一而已。惟桐(tong)油不能接触空气，因(yin)其易于氧化(hua)而凝结，故必须置于air tight气密(mi)之筒中，且因(yin)其挥发点高而滞(zhi)重，故须加热始能用云”。

由于未见此次学会的(de)论文集，无法确定王仁(ren)东所指的(de)究竟是哪篇论文，不过(guo)很可(ke)能便是中国汽车制造公司于1941所写的(de)关于桐(tong)油汽车优点的(de)摘要报告，其中估(gu)计道，中国的(de)桐(tong)油年产量大约为3000万加仑，可(ke)抵(di)5000万加仑的(de)汽油，超过(guo)当时(shi)中国的(de)全年汽油消费量。难怪(guai)王仁(ren)东对此兴奋(fen)不已。

但从实际(ji)情况来(lai)看，直到(dao)抗战(zhan)结束，中国汽车制造公司也并没有能够批量生产桐(tong)油车，其对缓解中国抗战(zhan)时(shi)期燃料不足的(de)贡献也仅限于理论。

（参(can)考文献及注释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