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2月，人(ren)民文(wen)学出版社举办了一场中长篇小说作家座谈会。那(na)次会议上，茅盾先生鼓励中青年作家在(zai)写出了优秀的短(duan)篇小说和(he)中篇小说后(hou)，要尝(chang)试长篇小说的创作。当时我只发表过短(duan)篇小说，开始写中篇小说，还没打算写长篇。会上茅盾先生来(lai)了一句——现在(zai)这个声音还在(zai)我耳边回响——“刘(liu)心武(wu)来(lai)了吗？”我立刻站起来(lai)，和(he)茅盾先生四目相对(dui)。我们对(dui)视的时间只有几秒，但他的眼神(shen)给我的滋(zi)养非(fei)常丰富，既有关心，也有鼓励，还有期望，我感动极了。自那(na)以后(hou)，我就下定决心要写长篇。

写长篇小说面临(lin)两个最重(zhong)要的问题，第一是写什么(me)？第二是怎么(me)写？首先解决写什么(me)。当时我从北京出版社调到北京市(shi)文(wen)联，成为一名专业作家。思(si)来(lai)想去，我要写北京市(shi)民生活。因为我熟(shu)悉。我1950年8岁时跟(gen)随父母从重(zhong)庆来(lai)到北京，从此就一直(zhi)定居北京。

当时要求深入生活，需(xu)要蹲点。我去了东四人(ren)民市(shi)场。那(na)里原本是一座寺庙，名为隆福寺，前门在(zai)隆福寺街，后(hou)门位于钱粮胡(hu)同。我少年时代就住在(zai)钱粮胡(hu)同，上小学和(he)中学都(dou)要穿过隆福寺，目睹它从一个寺庙变(bian)成了一家百货商场。

商场开门之前，我就和(he)售货员一起去仓库里搬货、补货，然后(hou)上柜台售货，商场关门了之后(hou)继续盘点、清(qing)货，参与了商场营业的全过程，也接触到营业期间在(zai)售货员、顾客之间发生的各种各样的故事(shi)。跟(gen)售货员熟(shu)悉之后(hou)，我还得寸进尺地提(ti)出去人(ren)家家里看看。售货员就带我去他们居住的四合(he)院里，这样我就对(dui)胡(hu)同、杂院有了更多的接触。我深入生活的触角越来(lai)越多，生活积累越来(lai)越丰厚。

题材就这样确定了——北京市(shi)民生活。但这只是我要写的内(nei)容，并(bing)不能算“写什么(me)”这个问题的全部回答。我究竟要通过这部作品探索和(he)表达什么(me)呢？后(hou)来(lai)，我找到了一个象征性的符(fu)码——钟鼓楼。

钟鼓楼位于北京城中轴线最北端，是两座明代修建的古老建筑(zhu)，用于报时，具有充分的符(fu)码性。我写北京市(shi)民生活，而且我要把(ba)历史与当下结合(he)起来(lai)写，探讨时间的意(yi)义：时间流淌过城市(shi)，就形成了历史；时间淌流过个体，就构成了命运。《钟鼓楼》前面有题词：“谨将此作呈献(xian)在(zai)流逝的时间中，已经和(he)即(ji)将产生历史感的人(ren)们”，我要在(zai)作品中表达一种“历史感”。

“写什么(me)”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lai)就是“怎么(me)写”。关于“怎么(me)写”，我有一些体会。我认为写小小说要注重(zhong)情(qing)趣，以情(qing)趣取胜；短(duan)篇小说开始容纳思(si)想，需(xu)要有一个好(hao)的主题；中篇小说前两点都(dou)得有，还要把(ba)握整个文(wen)本的情(qing)调。我揣摩鲁迅(xun)的小说，就特别重(zhong)视他每篇小说所形成的不同的叙述调式(shi)，例如《狂(kuang)人(ren)日记》是亢奋、激昂的调式(shi)：“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救救孩子！”例如《伤逝》：“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hui)恨和(he)悲哀，为子君，为自己(ji)”“初春的夜(ye)，还是那(na)么(me)长”，则是惆怅、哀怨和(he)忏悔(hui)的调式(shi)。

长篇小说最要紧的是结构问题。中外有很多优秀作品的结构都(dou)可以参照。如“串(chuan)珠式(shi)”，把(ba)“我”的人(ren)生中一些重(zhong)要的生命片段像珍珠一样串(chuan)联起来(lai)，例如英国作家狄更斯的《大卫·科(ke)波菲(fei)尔》。还有一种我将其称为“登楼式(shi)”，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就是这样写的：主角在(zai)少年时代初尝(chang)情(qing)感的甜美，这是一个台阶(jie)，后(hou)来(lai)他进入音乐(le)界，与父亲一起去宫廷演奏，一级一级往上升，最后(hou)到了巴黎，进入西方最重(zhong)要的文(wen)化(hua)场所，谱出伟大的乐(le)章。此外还有“横剖式(shi)”等。阅读了大量作品后(hou)，我最想学习的是李劼人(ren)《死(si)水微澜》的结构，我将其称为“编辫式(shi)”，三(san)个主要人(ren)物的命运纠缠、扭结在(zai)一起，就好(hao)像把(ba)三(san)缕(lu)头发编成一条美丽的辫子。

但到头来(lai)我不想模仿前人(ren)的既有结构，我应该在(zai)结构上创新(xin)。我最后(hou)独创了一个结构，我将其称为“橘瓣式(shi)”。

在(zai)人(ren)物设置上，我参照张择端的《清(qing)明上河图》。《清(qing)明上河图》中有很多人(ren)物，你找不出哪个人(ren)物是主角，但你能找到每个片段里的主角。例如船过虹桥那(na)段，船上的船夫就是主角。我将《钟鼓楼》的故事(shi)设置在(zai)1982年12月12日早上5点到下午5点，空间是钟鼓楼下的普通四合(he)院。这个四合(he)院里有十来(lai)户人(ren)家，每一户人(ren)家就好(hao)比一个橘子瓣，具有相对(dui)的封闭性，面临(lin)着自己(ji)的问题。但是他们住在(zai)一个院子里，就像橘子瓣合(he)拢之后(hou)构成了一个总体。

橘子瓣还需(xu)要有橘子皮(pi)包裹。橘子皮(pi)是什么(me)？就是一场婚礼。这场婚礼把(ba)整个四合(he)院的人(ren)家都(dou)牵(qian)连进去，还把(ba)院外的人(ren)也吸进来(lai)了。2021年，美国亚马逊(xun)穿越出版社出版了我的《钟鼓楼》英译本，译名为《The Wedding Party》，即(ji)《婚礼派对(dui)》。我同意(yi)这样的译法。

《钟鼓楼》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获得了第二届(jie)茅盾文(wen)学奖。我在(zai)茅盾先生的鼓励下，一直(zhi)坚持长篇小说的写作，后(hou)来(lai)又写了《四牌楼》《栖凤(feng)楼》，与《钟鼓楼》构成“三(san)楼系列”，还写了《风(feng)过耳》，本世纪又推出了《飘窗》《邮(you)轮碎片》。我坚持与时代同步，以小说形式(shi)为社会进程留痕，在(zai)人(ren)性探索、人(ren)生意(yi)义的追(zhui)问以及结构创新(xin)、文(wen)本韵味方面都(dou)努力下功夫。

多年来(lai)，我在(zai)文(wen)学大观园里始终没有消(xiao)失，在(zai)默默劳作。我在(zai)写作上追(zhui)求美，同时也包容自己(ji)，不追(zhui)求完美。我是小小的、米粒大的苔花，但是我也开放(fang)，我要努力把(ba)自己(ji)绽圆了。

《 人(ren)民日报 》（ 2025年02月19日 20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