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范大(da)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成立大(da)会

先生(sheng)对海外中国学的动态样貌向国内做了深入引介。人物研究方面，他留学期间对史华慈、周锡瑞、柯文、孔飞力、史景迁、裴宜理、巴斯蒂等多位海外史学名家进行访谈与剖析。范式探讨方面，他详细爬梳从耶(ye)稣会士汉学到学院派汉学，从欧洲经典汉学到现当代美国中国学的范式转移(yi)。研究取向方面，他追踪(zong)了西方中心论到中国中心观、再到全球史观的转变历程。主体(ti)感知方面，他关注到西方中国学界发生(sheng)了从观察中国向体(ti)验中国的过渡。研究议题方面，朱师对欧美关于(yu)中国史学史、中国史家与历史人物、中国共产党、东西文明比(bi)较、思想基调(diao)、研究工具书、欧美中国学异同等做了深入介绍。政惠(hui)师在该领域的开疆拓土(tu)，为(wei)国内海外中国学研究奠(dian)定坚实的基础。

方法论探索指引中国学研究

自上世纪90年代海外中国学在国内兴起，学界对如何开展海外中国学存在理论困惑，朱政惠(hui)即对此领域研究方法论做出开拓贡献。

朱政惠(hui)先生(sheng)深入阐发“接受史学”理论，指出史学包括史家知识生(sheng)产和(he)史学知识社会接受两大(da)环节，社会接受决定了史家知识的生(sheng)命力，并促使(shi)史家知识的更新。朱师指出，“学术价值(zhi)不是先验的观念，必然以满足(zu)某种社会需求的程度(du)来衡量和(he)判断。”由此可(ke)见(jian)理论与生(sheng)活不能脱节的朴(pu)素道理。他的接受史学思想平(ping)实隽永，提倡开展研究主客(ke)体(ti)互动、知识与社会紧密联结的史学研究。

“接受史学”思想对于(yu)海外中国学研究具有方法论意义。朱师阐发道，任何史著的最可(ke)贵价值(zhi)，在于(yu)读(du)者接受和(he)社会承认(ren)。这种将社会大(da)众纳入史学知识生(sheng)产视野的思想，阐明了史学与受众期待(dai)、社会反(fan)馈的内在互动，延伸至海外中国学研究，即指我们对海外中国学论著作者、研究思想、学术流(liu)派与相关文献做系统分析的同时(shi)，还要注意其国际传(chuan)播网络与社会效应的探讨。将海内外社会各阶层(ceng)群(qun)体(ti)的接受纳入研究视野，意味(wei)着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理论内涵更加丰厚。

将“接受史学”思想纳入海外中国学研究，对于(yu)纠明其文本(ben)分析的偏差、思维惯性的局(ju)限、纯理论思辨的不足(zu)所致的认(ren)知谬误，亦有重大(da)理论意义。当下“中国式现代化”成为(wei)中国研究的重要关键词，近40年前朱先生(sheng)提出的“接受史学”理论中已孕育着基于(yu)中国现代化实践开展知识生(sheng)产的史学原(yuan)理，即中国学术与中国土(tu)地有着深厚内在联结，促使(shi)我们与海外中国学对话时(shi)彰显有内在活力的本(ben)真中国。

朱师赞同先贤李学勤、孙(sun)越生(sheng)、张西平(ping)等先生(sheng)研究海外中国学的学术史主张，并从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的视角深探学术史路径，指出学科方法论与发展史是任何学科建设的一体(ti)两翼，是对学案、专题、事件(jian)等微观研究具有统领意义的全局(ju)研究，这无疑是探讨海外中国学生(sheng)成机制和(he)内在样态的关键路径，因此是我们坚守不弃的有力工具。

此外，朱师倡导以多学科、跨学科的视野联合开展中国学研究。这一重视完整知识结构与多元方法储备的方法论指导原(yuan)则符合当下“新文科”提倡的打通学科隔阂、实现交融研究的精神，可(ke)见(jian)朱师研究思想的先见(jian)之明。

朱政惠(hui)先生(sheng)（左二）与2005级海外中国学专业硕博毕业生(sheng)合影

比(bi)较的视野为(wei)海外中国学研究提供认(ren)识论基础

朱师倡导对海外中国学进行比(bi)较研究，以大(da)历史的眼光(guang)和(he)深思考的精神认(ren)知中外历史与社会，主要体(ti)现在其“比(bi)较史学”思想中，他提到，“同样是天(tian)人关系的探讨，东方人如何看，西方人如何解释(shi)。同样是带有规律(lu)探讨意义的历史研究，中国史家如何表述，西方史书如何阐解。同样是垂鉴，东方人把它(ta)置于(yu)何等地位，西方人又如何说史学理”。可(ke)见(jian)，他对海外中国学的认(ren)识已注意到需深入东西史学理论、治史观乃至宇宙论的比(bi)较分析。

优秀的历史学家关注人类命运(yun)。朱师探讨海外中国学时(shi)即寄托着这样的情怀。他坦言包括中华文明在内的人类各大(da)文明有起源的同步性，研究中需关注人类各文明的最初(chu)阶段和(he)平(ping)行演进，因此要在不同身份中游动和(he)移(yi)情，以文明互鉴取代“同质化”视角。杰出的历史学家亦有深厚的家国情怀，他指出中国史学的纪传(chuan)体(ti)传(chuan)统是中国土(tu)壤的特(te)有产物，需以“求真”为(wei)原(yuan)则，从对中西研究模式、方法论对比(bi)中认(ren)知欧美日中国学，指出当代中国学包括各有千秋的国内外研究两大(da)块，因此需加强(qiang)本(ben)国中国学的学科建设，把“学术话语的主导权也陆(lu)续拿过来”。这些鲜明体(ti)现了反(fan)对“言必称西方”、中国学回(hui)归(gui)中国的研究思想。

政惠(hui)师强(qiang)调(diao)反(fan)思海外中国学理论。他历数西方中国学中关于(yu)“公共领域”“市民(min)社会”等研究范式在中国近现代史中的应用之争鸣，指出西方中国学以理论范式建构见(jian)长，既要注意西方学者的方法论优势，亦要看到其削(xue)足(zu)适(shi)履之倾向，从而提出恰当看待(dai)西方中国学中范式的有效性与有限性问题。

此外，朱师还提出探讨文化与经济间的关联、不同知识传(chuan)统的交流(liu)、中外话语的碰撞(zhuang)、中外文化的差异性和(he)统一性、多元现代性等命题，这对于(yu)综合评(ping)估海外中国学、当下建立国内外兼(jian)容、中外会通的世界中国学研究典范的推(tui)陈出新颇具学理启发意义。

综上可(ke)知，朱师践行的海外中国学研究，旨在超越相对主义，揭示人类社会运(yun)转的深层(ceng)认(ren)识论逻(luo)辑，在关注人类共通性问题基础上探索中外文化差异。海外中国学作品(pin)中基于(yu)西方概(gai)念、理论应用而生(sheng)的中国认(ren)识，从侧面展现出近代持续至今(jin)的古今(jin)中西之争，朱师通过提出中外比(bi)较的分析方法，焕发了当下“批评(ping)的中国学”之研究活力。

学者的视野洞(dong)见(jian)与其博览群(qun)书、躬行实践有着紧密关联。朱政惠(hui)走访多国、研阅大(da)量各类中国学著作，他的研究宏(hong)微并重，彰显了博学精细的治学路径和(he)通达深刻的思想视野。我们当下探讨的世界中国学研究诸多命题，诸如“谭中之问”、建设中国自主知识体(ti)系、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学相关概(gai)念的辨析等，先生(sheng)均悉数关注。如同文明史上探索人类精神与哲学理念的重大(da)突破期，先生(sheng)深探海外中国学的阶段或可(ke)谓国内海外中国学研究的“轴心时(shi)代”，在国内中国学研究发展史上留下浓重墨彩的一章。

朱师的宽厚、谦(qian)和(he)与高(gao)洁(jie)向来为(wei)人称道，他将对中国乃至人类命运(yun)的研究知行合一地落在对身边人的理解和(he)关爱中，感染着认(ren)识他的国内外学者，切实向国际社会传(chuan)播了友善(shan)真实可(ke)爱的历史和(he)当代中国形象。

先生(sheng)已逝，他的海外中国学研究智识结晶仍(reng)启迪着当下世界中国学研究的纵深发展。何以思念？唯有承续其精神，深研并躬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