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bi)德·斯(si)洛特戴克

诊断的初因

一种愤懑，或者说成(cheng)是(shi)一种恐惧(ju)也未尝不(bu)可。斯(si)洛特戴克的视域是(shi)极为(wei)开阔的，《蔑视大众》中他对逐渐主(zhu)体化的大众有着清醒的认识，只(zhi)不(bu)过要(yao)拉上极富盛名的卡内蒂来做实人(ren)群之黑的论断，因为(wei)“卡内蒂的强(qiang)项在于他一以贯(guan)之的不(bu)讨好献媚”，这种强(qiang)调为(wei)哲(zhe)学家的观察设置了极为(wei)客(ke)观的前提，也是(shi)他进行大众心理学推演的基础，卡内蒂的《群众与权力》认为(wei)，20世纪大众心理学的基本问题是(shi)被恶和假所裹挟。群众在成(cheng)为(wei)主(zhu)体之后变得迟钝且不(bu)透明，这种聚集不(bu)仅形成(cheng)了旋(xuan)涡，还(hai)导致了“曾经有着自我欲望(wang)认知的民主(zhu)主(zhu)体的理性浪(lang)漫形象的完全坍缩”，“大众”的形成(cheng)是(shi)一种退化，它不(bu)再顾及单(dan)一个体的自我肉身感受和空间感受，个人(ren)意志在聚集成(cheng)黑色团(tuan)块中的释放成(cheng)了一种释然，平等主(zhu)义可能会带来瞬间的幸福感，但其根源(yuan)并非(fei)所有人(ren)的平权意愿(yuan)，而是(shi)绝(jue)大多数人(ren)的自我放纵。在时代中越(yue)行越(yue)偏的人(ren)群最后汇合成(cheng)没有潜力的后现代大众，现代性的优质特征就快要(yao)烟消云散，哲(zhe)学家在用每个人(ren)都参与却不(bu)自知的真相敲打着没有止步的脚踝。

大众的形成(cheng)不(bu)仅影响了社会，也改变了学者们的研究视角。在《思想的假死》中，斯(si)洛特戴克的嘶吼更加清晰明了，本该得到延续(xu)的古代欧洲理论文化，如今却成(cheng)为(wei)一种基于罪(zui)行之上的认识论信仰。这种罪(zui)行的实施者看(kan)起来与常人(ren)无异(yi)，可他们却将延续(xu)形而上学传统的理论家暗杀，斯(si)洛特戴克甚至将其称为(wei)“天使谋杀案”。实践理论的生活(huo)本该不(bu)涉及外部状态或对象，而是(shi)发展实践者本身，使其作为(wei)能动主(zhu)体的塑造性练习，这种生活(huo)既是(shi)沉思的，也应当是(shi)积极活(huo)跃的，然而当代作者却要(yao)引入区别，最终使实践生活(huo)的维度变得愈发不(bu)可见，也让学者和知识分子们无法看(kan)清现代社会中的“人(ren)类状况”。本该延续(xu)清晰脉络的理论学术生活(huo)却越(yue)来越(yue)浑浊，未来何为(wei)呢？

作为(wei)方(fang)法的谱系学

毋庸置疑，斯(si)洛特戴克是(shi)一位杰出的师者，无论是(shi)在慕(mu)尼黑巴伐利亚艺术学院，还(hai)是(shi)在图宾根大学，他对时代症结的阐述都有理有据。就算尼采(cai)已经对智识生活(huo)的传承产生了极大的干预，他仍愿(yuan)意沿(yan)用经典的谱系学方(fang)法，告诉观者本该作为(wei)思考(kao)者的哲(zhe)学家最终是(shi)如何被杀死的，以至于混(hun)沌(chun)复(fu)现；而在蔑视的概念(nian)之下，思想和道德又是(shi)如何从(cong)纵向控制转(zhuan)向了横向控制，让本来有个性的个体走向了普遍性和同质性的大众集结，最后走入几乎再难以找到差异(yi)性的平庸。几乎无人(ren)敢否认哲(zhe)学始于柏(bai)拉图时代，斯(si)洛特戴克对胡塞尔的惺惺相惜就如同胡塞尔意欲抓住(zhu)霍夫曼斯(si)塔尔的手臂(bi)一样，现象学中最为(wei)哲(zhe)学家受用的“悬置”概念(nian)被摆放在显眼的位置。这时候(hou)哲(zhe)学还(hai)没有和科学分离，或许(xu)这两者本就不(bu)该分离，被区分开就意味着要(yao)有高(gao)低之分，但观察者应该是(shi)纯粹(cui)的，胡塞尔一生都在努(nu)力创造一种沉思的生活(huo)方(fang)式，然而时代改变了，类似(si)苏格(ge)拉底“神游症”般对理论的纯粹(cui)思考(kao)都卷入了生活(huo)问题，胡塞尔最终在晚年领悟到，理论必须(xu)克服(fu)抽象性，回到先验性。

现象学的悬置方(fang)法似(si)乎并没有给思想的发展提供解决(jue)之道，反倒是(shi)留下了一个难题，让人(ren)们更怀念(nian)柏(bai)拉图借苏格(ge)拉底之口，将灵(ling)魂(hun)和身体进行分离的形而上化，继而让真正(zheng)的观察者，也就是(shi)有悬置能力的人(ren)在特定的练习地点出现。直至20世纪上半叶(ye)，西欧思想与古希腊最大的不(bu)同就是(shi)《道德谱系》，尼采(cai)以伦理学导师的姿态让道德的真实根源(yuan)回归于怨恨，这不(bu)仅实现了对否定世界和生活(huo)的基本态度的划时代重(zhong)组，也肯定了美德的倾向。

《思想的假死》一书虽然用心理政治学的方(fang)式，将柏(bai)拉图主(zhu)义的城邦生活(huo)沿(yan)着谱系学的脉络纵向行进到当下，但斯(si)洛特戴克最终不(bu)得不(bu)承认，具(ju)有悬置能力的人(ren)的产生，并非(fei)有什么贵族非(fei)贵族的差异(yi)，也没有明确的节点来区分，观察者的产生与其载体文化的命运纠缠在了一起，所有努(nu)力追求知识的生活(huo)方(fang)式都是(shi)值得尊(zun)重(zhong)的。

而《蔑视大众》中，斯(si)洛特戴克回归到“集体”的流动方(fang)向，纵横交叉地深(shen)挖奉承作为(wei)颠倒的蔑视所产生的遗传性疾病史，看(kan)公共领域如何被斗争和潮(chao)流所分裂。从(cong)霍布斯(si)开始将大众臣民化，到斯(si)宾诺(nuo)莎发现了哲(zhe)学意义上的大众，直至马克思的阶级论，大众的演变并非(fei)是(shi)某种进步，而只(zhi)是(shi)蔑视的结构性变化，尼采(cai)更是(shi)把“人(ren)群对其超越(yue)地平线(xian)的设施的一切蔑视变成(cheng)了物质以及抵抗的大众，以获得一种纠正(zheng)的、增效的蔑视”。走向主(zhu)体性的大众似(si)乎真的丧失了个性，最终在海德格(ge)尔狡猾的“此在”中被持续(xu)观察着、蔑视着，哪怕这是(shi)为(wei)了转(zhuan)入非(fei)可蔑视性、转(zhuan)入激进的并且是(shi)高(gao)贵的生存(cun)做准备。

拯救现代主(zhu)义？

或许(xu)未必可行。斯(si)洛特戴克一直是(shi)犀(xi)利的时代诊断者，而非(fei)药(yao)剂师。他在《思想的假死》中已经表明了理论的假死走过古希腊和罗马时代，跳过基督教的中世纪后，已经走了样，费希特颠倒了活(huo)着的人(ren)和假死之人(ren)中间的关系，主(zhu)体间性是(shi)一种游离状态，人(ren)成(cheng)了一种拥有知识的载体。在最后一章中，作者更是(shi)大声斥责谋杀假死状态的十名凶手——哪怕经典的批判(pan)方(fang)式被这位凶悍的德国老人(ren)使用得游刃有余(yu)，诸多理论先驱在斯(si)洛特戴克这里都难逃其罪(zui)。

而《蔑视大众》中仍然在积极走向现代化的大众已经步入了后现代，因为(wei)垂直与水平关系之间的冲突已然造成(cheng)了失败的事实，哲(zhe)学家们只(zhi)是(shi)在以自己的方(fang)式奉承社会，而非(fei)挑衅社会症结。诊断以走入死胡同为(wei)终结，哲(zhe)学家的哲(zhe)学批判(pan)似(si)乎根本不(bu)可能为(wei)社会带来行之有效的解决(jue)办(ban)法，方(fang)式和方(fang)法似(si)乎都带有先天的缺陷，就连呼吁应当积极寻求真理的巴迪欧，都被斯(si)洛特戴克嘲笑着其理论适用范围的狭隘。

那么人(ren)类命运就再无出路了吗？德国哲(zhe)学家的严谨不(bu)容小觑，尽管在《思想的假死》中，作者在讨论伊始就将现代艺术中实践生活(huo)的复(fu)杂性，和古典时代与中世纪的体育宗教禁欲苦修排(pai)除在外，然而行文中不(bu)时被引入的诗歌(ge)文学与艺术则被大肆颂扬着，卡夫卡预言了假死的必然回归，霍夫曼斯(si)塔尔对诗人(ren)的身份定位让胡塞尔产生了精神上的共鸣，从(cong)而坚定了自己的理论方(fang)法，保罗·瓦莱里通(tong)过笔下的人(ren)物建立了内在观察者，并以此拥有了力量，而佩索(suo)阿——伟大的佩索(suo)阿用诗歌(ge)“成(cheng)功地表达了在忧郁的人(ren)非(fei)自愿(yuan)的悬置和反传统的观察者自愿(yuan)的审慎(shen)中的存(cun)在”，现代艺术体系更是(shi)可以消除封建情感的余(yu)孽，对艺术优秀或卓越(yue)的鉴赏会在民主(zhu)的环境中以执行性和客(ke)观性的方(fang)式进行，就算大众沦为(wei)了无意识无差异(yi)的政治工具(ju)，艺术仍可以在尴尬和绝(jue)望(wang)中，成(cheng)为(wei)仅存(cun)的避难所。

结语(yu)

即便是(shi)大学中的讲(jiang)座，斯(si)洛特戴克的哲(zhe)学语(yu)言依旧显得诘屈聱牙，他的论述绝(jue)非(fei)基础性的，而是(shi)将观者、读者的智识与自己并列，这种讲(jiang)述并非(fei)是(shi)自上而下的强(qiang)势灌(guan)输，而更像是(shi)精英(ying)之间的哲(zhe)思分享。然而如球面(mian)一样完整(zheng)光滑(hua)的论述并非(fei)毫无瑕疵(ci)，对古典主(zhu)义的回溯可以看(kan)成(cheng)是(shi)一种礼赞，也可以理解成(cheng)某种守旧，而在他果断说出“哲(zhe)学家们都是(shi)宁可做出臆(yi)断也不(bu)愿(yuan)意阅读细节的人(ren)”之后，也用自身的话语(yu)验证着这种结论。

理论的假死和大众主(zhu)体性的发展仍然没有跳脱(tuo)开“全球化”这个虽有些过时但仍然时髦的话题。斯(si)洛特戴克的知识绝(jue)对是(shi)丰厚的，他在随笔中不(bu)时闪现的文学造诣验证了学生时代接受到的教育成(cheng)果，对现代艺术的态度甚至比对同行更为(wei)宽容，然而他对思想演变的接受程度却令人(ren)不(bu)敢恭维，就算几乎所有思想家都对走入后现代的现代性进行着无情的批判(pan)，但鲜少有人(ren)敢公开否认女权主(zhu)义的存(cun)在——在这一点上斯(si)洛特戴克的态度只(zhi)能用“可爱”来形容，《思想的假死》一书最后，他直指朱迪斯(si)·巴特勒的名字，甚至惊诧性别研究对无性别境界的摧毁。这位德国老人(ren)是(shi)落伍的，却也带有一种先锋性：他对汉娜·阿伦特的频繁引用确实是(shi)一种对女性学者的尊(zun)重(zhong)和肯定，但这种认识却是(shi)建立在“天使无性别”的基础之上，或许(xu)作为(wei)连接人(ren)类与真理（上帝）的天使，本就无性别可言。

哲(zhe)学家们总被诟病跳脱(tuo)于真实生活(huo)之外，就像斯(si)洛特戴克说的，他们如今更多的被留在了报告厅(ting)、实验室、图书馆和永远开不(bu)完的讨论会上，然而这位如今七旬的老人(ren)仍然在劝说着我们，只(zhi)要(yao)有不(bu)断攀登知识的决(jue)心，以学识、艺术与文学修养(yang)，还(hai)有思想作为(wei)实践的方(fang)法论，或许(xu)能够打破后形而上的幻想，不(bu)仅清醒地重(zhong)拾道德，也可以让自己在人(ren)的普遍性境况中，变得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