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1723年(nian)出(chu)生于苏格兰东部海(hai)岸的柯科(ke)迪。他父亲也叫亚当，是一位律师，在斯密出(chu)生前六(liu)个月就去世了(le)。他的母(mu)亲（玛格丽特）没有再婚，在她的漫(man)漫(man)人(ren)生中，亚当是她挚爱(ai)的儿子(zi)，她卒于1788年(nian)，只比亚当早两年(nian)。斯密第一本(ben)传记(ji)的作(zuo)者杜格尔德·斯图尔特认识斯密，掌握的信息比其他人(ren)多。这位作(zuo)者说(shuo)亚当是个体弱多病(bing)的孩子(zi)，得(de)到了(le)母(mu)亲的悉(xi)心照料，而亚当也穷其一生尽心尽责地回报了(le)他母(mu)亲。

他约8岁时进入当地学校读书，并从一位新来的严苛而热忱的男老师那里受益良多。斯密1737年(nian)进入格拉斯哥大学学习，年(nian)仅14岁，但在那时候这个年(nian)龄上(shang)大学并非异(yi)乎寻常。他在中学期间已熟知古希腊与古罗马(ma)文化(hua)，以(yi)至于他实际上(shang)可以(yi)免修(xiu)那些(xie)初阶(jie)的拉丁语、希腊语课(ke)程。在格拉斯哥，斯密师从当时的一些(xie)知名学者。他最重要的老师是伦理学教授弗朗西斯·哈奇森(sen)。在他临(lin)终前的一封信中，斯密盛赞(zan)了(le)哈奇森(sen)作(zuo)为一名教师和(he)哲学家的品质，尽管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一书中公开反对(dui)哈奇森(sen)关于慈善和(he)道德感的观点。

1740年(nian)，斯密获得(de)斯内尔奖(jiang)学金（该(gai)奖(jiang)学金至今仍在），到牛(niu)津大学巴(ba)利奥尔学院(yuan)学习，直至1746年(nian)。他并不是因为被这个教育机(ji)会吸引而去学习的，实际上(shang)他在《国富论》中抨击(ji)了(le)该(gai)学院(yuan)的教学质量和(he)教师水平(ping)。他似乎在那儿都是自学。自学的内容大致(zhi)包括继(ji)续(xu)研究科(ke)学、培养语言技巧，继(ji)而如(ru)杜格尔德·斯图尔特所猜测的，发展到“研究与人(ren)性相关的所有领域，尤其是人(ren)类政治(zhi)史”（《生平(ping)》第271页）。可以(yi)基本(ben)肯定，他那时读过大卫·休谟(mo)的《人(ren)性论》，休谟(mo)后来成为他最好的朋友。

他于1746年(nian)回到苏格兰，和(he)母(mu)亲一起住在柯科(ke)迪，1748年(nian)搬去了(le)爱(ai)丁堡。在爱(ai)丁堡，受恩于亨利·霍姆的帮助(zhu)，他被聘请去教修(xiu)辞学，后来可能还教法(fa)律、哲学等课(ke)程。亨利·霍姆后来任法(fa)官时被封为卡姆斯勋爵。斯密所教的这些(xie)课(ke)程内容现在没有记(ji)录留存下来。当时这些(xie)课(ke)深受欢迎，他受邀反复教授这些(xie)课(ke)。或许(xu)是因为授课(ke)的成功，但更关键的是伊莱伯爵阿(a)奇博尔德·坎贝尔（后为阿(a)盖尔公爵）的支持(chi)，斯密于1751年(nian)回到格拉斯哥大学担任逻辑学教授。

《亚当·斯密》内页。

阿(a)盖尔可以(yi)对(dui)许(xu)多学术职位插(cha)上(shang)一手，他运用其任免权来激励那些(xie)倾向(xiang)于使苏格兰社会走上(shang)现代化(hua)道路的人(ren)。逻辑学教授还有另一位候选人(ren)。尽管选择斯密毫无争议，但他的竞争者（乔治(zhi)·缪尔黑德）也是一位才(cai)华横溢的学者，后来成为东方语言学教授，去了(le)格拉斯哥的人(ren)类学系。1752年(nian)斯密被聘为道德哲学教授，没有竞争对(dui)手，他在这个职位上(shang)又工作(zuo)了(le)十二年(nian)，直到他结(jie)束大学学术生涯。

斯密教过很多科(ke)目。除了(le)哲学和(he)法(fa)学外，他也教授历史、文学和(he)语言。他的学生们所记(ji)的修(xiu)辞学和(he)语言学系列课(ke)堂笔(bi)记(ji)已经被发掘出(chu)来并出(chu)版(ban)了(le)，还有两套(tao)内容广博的法(fa)学课(ke)笔(bi)记(ji)也出(chu)版(ban)了(le)。斯密做的是口头演讲，因此这些(xie)笔(bi)记(ji)不仅相互大量重复，而且成为他主旨观点的可靠书面(mian)记(ji)录。由于他“在文学领域公认的声望，尤其是他这些(xie)年(nian)来在该(gai)校教授法(fa)学深受欢迎”，1762年(nian)格拉斯哥大学授予他法(fa)学博士(shi)。

斯密出(chu)版(ban)了(le)两部巨著(zhu)，他在格拉斯哥执教时就已播(bo)下了(le)这两本(ben)书的种子(zi)。《道德情操论》最初现世于1759年(nian)，他一生中做了(le)六(liu)次修(xiu)订。最后一版(ban)，包括增补内容，完成于他去世的那一年(nian)（1790）。这些(xie)修(xiu)改变化(hua)表明，斯密在发表他第二部巨著(zhu)《国富论》（1776年(nian)出(chu)版(ban)）之时和(he)之外，仍持(chi)之以(yi)恒地致(zhi)力于道德哲学研究。尽管彼时斯密已经离开格拉斯哥，从他学生的笔(bi)记(ji)中可以(yi)很明显(xian)地看到，在格拉斯哥的课(ke)堂里他已经在构思书中的一些(xie)重要主题，比如(ru)劳动分工。他的学生、后来是他同事的约翰·米勒证实了(le)这一点。据约翰·米勒回忆，斯密讲过“那些(xie)赖以(yi)谋生的行业，以(yi)及促(cu)进财富积累的行业，使法(fa)律和(he)政府发生了(le)相应的进步(bu)或改变”（见《生平(ping)》第275页）。

斯密1764年(nian)离开格拉斯哥大学，但他并非从此与该(gai)校断了(le)联系，1787年(nian)他被选为该(gai)校的荣(rong)誉校长。在致(zhi)谢信中，他声称记(ji)忆中的执教生涯是“人(ren)生中迄今最有益，也是最快乐、最荣(rong)耀的时期”（《书信集》第309页）。斯密离开格拉斯哥是因为他应聘去了(le)薪资更高的职位，给18岁的巴(ba)克卢公爵当家庭教师兼同伴(ban)。他是通过公爵的继(ji)父查尔斯·汤森(sen)德获得(de)这一职位的。

他的第一个任务是将年(nian)轻的公爵带到法(fa)国，他们住在图卢兹，但他们在那度过的时光鲜为人(ren)知。可知的是，他们还在日内瓦住过一阵子(zi)。斯密在那儿遇见了(le)最有名的法(fa)国作(zuo)家弗朗索瓦·马(ma)里·阿(a)鲁埃（伏尔泰），他住在附近的弗尼，斯密对(dui)他评价很高。斯密还到访过巴(ba)黎，经引荐，与许(xu)多法(fa)国启蒙运动的文化(hua)人(ren)士(shi)交际往来，其中有些(xie)是女(nu)士(shi)。在这些(xie)人(ren)中，他遇到了(le)经济学家安—罗伯特—雅克·杜尔哥和(he)弗朗索瓦·魁(kui)奈。后来他曾感谢魁(kui)奈帮助(zhu)他获得(de)有关法(fa)国税务的信息（《书信集》第286页）。魁(kui)奈是一个思想家团(tuan)体（重农学派(pai)）的领袖，其主要观点是农业是经济稳定的基石。斯密十分熟悉(xi)重农学派(pai)的观点。魁(kui)奈送给斯密一本(ben)他所著(zhu)的《重农主义》（1767）的影印本(ben)，斯密在《国富论》里评价他是一位“别出(chu)心裁(cai)而又深刻的作(zuo)者”（《国富论》第672页）。但是，斯密深为反对(dui)他们的理论体系。要说(shuo)这些(xie)会面(mian)、信件对(dui)构建斯密自己的研究分析具有决定性作(zuo)用，是夸大其词了(le)。

由于和(he)他们一起住在法(fa)国的他学生的兄弟于1766年(nian)不幸去世，斯密的家庭教师工作(zuo)因此中断。尽管家教生涯短暂(zan)，但斯密得(de)到了(le)一笔(bi)可观的补偿（300英镑），这使他不必再忧心于生计。他回到苏格兰，重新回到他母(mu)亲在柯科(ke)迪的家中，在那里，斯密1780年(nian)回忆时说(shuo)道，他利用那段安静祥和(he)的时光写成了(le)《国富论》。1777年(nian)，他搬到爱(ai)丁堡（带着他母(mu)亲一起），再次在巴(ba)克卢的帮助(zhu)下成为一名海(hai)关专员。这一职位薪水颇丰，斯密得(de)以(yi)在一所牢(lao)固的房子(zi)里安家落户，尽管这房子(zi)不在时髦的新城区（休谟(mo)已经搬到了(le)这里），而是在老城区的修(xiu)士(shi)门地区。这份工作(zuo)不是一份闲差，斯密过于认真负责地履行职责，以(yi)至于他认为这份工作(zuo)妨碍了(le)他创(chuang)作(zuo)“文学作(zuo)品”，尽管说(shuo)这话可能有点违(wei)心（《书信集》第253页）。

这些(xie)作(zuo)品包括《国富论》和(he)《道德情操论》的修(xiu)订版(ban)。此时，他还试图完成另外两部手稿(gao)。其中一部内容是“关于不同类别文学、哲学、诗歌和(he)修(xiu)辞法(fa)的哲学史”，另一部是“关于法(fa)律和(he)政府的理论和(he)历史”（《书信集》第287页）。最终他放弃了(le)。这些(xie)手稿(gao)的内容已不为人(ren)知。斯密要求他的遗嘱执行人(ren)毁掉他的纸稿(gao)。然而，他也的确允许(xu)过出(chu)版(ban)其中的一小部分，即1795年(nian)他去世后出(chu)版(ban)的《哲学论文集》。

虽然丢失了(le)一些(xie)素材，但他已出(chu)版(ban)的著(zhu)作(zuo)至今仍广为流传，足以(yi)用来对(dui)斯密这位作(zuo)者进行评价。但评价斯密这个人(ren)就不敢这么放言了(le)。他不是个勤于写信的人(ren)，评价他的人(ren)品主要得(de)靠他人(ren)的说(shuo)辞。杜格尔德·斯图尔特所著(zhu)的《生平(ping)》里写得(de)最多。斯图尔特观察认为，可以(yi)打包票说(shuo)斯密的“个人(ren)价值观”是“信任、尊敬和(he)爱(ai)戴，他与一生中所有亲朋好友相处时均如(ru)此”。他有“许(xu)多怪(guai)癖”，言外之意，可能是有些(xie)不讨喜，只有他的“知心朋友”才(cai)能欣赏到“他言语中无以(yi)言表的魅力”，以(yi)及“他毫不做作(zuo)的质朴内心”（《生平(ping)》第329页）。

随着斯图尔特的进一步(bu)描述，一幅画像徐徐展开：这是一个性格内向(xiang)、沉默寡言的男人(ren)，在公共场合往往心不在焉、缄口无言。至于他的外表，斯图尔特只能说(shuo)“没什么不寻常”，但专门加上(shang)了(le)一句，说(shuo)詹姆斯·塔西制(zhi)作(zuo)的侧像圆牌(pai)“传神地表现出(chu)他的外形”（《生平(ping)》第329页）。斯密从未坐着让人(ren)画像（这本(ben)身在他的朋友中就不常见），除去塔西的作(zuo)品外，现存只有一幅约翰·凯所作(zuo)的程式化(hua)的纪念版(ban)画。格拉斯哥大学的雕塑是19世纪“凭想象制(zhi)作(zuo)的”，现在爱(ai)丁堡的这座（2008）亦如(ru)此。

斯密时代的苏格兰

斯密身处什么样的社会？所有的时代都可以(yi)说(shuo)是变革(ge)的时代，尽管这是句陈词滥调，但它的确符(fu)合18世纪苏格兰的情况(kuang)。

斯密出(chu)生前发生了(le)一系列十分重大的政治(zhi)事件，这些(xie)事件影响(xiang)深远，他一直生活(huo)在这些(xie)事件的影响(xiang)之下。事件起因于17世纪晚期。那时，苏格兰有自己的议会，但一直运转(zhuan)不佳，在“达里恩计划”（议会试图将苏格兰发展为殖民强国）毁灭(mie)性破产以(yi)及与英格兰贸易争端等背景下，英格兰与苏格兰于1707年(nian)成立联合议会。此次联合是在英国人(ren)诱骗下苏格兰一些(xie)领袖人(ren)物的背叛之举，还是出(chu)于“摆脱”眼前窘迫困境之需(xu)，至今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学术（和(he)政治(zhi)）问题。

《联合条约》赋予苏格兰人(ren)小部分直接政治(zhi)权力（仅有上(shang)议院(yuan)16个席(xi)位和(he)下议院(yuan)约8%的补充席(xi)位）。但该(gai)条约允许(xu)苏格兰保留自己的法(fa)律体系、宗教管理方式（苏格兰教会）和(he)教义。这些(xie)例外规定非常重要，因为这意味着对(dui)大多数人(ren)而言，最直接的事务仍然掌握在苏格兰人(ren)手里。没有了(le)议会，律师成了(le)关键人(ren)物。律师们代表他们的主顾，特别是像阿(a)盖尔公爵这样的人(ren)物，实际上(shang)控(kong)制(zhi)了(le)苏格兰的运转(zhuan)。

安妮女(nu)王于1714年(nian)去世，英格兰和(he)苏格兰的王位传给了(le)汉诺威的乔治(zhi)。这次王位继(ji)承是《联合条约》里预订的，因为该(gai)条约第二款规定，如(ru)果安妮正常死亡，那么君主之位应传给汉诺威的索菲亚及她的“新教徒”继(ji)承人(ren)。该(gai)条款重申了(le)1689年(nian)协定的内容。这份文件由威廉和(he)玛丽增订而成，此后又被斯图亚特国王詹姆士(shi)二世/七世废黜/放弃，该(gai)文件规定天主教徒不可接任王位。乔治(zhi)符(fu)合条件，因为他与第一任斯图亚特国王（詹姆士(shi)一世和(he)六(liu)世）的孙女(nu)结(jie)了(le)婚，他是关系最密切的新教徒。汉诺威继(ji)承王位对(dui)苏格兰有极其重要的政治(zhi)影响(xiang)。

《真正的亚当·斯密》（2016）海(hai)报。

一些(xie)受过良好教育、具有专业技能的苏格兰人(ren)写了(le)许(xu)多著(zhu)作(zuo)，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形成了(le)“苏格兰启蒙运动”（正如(ru)现在所知），他们都是汉诺威人(ren)。这不仅仅意味着支持(chi)现行体制(zhi)，因为这种支持(chi)彰(zhang)显(xian)出(chu)他们对(dui)詹姆士(shi)党的反对(dui)。詹姆士(shi)党人(ren)是斯图亚特王朝的支持(chi)者，18世纪上(shang)半叶经常爆发反对(dui)新王朝的活(huo)动。反抗活(huo)动频繁(fan)爆发，表明汉诺威的继(ji)承权并非高枕无忧。

1715年(nian)和(he)1745年(nian)发生了(le)两次最严重的叛乱。1715年(nian)的叛乱利用了(le)公众积累的对(dui)成立联合王国后无所获益的不满(man)，获得(de)了(le)广泛支持(chi)。1745年(nian)的叛乱最初对(dui)英国造成了(le)较大的威胁，小王位觊觎者“英俊王子(zi)”查理的军队向(xiang)南(nan)最远打到英格兰的德比，距离伦敦120英里。詹姆士(shi)党人(ren)一开始(shi)的军事胜(sheng)利没有得(de)到苏格兰人(ren)民的普遍支持(chi)，很快形势就反转(zhuan)了(le)。在克劳顿战役(yi)（1746）击(ji)溃叛军之后，当局有意采取(qu)措(cuo)施破坏苏格兰高地的政治(zhi)独立。

斯密身处英格兰，远离这片纷乱，在克劳顿战役(yi)后才(cai)回到柯科(ke)迪。毫无疑问，他是忠(zhong)于汉诺威政权的。在《国富论》中，他主要以(yi)苏格兰高地为例，说(shuo)明不发达经济体和(he)老套(tao)法(fa)律体系的情况(kuang)。他明确地提到洛(luo)希尔的卡梅伦，说(shuo)他没有法(fa)律授权却可以(yi)“对(dui)他的人(ren)民进行刑事管辖(xia)”（《国富论》第416页）。这不是说(shuo)他这个人(ren)恶毒或喜怒无常，而是说(shuo)由于经济和(he)基础(chu)设施未得(de)到改良，因而没有统一和(he)有效的法(fa)律体系。

联合背后的动因之一是，苏格兰需(xu)要获准自由进入英格兰市(shi)场。意识到他们的经济比英格兰落后，苏格兰的主要机(ji)构及其成员开始(shi)寻求现代化(hua)，或者说(shuo)推进“改良”。最终，到18世纪中叶的时候，联合带来了(le)经济效益，苏格兰迅速(su)发生变化(hua)。这些(xie)变化(hua)中最引人(ren)注目的是格拉斯哥的发展。在斯密的学生时代，格拉斯哥的人(ren)口约1.7万，到斯密去世时增长到8万人(ren)。除农业外，纺织品尤其是亚麻布生产是苏格兰的主要工业。烟草贸易大幅增长，对(dui)格拉斯哥的发展起了(le)至关重要的作(zuo)用，这使之取(qu)代布里斯托尔成为主要港口。斯密认识一批格拉斯哥的“烟草大王”。他是格拉斯哥文学协会的会员，该(gai)协会主席(xi)安德鲁·科(ke)克伦就是一位“烟草大王”。至今，格拉斯哥的街道名称中还能找(zhao)到他们的遗迹，比如(ru)格拉斯福德、英格拉姆，还有科(ke)克伦。

直到那个世纪的后二十五年(nian)，煤炭采掘和(he)炼铁等“重”工业才(cai)开始(shi)飞(fei)速(su)发展。《国富论》中所提出(chu)的经济原理不是对(dui)应这些(xie)产业的。斯密围绕制(zhi)钉(ding)等小型手工作(zuo)坊阐(chan)释其原理。城镇(zhen)化(hua)和(he)纺织品生产的确需(xu)要实体基础(chu)设施和(he)金融(rong)基础(chu)设施的支撑。交通依靠马(ma)（斯密就是骑马(ma)去牛(niu)津的）和(he)船。尽管在爱(ai)丁堡和(he)伦敦之间有服务相当高效的长途马(ma)车，但横贯全国的旅程仍是十分艰辛的。从柯科(ke)迪到爱(ai)丁堡最便(bian)捷的途径是乘船穿越福斯湾(wan)，而不是经由陆路和(he)摆渡。

大规模运输必须通过船运，从格拉斯哥到爱(ai)丁堡（相距约45英里）意味着要经历一段漫(man)长而危(wei)险的海(hai)上(shang)航程。为此实施了(le)一项“改进”计划，修(xiu)建一条连(lian)接东部福斯河(he)各河(he)口和(he)西部克莱德湾(wan)的运河(he)航道。该(gai)计划开始(shi)于1768年(nian)，至1790年(nian)完成。这是一项了(le)不起的工程成就。迄今仍在使用的格拉斯哥附近开尔文河(he)上(shang)的高架桥，被誉为“世界上(shang)该(gai)类工程中最了(le)不起的杰作(zuo)之一”。当然，这些(xie)工程建设需(xu)要大量资金。许(xu)多银行伴(ban)随着这项投(tou)资需(xu)求而生。1772年(nian)艾尔银行倒闭(bi)，使福斯—克莱德运河(he)的股东面(mian)临(lin)信心丧失的问题。斯密对(dui)这些(xie)事件有清(qing)晰的认识，在《国富论》中可以(yi)看到他对(dui)投(tou)机(ji)商（“项目计划人(ren)”）、银行业和(he)金融(rong)监管的看法(fa)。

《猜火车2》（2017）剧照。

官方认可的苏格兰教会政权形式是长老会，属(shu)于严格的加尔文教派(pai)，英联邦原封不动地保留了(le)这个形式。强制(zhi)信奉正教的历史由来已久。例如(ru)，1696年(nian)有一名19岁的学生托马(ma)斯·艾肯黑德被判(pan)亵渎上(shang)帝。然而，改变已无处不在（至少在精(jing)英阶(jie)层是如(ru)此）。苏格兰不设独立议会强化(hua)了(le)苏格兰长老会的作(zuo)用，长老会的大会近似于国家级的辩论论坛。这一作(zuo)用使其成为政治(zhi)焦点，并最终促(cu)使苏格兰教会和(he)苏格兰启蒙运动达成了(le)某种互谅。威廉·罗伯逊(xun)本(ben)人(ren)就是生动的体现。他任爱(ai)丁堡大学校长逾三(san)十年(nian)，也是教会派(pai)系现代化(hua)改革(ge)的领袖人(ren)物，被称为“温和(he)派(pai)”。通过斗智斗勇，这群志趣相投(tou)的“现代化(hua)者”致(zhi)力于“改良”，设法(fa)成了(le)大会里的多数“派(pai)”。这令温和(he)派(pai)能够控(kong)制(zhi)教会选任的牧师们赞(zan)同改良和(he)“启蒙”。斯密与改良派(pai)的领袖们交好，这个圈子(zi)里有各色人(ren)物，其中包括被认为是“异(yi)教徒”的大卫·休谟(mo)。

除了(le)休谟(mo)这个特例以(yi)及凯姆斯等上(shang)议院(yuan)法(fa)官，其他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思想家都像斯密一样是大学教授。以(yi)苏格兰的国土和(he)人(ren)口规模而论，这里出(chu)现了(le)五所大学—圣安德鲁斯学院(yuan)、阿(a)伯丁的国王学院(yuan)和(he)马(ma)修(xiu)学院(yuan)、爱(ai)丁堡大学以(yi)及格拉斯哥大学—确实令人(ren)震撼。这些(xie)大学的传统使命是培养牧师，这个使命延续(xu)了(le)一整个世纪，但到彼时，情况(kuang)发生了(le)变化(hua)。

教学体系被重新设计，授课(ke)不再用拉丁文（哈奇森(sen)是先驱者）。法(fa)律教授职位得(de)以(yi)设立，爱(ai)丁堡大学（1740）和(he)格拉斯哥大学（1760）正式成立了(le)医学院(yuan)（尽管形式上(shang)是一门课(ke)程，但医学教育那时已岌岌可危(wei)）。这种“强调职业教育的主张”，是适应社会需(xu)求变化(hua)的表现。法(fa)律、医学学科(ke)发展的同时，化(hua)学和(he)植物学等对(dui)促(cu)进农业发展（如(ru)化(hua)肥）和(he)“工业”发展（如(ru)亚麻染料）有明显(xian)作(zuo)用的学科(ke)也在扩张。但这些(xie)大学对(dui)智识教育也持(chi)开放态度。课(ke)程体系变了(le)，尤其引人(ren)注目的是接受并宣扬艾萨克·牛(niu)顿学说(shuo)的速(su)度。

苏格兰是个小社会，其主要的法(fa)律、教会和(he)学术机(ji)构组成了(le)一张网。这些(xie)机(ji)构的理事会里全是知识精(jing)英。有了(le)主要机(ji)构里这种精(jing)英的参(can)与，苏格兰启蒙运动成为“建构”现代社会中不可或缺(que)的一部分。这种参(can)与进一步(bu)表现为俱乐部和(he)辩论会的规模激增，它们为大学、法(fa)律界、教会、“进步(bu)”贵族和(he)商人(ren)（特别是在格拉斯哥）搭建了(le)思想汇集平(ping)台(tai)。例如(ru)，“精(jing)英”协会（更正式、含义更清(qing)晰的名称是“爱(ai)丁堡艺术、科(ke)学、制(zhi)造业和(he)农业促(cu)进协会”）的成员包括斯密、休谟(mo)、凯姆斯和(he)罗伯逊(xun)。尽管有天性腼(mian)腆的名声在外，但斯密是几(ji)个协会里的活(huo)跃分子(zi)，其中有兼收“市(shi)民和(he)大学师生”的格拉斯哥文学俱乐部，还有兼具欢乐与智慧(hui)的爱(ai)丁堡牡蛎俱乐部。他是爱(ai)丁堡皇家学会（1783）的创(chuang)始(shi)会员之一。

一些(xie)俱乐部会关注“礼貌”。这反映了(le)新兴的城市(shi)文化(hua)，因此“文雅”（以(yi)及相关的“文明”）成为性格和(he)行为被正面(mian)评价的特征。这些(xie)是《道德情操论》的主要论题。

启蒙运动：苏格兰及其他地区

毫无疑问，斯密是被彼得(de)·盖伊称为“启蒙运动之家”里的一员。启蒙运动是一场自我(wo)意识觉醒的运动。参(can)与者自然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社会阶(jie)层成员，在苏格兰就是那些(xie)文人(ren)学者。在苏格兰，他们是专业人(ren)士(shi)，特别是律师、医生、大学教授，在欧(ou)洲其他地方亦如(ru)此，只有法(fa)国是个例外。

启蒙运动没有局限在某个区域，其成员遍布欧(ou)洲和(he)北美(mei)洲。文人(ren)学者们真心实意地参(can)与这场国际对(dui)话，认为自己参(can)加的是同一场辩论。这种对(dui)话有一种方式是直接交锋。例如(ru)，斯密1755年(nian)为短命的《爱(ai)丁堡评论》写了(le)关于《论人(ren)类不平(ping)等的起源和(he)基础(chu)》的评论，与让—雅克·卢梭进行了(le)对(dui)话。对(dui)话的第二种形式是广泛传播(bo)相关著(zhu)作(zuo)和(he)译作(zuo)。《国富论》和(he)《道德情操论》两本(ben)书被快速(su)译成多国文字，加速(su)了(le)其传播(bo)。例如(ru)，意大利人(ren)通常通过法(fa)语版(ban)了(le)解到《国富论》。斯密代表其大学购买了(le)丹尼斯·狄(di)德罗的《百科(ke)全书》前七卷（始(shi)于1755年(nian)），很好地诠释了(le)当时那种知识共享传播(bo)的氛围。所有苏格兰人(ren)都受到夏尔·塞(sai)孔达·孟德斯鸠男爵思想的影响(xiang)，尽管斯密（通常）在其公布的参(can)考书目里鲜有提及孟德斯鸠，但从他的授课(ke)笔(bi)记(ji)中可以(yi)清(qing)楚地看到他很熟悉(xi)孟德斯鸠的著(zhu)作(zuo)。

《诺丁山》（1999）剧照。

他们自己所作(zuo)的“光”的比喻，形象地说(shuo)明了(le)这些(xie)自我(wo)意识强烈的知识分子(zi)关注的核心是什么。光意味着之前的时代是相对(dui)愚昧的。用不那么隐(yin)晦的语言来解释，这种光明与黑暗的对(dui)照，就是知识和(he)理性的一面(mian)与无知、偏见、迷信的另一面(mian)的对(dui)照。奴役(yi)、折磨、巫术、宗教迫害等类似的东西，如(ru)同黑夜(ye)的产物和(he)遗骸，是应当被反对(dui)的。

斯密的著(zhu)作(zuo)表明他同意这个观点。尽管作(zuo)为作(zuo)家他不喜欢表达愤怒，但他清(qing)楚奴隶制(zhi)是罪(zui)恶的，毫不含糊地谴责杀婴行为，并猛(meng)烈地抨击(ji)司法(fa)不公。对(dui)于最后一种情形，他有切身经历。在图卢兹时，一名加尔文教徒吉恩·卡拉斯被错控(kong)谋杀了(le)自己的儿子(zi)并被处以(yi)死刑（斯密在《道德情操论》的最后一版(ban)中补充了(le)有关这一事件的内容）。

科(ke)学闪耀的光芒(mang)是驱散黑暗的关键。艾萨克·牛(niu)顿是那片苍穹中最耀眼的星。牛(niu)顿是启蒙运动的英雄(xiong)人(ren)物。简要概述他的成就，就是从行星运行轨迹到苹果自树上(shang)落下等一系列自然现象中归结(jie)出(chu)的几(ji)条简单原理（运动定律和(he)万有引力定律）。关键是，这些(xie)定律被证明是正确的。牛(niu)顿的计算认为地球(qiu)更像一个芜菁（两极部分更为扁平(ping)）而不是柠(ning)檬(meng)（两极更长），这与法(fa)国数学家、哲学家勒内·笛卡尔的理论体系正相反，而去拉普兰和(he)赤道地区的科(ke)考团(tuan)证实了(le)牛(niu)顿的这个观点。彰(zhang)显(xian)牛(niu)顿身份地位的一个标志是，称某人(ren)的工作(zuo)堪比牛(niu)顿是对(dui)该(gai)项工作(zuo)的最高评价。例如(ru)，约翰·米勒在《历史评论》（1787）中称斯密是“政治(zhi)经济学领域的牛(niu)顿”，因为他揭示了(le)商业原理。斯密同样具有启蒙运动式的热忱，他广博的天文学知识即是力证。

苏格兰人(ren)信仰进步(bu)。这种信仰要求对(dui)经年(nian)累月的社会变革(ge)作(zuo)记(ji)述，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大部分作(zuo)品践行了(le)这一使命。斯密的大学演讲报告具有这样鲜明的特征，而这也是《国富论》的一个重要主题。苏格兰人(ren)对(dui)进步(bu)的定义相对(dui)谨慎。他们认为光芒(mang)已经普照，而在此进程中知识增长确为关键因素。然而，他们不像法(fa)国或英格兰的同时代人(ren)那样有信心，认为进步(bu)总是自然和(he)必然的，且在所有方面(mian)都是一种改进。苏格兰人(ren)如(ru)此谨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看重社会习俗的作(zuo)用，习俗对(dui)明显(xian)或快速(su)的革(ge)新是抵制(zhi)的。本(ben)着这个看法(fa)，斯密强调社会应徐徐图变，认为变化(hua)本(ben)身往往是非故意的结(jie)果。这些(xie)重要观点贯穿于他全部著(zhu)作(zuo)之中。

本(ben)文选自《亚当·斯密》，已获得(de)出(chu)版(ban)社授权刊发。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

原文作(zuo)者/ [英国]克里斯托弗·J.贝里

摘编/何也

编辑/张进

导语校对(dui)/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