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9月1日，南京市即成立液(ye)体燃料管理处，规定只(zhi)有持有购油牌照者才可购买。同(tong)年10月，武汉也成立液(ye)体燃料管理委员(yuan)会，同(tong)样(yang)规定无购油照者不能购油。10月14日，竺可桢到南京朝天宫教育部临(lin)时办公室(shi)与教育部长王世(shi)杰会晤，讨论浙大的迁(qian)移问题。下午二点半(ban)竺可桢才回到中央研究院，因所乘车之汽油已尽。他发(fa)现“南京购汽油非(fei)得特许(xu)证不可，即此(ci)亦只(zhi)能以二三Gallon为限”。竺可桢当天所坐乃从浙大开来的小汽车，自然没有南京的购油证。

在当时，中国尚没有成型的石油工业，汽油几乎完(wan)全依(yi)赖进口。1912年，中国的汽油进口不过40万加仑，到了1931年，已经增加至近3000万加仑。1932-1936年，平均每年进口汽油在3600万加仑（大约10万吨左右）以上，所以政府采取(qu)这样(yang)的政策并不令(ling)人意外。不过相比而言，德国在1935年的汽油消(xiao)费已经达到158万吨，中国由于汽车普及程度(du)尚低(di)，汽油消(xiao)费也处于较低(di)水(shui)平。

从四种主要石油精炼品的进口情况来看，1933年进口值最高的是(shi)煤油，其后分别是(shi)汽油、柴油和润滑油，总计价值过亿(yi)元。此(ci)外，中国也每年从海外进口酒精。不过自1931年以来，由于中国各地酒精厂的陆(lu)续建成，酒精进口量逐年减少。尤其是(shi)1935年，当时东亚规模最大的中国酒精厂在上海建成投产，规划产能达每天8000加仑，基(ji)本可以达到自给(gei)自足。

抗(kang)日战争全面爆发(fa)之后，随着日军逐渐侵蚀中国的进口路线，汽油进口也日趋困难。1939年6月22日，人在贵阳的竺可桢至兵工署办事处商谈车辆运输，为浙大迁(qian)黔作(zuo)准备，对方表示(shi)“现国内有汽车7000辆，加所购一万辆，以用半(ban)数，计7500，每日用20gallon即十(shi)五万gallon，即300吨也。现进口由安南到同(tong)登只(zhi)能装一百吨一天，滇越装三百吨，合(he)不过400吨，全数运油尚不够(gou)，故三五月以后，油将成大问题云云”。（《竺可桢全集(ji)》7，111）

1939年10月，日本为了达到切断桂越的交通和运输，并以南宁为基(ji)地，轰炸滇越交通线的目的，制定了入侵桂南的计划。日军于11月5日登陆(lu)钦防(fang)，旋即在24日攻占南宁。中国政府遂调集(ji)军队20余万进行反攻，于12月18日实施“桂南会战”，夺取(qu)昆(kun)仑关，取(qu)得初步胜利。然而日军很(hen)快增兵至6万，并在1940年1月28日发(fa)动“宾阳会战”，阻断国军，并重新占领昆(kun)仑关。此(ci)后，双方进入相持阶段。至1940年10月下旬，日军撤(che)入越南，中国军队遂逐渐收复广西失(shi)地。

在这段时间，广西战事数度(du)危急。南宁离(li)浙江大学所驻的广西宜山不到300千米，宾阳北(bei)距宜山则不到200千米的距离(li)，且浙大所驻之地常(chang)发(fa)空袭警报。据竺可桢的记录，1939年11月2日，当地发(fa)出三次警报；11月3日又发(fa)三次警报，下午3点10分始解除；11月4日有两次警报。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学校每隔一日便有一到两次警报，师生们自然人心惶惶。

11月15日，竺可桢获知日军从北(bei)海登陆(lu)。20日，他又从报上知道钦州也已失(shi)守。竺在21日的日记中痛心地表示(shi)：日军要在“北(bei)海、钦廉登陆(lu)之说传之已达一年余，而我军事方面人员(yuan)毫(hao)不介意，扬言事事有准备，而实际则徒以坚壁清野(ye)为抵制之策，遂使日人得扬长而入，岂不痛哉!……而于此(ci)吃紧(jin)时，军长夏威以丁忧坚不视事，师长冯(feng)璜(huang)又调往重庆受训，加以白健生（即白崇禧）出席六中全会，黄旭(xu)初（时任广西省政府主席）疾疟不能起床，李品仙(xian)（即李宗仁）赴皖就主席，结果竟无一人能指挥，可称荒唐之至!至临(lin)时手忙脚乱调兵遣将，不亦晚乎。”（《竺可桢全集(ji)》7，205）

尽管如此(ci)，竺可桢仍坚持学校要如常(chang)上课。26日，竺可桢召开行政会议，决定如果敌人进占宾阳，便停课，“书籍(ji)、仪器等(deng)不得已时即留存小龙乡（即浙大临(lin)时校舍所在地），女生由校车送至相当地点，男生步行”。

第二天早上，竺可桢到校后得知学生自治(zhi)会已经在开会讨论迁(qian)移。竺在早上的纪念(nian)周(zhou)会议上先作(zuo)了报告(gao)，表示(shi)学校当照常(chang)上课，“俟敌过宾阳后即出发(fa)赴黔。并述南宁与宜山相距等(deng)于沪宁，宜山与宾阳相距等(deng)〔于〕沪杭。南宁之易于失(shi)落(luo)由于我军之疏忽，因师长、军长均不〔在〕场，而目前则夏威在宾阳、蔡廷锴在武鸣，指挥有人。且已调大军前往阻塞，决不致于短期内有危及宜山之事。”

就当时的广西交通而言，要从南宁到宜山再进入贵州，只(zhi)有一条主路线，分别由三条公路组成。其中从南宁到大塘（今(jin)来宾市大塘镇）的邕大公路是(shi)广西腹地的主要干线，在1927年8月全线通车。从大塘至河池（今(jin)河池市金城江区）部分属于广西省政府所规划的五大干线之一，即北(bei)横干线，其规划是(shi)从田南道（相当于今(jin)百色地区）经西林、凤山等(deng)地至河池、宜山、马平（今(jin)柳州）再一直向东到荔(li)浦(pu)、钟山、信都、怀集(ji)，然后进入广东。不过直到1937年，这条干线只(zhi)开通了从大塘到河池部分。

而从河池至贵州的路线则属于黔桂公路，以贵阳为起点，向东经南里、贵定，甘粑哨，再向南经都匀、独山至黔桂交界的六寨，接(jie)着经芒场、南丹、车河，终点即为河池。全长390千米（黔境280千米，桂境110千米），于1934年建成通车。

因此(ci)，日军必须先占领宾阳，再侵入120千米外的大塘，才能进逼(bi)宜山。最重要的是(shi)，黔桂公路的广西段上并无具有军事和经济意义(yi)的重镇，并非(fei)日军眼(yan)中的关键(jian)地区。比如黔桂交界的六寨（今(jin)属河池市南丹县，在南丹之北(bei)部），原本是(shi)不足十(shi)户人家(jia)的小村(cun)庄，公路开通后虽然日趋繁荣，却也只(zhi)是(shi)小镇规模。竺可桢所述形势从事后来看相当准确，展现了他临(lin)危不乱，擅长谋定而动的气质。

然而一部分学生并不以此(ci)满足，马上请学生自治(zhi)会主席虞承藻召集(ji)自治(zhi)会重开会议，且不许(xu)到会教职员(yuan)工离(li)开。虞承藻提出了学生自治(zhi)会议上通过的五条决案，其中一条为立即停课，另一条为筹备迁(qian)移，并要竺可桢立即答复。竺强硬(ying)地表示(shi)，“立即筹备迁(qian)移并无冲突(tu)，因过宾阳即须出发(fa)，不能不立即筹备，惟上课则须照常(chang)进行。关于迁(qian)移何地点与时间问题，可由校务会议决定之”。

当天情况颇为混乱，学生态度(du)激烈(lie)且情绪化，竺可桢对此(ci)相当不满，“今(jin)日开会秩序不好，且有学生沈自敏等(deng)不令(ling)教员(yuan)出外，余面斥之。”（《竺可桢全集(ji)》7，210）据事后农学院蔡邦华教授对竺可桢所述，学生之所以如此(ci)激动，是(shi)因为化工系教授程耀(yao)椿前一天在学生自修室(shi)扬言宾阳已失(shi)（这并非(fei)事实，宾阳要到40年2月才告(gao)失(shi)守，且日军很(hen)快便撤(che)出），谓汝等(deng)何必如此(ci)用功，遂使学生大乱。竺可桢失(shi)望地表示(shi)，“此(ci)君真无脑袋之人，余悔将其召回”。

事已至此(ci)，第二天（28日），竺可桢召开临(lin)时校务会议，决定立即筹备迁(qian)校。29日晚，竺可桢再召开迁(qian)校委员(yuan)会会议，“决定派晓峰（张其昀）、振吾二人至贵州独山、都匀、瓮安等(deng)等(deng)地方，觅得150间房屋可为暂避之所，二人有全权决定。派刚复至长安、三江、合(he)江等(deng)地，探运行李之路线。”也就是(shi)说，浙大到此(ci)时才正式派出人员(yuan)赴贵州寻觅迁(qian)移之地，可说仓促。

之后一段时间，竺可桢开始安排迁(qian)校具体事宜。要顺利迁(qian)校，必然要用到学校自己(ji)的汽车，那就需要足够(gou)的汽油。12月2日，竺可桢召开学校行政会议，决定“汽油尽量购买，现价为十(shi)元至十(shi)一元一加仑，悔不于从前五六元一加仑时多买二三千加仑也。现校中只(zhi)有五百加仑而已”。

宜山到贵阳大约有400余千米的路程，以每加仑汽油开10余千米计算，单程一趟(tang)便要30加仑左右，而浙大仅需搬运的仪器和材料便达2000箱之数。根据竺可桢在40年1月9日的记录，重要的仪器“尚需运甲、乙(yi)两种405箱，总务、教务214箱。此(ci)皆急须运出者，须二十(shi)八车子。丙、丁两种尚有五百箱云云”。简单计算可知，一辆车一趟(tang)平均只(zhi)能运送20余箱，显然浙大所存的这点油是(shi)远远不够(gou)的，只(zhi)能借助汽车公司或(huo)水(shui)路运输。

1939年12月5日，竺可桢步行至九龙洞黔桂铁路局（这大概是(shi)因为当时校车正好坏了），与铁路局工程局局长侯家(jia)源(yuan)（字触民）面议。侯家(jia)源(yuan)毕业于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后赴康乃尔大学读(du)书，与竺可桢也可算校友。侯表示(shi)，“局中有船四十(shi)艘，大者可载十(shi)吨，中者可载五吨，至柳城下水(shui)，16.20元，三天可到。回空之船赴柳城者浙大可以利用”。

12月7日，黔桂铁路局即送来运输方案。“水(shui)运自宜山经柳城、长安、三江、榕(rong)江(古(gu)州)，三合(he)登陆(lu)至都匀，据现估计每吨需二百五十(shi)元，如由车运则须八百元，相差(cha)三四倍之谱(pu)也”。这条水(shui)路路线也就是(shi)先沿龙江（柳江之支流）向东至柳江，再往北(bei)沿融江至都柳江（融江之上游段），一路逆水(shui)向而行，到三合(he)（今(jin)贵州三都水(shui)族自治(zhi)县三合(he)街道）上岸(an)。

12月13日，第一批船载仪器赴柳城转长安、三江，第一批书籍(ji)也装上汽车外运。12月19日又有三车仪器载往都匀，每车价1500元，竺可桢觉得“可称贵极”。

当天，先行赴贵州考(kao)察浙大落(luo)脚之处的李熙谋发(fa)来电报，表示(shi)遵义(yi)有240间屋可以商议。竺可桢所顾虑的是(shi)，从都匀到遵义(yi)还有200余千米的路程，而学校经费已经告(gao)竭。

故而，竺可桢只(zhi)得积极地向教育部申请迁(qian)校费。可是(shi)当时教育部和广西省政府对浙大的迁(qian)校计划实际上持保留态度(du)，这是(shi)因为他们觉得日军长趋直入宜山的可能性并不大。

1939年12月16日，浙大训导长姜琦（字伯韩）向竺可桢告(gao)知教育部不太赞同(tong)浙大的迁(qian)校，竺便写一长信与高教司司长吴俊升，再请姜琦回信给(gei)教育部长陈立夫加以解释。其时迁(qian)校工作(zuo)已经如火如荼，势难停止。

1940年1月2日，吴俊升发(fa)函给(gei)竺可桢，竺得知“部中对于浙大迁(qian)移非(fei)得广西省主席黄旭(xu)初等(deng)之谅解不可，因此(ci)余之桂林之行乃不可缓矣”。

第二天，竺可桢等(deng)即坐校车赴桂林。晚上9点，竺可桢与黄旭(xu)初主席谈一小时，讲述迁(qian)校之原因及经过。黄始表示(shi)对浙大之迁(qian)校并无意见(jian)，并允发(fa)电报将竺的说法转呈给(gei)教育部。

到了1月9日，回到宜山的竺可桢又接(jie)到先行赴贵阳的姜琦等(deng)发(fa)来的电报，得知陈立夫已抵黔，并答允迁(qian)校之事。浙江大学的西迁(qian)计划如此(ci)才得以名正言顺。当天下午，浙大便在宜山召开联席会议，决定竺可桢与胡(hu)刚复两人赴贵阳及遵义(yi)亲自考(kao)察地址。

西迁(qian)贵州

1月12日早上，竺便乘校车先至独山（今(jin)贵州独山县），再于第二天抵达贵阳。当天陈立夫正在贵州省党部宴请教育界同(tong)人，竺于晚上7点到党部赴宴，席间又与陈部长讨论迁(qian)校事宜，所涉(she)的主要是(shi)迁(qian)校费用问题。陈立夫对此(ci)次西迁(qian)需花费31万元表示(shi)惊讶，竺可桢则提出，如果教育部能解决车辆问题，费用可节省一半(ban)。到了2月19日，竺可桢接(jie)到吴俊升的来函，得知教育部最终确定的搬迁(qian)经费为14万。

浙大师生在西迁(qian)途中的渡船上

为了解决后续的运输问题，将停留于宜山和都匀各地的师生接(jie)至贵阳，竺可桢亦颇费了心思，他分别联络了西南运输处、后方勤务部汽车管理处、财(cai)政部盐务局运输处等(deng)部门，寻找各种可能的途径。

1月26日，竺可桢在贵阳交通银(yin)行宴请当地交通界要人，席间贵州公路局局长姚思濂答应开通青岩与都匀方向的专车，中国运输公司的运输主任郑熙（字汝纯，为浙大毕业生）则表示(shi)可将宜山尚留之仪器运至贵州。

1940年1月，中国运输公司刚于重庆成立（后迁(qian)至贵阳），主要负责西南公路的民用物资运输。据竺可桢所记，“该(gai)公司即合(he)川(chuan)桂公路局及复兴公司而成。复兴最初乃贸易委员(yuan)会主持，现则合(he)并于运输公司，为交部与商人合(he)办，有车二千辆，每月需油四十(shi)万吨”（竺可桢的这一记录似(si)有问题，因数目不可能如此(ci)之大，4000吨是(shi)较为合(he)理的估计，或(huo)出版时有录入错误）。（《竺可桢全集(ji)》7，277）

浙大西迁(qian)贵州相当仓促，师生们已经陆(lu)续在路上，却还未定下最终目的地。师生们搬迁(qian)的方式亦是(shi)水(shui)、陆(lu)并进，人员(yuan)与物资分头而行，其中汽车运输占了较大的比例。由三合(he)至都匀再至青岩（一年级学生开课之地）和遵义(yi)、湄潭，都需要公路运输。由于找不到足够(gou)的运输载具，多数师生都是(shi)各自组团出发(fa)，陆(lu)续抵达贵州。

对教职员(yuan)工来说，此(ci)次搬迁(qian)的费用亦是(shi)可观。1940年2月2日，物理系教师束星北(bei)至竺可桢处，表示(shi)此(ci)次搬迁(qian)费用达千元，求学校再设法补助。学校虽然按人头向师生们支付了搬迁(qian)费，但实在是(shi)远远不够(gou)。

2月16日，竺可桢又至液(ye)体燃料管理委员(yuan)会处，得知该(gai)会从越南所进之油尽为军事委员(yuan)会西南运输处所取(qu)，“经向重庆设法，始给(gei)浙大以独山之汽油200gal,又酒精200gal云”。接(jie)着，竺再至贵州公路局与局长姚思濂会晤，所谈大概还是(shi)关于借用汽车之事。

这里所说的西南运输处是(shi)1937年10月成立于广州的机构，全称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yuan)会西南进出口物资运输总经理处”，对外称西南运输公司，负责人为曾养甫（后为宋子良(liang)）。1938年之后，贵州与川(chuan)、滇、湘、桂四省连接(jie)的干线公路，都在西南运输处的控制之下。

竺可桢（前排左三）与浙大校友，1939年6月22日。

1939年10月南宁告(gao)急，西南运输处的主要工作(zuo)便是(shi)将南宁所存之资源(yuan)进行紧(jin)急转移，同(tong)时也将柳州的军用品运往独山。南宁沦(lun)陷之后，运输处又组织力量，从龙州将所存的军用品经中越边境岳圩，一路向北(bei)，沿靖西、田州（两地均属今(jin)百色市）、东兰（今(jin)河池东兰县）运至贵州。由于所筑公路都是(shi)战时赶修，标(biao)准不高，且法国方面又对出境车辆进行限制，运输难度(du)很(hen)大。可以想(xiang)象，当时黔桂地区的运输力量已经所剩无几。

1940年5月30日，竺可桢从遵义(yi)至贵阳，与贵州省教育厅谈贵阳区各院校的统(tong)一招生问题。第二天下午，他又到贵州公路局姚思濂处，“托(tuo)运三合(he)仪器182箱，都匀仪器4箱，并托(tuo)修理1935号汽车”。直到此(ci)时，仍有少量仪器未运抵学校。根据竺可桢所作(zuo)的记录，在出发(fa)去贵阳前一天（29日），他还花20元购买了4瓶成义(yi)茅台酒，似(si)乎也没有派上用场。

1941年4月30日，竺可桢又至贵州企业股(gu)份有限公司与负责人彭湖（即彭石年）会晤，“谈运三合(he)所留仪器一百八十(shi)箱事”。也就是(shi)说，这180箱仪器在三合(he)滞留了近一年半(ban)。

这里所提到的贵州企业股(gu)份有限公司（下面简称贵州企业公司），是(shi)时任贵州省主席吴鼎昌（字达铨）所主办的官商合(he)股(gu)公司，股(gu)资总额600万，分别由经济部、资源(yuan)委员(yuan)会、贵州省政府，以及中国银(yin)行、交通银(yin)行、农民银(yin)行和地方绅商认购，是(shi)贵州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股(gu)份制企业。

1940年7月，贵州企业公司成立运输部，第二年7月又改组为中国煤气车营运股(gu)份有限公司，承担(dan)物资运输工作(zuo)。竺可桢与彭湖商谈，就是(shi)想(xiang)借助运输部将仪器送至浙大驻地。不过在当时，运输部只(zhi)有20辆通用公司的汽车，而且都改装成了木炭车，运输能力相当有限。

尽管曲折不断，浙大全体师生还是(shi)大体顺利地抵达贵州。这一路上除了人身安全，最令(ling)人操心的还是(shi)车与油的问题。

1940年1月14日，竺可桢偕胡(hu)刚复至西南公路局与副(fu)局长莫(mo)衡（字葵卿）会晤，据莫(mo)衡所言，“南宁之役西南公路〔局〕损失(shi)汽油一百余万gallon加仑，车三辆。现每月需油廿(nian)万gallon，全恃昆(kun)明一路。靖西公路虽通，每年只(zhi)能用三四个月云”。

由于车与油实在难得，以及遵义(yi)到湄潭间的公路尚未开通，竺可桢在1940年2月甚至向同(tong)样(yang)刚搬迁(qian)到遵义(yi)的陆(lu)军大学借了几匹马代步。2月13日早上，竺“偕振吾、刚复与陆(lu)大两马夫乘陆(lu)大之马五匹赴老蒲场（即老卜场，位于遵义(yi)城东）。初取(qu)小路，行八九里。因有坡(po)，且路滑马行不甚便利，至遵松公路后始能驰骋。”（《竺可桢全集(ji)》7，296）

竺可桢安顿完(wan)浙大的迁(qian)校事宜后，即赴重庆出差(cha)，期间仍在考(kao)虑购油事宜。3月4日早上，竺可桢赶到国民政府经济部所落(luo)脚的川(chuan)盐银(yin)行，与经济部政务次长兼液(ye)体燃料管理委员(yuan)会主任秦汾（字景阳）谈购油问题，竺要求液(ye)委会提供500加仑汽油，在六寨或(huo)独山交货。当时液(ye)委会已经在綦(qi)江、桐梓、独山、河池等(deng)公路站设立了六处油囤，计划每月运油1万加仑，竺显然是(shi)有备而往。

回到贵州之后，竺可桢又通过在交通部门任职的谢文龙（后曾任西南公路运输局局长）介绍，托(tuo)人购私油500加仑，据对方表示(shi)价格在16-18元之间。

第二天，竺到贵阳的液(ye)体燃料委员(yuan)会商讨购油事宜，对方表示(shi)现在的官方油价是(shi)16.80元每加仑，“而一般私油尚未售与该(gai)会者，因目前无许(xu)可证，因之纷纷出卖(mai)。渠允如浙大购买此(ci)等(deng)私油，可以设法补给(gei)证书，惟价目如在16.80以上，则难以报账云云。”比起重庆时所询价格来，时间相隔不过三个月，油价又涨了2元多，同(tong)时尚有黑市以更高价格售油，可见(jian)紧(jin)俏程度(du)。

隔了一年，1941年8月2日，竺可桢又至液(ye)体燃料委员(yuan)会处，得知油价已涨至38元一加仑，同(tong)时贵阳每天只(zhi)有6000加仑的配额，“此(ci)数不足用”。

不过实际上，在1938-1941年间，中国的液(ye)体燃料进口量并没有降(jiang)低(di)太多，仍然维(wei)持在每年3000万加仑以上。太平洋战争爆发(fa)以后，中国的进口渠道被(bei)日方切断，燃油进口量减少了90%以上，几乎到了可以忽略(lue)不计的地步，此(ci)后一段时间才是(shi)大后方燃油资源(yuan)真正告(gao)急的时候。

当时的一个好消(xiao)息是(shi)，甘肃玉门油田（当时中国最大的油田）已经出油了。1942年3月17日，竺可桢在重庆参加中国科学社理事会，遇到了西南联大化学系教授曾昭抡（字叔伟）。曾认为：“全国汽油储量只(zhi)三个月，兵工方面亦不能支持至明年。按战前汽油进口每年三千万gal.，战后增至五千万gal.，即每日十(shi)五万gal.或(huo)500吨。现玉门油矿(kuang)用土法只(zhi)能出五万gal.一天，故只(zhi)能管西北(bei)一部云。”

曾昭抡在这里的表述很(hen)不准确。1942年，玉门油矿(kuang)共(gong)生产了近190万加仑汽油，平均每天生产5000加仑而不是(shi)5万。到1944年，玉门油矿(kuang)的年产汽油量也不过400万加仑，并不能解决当时的燃料紧(jin)缺问题。

1943年11月27日，竺可桢至液(ye)体燃料委员(yuan)会处再次商量购油，发(fa)现官方油价已升到每加仑380元：“购外国油20加仑，价@$380。又玉门汽油100 gal.,@328。校中四万五千元款早汇到，但无人负责购油，遂致价目大涨。”当时玉门所产汽油全由燃委会负责销售，其售价也与进口汽油不一样(yang)。

油价的飞升自然也带动了运输价格。关于抗(kang)战时期的运价变化情况，竺可桢在1943年8月7日的日记中作(zuo)了简练的总结：“近〈人〉〔日〕公车运费大增，计客车每人每公里自一元八角增至二元五角，货价每吨每公里自廿(nian)七元增至卅五元。按泰和迁(qian)宜山运费公路车每吨只(zhi)六角一公里，自宜山迁(qian)遵义(yi)已涨至〈八〉〔一〕元二三角，在抗(kang)战前不过二三角而已。客车每公里承平时二分而已，均涨一百倍以上也。”即便与当时的一般物价变化程度(du)相比，100倍以上的运价涨幅也是(shi)惊人的。

汽油稀缺对浙大师生在贵州的生活常(chang)产生障碍，有时还相当危险。1942年11月6日，有一位浙大女生周(zhou)桐因患腹膜炎已出血，情况危急，竺可桢令(ling)浙大司机开小车往贵阳入中央医院，“估计来回需汽油30加仑，黑市价600元一加仑，带18,000元。近以官价85元一加仑，购到53加仑，但以后即不易得矣”。

以酒精代汽油

中国的汽油如此(ci)依(yi)赖于进口，早就引起了国民政府相关人士的担(dan)忧。1936年3月，直属于军事委员(yuan)会的资源(yuan)委员(yuan)会拟订了《重工业建设五年计划》，计划建成三个厂矿(kuang)，力求实现5000万加仑的汽油年产量，以达到完(wan)全国内自主的目标(biao)。同(tong)年6月，资源(yuan)委员(yuan)会又向国民政府呈报了更为详尽的《中国工业发(fa)展三年计划》，其中的重要一条便是(shi)建设煤炼油厂，同(tong)时开发(fa)延长及巴县油矿(kuang)，计划年产2500万加仑。

在全面抗(kang)战时期，国民政府除了对燃油实施进口和使用管制，也极力开发(fa)和推广替(ti)代性产品。主要替(ti)代办法有3种，一是(shi)以酒精代汽油，二是(shi)木炭（或(huo)其他固体燃料）代汽油，三则是(shi)用植物油代燃油。这其中，应用最为广泛的是(shi)酒精。

1937年9月，资源(yuan)委员(yuan)会召开会议，讨论汽油代用品的生产，并决定早日建厂，生产动力酒精。同(tong)时，行政院也公布(bu)了《酒精汽油混合(he)燃料办法》，要求在汽油内混合(he)一定比例的动力酒精。欧(ou)洲各国在之前数年都已经制定类似(si)政策，如德国在1932年10月规定汽油中至少含20%-30%的酒精，匈牙利则自1929年起便规定汽油中必须掺入20%的酒精。

根据中央工业试验所在1935年所做的试验，这种混和燃料在动力性能与燃料经济性上，都与纯汽油相差(cha)无几，可以作(zuo)为长期日常(chang)行驶(shi)之用。不过此(ci)类措施只(zhi)能减少汽油的消(xiao)耗量，并不能完(wan)全代替(ti)汽油。

在抗(kang)日战争时期，发(fa)挥主要替(ti)代汽油功能的是(shi)纯酒精再加入挥发(fa)性有机物质（苯(ben)、乙(yi)醚、乙(yi)酮等(deng)）而成的动力酒精，当时也称代汽油或(huo)人造汽油。

早在1920年代，菲律宾已经应用了这种酒精燃料，其中一种的成分为98%的酒精加上2%的汽油，其燃料消(xiao)耗量较汽油多耗25%；另一种的成分则是(shi)95%的酒精加上5%的乙(yi)醚。

1939年1月7日，竺可桢至国立编译馆（当时驻于巴县中学）午餐，席间他从国立编译馆馆长陈可忠处得知，魏(wei)喦寿（时任资源(yuan)委员(yuan)会酒精工业总工程师）现在内江办酒精厂，“日可出一千gal，但西南公路处代汽油日需一万gal。所谓代汽油，其成分为70%酒精、30%以太〔乙(yi)醚〕代汽油（这一记录似(si)乎有误，乙(yi)醚成分当不至于如此(ci)之高），于汽车机件损坏较汽油为速。此(ci)则急应研究者，余谓需要乃发(fa)明之母”。

这里的酒精厂指的是(shi)由资源(yuan)委员(yuan)会和四川(chuan)省政府合(he)办的四川(chuan)酒精厂，于1938年9月建成投产，其所生产酒精很(hen)快便供不应求。1939年，陕西酒精厂也迁(qian)至四川(chuan)资中（今(jin)内江市资中县），并改名为资中酒精厂。内江盛产蔗糖，而榨糖后的废液(ye)（即糖蜜）则是(shi)制造酒精的原料，且价格低(di)廉，自然成为抗(kang)战时期所建酒精厂的重要基(ji)地。

根据1939年资源(yuan)委员(yuan)会所拟定的《西南各省三年国防(fang)计划》，规划设立四川(chuan)第二酒精厂、云南酒精厂、贵州酒精厂、甘肃酒精厂、四川(chuan)第三酒精厂等(deng)， 计划将酒精年产量由1939年的29万加仑提高到1941年的203万加仑。到1941年底，后方各省同(tong)意设立的酒精厂有68家(jia)，生产能力达每年792万加仑。如加上其他已呈请尚未准许(xu)设立及还未呈请登记的厂家(jia)，工厂总数已达100余家(jia)。至1944年底，后方共(gong)有300余家(jia)酒精厂，年产能力达2400万加仑以上，当年的实际产量在1000万加仑左右，其中大部分分配给(gei)了刚进入中国战场的美军。

在这份计划中，最早启动的便是(shi)1940年6月设立，并于1941年5月建成的遵义(yi)酒精厂，它也是(shi)遵义(yi)第一家(jia)大型现代化酒精厂，其负责人先为邝森扬，后为曾任中研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yuan)（1931-1936）的汤元吉(ji)。

浙江大学西迁(qian)贵州之后，学校与遵义(yi)酒精厂之间常(chang)有往来。同(tong)年9月1日，农学院蔡邦华教授到竺可桢处商谈，表示(shi)遵义(yi)酒精厂想(xiang)与浙江大学合(he)作(zuo)创设农场以便推广甘蔗。竺可桢则觉得，“目前农业上以推广食粮为目的，而酒精则以运输便利、制造容易为目的。故以粮食论，以种马铃薯为最佳(jia)，包谷(gu)、甘薯次之，而甘蔗又次之。但以酒精厂立场论，则以甘蔗最为相宜，而不愿用马铃薯。故余以为种甘蔗只(zhi)能作(zuo)一种试验而已，不能尽量推广也”。

竺可桢的论述指出了当时酒精产业的一个核(he)心问题。在抗(kang)战时期，生产足够(gou)的粮食以满足国民和军队需求是(shi)第一位的，运输业当然也非(fei)常(chang)重要，但在优先程度(du)上不可同(tong)日而语。抗(kang)战期间，贵州省数次实施禁酒政策，尽管并没有直接(jie)波及酒精厂，但原料来源(yuan)仍然是(shi)困扰动力酒精生产的主要问题。

1944年4月9日，竺可桢从浙大毕业后赴酒精厂工作(zuo)的赵元卜处得知，玉米价格高涨，酒精价格却因受统(tong)制而不能及时调整，酒精厂自然不愿亏本生产酒精。一个替(ti)代方法是(shi)从民间买来土酒再加工成无水(shui)酒精，但由于政府禁酒，此(ci)路也告(gao)断绝。竺可桢担(dan)忧地表示(shi)：“酒精价现每加仑为380元，价目由贵阳公议规定，不能增加。厂中职员(yuan)之米贴近月亦未能加。可知国内通货膨胀，管制物价未得其法，不但非(fei)生产机关受影响，即生产机关亦大受影响。不景气之状态已毕露，此(ci)则最可忧虑者也。”

同(tong)年10月，竺可桢又从厂长汤元吉(ji)处了解到，“酒精厂所制酒精售价已1250〔元〕一gallon，而以土酒制其度(du)数只(zhi)40°左右。现价每十(shi)二斤制一gallon，每gal.之价亦千余矣”。以此(ci)估算，酒精厂仍然无利可图。

为了平抑日趋上涨的酒精价格，国民政府考(kao)虑了许(xu)多措施。其中一条便是(shi)将新开发(fa)的玉门油田所炼之汽油发(fa)往重庆，由液(ye)体燃料委员(yuan)会加以分配。不过由于当时运力的不足，每月实际只(zhi)能运出120吨汽油（不到5万加仑），并不足以平抑价格。

动力酒精既为替(ti)代品，其缺点也是(shi)相当明显的。除了更易损耗发(fa)动机以外，酒精在动力和效率方面比之汽油也有很(hen)大差(cha)距。1945年2月11日，竺可桢计划乘坐校车赴重庆，“目前难题在小车费油甚多，湄潭来回需二十(shi)五加仑酒精，赴渝需五十(shi)加仑之多，而车中带去甚不易也”。以此(ci)计算，每加仑动力酒精只(zhi)能行驶(shi)5千米左右，其效率还不到汽油的一半(ban)。

交谊汤元吉(ji)

竺可桢与遵义(yi)酒精厂厂长汤元吉(ji)早就相识。1938年11月，当时还在广西宜山的竺可桢与汤元吉(ji)便有过一次会面，竺从闲谈中得知江西神冈山钨铁厂的机器已经搬到了香港。

资源(yuan)委员(yuan)会与中德两国政府共(gong)同(tong)成立的合(he)步楼公司合(he)作(zuo)建设江西钨铁厂，于1937年2月动工，所有机器设备均从德国进口，负责人为杜殿英，汤元吉(ji)则担(dan)任钨铁厂筹备委员(yuan)会的总工程师。兴建这座工厂同(tong)样(yang)是(shi)资源(yuan)委员(yuan)会制定的三年工业计划的一部分，其目的是(shi)在中国中南地区创建工业和原材料基(ji)地，抵御日本入侵，并为中国的未来工业发(fa)展奠(dian)定基(ji)础。列入三年工业计划的这些项目均由德国公司提供全套工厂设备和技术援助，中国则通过提供钨、锑的原材料和产品进行偿付。在当时，中国的钨、锑产量已经遥居世(shi)界榜首(shou)，其中锑的出口量在1937年之前便占世(shi)界锑业交易量的75%，成为中国的重要出口物质。

到1938年6月，钨铁厂的主要建筑已经基(ji)本完(wan)成，但从德国引进的设备却比原计划晚了不少时间。就在原计划的开工时间1938年8月，日军逼(bi)进江西，厂方不得不将装好的机械再拆卸转移，整个建厂方案可谓功亏一篑。

浙大在遵义(yi)的河滨工厂及工学院实验室(shi)

来到遵义(yi)之后，竺可桢与汤元吉(ji)的关系一直不错，还曾请他到浙江大学作(zuo)纪念(nian)周(zhou)演讲。1942年9月22日，贵州废除实施了一年多的禁酒令(ling)，27日中午，作(zuo)为酒精厂领导的汤元吉(ji)便宴请各方。餐后，竺可桢又参观了酒精厂，据介绍该(gai)厂每天可出货300 加仑汽油，价格为每加仑140元。“每日需包谷(gu)五千公斤，煤十(shi)吨，将来可谓出产三倍云”。由于原料供应的不足，遵义(yi)酒精厂的实际产能并未得到完(wan)全发(fa)挥。

同(tong)年10月12日下午，汤元吉(ji)来到遵义(yi)竺可桢处相谈，然后两人一起赴专员(yuan)公署，参加遵义(yi)各界欢迎(ying)贵州省主席吴鼎昌夫妇光临(lin)的晚宴，到九十(shi)余人。

11月29日，汤元吉(ji)夫妇又应邀而至浙大。竺可桢记录道，“汤允按月供给(gei)50加仑之酒精，不取(qu)资，目前价为175元，即每月八千余之价值也。余允明日即作(zuo)公函。”相隔两月，市面上的酒精价格又上升了20%有余。到1944年6月，官方核(he)定的酒精价则到了每加仑772元。

对浙江大学来说，酒精除了汽车运输之外，也是(shi)进行化工实验所必须的物资，且所需之量不少。1941年6月25日，竺可桢计算道，“化工实验需酒精，每学期二百五十(shi)加仑，每加仑二十(shi)元，即五千元”。就此(ci)而论，酒精厂的支持对浙大的教育与学术工作(zuo)也助益颇大。

遵义(yi)酒精厂对浙大的另一项帮助则是(shi)，厂家(jia)定期有汽车来往于遵义(yi)和湄潭之间，浙大师生有时可搭上便车。在竺可桢的日记中，对此(ci)项亦常(chang)有记录。

汤元吉(ji)虽为德国毕业的化学博士，却酷爱文学。早在20年代，他便翻译了歌德的《史推拉》（即《丝(si)苔拉》）和《克拉维(wei)歌》（即《克拉维(wei)戈》），卫德耿（即德国剧作(zuo)家(jia)韦德金德）的《春(chun)醒(xing)》，以及他与俞(yu)敦培合(he)译的黑贝尔作(zuo)品《悔罪女》（即《玛丽(li)亚·玛格达莱娜》）。这四本译作(zuo)均于商务印书馆出版。

汤元吉(ji)在领导酒精厂之余，也热心交往文化人士。他与当时在浙大任教的费巩似(si)也私交不浅(qian)，1945年3月5日费巩在重庆失(shi)踪(zong)前一晚，曾去汤元吉(ji)处拜访，不过汤并不在家(jia)。

汤元吉(ji)常(chang)邀请学术文化界名人至酒精厂演讲。1944年9月27日，竺可桢应邀至酒精厂办事处晚膳，“到浙大同(tong)事二十(shi)一二人，驾吾、香曾、衡叔、洽周(zhou)、元复、馥初、劲夫、卓如、征铠、坤珊(shan)、幼伟等(deng)均到”。晚宴时，汤元吉(ji)即约竺可桢10月6日到酒精厂作(zuo)演讲。

10月6日下午，竺可桢按时到达酒精厂，晚餐后至厂内的俱乐部演讲，“到职员(yuan)五十(shi)余人，有叶克勤及浙大毕业生赵元卜、余建彬(bin)、沈婉贞等(deng)十(shi)人。余讲题为‘怎样(yang)做一个民主国家(jia)的公民’。述中国民主基(ji)础之雄〔厚(hou)〕,对于宗教、种族、贫富不分珍域，英美亦弗及。俄之民主无言论自由，以国家(jia)在民族之上。中国向来以民为贵，社稷次之。但中国要做民主国，必须革除二弊，即(一)士大夫阶级之观念(nian)。过去历史，士大夫襄皇帝治(zhi)理天下，立法而不守法。(二)革除黄老观念(nian)，见(jian)义(yi)勇为，不要取(qu)袖手旁观、明哲保身态度(du)。讲一小时后讨论至九点散。”（《竺可桢全集(ji)》9，196）

相隔不过几天，汤元吉(ji)还邀请了吴宓到访酒精厂，其过程也颇为有趣。

1944年秋，吴宓赴成都讲学，途中往遵义(yi)浙江大学处住了半(ban)月。9月20日，吴宓接(jie)到费巩当月8日发(fa)来之函，“拟介绍资委会酒精厂长汤元吉(ji)自用汽车，为宓赴渝。” 不过据吴宓后来所记，他是(shi)坐花纱布(bu)车行之车赴重庆的，并没有用上酒精厂的车。

9月23日早上，吴宓从昆(kun)明出发(fa)，“候至8:30车行，共(gong)三军车，均酒精车，一往独山，二往重庆。”在贵阳停留几天之后，吴宓在浙大张君川(chuan)副(fu)教授的陪同(tong)下，于30日来到遵义(yi)，住在石家(jia)堡新五号郭(guo)斌龢家(jia)。

10月2日上午，竺可桢到郭(guo)家(jia)拜访吴宓。竺觉得与吴“已五六年不相见(jian)，亦颓然一老翁矣”。（《竺可桢全集(ji)》9，193）

10月3日晚上，《思想(xiang)与时代》编辑部出面邀请吴宓在乐露春(chun)饭店(dian)晚宴，竺可桢也到场一聚，“到张君川(chuan)、谢文通、田德望、费香曾、洽周(zhou)、絜(jie)非(fei)、迪生、幼伟”等(deng)人。10月5日中午，王驾吾、费巩又邀请吴宓家(jia)宴，汤元吉(ji)也在场陪同(tong)餐叙，并约吴宓至酒精厂演讲。

竺可桢在遵义(yi)，摄于校长办公室(shi)前。

10月8日下午，吴宓由王驾吾、杨耀(yao)德等(deng)人陪同(tong)，坐车至酒精厂。汤元吉(ji)招待晚宴，并饮茅台酒。餐后，吴宓便在酒精厂之俱乐部讲《红楼梦》，第二天早上才回遵义(yi)。在汤元吉(ji)的带动下，酒精厂的文化学术活动亦有声(sheng)有色。

抗(kang)战胜利之后不久(jiu)，竺可桢赴重庆参加全国教育善后复员(yuan)会议及教育部审查(cha)委员(yuan)会会议。1945年9月26日早上，竺可桢与内江酒精厂厂长施有光餐叙，得知资委会下属的18家(jia)酒精厂已停掉7家(jia)，因为已经没有相关需求，最终将只(zhi)保留3家(jia)。

10月1日，竺可桢又至重庆五四路五四坊(fang)访汤元吉(ji)，汤正好出门不在家(jia)。竺可桢从汤的夫人口中获知汤元吉(ji)已经离(li)开酒精厂，当月5日即将赴台湾，参加接(jie)收工业部门的工作(zuo)。

日本刚投降(jiang)，国民政府便开始拟订接(jie)收台湾的工作(zuo)。1945年9月，国民政府成立台湾区特派员(yuan)办公处，由资源(yuan)委员(yuan)会工业处处长包可永(yong)担(dan)任特派员(yuan)。办公处下设糖业、机电、冶化、轻(qing)工业、矿(kuang)业5组，汤元吉(ji)担(dan)任冶化组长。

1946年，资委会与台湾省政府签订合(he)作(zuo)大纲，共(gong)同(tong)经营七家(jia)企业，其中汤元吉(ji)出任台湾肥料公司董(dong)事长兼总经理。汤元吉(ji)之后长期留在台湾工作(zuo)，直到过世(shi)，不过在1949年前曾回到杭州几次，与竺可桢也有相聚。

其他替(ti)代性燃料

1940年10月6日，竺可桢“遇邦华太太，杨守珍、华寿年乘木炭〔车〕赴遵义(yi)，每开需木炭百斤，约价十(shi)二元(前月只(zhi)六元)，而汽油八加仑之价(@28)二百二十(shi)四元，相差(cha)十(shi)七八倍也。”

这里所说的木炭车，也叫木柴车或(huo)煤气车，也就是(shi)在车辆上装一个煤气发(fa)生炉，将木炭等(deng)固体燃料烧成煤气，注(zhu)入气缸(gang)进行燃烧。

根据翁文灏的记录，1938年6月和7月，广西对33辆煤气车进行了试验，结论是(shi)可以节省大约90%的汽油，经济上也可以节省60%左右。国民政府在战时相当提倡这种节约燃油的做法，1941年贵州企业公司成立“中国煤气车营运公司”从事运输业务，也是(shi)响应这一号召。

1941年7月7日，竺可桢一行从遵义(yi)赴湄潭，坐的便是(shi)贵州企业公司的木炭车。他记叙道，“八点一刻车自站开出，木柴车发(fa)动时稍慢(man)，但亦不过〔数〕分钟而已，此(ci)车系General Motors Co.通用汽车公司两吨半(ban)车，每公里用炭三斤，约三角钱，较之汽油车仅十(shi)之一而已。”

木炭车费用虽省，但行驶(shi)速度(du)较缓，遵义(yi)到湄潭不过五六十(shi)千米的里程，竺这一路却坐了近5个小时。1942年7月20日晚，竺可桢之女竺梅从重庆回到遵义(yi)，“知前日动身乘木炭车，第一日宿綦(qi)江，第二日松坎，迄今(jin)日七点始抵此(ci)云。”这段不到300千米的路程费了三天时间，其动力可想(xiang)而知。纯就性能而言，木炭车显然远远不如酒精车。

尽管存在各种缺陷，但基(ji)于政府的强力支持，在抗(kang)战时期的公共(gong)运输方面，木炭车仍占有相当突(tu)出的地位。尤其是(shi)1942年3月战时运输局通令(ling)，只(zhi)准使用木炭燃料，对汽油、酒精或(huo)代汽油一律彻底管制。

据统(tong)计，在湖南省公路局系统(tong)营造的汽车中， 1936-1939年木炭煤气汽车所占比例由 20.3%上升到30%。1938年，西北(bei)公路局也成功改装第一辆木炭车。到了1940年，行驶(shi)在西北(bei)公路上的木炭车有60余辆，平均速率为每小时10公里。至抗(kang)战后期，西南西北(bei)地区的木炭车已经占到全部行驶(shi)车辆的35%。

木炭车之外，中国的研究机构与运输部门也一直在考(kao)虑以植物油代替(ti)柴油的方案。1935年12月，经济委员(yuan)会公路处、江南汽车公司、中央大学工学院等(deng)机构共(gong)同(tong)进行了棉籽油柴油混合(he)燃料的试车实验，用30%棉籽油和70%柴油相混合(he)，基(ji)本实现替(ti)代柴油的功能。

中央工业试验所的另一个研究方向是(shi)对植物油（包括桐油）进行分解，从而提炼汽油，或(huo)制造煤油。而在抗(kang)战时期，一个颇引人瞩目的发(fa)明则是(shi)直接(jie)以桐油作(zuo)为燃料。

1936年，中国汽车制造公司于南京成立，计划与德国本茨(ci)（奔驰）公司合(he)作(zuo)，在湖南株(zhu)洲设立总厂，并由曾养甫任董(dong)事长兼总经理。1937年秋，株(zhu)洲厂生产装配出了第一批柴油卡车，之后设备转移到广西桂林，并在重庆设立华西分厂。

1940年２月，中国汽车制造公司桂林厂成功制造出第一辆桐油汽车。同(tong)年5月，汽车厂总工程师张世(shi)纲驾驶(shi)桐油燃料车从桂林厂出发(fa)，到重庆参加表演。据言，该(gai)车“载货两吨有半(ban)，行程1200公里，完(wan)全使用桐油，机器方面沿途概未发(fa)生丝(si)毫(hao)障碍，速度(du)每小时最高达50公里，平均速度(du)为35公里，由贵阳至海棠溪（全程近400千米），仅须15小时，爬山越岭，比较汽车似(si)觉稍缓，但能力颇好，各个山坡(po)均得畅行无阻”。

1941年10月，中国工程师学会在贵州举办联合(he)年会。会议结束后，年会参会全体成员(yuan)又于28日至遵义(yi)浙江大学处共(gong)进午餐，并参观了遵义(yi)酒精厂与大兴面粉厂（贵州企业公司投资的面粉厂）。

10月30日，浙大机械系教授王仁东至竺可桢处，谈及此(ci)次机械工程学会论文中，以桐油代汽油的贡献最大，“盖酒精代汽油嫌力不足，温度(du)低(di)，木炭车费用四倍于桐油，且原料不够(gou)。惟桐油随处皆有之，且价只(zhi)汽油十(shi)之一而已。惟桐油不能接(jie)触空气，因其易于氧化而凝结，故必须置于air tight气密之筒(tong)中，且因其挥发(fa)点高而滞重，故须加热始能用云”。

由于未见(jian)此(ci)次学会的论文集(ji)，无法确定王仁东所指的究竟是(shi)哪篇论文，不过很(hen)可能便是(shi)中国汽车制造公司于1941所写的关于桐油汽车优点的摘要报告(gao)，其中估计道，中国的桐油年产量大约为3000万加仑，可抵5000万加仑的汽油，超过当时中国的全年汽油消(xiao)费量。难怪王仁东对此(ci)兴奋(fen)不已。

但从实际情况来看，直到抗(kang)战结束，中国汽车制造公司也并没有能够(gou)批量生产桐油车，其对缓解中国抗(kang)战时期燃料不足的贡献也仅限于理论。

（参考(kao)文献及注(zhu)释省略(l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