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德·斯洛(luo)特戴克

诊断的初因

一种愤懑，或者(zhe)说成是一种恐惧(ju)也(ye)未尝不可。斯洛(luo)特戴克的视域是极为(wei)开阔的，《蔑视大众》中他对逐(zhu)渐主体化的大众有着清醒的认识，只不过(guo)要(yao)拉上极富盛名的卡内蒂来做实人群之黑的论断，因为(wei)“卡内蒂的强项在于他一以贯之的不讨好(hao)献媚(mei)”，这种强调为(wei)哲学家的观察设(she)置了(le)极为(wei)客观的前提，也(ye)是他进行大众心理学推演的基础，卡内蒂的《群众与权力》认为(wei)，20世纪大众心理学的基本问题(ti)是被恶和假所裹挟。群众在成为(wei)主体之后(hou)变得迟钝且不透明，这种聚集不仅形成了(le)旋涡，还(hai)导致了(le)“曾(ceng)经有着自我(wo)欲望认知的民主主体的理性浪漫形象的完全坍缩(suo)”，“大众”的形成是一种退化，它不再顾及单一个体的自我(wo)肉身感受和空间感受，个人意志在聚集成黑色团块中的释放成了(le)一种释然，平等(deng)主义可能会(hui)带来瞬间的幸福(fu)感，但其(qi)根(gen)源并非所有人的平权意愿，而是绝大多数人的自我(wo)放纵(zong)。在时代中越行越偏的人群最后(hou)汇合成没有潜力的后(hou)现代大众，现代性的优质特征就快(kuai)要(yao)烟消云散，哲学家在用每(mei)个人都参与却不自知的真(zhen)相敲打着没有止步的脚踝。

大众的形成不仅影响了(le)社会(hui)，也(ye)改变了(le)学者(zhe)们的研究视角。在《思想的假死》中，斯洛(luo)特戴克的嘶(si)吼更加(jia)清晰明了(le)，本该(gai)得到延续的古代欧洲理论文(wen)化，如今却成为(wei)一种基于罪行之上的认识论信仰(yang)。这种罪行的实施者(zhe)看起来与常人无异，可他们却将延续形而上学传统的理论家暗杀，斯洛(luo)特戴克甚至将其(qi)称为(wei)“天使谋杀案”。实践(jian)理论的生活本该(gai)不涉及外部状态或对象，而是发展实践(jian)者(zhe)本身，使其(qi)作为(wei)能动主体的塑(su)造性练习，这种生活既是沉思的，也(ye)应当是积极活跃的，然而当代作者(zhe)却要(yao)引入(ru)区别，最终使实践(jian)生活的维度(du)变得愈发不可见，也(ye)让学者(zhe)和知识分(fen)子(zi)们无法看清现代社会(hui)中的“人类状况”。本该(gai)延续清晰脉络的理论学术生活却越来越浑浊(zhuo)，未来何为(wei)呢？

作为(wei)方法的谱系(xi)学

毋庸置疑(yi)，斯洛(luo)特戴克是一位杰出的师者(zhe)，无论是在慕尼黑巴伐利(li)亚艺术学院，还(hai)是在图(tu)宾根(gen)大学，他对时代症结的阐述都有理有据。就算尼采已(yi)经对智识生活的传承(cheng)产生了(le)极大的干预，他仍愿意沿用经典的谱系(xi)学方法，告(gao)诉(su)观者(zhe)本该(gai)作为(wei)思考者(zhe)的哲学家最终是如何被杀死的，以至于混沌(chun)复(fu)现；而在蔑视的概念之下(xia)，思想和道德又是如何从纵(zong)向控(kong)制转向了(le)横向控(kong)制，让本来有个性的个体走向了(le)普遍性和同质性的大众集结，最后(hou)走入(ru)几乎再难以找到差异性的平庸。几乎无人敢否认哲学始于柏拉图(tu)时代，斯洛(luo)特戴克对胡塞(sai)尔的惺惺相惜就如同胡塞(sai)尔意欲抓住(zhu)霍夫曼斯塔(ta)尔的手臂一样，现象学中最为(wei)哲学家受用的“悬置”概念被摆放在显眼的位置。这时候哲学还(hai)没有和科(ke)学分(fen)离，或许这两者(zhe)本就不该(gai)分(fen)离，被区分(fen)开就意味着要(yao)有高低(di)之分(fen)，但观察者(zhe)应该(gai)是纯粹的，胡塞(sai)尔一生都在努力创造一种沉思的生活方式，然而时代改变了(le)，类似苏格(ge)拉底“神游症”般(ban)对理论的纯粹思考都卷入(ru)了(le)生活问题(ti)，胡塞(sai)尔最终在晚(wan)年领悟到，理论必须克服抽象性，回到先验性。

现象学的悬置方法似乎并没有给思想的发展提供解决之道，反(fan)倒是留下(xia)了(le)一个难题(ti)，让人们更怀念柏拉图(tu)借苏格(ge)拉底之口，将灵魂和身体进行分(fen)离的形而上化，继而让真(zhen)正的观察者(zhe)，也(ye)就是有悬置能力的人在特定的练习地点出现。直至20世纪上半叶，西欧思想与古希腊(la)最大的不同就是《道德谱系(xi)》，尼采以伦理学导师的姿态让道德的真(zhen)实根(gen)源回归(gui)于怨恨，这不仅实现了(le)对否定世界和生活的基本态度(du)的划时代重组，也(ye)肯定了(le)美德的倾向。

《思想的假死》一书虽然用心理政治(zhi)学的方式，将柏拉图(tu)主义的城邦生活沿着谱系(xi)学的脉络纵(zong)向行进到当下(xia)，但斯洛(luo)特戴克最终不得不承(cheng)认，具有悬置能力的人的产生，并非有什么贵族非贵族的差异，也(ye)没有明确的节点来区分(fen)，观察者(zhe)的产生与其(qi)载体文(wen)化的命运纠缠在了(le)一起，所有努力追求知识的生活方式都是值得尊重的。

而《蔑视大众》中，斯洛(luo)特戴克回归(gui)到“集体”的流(liu)动方向，纵(zong)横交叉地深挖奉承(cheng)作为(wei)颠倒的蔑视所产生的遗传性疾病(bing)史，看公共领域如何被斗(dou)争和潮流(liu)所分(fen)裂。从霍布斯开始将大众臣民化，到斯宾诺莎发现了(le)哲学意义上的大众，直至马克思的阶级论，大众的演变并非是某种进步，而只是蔑视的结构性变化，尼采更是把“人群对其(qi)超越地平线的设(she)施的一切蔑视变成了(le)物质以及抵抗的大众，以获得一种纠正的、增(zeng)效的蔑视”。走向主体性的大众似乎真(zhen)的丧失了(le)个性，最终在海(hai)德格(ge)尔狡猾的“此在”中被持续观察着、蔑视着，哪怕这是为(wei)了(le)转入(ru)非可蔑视性、转入(ru)激(ji)进的并且是高贵的生存做准备(bei)。

拯救现代主义？

或许未必可行。斯洛(luo)特戴克一直是犀利(li)的时代诊断者(zhe)，而非药(yao)剂师。他在《思想的假死》中已(yi)经表明了(le)理论的假死走过(guo)古希腊(la)和罗马时代，跳过(guo)基督教(jiao)的中世纪后(hou)，已(yi)经走了(le)样，费希特颠倒了(le)活着的人和假死之人中间的关系(xi)，主体间性是一种游离状态，人成了(le)一种拥有知识的载体。在最后(hou)一章中，作者(zhe)更是大声斥责谋杀假死状态的十(shi)名凶手——哪怕经典的批判(pan)方式被这位凶悍的德国老人使用得游刃有余，诸(zhu)多理论先驱在斯洛(luo)特戴克这里都难逃(tao)其(qi)罪。

而《蔑视大众》中仍然在积极走向现代化的大众已(yi)经步入(ru)了(le)后(hou)现代，因为(wei)垂直与水平关系(xi)之间的冲突已(yi)然造成了(le)失败的事实，哲学家们只是在以自己的方式奉承(cheng)社会(hui)，而非挑衅社会(hui)症结。诊断以走入(ru)死胡同为(wei)终结，哲学家的哲学批判(pan)似乎根(gen)本不可能为(wei)社会(hui)带来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方式和方法似乎都带有先天的缺陷，就连呼(hu)吁应当积极寻求真(zhen)理的巴迪(di)欧，都被斯洛(luo)特戴克嘲笑(xiao)着其(qi)理论适用范围的狭隘。

那么人类命运就再无出路了(le)吗？德国哲学家的严谨不容小觑，尽管在《思想的假死》中，作者(zhe)在讨论伊始就将现代艺术中实践(jian)生活的复(fu)杂性，和古典时代与中世纪的体育宗教(jiao)禁欲苦修排除在外，然而行文(wen)中不时被引入(ru)的诗(shi)歌(ge)文(wen)学与艺术则被大肆颂扬着，卡夫卡预言了(le)假死的必然回归(gui)，霍夫曼斯塔(ta)尔对诗(shi)人的身份定位让胡塞(sai)尔产生了(le)精神上的共鸣，从而坚定了(le)自己的理论方法，保罗·瓦莱(lai)里通过(guo)笔下(xia)的人物建立了(le)内在观察者(zhe)，并以此拥有了(le)力量，而佩索阿——伟(wei)大的佩索阿用诗(shi)歌(ge)“成功地表达了(le)在忧郁的人非自愿的悬置和反(fan)传统的观察者(zhe)自愿的审慎中的存在”，现代艺术体系(xi)更是可以消除封建情感的余孽，对艺术优秀(xiu)或卓越的鉴赏会(hui)在民主的环境中以执行性和客观性的方式进行，就算大众沦为(wei)了(le)无意识无差异的政治(zhi)工具，艺术仍可以在尴尬(ga)和绝望中，成为(wei)仅存的避难所。

结语

即便是大学中的讲座(zuo)，斯洛(luo)特戴克的哲学语言依旧显得诘屈聱(ao)牙，他的论述绝非基础性的，而是将观者(zhe)、读者(zhe)的智识与自己并列，这种讲述并非是自上而下(xia)的强势(shi)灌输(shu)，而更像是精英之间的哲思分(fen)享。然而如球面一样完整(zheng)光滑的论述并非毫无瑕疵，对古典主义的回溯(su)可以看成是一种礼赞，也(ye)可以理解成某种守(shou)旧，而在他果断说出“哲学家们都是宁可做出臆(yi)断也(ye)不愿意阅读细(xi)节的人”之后(hou)，也(ye)用自身的话语验证着这种结论。

理论的假死和大众主体性的发展仍然没有跳脱开“全球化”这个虽有些过(guo)时但仍然时髦的话题(ti)。斯洛(luo)特戴克的知识绝对是丰厚的，他在随笔中不时闪现的文(wen)学造诣验证了(le)学生时代接受到的教(jiao)育成果，对现代艺术的态度(du)甚至比对同行更为(wei)宽容，然而他对思想演变的接受程度(du)却令人不敢恭维，就算几乎所有思想家都对走入(ru)后(hou)现代的现代性进行着无情的批判(pan)，但鲜少(shao)有人敢公开否认女权主义的存在——在这一点上斯洛(luo)特戴克的态度(du)只能用“可爱”来形容，《思想的假死》一书最后(hou)，他直指朱(zhu)迪(di)斯·巴特勒的名字(zi)，甚至惊诧性别研究对无性别境界的摧毁。这位德国老人是落伍的，却也(ye)带有一种先锋(feng)性：他对汉娜·阿伦特的频(pin)繁引用确实是一种对女性学者(zhe)的尊重和肯定，但这种认识却是建立在“天使无性别”的基础之上，或许作为(wei)连接人类与真(zhen)理（上帝）的天使，本就无性别可言。

哲学家们总被诟病(bing)跳脱于真(zhen)实生活之外，就像斯洛(luo)特戴克说的，他们如今更多的被留在了(le)报告(gao)厅(ting)、实验室(shi)、图(tu)书馆和永(yong)远开不完的讨论会(hui)上，然而这位如今七旬(xun)的老人仍然在劝说着我(wo)们，只要(yao)有不断攀登知识的决心，以学识、艺术与文(wen)学修养，还(hai)有思想作为(wei)实践(jian)的方法论，或许能够打破(po)后(hou)形而上的幻想，不仅清醒地重拾道德，也(ye)可以让自己在人的普遍性境况中，变得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