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出生(sheng)于(yu)美国的(de)朱迪斯·巴(ba)特(te)勒是当代最(zui)著名的(de)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之一，专(zhuan)注于(yu)女性主义批评、性别研究、当代政治哲学和伦理学等领域(yu)，被视为(wei)酷儿(er)运(yun)动的(de)理论先(xian)驱。在《消(xiao)解(jie)性别》中，巴(ba)特(te)勒第一次将目光放在普通人和他们的(de)生(sheng)活上，批判男女二元的(de)性别框(kuang)架，反驳(bo)各(ge)种形式的(de)性别本质论。

在巴(ba)特(te)勒看来，性别规范有着两面性。一方面，如果没有一定的(de)规矩，人们就无法相互理解(jie)和承认，但另一方面，让(rang)日子过不下去的(de)正(zheng)是这些规矩，因(yin)此唯一可行的(de)做法是让(rang)性别这个概念(nian)保持开放性和不可知性。书中写道：“为(wei)了要生(sheng)活，要好(hao)好(hao)生(sheng)活，为(wei)了能(neng)够知晓朝哪个方向(xiang)前进才会改变我们的(de)社会世界，我们需要规范；但是，我们也会受困于(yu)规范，有时规范会对我们施(shi)加(jia)暴力，而为(wei)了社会公正(zheng)，我们必须反对它们。”正(zheng)如巴(ba)特(te)勒所说：“批评的(de)意义在于(yu)对束缚生(sheng)活的(de)规矩提出质疑，好(hao)让(rang)生(sheng)活方式具(ju)有更多的(de)可能(neng)性。”

《消(xiao)解(jie)性别》

在日常生(sheng)活中，“男性特(te)质”“女性特(te)质”都是常见(jian)的(de)话术，但它们并不是一种固(gu)定标准。你口中的(de)定义和七大姑八(ba)大姨很可能(neng)不同，甚至完全相反，而在网络上，这样(yang)的(de)碰撞更是常见(jian)。也就是说，这些话术总会随着社会和文化的(de)变化而变，即使是某些看似“约定俗(su)成”的(de)概念(nian)，也处于(yu)漫长(chang)的(de)被制造过程中。

在这种情况下，“性别”的(de)社会规范和一个完整(zheng)的(de)正(zheng)常人之间，难(nan)免存(cun)在矛盾和束缚，甚至会衍生(sheng)为(wei)政治问题。同性婚姻就是如此，正(zheng)如书中所言(yan)：“政治是由(you)可理解(jie)的(de)话语构成的(de)，它要求我们采取某个立场，不论这个立场是赞同还是反对同性恋婚姻；但是，作为(wei)人和严肃(su)的(de)规范性政治哲学及实践的(de)一部分的(de)批判性思考则要求我们探问，这到底为(wei)什么以及如何成为(wei)了一个问题——一个决定什么会、什么不会在这里成为(wei)有意义的(de)政治问题。在现有条件下，为(wei)什么‘成为(wei)政治’的(de)前景恰恰依赖于(yu)我们在话语性地构成的(de)二元结构中操作（而不是探问）的(de)能(neng)力，而且努力地不去知晓性领域(yu)就是被迫受制于(yu)对这些条件的(de)接受呢？”

巴(ba)特(te)勒继而将这一观(guan)点扩大到广义层面。她认为(wei)，如果将“理解(jie)”视为(wei)主流社会规范下的(de)结果，那么“一定程度上的(de)不被理解(jie)，并不是一件坏事”。

至于(yu)应对之道，书名的(de)“消(xiao)解(jie)性别”就是巴(ba)特(te)勒认为(wei)的(de)正(zheng)解(jie)。她认为(wei)，“为(wei)了成全自己，我们就必须先(xian)消(xiao)解(jie)自己：我们必须成为(wei)‘存(cun)在’的(de)更大的(de)社会结构的(de)一部分，以创造出我们自己。”当然，这一点也存(cun)在悖论，“当性别规范开始(shi)在不同层次麻痹性别的(de)能(neng)动性时，这个悖论就会加(jia)剧。”

“消(xiao)解(jie)性别”被巴(ba)特(te)勒视为(wei)女性主义的(de)重(zhong)要基础。她的(de)“酷儿(er)理论”来自于(yu)李银(yin)河的(de)翻译，英文即Queer，原(yuan)意为(wei)怪异的(de)、怪癖的(de)。在她看来，没有任何性取向(xiang)来自某种固(gu)定的(de)身(shen)份(fen)，而是仿佛演员一般、不断(duan)变化的(de)“协同表演”。基于(yu)这一理论，巴(ba)特(te)勒认为(wei)性少数群体在社会中的(de)孤立是“异性规范化”的(de)后果，社会性别亦非天生(sheng)生(sheng)理身(shen)份(fen)的(de)表现，而是人为(wei)规范化而成。

被规范的(de)从(cong)来不仅仅是少数群体

虽然巴(ba)特(te)勒在《消(xiao)解(jie)性别》中着重(zhong)于(yu)性少数群体，但若以为(wei)她笔下的(de)“规范”仅仅针对少数人，那就低估了这本书的(de)意义。

人类社会的(de)“规范”，固(gu)然制造了基本秩序和伦理，但反过来也是对人类的(de)限制。对于(yu)女性而言(yan)，规训更是无处不在。

在现代文明社会，多数正(zheng)常人会接受与包容各(ge)种少数群体，并不将之视为(wei)“异类”。虽然狭隘(ai)的(de)人与观(guan)念(nian)依然存(cun)在，但在人类历史上，这已经(jing)是特(te)立独行者所面对的(de)最(zui)好(hao)时代。

人类走到这一天着实不易，每一步都值得珍惜。仅仅在爱情层面，当人们习惯自由(you)恋爱时，不要忘记就在一百多年前的(de)中国，盲婚哑嫁仍是主流，抗议不但无效，还会被指斥为(wei)忤逆不孝，挣脱家庭枷锁的(de)年轻人面对的(de)是千夫所指。

相比男性，女性选择离经(jing)叛道，前路会更加(jia)崎岖(qu)。哪怕到了17世纪，西方女性地位仍然极低，生(sheng)活完全依附于(yu)男性，生(sheng)活品质取决于(yu)丈夫的(de)地位。要想衣食无忧，只有两条路径：或(huo)者生(sheng)来是贵族，或(huo)者嫁给贵族。当有女性选择离开家庭、工场和教堂，离经(jing)叛道的(de)她们面临的(de)命运(yun)极为(wei)艰难(nan)。

娜塔莉·泽(ze)蒙(meng)·戴维斯在《边缘女人：十七世纪的(de)三(san)则人生(sheng)故事》中就以三(san)位女性为(wei)引线，借助各(ge)种档案(an)、回忆录、自传、账本和画(hua)作等，剖析了那个时代的(de)女性生(sheng)活。

书中的(de)三(san)位女性各(ge)有际遇。格莉克尔·莱布长(chang)于(yu)经(jing)商，写下七卷本自传，玛丽(li)·居雅投身(shen)教育和慈善，玛利亚·梅里安是艺术家和博物学家。她们都是普通女子，但又(you)并不普通。她们既不是贵族，也不是谁的(de)缪斯，她们从(cong)未淹没在母亲的(de)身(shen)份(fen)中，也从(cong)未作为(wei)妻子而被抹(mo)杀。

《边缘女人：十七世纪的(de)三(san)则人生(sheng)故事》

玛利亚·梅里安精通水彩画(hua)和油画(hua)，还细心观(guan)察毛虫、蝇、蜘蛛及其(qi)他类似生(sheng)物的(de)习性。1692年，她因(yin)其(qi)离经(jing)叛道之举引发关注，“她抛下丈夫，前往(wang)魏沃特(te)市的(de)拉巴(ba)迪团体中找寻平静。”这只是人生(sheng)转向(xiang)的(de)开始(shi)，“她将满(man)载着标本从(cong)美洲航行归来，将出版她的(de)伟大作品《苏里南昆虫变态》，将进一步充实她的(de)《欧洲昆虫》，将成为(wei)阿姆斯特(te)丹的(de)植物学家、科(ke)学家和收藏(cang)家圈子里举足轻重(zhong)的(de)人物，直到1717年去世。”

格莉克尔·莱布的(de)人生(sheng)更难(nan)挣脱，她12岁订婚，14岁结婚，30年间生(sheng)了14个孩子，之后成了寡(gua)妇(fu)。虽然孤儿(er)寡(gua)母，但她却也因(yin)为(wei)这意外挣脱牢(lao)笼，利用手中家业，做生(sheng)意、放贷，成为(wei)那个时代的(de)强悍女商人。更可贵的(de)是，她在自传中讲述了许多故事，以此教育自己的(de)孩子。在17世纪，她的(de)教育已经(jing)极为(wei)超前，努力呼唤孩子的(de)独立性，将之置于(yu)父母权威之上。

至于(yu)玛丽(li)·居雅，她的(de)内心折磨(mo)与宗教有很大关系。从(cong)全书脉络来看，宗教影响着三(san)位女性的(de)选择，但并非决定性选择。她们分别是犹(you)太教徒、天主教徒和新教徒，走上了同一条追求自我之路，并最(zui)终实现了自我价值，而且微微撼动了那个男性世界。

正(zheng)是这三(san)位在时人眼中离经(jing)叛道的(de)女性，用自己的(de)努力告诉世界：不管生(sheng)在什么时代，被如何打压，遭(zao)遇多少不堪，“自我”仍然是作为(wei)“人”的(de)最(zui)高追求。

但这样(yang)的(de)人终究是少数，在电影《西西里的(de)美丽(li)传说》中，莫妮卡·贝鲁奇以绝世风姿成就了影史上的(de)经(jing)典形象。但也正(zheng)是因(yin)为(wei)这份(fen)动人心魄的(de)美，才让(rang)影片(pian)尾声的(de)摧毁美更加(jia)触目惊心。一个女性在战争期间的(de)求生(sheng)，在战后成了罪(zui)过，人们通过道德(de)谴责弱女子，掩(yan)饰自己曾经(jing)的(de)懦(nuo)弱与不堪。

类似的(de)事情在一战同样(yang)曾经(jing)发生(sheng)。《女性史：20世纪卷》中写道：“成为(wei)妓女还是母亲？对于(yu)女性而言(yan)，性选择向(xiang)来都介于(yu)两个极端对立的(de)选项之间……在欧洲，对性的(de)双重(zhong)标准却带上了爱国主义的(de)色(se)彩……不忠的(de)妻子被贴上了不爱国的(de)标签，尤其(qi)是那些与战俘发生(sheng)关系的(de)人。她们在德(de)国媒体上受到嘲弄(nong)，并被处以罚款和监禁(jin)。在法国，法庭对通奸的(de)妇(fu)女实行严厉的(de)判决，对杀害了不忠妻子的(de)士兵却宽(kuan)大处理。”

与此同时，女性养活自己并不容易。书中写道：“并不是每个人都能(neng)得到高昂的(de)战时工资，而在报酬较低的(de)岗(gang)位工作的(de)女性为(wei)其(qi)他行业较高的(de)工资付出了代价。传统女性职业仍然收入微薄，尤其(qi)是那些在家做工的(de)女性。因(yin)为(wei)人们很难(nan)在这种情况下执(zhi)行最(zui)低工资法。”

从(cong)一战到二战，人们实际上都在面对同一个问题：“男人在外面丢的(de)面子，回到家庭之后是要找回来的(de)。面对战争也同样(yang)如此，在外受到创伤的(de)男人，战后需要回到家庭重(zhong)温其(qi)优越感。”

即使没有战争，在整(zheng)个人类社会，这种现象至今仍然存(cun)在。不少在外面打拼的(de)男性，面对领导时唯唯诺诺，面对办公室复杂人际关系时忍气(qi)吞声，家才是唯一的(de)宣泄渠(qu)道。因(yin)此，一战结束后，复员军人的(de)家庭暴力事件多到触目惊心。

所幸(xing)的(de)是，这并不是20世纪的(de)全部。在人类历史上，20世纪是一个“女性”身(shen)份(fen)彻底被重(zhong)构和确立的(de)时代。女性从(cong)静默的(de)他者和被注视的(de)客体，慢慢在大众媒体的(de)影响下开始(shi)融合(he)汇聚，并在20世纪中后期到达了一个文化认同的(de)高潮。在媒介传播的(de)影响下，女性不再是世界一隅的(de)孤立个体，而成为(wei)一个有着相似意识形态的(de)集体。她们享有共同的(de)审美爱好(hao)和世界观(guan)、价值观(guan)，具(ju)有更为(wei)趋同的(de)女性特(te)质，女性事实上由(you)复数逐渐向(xiang)单数收缩。

在这个过程中，女性反抗着父权制的(de)枷锁，但在资本主义和商业媒介的(de)合(he)谋之下，她们也越来越陷入了另一种单一身(shen)份(fen)的(de)陷阱。

法国史学家、年鉴学派第三(san)代的(de)代表人物乔治·杜比，主编了巨著《女性史》，“20世纪卷”是其(qi)第五卷。

《女性史》

书中写道：“了解(jie)那些人生(sheng)经(jing)历跨越了20世纪的(de)女性，你将被她们的(de)不幸(xing)和伟大所震撼。她们受到战争、革(ge)命和独裁统治的(de)打击，也见(jian)证了两性关系的(de)巨变。我们现在是否已经(jing)到达了女性史的(de)‘终点’，到达了多年来稳(wen)定的(de)、不可避免的(de)解(jie)放进程的(de)顶点？并非如此。如果诞生(sheng)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ge)命旋涡之中的(de)20世纪地缘政治现在已经(jing)告一段落了，东方集团瓦解(jie)后自由(you)主义的(de)胜利所带来的(de)‘历史的(de)终结’的(de)概念(nian)，也未能(neng)幸(xing)免于(yu)欧洲及其(qi)他地区一系列事件的(de)冲击。‘历史的(de)终结’对女性而言(yan)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是男性主导社会的(de)末路和新社会黎明的(de)到来？是一个性别分化几(ji)近消(xiao)失的(de)新时代？还是一个男性和女性既可以保持自己的(de)独特(te)身(shen)份(fen)又(you)享有平等权利和机会的(de)世界？”

这些问题显然还没有足够稳(wen)定的(de)答案(an)，但变化显而易见(jian)。20世纪女性拥有和过往(wang)女性不一样(yang)的(de)人生(sheng)，取得的(de)成就也是事实，包括投票权、生(sheng)育风险的(de)大幅降低、避孕措施(shi)和职场上的(de)新机会等。

可这些“成就”同样(yang)是一种社会构建，在构建的(de)过程中，有赞同和推动者，也有反对者，同时，没有任何成就是一劳永逸的(de)。对女性进步运(yun)动的(de)刻板认知，很容易让(rang)人忽视仍然存(cun)在的(de)不公。审美层面的(de)“规范”，也通过纤瘦的(de)电影明星、模特(te)和选美表现出来。

这导致“新女性”形象被固(gu)化：“她是一位专(zhuan)业的(de)家庭主妇(fu)，既是家中的(de)女王，又(you)是精明的(de)消(xiao)费(fei)者。广告在贩卖商品的(de)同时也贩卖图像。新女性看上去可能(neng)比以往(wang)的(de)女性更加(jia)光鲜亮丽(li)，但她们本质上并没有太大的(de)改变，因(yin)为(wei)广告同时也将女性自己变成了性对象和令人渴望的(de)商品。”

被固(gu)化的(de)女性，被“规范”的(de)人生(sheng)

对女性的(de)固(gu)化，在婚姻层面呈现最(zui)为(wei)明显。上野(ye)千鹤子的(de)《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一书中就写道：“婚姻市场对女性的(de)局限性极强，比如说女性不能(neng)有过多的(de)异性朋友(you)，不能(neng)有过于(yu)频繁的(de)社交活动，不能(neng)主动去追求性。一个主动的(de)女生(sheng)意味着她是婚姻市场外的(de)‘社会女性’，不配作为(wei)结婚考虑对象，是被玩弄(nong)宣泄的(de)对象。而一个男性在步入婚姻前与这样(yang)的(de)‘社会女性’游(you)戏，而到谈(tan)论婚姻时要求婚配的(de)女性是白纸一张。这种风气(qi)往(wang)越小越偏远的(de)地区越严重(zhong)。”

上野(ye)千鹤子还曾写道：“对子宫的(de)统治本来就是围绕出生(sheng)婴(ying)儿(er)的(de)归属之争，这正(zheng)是父权制的(de)核心问题。”

如果探究问题的(de)根本，那么上野(ye)千鹤子的(de)另一个发问或(huo)许更为(wei)关键：“原(yuan)本革(ge)命应当是不分性别的(de)自由(you)公民(min)的(de)解(jie)放，为(wei)何结果只是男性的(de)解(jie)放，女性解(jie)放则被搁置了？”直至今日，它仍然没有答案(an)。

在上野(ye)千鹤子看来，性别是太过明显的(de)阶级对立，以至于(yu)容易被忽略。在日常生(sheng)活中，这种被忽略甚至被“自然化”的(de)对立无处不在。比如对性的(de)看法就是如此，维多利亚时代的(de)性伦理要求女性不能(neng)看也不能(neng)触碰自己的(de)性器官，在这一要求之下，明明是自己的(de)身(shen)体，对女性而言(yan)却是最(zui)为(wei)疏(shu)远的(de)陌生(sheng)之物。这样(yang)的(de)伦理要求，直到今天仍有巨大市场，许多女性仍误以为(wei)对性的(de)无知是“可爱”的(de)表现，甚至谈(tan)“性”色(se)变。

其(qi)实这一切的(de)本质是经(jing)济问题，《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如同一把手术刀，所剖开的(de)是近现代社会的(de)性别经(jing)济结构。

成书时的(de)1990年，正(zheng)是日本泡沫经(jing)济破灭，开启“失去的(de)三(san)十年”之时，普通家庭无法承受高昂的(de)市场化外包服务，因(yin)此出现了越来越多的(de)全职妈妈。

全职妈妈带来了一个新的(de)问题：她们在家操持家务，却没有相应收入，许多男性回到家，往(wang)往(wang)还会来一句“你呆在家里什么也没干(gan)”。

这恰恰反映了父权制的(de)经(jing)济基础，也就是男性对女性劳动力的(de)统治。这种统治的(de)根本问题在于(yu)生(sheng)产费(fei)用的(de)不平等，比如男性在外工作养家，当然很辛苦，但如果将女性在家操持家务所耗费(fei)的(de)时间与精力，对应为(wei)市场化费(fei)用（可以想想市场上月(yue)嫂和保姆的(de)收入标准，还有教师(shi)的(de)收入标准），很多男性的(de)收入甚至无法承担这笔费(fei)用。与此同时，女性的(de)牺牲也非常大，她们或(huo)者告别职场，很难(nan)重(zhong)返(fan)，或(huo)者要牺牲事业，升职比男性更困难(nan)。

很多人或(huo)许会认为(wei)，这种比较并不合(he)理，因(yin)为(wei)古代女性根本不出去工作，“男主外女主内”是传统，如今的(de)全职妈妈，或(huo)者职场女性的(de)家庭付出，不过是对传统的(de)继承，并不是一种新的(de)剥夺(duo)。这个说法当然是荒谬的(de)，因(yin)为(wei)近代资本主义崛起的(de)依托，就是机器化生(sheng)产、市民(min)社会和教育普及，它必然使女性能(neng)够接受教育、参与社会事务并参与社会生(sheng)产，也必然会打破“男主外女主内”的(de)所谓传统。但与此同时，父权制的(de)存(cun)在，使得男性多少成为(wei)获益者，往(wang)往(wang)可以享受女性“内外兼顾”所产生(sheng)的(de)剩余价值。

现代社会继承了传统社会的(de)一种观(guan)念(nian)，即刻意强调女性的(de)爱与母性。这种将女性推上神坛的(de)价值观(guan)，几(ji)乎已经(jing)成为(wei)教科(ke)书一般的(de)真理。但正(zheng)如上野(ye)千鹤子所说，这实际上是“长(chang)久以来榨取女性劳动的(de)意识形态机制”。既然爱是“无条件付出”，母性是“隐忍和牺牲”，那么就可以等同于(yu)无价值劳动。它们看似对女性的(de)赞美，实际上遮蔽了女性被剥削、被压迫的(de)地位。

即使无数人曾提出女性的(de)“自主权”，但正(zheng)如《消(xiao)解(jie)性别》中所言(yan)：“任何一个自主权的(de)概念(nian)都有着局限。自主权实际上是在社会条件制约下生(sheng)活在这个世界上的(de)方式。那些社会工具(ju)可以赋(fu)权，但也具(ju)有约束力，而在很多情况下，这两种功能(neng)同时发挥着作用。”

不管是否认同巴(ba)特(te)勒在《消(xiao)解(jie)性别》中提及的(de)“规范”，都不能(neng)回避这样(yang)的(de)事实：“规范就是那种决定了‘可理解(jie)的(de)’生(sheng)活、‘真正(zheng)的(de)’男人和‘真正(zheng)的(de)’女人的(de)东西。如果我们违背这些规范，就很难(nan)说我们是否还能(neng)生(sheng)活下去、是否还应该(gai)生(sheng)活下去，我们的(de)生(sheng)活乃(nai)至生(sheng)命是否还有价值、是否能(neng)变得有价值，我们的(de)性别是否是真实的(de)、是否能(neng)被看作是真实的(de)。”

上野(ye)千鹤子所批判的(de)父权、所揭露的(de)女性被剥削的(de)隐藏(cang)事实，都以这样(yang)的(de)“规范”而呈现。具(ju)体在社会层面，它被渲染为(wei)“女人一定要结婚”“不生(sheng)孩子的(de)人生(sheng)就不完整(zheng)”等常见(jian)话语。无数人选择“适(shi)应”，但这并不意味着《消(xiao)解(jie)性别》中提到的(de)解(jie)决方案(an)并不可行。事实上，开放的(de)心态和认知，永远是人类进步的(de)倚仗，在性别问题上同样(yang)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