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暑假，系馆屋顶被暴风雨掀走，整修(xiu)屋顶的工人(ren)原(yuan)本歌(ge)声不断，但(dan)后来一位工人(ren)误触到高压线，不幸身亡，屋顶上(shang)顿时沉寂(ji)。

当时，我正读到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ge)》：“安得广厦千万间，大(da)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shan)”，感到分外(wai)凄戚。房屋、歌(ge)声、建筑工人(ren)，常常在心中串在一起，加(jia)深了我对建筑专业的情感，启(qi)迪了我的“人(ren)居”之梦。或许这就(jiu)是懵懵懂懂的逐梦人(ren)生的开始。

1945年，参加(jia)了抗日远征军的我又回到重庆。当时意愿很单纯，就(jiu)是要回去(qu)读书。在1943年大(da)学三年级的时候，我感觉开始对建筑学开窍(qiao)，写了《释“阙”》一文，登载在班里办的《建筑》杂志上(shang)。回到重庆后，老(lao)学长(chang)卢(lu)绳找我，说梁思成先生希望我去(qu)见他。原(yuan)来是梁思成和林(lin)徽因两位先生看到了《释“阙”》，想找我谈谈。

梁先生学术视野开阔，走在时代的前面。这时期，梁先生已经(jing)开始考虑抗战胜利后的重建工作了。我到的时候，梁先生正在读沙里宁的《城市：它的发展、衰败与未来》。他询问了中央大(da)学的教学情况，又问我是不是对中国(guo)建筑有兴趣(qu)。我随感而发，说到过西南之后有所转变，战争破坏太厉害，想改为研究城市规划。

原(yuan)以为梁先生只是谈谈话，没想到他明确让我留下来，当天中午就(jiu)让我在那(na)儿吃(chi)饭。后来我每天都去(qu)，工作了两个多月。当时，做(zuo)的事(shi)情是为梁先生的《图像中国(guo)建筑史》进行(xing)完(wan)善。

后来，梁先生邀我去(qu)聚兴村(cun)看他。梁先生说他已获批在清华大(da)学新办一个建筑系，梁先生希望我去(qu)当助(zhu)教。我本来也模模糊糊地(di)想走学术道(dao)路(lu)，这令我喜出望外(wai)，立即(ji)答应了，从此开始了在清华大(da)学70多年的教学生涯。

在清华任教期间，梁先生推荐我去(qu)美国(guo)匡溪艺术学院学习建筑与城市规划，这是建筑师沙里宁创办的。

沙师的教导重在启(qi)发。他热爱东方艺术，说这是一个宝库，提醒我注意，不要失(shi)去(qu)东方的文化精神。匡溪的规定，学生毕业前，要举行(xing)个展。当地(di)的报纸将我的展品作了报道(dao)，并列(lie)出沙师的评语：“在他的工作中，灌注了一种称(cheng)之为中国(guo)现代性的精神。这种精神不仅来自一般的人(ren)类文化发展，而且(qie)来自中国(guo)实际生活(huo)的发展，一种新与旧的结合，基于中国(guo)自身的坚定不移的精神。”

当时，我仅仅将其(qi)理解为一般的赞勉(mian)之辞，未加(jia)多想。在半个多世(shi)纪后的今天，重温旧事(shi)，回顾(gu)几十年来的道(dao)路(lu)，不就(jiu)是在中与西、古与今矛盾中徘徊前进？！而什么是中国(guo)现代性的精神，如何能从中国(guo)实际的发展中发现、探索这种精神，时至今日，仍(reng)然是需要认真(zhen)思考并严肃探讨的。

阔别祖国(guo)两年，收(shou)到一封林(lin)徽因口授、罗哲(zhe)文代笔的信。大(da)意是国(guo)内(nei)形势很好、百废待兴，赶紧回来参加(jia)祖国(guo)建设的工作。在梁林(lin)两位先生的召唤(huan)下，我克服重重困难(nan)，回到祖国(guo)，从此开始一生为中国(guo)城乡建设奋斗的历程(cheng)。

一个人(ren)的一生不知要走过多少“十字路(lu)口”，一个弯转错了就(jiu)很难(nan)回到过去(qu)，因此道(dao)路(lu)的选择至关重要。

回顾(gu)过往(wang)，有几次(ci)重要的“十字路(lu)口”。现在想来，如果当时留在美国(guo)，便没有此后几十年在中国(guo)建设领域的耕耘和收(shou)获。类似的情况一个人(ren)一生不知要经(jing)历多少次(ci)。自我审视之所以没有“转错”大(da)方向，还是与早年“立志”相关。我很早便立志在建筑与城市的学术领域做(zuo)一些事(shi)，在不同时期，根据现实条件(jian)，做(zuo)出相应的选择。

怀着心花怒放的心情，我积极投入到新的工作之中，参与了长(chang)安街规划设计、天安门广场扩建规划设计、毛(mao)主席纪念堂(tang)规划设计等重大(da)项目。

除了首都北(bei)京的规划建设，保定城市规划是我想特别讲一讲的。

保定自古即(ji)是“畿辅通衢之地(di)”，在历史和地(di)理上(shang)具有重要地(di)位。开展规划工作时，保定旧城保存尚完(wan)整，也很繁荣，是居民的主要集中地(di)。规划工作的任务(wu)之一是把旧城与跨过铁路(lu)即(ji)将发展的新区联结为一个整体。

我们对保定旧城保护、新区发展开展了全(quan)面规划，对道(dao)路(lu)、绿地(di)等也进行(xing)了深入设计。规划方案不断调整，开始新区的道(dao)路(lu)网是斜向的，后来尊重当地(di)的意见改为正南正北(bei)，最终(zhong)形成了一个比较深入而实际的规划方案：东西城有机联结，有广场、有新中心、有绿带，空间有序、疏密有致，并且(qie)对旧城的大(da)慈阁、南大(da)街、直隶总督署、一亩泉等处(chu)的保护也非常关注。

在数十年的学术人(ren)生中，除北(bei)京外(wai)，我参与了不少地(di)方的规划。但(dan)一个中等城市的规划得以较完(wan)整付诸实践的，唯有保定。

改革开放的洪(hong)流(liu)重新焕发了学术界的热情。中国(guo)科学院院士（当时叫学部委员）制度恢复后，我选上(shang)了学部委员。这使我有一种强大(da)的学术使命感，获得了“建筑学要走向科学”的感悟。

创建建筑与城市研究所，出版《广义建筑学》，完(wan)成菊儿胡同41号院工程(cheng)，提出“人(ren)居环境科学”，主持撰写国(guo)际建协《北(bei)京宪章(zhang)》，我主要的学术成果基本是在上(shang)世(shi)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mo)之间的近20年间完(wan)成的，很值得怀念。

我为数有限的建筑创作实践多与文化遗(yi)产(chan)有关，菊儿胡同41号院工程(cheng)比较有代表(biao)性。如何与环境保持一致？原(yuan)则是“积极保护、整体创造”。

当时，41号院住(zhu)了44户人(ren)家，但(dan)只有一个水龙头(tou)和街道(dao)公厕，人(ren)均住(zhu)房面积只有5平方米(mi)左(zuo)右，改建需求紧迫。

41号院的设计工作从1987年持续到1991年，十分用功。四合院的层数进行(xing)了突破，设计了2层、3层的四合院，在保证每一层都有合理日照的前提下，追求达到最高密度。楼房的四角安置楼梯，楼梯下方做(zuo)开敞布局，使院落间能够形成通风。院子(zi)里原(yuan)有的两棵古树也保留了，周边(bian)建筑都围绕这两棵古树布局。此外(wai)，在考虑多方面限制条件(jian)的基础上(shang)，在有限的用地(di)面积上(shang)安置了最多的住(zhu)户，而且(qie)每家都有自己的厨房与厕所。菊儿胡同经(jing)改造最终(zhong)建成后，造价(jia)控制在每平方米(mi)500元(yuan)以内(nei)，我至今还保存着单据。

第一期工程(cheng)完(wan)工后，获得多方面好评，许多人(ren)认为菊儿胡同是“古都新貌”，旋即(ji)着手第二期改造工程(cheng)。

1993年，菊儿胡同新四合院工程(cheng)被授予“世(shi)界人(ren)居奖”，被认为“开创了在北(bei)京城中心进行(xing)城市更新的一种新的途径”。这是近代以来中国(guo)建筑作品首次(ci)在国(guo)际上(shang)获取(qu)的最高荣誉。此后，我又陆(lu)续主持曲阜孔子(zi)研究院、北(bei)京中央美术学院、南京江宁织造博物馆等的设计。

建筑当随时代，我们可以从多种途径发挥创造。作为一位中国(guo)建筑师，我深信，中国(guo)拥有深厚的建筑、风景园林(lin)和城市的文化传统，以及丰富的东方哲(zhe)学思维与美学精神。如何运用现代设计理念和技术条件(jian)，吸取(qu)多元(yuan)文化内(nei)涵，探索新的形式，创造优美的生活(huo)环境，这可能是避免世(shi)界文化趋(qu)同、促成当今城乡环境丰富多彩的途径之一。

时代需要“大(da)科学”，也在孕育“大(da)艺术”。2012年，因对人(ren)居环境科学的贡献，我荣获2011年度国(guo)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人(ren)居环境科学是随着改革开放，随着政治、经(jing)济、社会发展应运而生的，涉及诸多学术领域，“人(ren)居之道(dao)”是科学、人(ren)文、艺术的融汇。

未来充满无限的生机和激情。作为一个建筑学人(ren)，毕生秉持“匠人(ren)营国(guo)”的精神，致力于“谋万家居”的事(shi)业，这是我的“求索之路(lu)”，也是矢志不移的“中国(guo)人(ren)居梦”。拙(zhuo)匠迈年，豪情未已，我对“明日之人(ren)居”充满期待！

（吴晨、郭(guo)璐整理）

《 人(ren)民日报 》（ 2025年02月20日 20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