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出生于美国的朱迪斯·巴特(te)勒是当代最著名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之一，专注于女性主义批评、性别研究、当代政治哲学和伦理学等领域，被视(shi)为酷儿运动的理论先(xian)驱。在《消解性别》中，巴特(te)勒第一次将目光放在普通人和他们的生活上，批判男女二(er)元的性别框架，反(fan)驳各种形式的性别本质论。

在巴特(te)勒看来，性别规范有着两面性。一方面，如果没有一定的规矩，人们就无法相互(hu)理解和承认，但另一方面，让日(ri)子过不下(xia)去的正是这些(xie)规矩，因此唯一可行的做(zuo)法是让性别这个概念保持开放性和不可知性。书中写道：“为了要生活，要好好生活，为了能够知晓朝哪个方向前进才会(hui)改变我们的社会(hui)世(shi)界(jie)，我们需要规范；但是，我们也会(hui)受困于规范，有时规范会(hui)对我们施加暴力，而(er)为了社会(hui)公正，我们必(bi)须反(fan)对它们。”正如巴特(te)勒所说：“批评的意义在于对束缚生活的规矩提出质疑(yi)，好让生活方式具有更多的可能性。”

《消解性别》

在日(ri)常生活中，“男性特(te)质”“女性特(te)质”都是常见的话(hua)术，但它们并不是一种固定标准。你口中的定义和七大姑八大姨很(hen)可能不同，甚(shen)至(zhi)完全相反(fan)，而(er)在网(wang)络上，这样的碰撞(zhuang)更是常见。也就是说，这些(xie)话(hua)术总会(hui)随(sui)着社会(hui)和文化的变化而(er)变，即使是某(mou)些(xie)看似(si)“约定俗成”的概念，也处于漫长的被制造过程中。

在这种情况下(xia)，“性别”的社会(hui)规范和一个完整的正常人之间(jian)，难免存在矛盾和束缚，甚(shen)至(zhi)会(hui)衍生为政治问题。同性婚(hun)姻就是如此，正如书中所言：“政治是由可理解的话(hua)语构成的，它要求我们采取某(mou)个立场，不论这个立场是赞同还是反(fan)对同性恋婚(hun)姻；但是，作为人和严肃的规范性政治哲学及实践的一部分的批判性思考则(ze)要求我们探问，这到底为什么以及如何成为了一个问题——一个决定什么会(hui)、什么不会(hui)在这里(li)成为有意义的政治问题。在现有条件下(xia)，为什么‘成为政治’的前景恰恰依赖于我们在话(hua)语性地构成的二(er)元结构中操作（而(er)不是探问）的能力，而(er)且(qie)努力地不去知晓性领域就是被迫受制于对这些(xie)条件的接受呢？”

巴特(te)勒继而(er)将这一观点扩大到广义层面。她认为，如果将“理解”视(shi)为主流社会(hui)规范下(xia)的结果，那么“一定程度上的不被理解，并不是一件坏(huai)事”。

至(zhi)于应对之道，书名的“消解性别”就是巴特(te)勒认为的正解。她认为，“为了成全自己，我们就必(bi)须先(xian)消解自己：我们必(bi)须成为‘存在’的更大的社会(hui)结构的一部分，以创造出我们自己。”当然，这一点也存在悖论，“当性别规范开始在不同层次麻(ma)痹性别的能动性时，这个悖论就会(hui)加剧。”

“消解性别”被巴特(te)勒视(shi)为女性主义的重要基(ji)础。她的“酷儿理论”来自于李(li)银河的翻译，英文即Queer，原意为怪异的、怪癖的。在她看来，没有任何性取向来自某(mou)种固定的身(shen)份，而(er)是仿佛演员一般(ban)、不断(duan)变化的“协同表演”。基(ji)于这一理论，巴特(te)勒认为性少数群体在社会(hui)中的孤立是“异性规范化”的后果，社会(hui)性别亦非天生生理身(shen)份的表现，而(er)是人为规范化而(er)成。

被规范的从来不仅仅是少数群体

虽然巴特(te)勒在《消解性别》中着重于性少数群体，但若以为她笔下(xia)的“规范”仅仅针对少数人，那就低(di)估(gu)了这本书的意义。

人类(lei)社会(hui)的“规范”，固然制造了基(ji)本秩序和伦理，但反(fan)过来也是对人类(lei)的限制。对于女性而(er)言，规训更是无处不在。

在现代文明社会(hui)，多数正常人会(hui)接受与包容各种少数群体，并不将之视(shi)为“异类(lei)”。虽然狭隘的人与观念依然存在，但在人类(lei)历史上，这已经是特(te)立独行者所面对的最好时代。

人类(lei)走(zou)到这一天着实不易，每(mei)一步都值得珍惜。仅仅在爱情层面，当人们习惯自由恋爱时，不要忘记就在一百多年前的中国，盲婚(hun)哑(ya)嫁仍是主流，抗议不但无效，还会(hui)被指斥为忤(wu)逆(ni)不孝(xiao)，挣脱家庭枷锁的年轻人面对的是千(qian)夫所指。

相比男性，女性选择离经叛道，前路会(hui)更加崎岖。哪怕到了17世(shi)纪，西方女性地位仍然极低(di)，生活完全依附(fu)于男性，生活品(pin)质取决于丈夫的地位。要想衣食无忧，只(zhi)有两条路径：或者生来是贵族，或者嫁给贵族。当有女性选择离开家庭、工场和教堂，离经叛道的她们面临的命运极为艰难。

娜塔莉·泽蒙·戴维斯在《边缘女人：十七世(shi)纪的三则(ze)人生故(gu)事》中就以三位女性为引(yin)线(xian)，借助各种档案、回忆录、自传、账本和画(hua)作等，剖析了那个时代的女性生活。

书中的三位女性各有际遇(yu)。格莉克尔·莱(lai)布长于经商，写下(xia)七卷(juan)本自传，玛丽·居雅投身(shen)教育和慈善，玛利亚·梅里(li)安是艺(yi)术家和博物学家。她们都是普通女子，但又并不普通。她们既不是贵族，也不是谁的缪斯，她们从未淹没在母(mu)亲的身(shen)份中，也从未作为妻子而(er)被抹杀。

《边缘女人：十七世(shi)纪的三则(ze)人生故(gu)事》

玛利亚·梅里(li)安精通水彩画(hua)和油画(hua)，还细心观察毛虫、蝇、蜘蛛(zhu)及其他类(lei)似(si)生物的习性。1692年，她因其离经叛道之举(ju)引(yin)发关注，“她抛下(xia)丈夫，前往魏(wei)沃特(te)市的拉巴迪团(tuan)体中找寻平静。”这只(zhi)是人生转向的开始，“她将满载着标本从美洲航(hang)行归来，将出版她的伟(wei)大作品(pin)《苏里(li)南昆虫变态》，将进一步充实她的《欧洲昆虫》，将成为阿姆斯特(te)丹的植物学家、科学家和收藏家圈子里(li)举(ju)足轻重的人物，直(zhi)到1717年去世(shi)。”

格莉克尔·莱(lai)布的人生更难挣脱，她12岁订婚(hun)，14岁结婚(hun)，30年间(jian)生了14个孩子，之后成了寡妇。虽然孤儿寡母(mu)，但她却也因为这意外挣脱牢笼，利用手(shou)中家业，做(zuo)生意、放贷，成为那个时代的强悍女商人。更可贵的是，她在自传中讲(jiang)述了许(xu)多故(gu)事，以此教育自己的孩子。在17世(shi)纪，她的教育已经极为超前，努力呼唤(huan)孩子的独立性，将之置于父母(mu)权威之上。

至(zhi)于玛丽·居雅，她的内心折磨与宗教有很(hen)大关系。从全书脉络来看，宗教影响着三位女性的选择，但并非决定性选择。她们分别是犹太教徒、天主教徒和新教徒，走(zou)上了同一条追求自我之路，并最终实现了自我价值，而(er)且(qie)微微撼动了那个男性世(shi)界(jie)。

正是这三位在时人眼中离经叛道的女性，用自己的努力告诉世(shi)界(jie)：不管生在什么时代，被如何打压，遭遇(yu)多少不堪，“自我”仍然是作为“人”的最高追求。

但这样的人终究是少数，在电影《西西里(li)的美丽传说》中，莫妮卡·贝鲁奇以绝世(shi)风姿成就了影史上的经典形象。但也正是因为这份动人心魄的美，才让影片尾声的摧毁(hui)美更加触目惊心。一个女性在战争期间(jian)的求生，在战后成了罪过，人们通过道德谴责弱(ruo)女子，掩饰自己曾经的懦弱(ruo)与不堪。

类(lei)似(si)的事情在一战同样曾经发生。《女性史：20世(shi)纪卷(juan)》中写道：“成为妓女还是母(mu)亲？对于女性而(er)言，性选择向来都介于两个极端对立的选项之间(jian)……在欧洲，对性的双重标准却带上了爱国主义的色彩……不忠的妻子被贴上了不爱国的标签(qian)，尤其是那些(xie)与战俘发生关系的人。她们在德国媒(mei)体上受到嘲弄(nong)，并被处以罚款和监(jian)禁。在法国，法庭对通奸的妇女实行严厉的判决，对杀害了不忠妻子的士兵却宽大处理。”

与此同时，女性养活自己并不容易。书中写道：“并不是每(mei)个人都能得到高昂(ang)的战时工资，而(er)在报酬较低(di)的岗位工作的女性为其他行业较高的工资付出了代价。传统女性职(zhi)业仍然收入微薄，尤其是那些(xie)在家做(zuo)工的女性。因为人们很(hen)难在这种情况下(xia)执行最低(di)工资法。”

从一战到二(er)战，人们实际上都在面对同一个问题：“男人在外面丢的面子，回到家庭之后是要找回来的。面对战争也同样如此，在外受到创伤的男人，战后需要回到家庭重温其优越感。”

即使没有战争，在整个人类(lei)社会(hui)，这种现象至(zhi)今仍然存在。不少在外面打拼的男性，面对领导时唯唯诺诺，面对办公室复杂人际关系时忍气吞声，家才是唯一的宣泄渠道。因此，一战结束后，复员军(jun)人的家庭暴力事件多到触目惊心。

所幸的是，这并不是20世(shi)纪的全部。在人类(lei)历史上，20世(shi)纪是一个“女性”身(shen)份彻底被重构和确(que)立的时代。女性从静默(mo)的他者和被注视(shi)的客体，慢慢在大众媒(mei)体的影响下(xia)开始融合汇聚，并在20世(shi)纪中后期到达了一个文化认同的高潮。在媒(mei)介传播的影响下(xia)，女性不再是世(shi)界(jie)一隅的孤立个体，而(er)成为一个有着相似(si)意识形态的集体。她们享(xiang)有共同的审美爱好和世(shi)界(jie)观、价值观，具有更为趋同的女性特(te)质，女性事实上由复数逐渐向单数收缩(suo)。

在这个过程中，女性反(fan)抗着父权制的枷锁，但在资本主义和商业媒(mei)介的合谋之下(xia)，她们也越来越陷入了另一种单一身(shen)份的陷阱。

法国史学家、年鉴学派第三代的代表人物乔治·杜比，主编了巨著《女性史》，“20世(shi)纪卷(juan)”是其第五卷(juan)。

《女性史》

书中写道：“了解那些(xie)人生经历跨越了20世(shi)纪的女性，你将被她们的不幸和伟(wei)大所震撼。她们受到战争、革命和独裁统治的打击，也见证(zheng)了两性关系的巨变。我们现在是否已经到达了女性史的‘终点’，到达了多年来稳定的、不可避免的解放进程的顶点？并非如此。如果诞生自第一次世(shi)界(jie)大战和俄国革命旋(xuan)涡之中的20世(shi)纪地缘政治现在已经告一段落了，东方集团(tuan)瓦(wa)解后自由主义的胜利所带来的‘历史的终结’的概念，也未能幸免于欧洲及其他地区一系列事件的冲击。‘历史的终结’对女性而(er)言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是男性主导社会(hui)的末路和新社会(hui)黎明的到来？是一个性别分化几近消失的新时代？还是一个男性和女性既可以保持自己的独特(te)身(shen)份又享(xiang)有平等权利和机会(hui)的世(shi)界(jie)？”

这些(xie)问题显然还没有足够稳定的答案，但变化显而(er)易见。20世(shi)纪女性拥有和过往女性不一样的人生，取得的成就也是事实，包括投票权、生育风险的大幅降低(di)、避孕措施和职(zhi)场上的新机会(hui)等。

可这些(xie)“成就”同样是一种社会(hui)构建，在构建的过程中，有赞同和推(tui)动者，也有反(fan)对者，同时，没有任何成就是一劳永逸的。对女性进步运动的刻板认知，很(hen)容易让人忽视(shi)仍然存在的不公。审美层面的“规范”，也通过纤瘦的电影明星、模特(te)和选美表现出来。

这导致“新女性”形象被固化：“她是一位专业的家庭主妇，既是家中的女王，又是精明的消费者。广告在贩卖商品(pin)的同时也贩卖图像。新女性看上去可能比以往的女性更加光鲜亮丽，但她们本质上并没有太大的改变，因为广告同时也将女性自己变成了性对象和令人渴望的商品(pin)。”

被固化的女性，被“规范”的人生

对女性的固化，在婚(hun)姻层面呈现最为明显。上野千(qian)鹤子的《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一书中就写道：“婚(hun)姻市场对女性的局限性极强，比如说女性不能有过多的异性朋友，不能有过于频繁的社交活动，不能主动去追求性。一个主动的女生意味着她是婚(hun)姻市场外的‘社会(hui)女性’，不配作为结婚(hun)考虑对象，是被玩弄(nong)宣泄的对象。而(er)一个男性在步入婚(hun)姻前与这样的‘社会(hui)女性’游戏，而(er)到谈论婚(hun)姻时要求婚(hun)配的女性是白纸一张。这种风气往越小越偏远的地区越严重。”

上野千(qian)鹤子还曾写道：“对子宫的统治本来就是围绕出生婴儿的归属之争，这正是父权制的核(he)心问题。”

如果探究问题的根本，那么上野千(qian)鹤子的另一个发问或许(xu)更为关键：“原本革命应当是不分性别的自由公民的解放，为何结果只(zhi)是男性的解放，女性解放则(ze)被搁置了？”直(zhi)至(zhi)今日(ri)，它仍然没有答案。

在上野千(qian)鹤子看来，性别是太过明显的阶(jie)级(ji)对立，以至(zhi)于容易被忽略。在日(ri)常生活中，这种被忽略甚(shen)至(zhi)被“自然化”的对立无处不在。比如对性的看法就是如此，维多利亚时代的性伦理要求女性不能看也不能触碰自己的性器官，在这一要求之下(xia)，明明是自己的身(shen)体，对女性而(er)言却是最为疏远的陌生之物。这样的伦理要求，直(zhi)到今天仍有巨大市场，许(xu)多女性仍误以为对性的无知是“可爱”的表现，甚(shen)至(zhi)谈“性”色变。

其实这一切(qie)的本质是经济问题，《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如同一把手(shou)术刀，所剖开的是近现代社会(hui)的性别经济结构。

成书时的1990年，正是日(ri)本泡沫经济破灭，开启“失去的三十年”之时，普通家庭无法承受高昂(ang)的市场化外包服务，因此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全职(zhi)妈(ma)妈(ma)。

全职(zhi)妈(ma)妈(ma)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她们在家操持家务，却没有相应收入，许(xu)多男性回到家，往往还会(hui)来一句“你呆在家里(li)什么也没干”。

这恰恰反(fan)映了父权制的经济基(ji)础，也就是男性对女性劳动力的统治。这种统治的根本问题在于生产费用的不平等，比如男性在外工作养家，当然很(hen)辛苦，但如果将女性在家操持家务所耗费的时间(jian)与精力，对应为市场化费用（可以想想市场上月嫂(sao)和保姆的收入标准，还有教师的收入标准），很(hen)多男性的收入甚(shen)至(zhi)无法承担这笔费用。与此同时，女性的牺牲(sheng)也非常大，她们或者告别职(zhi)场，很(hen)难重返，或者要牺牲(sheng)事业，升职(zhi)比男性更困难。

很(hen)多人或许(xu)会(hui)认为，这种比较并不合理，因为古代女性根本不出去工作，“男主外女主内”是传统，如今的全职(zhi)妈(ma)妈(ma)，或者职(zhi)场女性的家庭付出，不过是对传统的继承，并不是一种新的剥夺。这个说法当然是荒谬的，因为近代资本主义崛起的依托，就是机器化生产、市民社会(hui)和教育普及，它必(bi)然使女性能够接受教育、参与社会(hui)事务并参与社会(hui)生产，也必(bi)然会(hui)打破“男主外女主内”的所谓传统。但与此同时，父权制的存在，使得男性多少成为获益者，往往可以享(xiang)受女性“内外兼顾”所产生的剩余价值。

现代社会(hui)继承了传统社会(hui)的一种观念，即刻意强调女性的爱与母(mu)性。这种将女性推(tui)上神坛的价值观，几乎已经成为教科书一般(ban)的真理。但正如上野千(qian)鹤子所说，这实际上是“长久以来榨取女性劳动的意识形态机制”。既然爱是“无条件付出”，母(mu)性是“隐忍和牺牲(sheng)”，那么就可以等同于无价值劳动。它们看似(si)对女性的赞美，实际上遮蔽了女性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

即使无数人曾提出女性的“自主权”，但正如《消解性别》中所言：“任何一个自主权的概念都有着局限。自主权实际上是在社会(hui)条件制约下(xia)生活在这个世(shi)界(jie)上的方式。那些(xie)社会(hui)工具可以赋权，但也具有约束力，而(er)在很(hen)多情况下(xia)，这两种功(gong)能同时发挥着作用。”

不管是否认同巴特(te)勒在《消解性别》中提及的“规范”，都不能回避这样的事实：“规范就是那种决定了‘可理解的’生活、‘真正的’男人和‘真正的’女人的东西。如果我们违背这些(xie)规范，就很(hen)难说我们是否还能生活下(xia)去、是否还应该生活下(xia)去，我们的生活乃至(zhi)生命是否还有价值、是否能变得有价值，我们的性别是否是真实的、是否能被看作是真实的。”

上野千(qian)鹤子所批判的父权、所揭露的女性被剥削的隐藏事实，都以这样的“规范”而(er)呈现。具体在社会(hui)层面，它被渲染(ran)为“女人一定要结婚(hun)”“不生孩子的人生就不完整”等常见话(hua)语。无数人选择“适(shi)应”，但这并不意味着《消解性别》中提到的解决方案并不可行。事实上，开放的心态和认知，永远是人类(lei)进步的倚仗，在性别问题上同样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