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nian)出生(sheng)于美国的朱(zhu)迪斯·巴(ba)特勒是当代最著名的后现代主义思(si)想家之一，专注于女(nu)性主义批评、性别研究、当代政治哲(zhe)学和伦理学等领域，被视(shi)为酷儿运动的理论先(xian)驱。在《消解性别》中，巴(ba)特勒第一次将目光放在普通人(ren)和他们(men)的生(sheng)活上，批判(pan)男女(nu)二元(yuan)的性别框架，反驳各种(zhong)形式的性别本质论。

在巴(ba)特勒看来，性别规范有(you)着两面性。一方面，如果没有(you)一定(ding)的规矩(ju)，人(ren)们(men)就无法相互理解和承认，但另一方面，让日子过不下去的正是这些规矩(ju)，因此唯一可行的做法是让性别这个概念保持开放性和不可知性。书中写道：“为了要(yao)生(sheng)活，要(yao)好好生(sheng)活，为了能够知晓朝哪个方向前进才会(hui)改(gai)变我们(men)的社会(hui)世界，我们(men)需要(yao)规范；但是，我们(men)也会(hui)受困于规范，有(you)时规范会(hui)对我们(men)施加暴力，而为了社会(hui)公正，我们(men)必须反对它(ta)们(men)。”正如巴(ba)特勒所说：“批评的意义在于对束缚生(sheng)活的规矩(ju)提出质疑，好让生(sheng)活方式具有(you)更多(duo)的可能性。”

《消解性别》

在日常生(sheng)活中，“男性特质”“女(nu)性特质”都是常见的话术(shu)，但它(ta)们(men)并不是一种(zhong)固定(ding)标准。你口中的定(ding)义和七(qi)大姑(gu)八大姨很可能不同，甚至完全相反，而在网络(luo)上，这样(yang)的碰撞更是常见。也就是说，这些话术(shu)总会(hui)随着社会(hui)和文(wen)化的变化而变，即使是某些看似(si)“约定(ding)俗(su)成(cheng)”的概念，也处于漫(man)长的被制造过程中。

在这种(zhong)情况(kuang)下，“性别”的社会(hui)规范和一个完整的正常人(ren)之间，难(nan)免存在矛盾和束缚，甚至会(hui)衍生(sheng)为政治问(wen)题。同性婚姻就是如此，正如书中所言：“政治是由(you)可理解的话语构成(cheng)的，它(ta)要(yao)求我们(men)采取某个立场，不论这个立场是赞同还是反对同性恋(lian)婚姻；但是，作为人(ren)和严(yan)肃的规范性政治哲(zhe)学及实践的一部分的批判(pan)性思(si)考则要(yao)求我们(men)探问(wen)，这到底为什么以及如何成(cheng)为了一个问(wen)题——一个决定(ding)什么会(hui)、什么不会(hui)在这里(li)成(cheng)为有(you)意义的政治问(wen)题。在现有(you)条(tiao)件下，为什么‘成(cheng)为政治’的前景恰恰依赖于我们(men)在话语性地构成(cheng)的二元(yuan)结构中操作（而不是探问(wen)）的能力，而且努力地不去知晓性领域就是被迫受制于对这些条(tiao)件的接受呢？”

巴(ba)特勒继而将这一观点扩大到广义层面。她认为，如果将“理解”视(shi)为主流社会(hui)规范下的结果，那么“一定(ding)程度上的不被理解，并不是一件坏事(shi)”。

至于应对之道，书名的“消解性别”就是巴(ba)特勒认为的正解。她认为，“为了成(cheng)全自己，我们(men)就必须先(xian)消解自己：我们(men)必须成(cheng)为‘存在’的更大的社会(hui)结构的一部分，以创造出我们(men)自己。”当然，这一点也存在悖论，“当性别规范开始在不同层次麻痹性别的能动性时，这个悖论就会(hui)加剧。”

“消解性别”被巴(ba)特勒视(shi)为女(nu)性主义的重要(yao)基础。她的“酷儿理论”来自于李银河的翻(fan)译，英文(wen)即Queer，原意为怪异的、怪癖的。在她看来，没有(you)任何性取向来自某种(zhong)固定(ding)的身份，而是仿佛(fo)演员一般、不断变化的“协同表演”。基于这一理论，巴(ba)特勒认为性少数群体在社会(hui)中的孤立是“异性规范化”的后果，社会(hui)性别亦非天生(sheng)生(sheng)理身份的表现，而是人(ren)为规范化而成(cheng)。

被规范的从来不仅仅是少数群体

虽(sui)然巴(ba)特勒在《消解性别》中着重于性少数群体，但若以为她笔下的“规范”仅仅针对少数人(ren)，那就低估了这本书的意义。

人(ren)类社会(hui)的“规范”，固然制造了基本秩序和伦理，但反过来也是对人(ren)类的限制。对于女(nu)性而言，规训更是无处不在。

在现代文(wen)明社会(hui)，多(duo)数正常人(ren)会(hui)接受与包容各种(zhong)少数群体，并不将之视(shi)为“异类”。虽(sui)然狭隘的人(ren)与观念依然存在，但在人(ren)类历史上，这已经是特立独行者所面对的最好时代。

人(ren)类走到这一天着实不易，每一步都值得(de)珍惜。仅仅在爱情层面，当人(ren)们(men)习惯自由(you)恋(lian)爱时，不要(yao)忘记就在一百多(duo)年(nian)前的中国，盲婚哑嫁仍是主流，抗议(yi)不但无效，还会(hui)被指斥为忤逆不孝(xiao)，挣脱家庭(ting)枷锁的年(nian)轻人(ren)面对的是千夫所指。

相比男性，女(nu)性选择离经叛道，前路会(hui)更加崎(qi)岖。哪怕到了17世纪，西(xi)方女(nu)性地位仍然极低，生(sheng)活完全依附于男性，生(sheng)活品质取决于丈夫的地位。要(yao)想衣食无忧，只有(you)两条(tiao)路径：或(huo)者生(sheng)来是贵族，或(huo)者嫁给贵族。当有(you)女(nu)性选择离开家庭(ting)、工场和教堂，离经叛道的她们(men)面临(lin)的命运极为艰难(nan)。

娜塔(ta)莉·泽蒙(meng)·戴维斯在《边缘女(nu)人(ren)：十七(qi)世纪的三则人(ren)生(sheng)故(gu)事(shi)》中就以三位女(nu)性为引线，借助各种(zhong)档案、回忆(yi)录(lu)、自传(chuan)、账本和画作等，剖析了那个时代的女(nu)性生(sheng)活。

书中的三位女(nu)性各有(you)际遇。格莉克尔·莱布(bu)长于经商，写下七(qi)卷本自传(chuan)，玛丽·居(ju)雅投身教育和慈善(shan)，玛利亚·梅里(li)安是艺术(shu)家和博物学家。她们(men)都是普通女(nu)子，但又并不普通。她们(men)既不是贵族，也不是谁的缪斯，她们(men)从未淹没在母亲的身份中，也从未作为妻子而被抹杀。

《边缘女(nu)人(ren)：十七(qi)世纪的三则人(ren)生(sheng)故(gu)事(shi)》

玛利亚·梅里(li)安精通水彩画和油画，还细(xi)心观察毛虫、蝇、蜘蛛及其他类似(si)生(sheng)物的习性。1692年(nian)，她因其离经叛道之举引发关注，“她抛下丈夫，前往魏沃特市的拉巴(ba)迪团体中找寻平静。”这只是人(ren)生(sheng)转向的开始，“她将满载着标本从美洲航行归(gui)来，将出版她的伟大作品《苏里(li)南昆虫变态》，将进一步充实她的《欧洲昆虫》，将成(cheng)为阿姆斯特丹的植物学家、科学家和收藏家圈(quan)子里(li)举足(zu)轻重的人(ren)物，直到1717年(nian)去世。”

格莉克尔·莱布(bu)的人(ren)生(sheng)更难(nan)挣脱，她12岁订婚，14岁结婚，30年(nian)间生(sheng)了14个孩(hai)子，之后成(cheng)了寡妇。虽(sui)然孤儿寡母，但她却(que)也因为这意外(wai)挣脱牢笼，利用手中家业，做生(sheng)意、放贷，成(cheng)为那个时代的强悍女(nu)商人(ren)。更可贵的是，她在自传(chuan)中讲述了许多(duo)故(gu)事(shi)，以此教育自己的孩(hai)子。在17世纪，她的教育已经极为超前，努力呼唤(huan)孩(hai)子的独立性，将之置于父母权威之上。

至于玛丽·居(ju)雅，她的内心折(she)磨与宗(zong)教有(you)很大关系。从全书脉络(luo)来看，宗(zong)教影响着三位女(nu)性的选择，但并非决定(ding)性选择。她们(men)分别是犹(you)太教徒、天主教徒和新教徒，走上了同一条(tiao)追求自我之路，并最终实现了自我价(jia)值，而且微微撼动了那个男性世界。

正是这三位在时人(ren)眼中离经叛道的女(nu)性，用自己的努力告诉世界：不管生(sheng)在什么时代，被如何打压，遭遇多(duo)少不堪(kan)，“自我”仍然是作为“人(ren)”的最高追求。

但这样(yang)的人(ren)终究是少数，在电影《西(xi)西(xi)里(li)的美丽传(chuan)说》中，莫妮卡·贝鲁奇(qi)以绝(jue)世风姿成(cheng)就了影史上的经典(dian)形象。但也正是因为这份动人(ren)心魄的美，才让影片尾声的摧毁美更加触目惊心。一个女(nu)性在战争期间的求生(sheng)，在战后成(cheng)了罪过，人(ren)们(men)通过道德谴(qian)责弱女(nu)子，掩饰自己曾(ceng)经的懦弱与不堪(kan)。

类似(si)的事(shi)情在一战同样(yang)曾(ceng)经发生(sheng)。《女(nu)性史：20世纪卷》中写道：“成(cheng)为妓女(nu)还是母亲？对于女(nu)性而言，性选择向来都介于两个极端对立的选项之间……在欧洲，对性的双重标准却(que)带上了爱国主义的色彩……不忠(zhong)的妻子被贴上了不爱国的标签，尤其是那些与战俘发生(sheng)关系的人(ren)。她们(men)在德国媒体上受到嘲(chao)弄，并被处以罚款和监禁。在法国，法庭(ting)对通奸的妇女(nu)实行严(yan)厉的判(pan)决，对杀害了不忠(zhong)妻子的士兵却(que)宽大处理。”

与此同时，女(nu)性养活自己并不容易。书中写道：“并不是每个人(ren)都能得(de)到高昂的战时工资，而在报酬(chou)较低的岗位工作的女(nu)性为其他行业较高的工资付出了代价(jia)。传(chuan)统女(nu)性职业仍然收入微薄，尤其是那些在家做工的女(nu)性。因为人(ren)们(men)很难(nan)在这种(zhong)情况(kuang)下执行最低工资法。”

从一战到二战，人(ren)们(men)实际上都在面对同一个问(wen)题：“男人(ren)在外(wai)面丢的面子，回到家庭(ting)之后是要(yao)找回来的。面对战争也同样(yang)如此，在外(wai)受到创伤(shang)的男人(ren)，战后需要(yao)回到家庭(ting)重温其优越(yue)感。”

即使没有(you)战争，在整个人(ren)类社会(hui)，这种(zhong)现象至今仍然存在。不少在外(wai)面打拼的男性，面对领导时唯唯诺(nuo)诺(nuo)，面对办公室复杂人(ren)际关系时忍气吞声，家才是唯一的宣泄渠(qu)道。因此，一战结束后，复员军人(ren)的家庭(ting)暴力事(shi)件多(duo)到触目惊心。

所幸的是，这并不是20世纪的全部。在人(ren)类历史上，20世纪是一个“女(nu)性”身份彻底被重构和确立的时代。女(nu)性从静默的他者和被注视(shi)的客体，慢(man)慢(man)在大众媒体的影响下开始融合汇聚，并在20世纪中后期到达了一个文(wen)化认同的高潮(chao)。在媒介传(chuan)播的影响下，女(nu)性不再是世界一隅的孤立个体，而成(cheng)为一个有(you)着相似(si)意识形态的集体。她们(men)享有(you)共同的审美爱好和世界观、价(jia)值观，具有(you)更为趋同的女(nu)性特质，女(nu)性事(shi)实上由(you)复数逐渐向单数收缩。

在这个过程中，女(nu)性反抗着父权制的枷锁，但在资本主义和商业媒介的合谋之下，她们(men)也越(yue)来越(yue)陷入了另一种(zhong)单一身份的陷阱。

法国史学家、年(nian)鉴学派第三代的代表人(ren)物乔治·杜比，主编了巨(ju)著《女(nu)性史》，“20世纪卷”是其第五卷。

《女(nu)性史》

书中写道：“了解那些人(ren)生(sheng)经历跨越(yue)了20世纪的女(nu)性，你将被她们(men)的不幸和伟大所震撼。她们(men)受到战争、革命和独裁统治的打击(ji)，也见证了两性关系的巨(ju)变。我们(men)现在是否已经到达了女(nu)性史的‘终点’，到达了多(duo)年(nian)来稳定(ding)的、不可避免的解放进程的顶点？并非如此。如果诞生(sheng)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旋涡之中的20世纪地缘政治现在已经告一段落了，东方集团瓦解后自由(you)主义的胜(sheng)利所带来的‘历史的终结’的概念，也未能幸免于欧洲及其他地区一系列事(shi)件的冲击(ji)。‘历史的终结’对女(nu)性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是男性主导社会(hui)的末路和新社会(hui)黎明的到来？是一个性别分化几近消失(shi)的新时代？还是一个男性和女(nu)性既可以保持自己的独特身份又享有(you)平等权利和机会(hui)的世界？”

这些问(wen)题显然还没有(you)足(zu)够稳定(ding)的答案，但变化显而易见。20世纪女(nu)性拥有(you)和过往女(nu)性不一样(yang)的人(ren)生(sheng)，取得(de)的成(cheng)就也是事(shi)实，包括投票权、生(sheng)育风险(xian)的大幅降(jiang)低、避孕措施和职场上的新机会(hui)等。

可这些“成(cheng)就”同样(yang)是一种(zhong)社会(hui)构建，在构建的过程中，有(you)赞同和推动者，也有(you)反对者，同时，没有(you)任何成(cheng)就是一劳永逸的。对女(nu)性进步运动的刻板认知，很容易让人(ren)忽(hu)视(shi)仍然存在的不公。审美层面的“规范”，也通过纤瘦(shou)的电影明星、模特和选美表现出来。

这导致“新女(nu)性”形象被固化：“她是一位专业的家庭(ting)主妇，既是家中的女(nu)王，又是精明的消费者。广告在贩卖商品的同时也贩卖图(tu)像。新女(nu)性看上去可能比以往的女(nu)性更加光鲜亮丽，但她们(men)本质上并没有(you)太大的改(gai)变，因为广告同时也将女(nu)性自己变成(cheng)了性对象和令人(ren)渴望的商品。”

被固化的女(nu)性，被“规范”的人(ren)生(sheng)

对女(nu)性的固化，在婚姻层面呈现最为明显。上野千鹤子的《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一书中就写道：“婚姻市场对女(nu)性的局(ju)限性极强，比如说女(nu)性不能有(you)过多(duo)的异性朋友，不能有(you)过于频繁的社交活动，不能主动去追求性。一个主动的女(nu)生(sheng)意味着她是婚姻市场外(wai)的‘社会(hui)女(nu)性’，不配作为结婚考虑对象，是被玩弄宣泄的对象。而一个男性在步入婚姻前与这样(yang)的‘社会(hui)女(nu)性’游(you)戏，而到谈论婚姻时要(yao)求婚配的女(nu)性是白纸一张。这种(zhong)风气往越(yue)小(xiao)越(yue)偏(pian)远的地区越(yue)严(yan)重。”

上野千鹤子还曾(ceng)写道：“对子宫(gong)的统治本来就是围绕出生(sheng)婴(ying)儿的归(gui)属之争，这正是父权制的核心问(wen)题。”

如果探究问(wen)题的根本，那么上野千鹤子的另一个发问(wen)或(huo)许更为关键：“原本革命应当是不分性别的自由(you)公民的解放，为何结果只是男性的解放，女(nu)性解放则被搁(ge)置了？”直至今日，它(ta)仍然没有(you)答案。

在上野千鹤子看来，性别是太过明显的阶(jie)级对立，以至于容易被忽(hu)略。在日常生(sheng)活中，这种(zhong)被忽(hu)略甚至被“自然化”的对立无处不在。比如对性的看法就是如此，维多(duo)利亚时代的性伦理要(yao)求女(nu)性不能看也不能触碰自己的性器官，在这一要(yao)求之下，明明是自己的身体，对女(nu)性而言却(que)是最为疏远的陌生(sheng)之物。这样(yang)的伦理要(yao)求，直到今天仍有(you)巨(ju)大市场，许多(duo)女(nu)性仍误以为对性的无知是“可爱”的表现，甚至谈“性”色变。

其实这一切的本质是经济问(wen)题，《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如同一把(ba)手术(shu)刀，所剖开的是近现代社会(hui)的性别经济结构。

成(cheng)书时的1990年(nian)，正是日本泡(pao)沫经济破灭，开启“失(shi)去的三十年(nian)”之时，普通家庭(ting)无法承受高昂的市场化外(wai)包服务(wu)，因此出现了越(yue)来越(yue)多(duo)的全职妈妈。

全职妈妈带来了一个新的问(wen)题：她们(men)在家操持家务(wu)，却(que)没有(you)相应收入，许多(duo)男性回到家，往往还会(hui)来一句“你呆在家里(li)什么也没干”。

这恰恰反映了父权制的经济基础，也就是男性对女(nu)性劳动力的统治。这种(zhong)统治的根本问(wen)题在于生(sheng)产费用的不平等，比如男性在外(wai)工作养家，当然很辛苦，但如果将女(nu)性在家操持家务(wu)所耗费的时间与精力，对应为市场化费用（可以想想市场上月(yue)嫂和保姆的收入标准，还有(you)教师的收入标准），很多(duo)男性的收入甚至无法承担这笔费用。与此同时，女(nu)性的牺牲(sheng)也非常大，她们(men)或(huo)者告别职场，很难(nan)重返，或(huo)者要(yao)牺牲(sheng)事(shi)业，升职比男性更困难(nan)。

很多(duo)人(ren)或(huo)许会(hui)认为，这种(zhong)比较并不合理，因为古代女(nu)性根本不出去工作，“男主外(wai)女(nu)主内”是传(chuan)统，如今的全职妈妈，或(huo)者职场女(nu)性的家庭(ting)付出，不过是对传(chuan)统的继承，并不是一种(zhong)新的剥夺。这个说法当然是荒谬的，因为近代资本主义崛起的依托，就是机器化生(sheng)产、市民社会(hui)和教育普及，它(ta)必然使女(nu)性能够接受教育、参与社会(hui)事(shi)务(wu)并参与社会(hui)生(sheng)产，也必然会(hui)打破“男主外(wai)女(nu)主内”的所谓传(chuan)统。但与此同时，父权制的存在，使得(de)男性多(duo)少成(cheng)为获益者，往往可以享受女(nu)性“内外(wai)兼顾(gu)”所产生(sheng)的剩余(yu)价(jia)值。

现代社会(hui)继承了传(chuan)统社会(hui)的一种(zhong)观念，即刻意强调女(nu)性的爱与母性。这种(zhong)将女(nu)性推上神坛的价(jia)值观，几乎(hu)已经成(cheng)为教科书一般的真理。但正如上野千鹤子所说，这实际上是“长久以来榨取女(nu)性劳动的意识形态机制”。既然爱是“无条(tiao)件付出”，母性是“隐忍和牺牲(sheng)”，那么就可以等同于无价(jia)值劳动。它(ta)们(men)看似(si)对女(nu)性的赞美，实际上遮蔽了女(nu)性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

即使无数人(ren)曾(ceng)提出女(nu)性的“自主权”，但正如《消解性别》中所言：“任何一个自主权的概念都有(you)着局(ju)限。自主权实际上是在社会(hui)条(tiao)件制约下生(sheng)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方式。那些社会(hui)工具可以赋权，但也具有(you)约束力，而在很多(duo)情况(kuang)下，这两种(zhong)功能同时发挥着作用。”

不管是否认同巴(ba)特勒在《消解性别》中提及的“规范”，都不能回避这样(yang)的事(shi)实：“规范就是那种(zhong)决定(ding)了‘可理解的’生(sheng)活、‘真正的’男人(ren)和‘真正的’女(nu)人(ren)的东西(xi)。如果我们(men)违背这些规范，就很难(nan)说我们(men)是否还能生(sheng)活下去、是否还应该生(sheng)活下去，我们(men)的生(sheng)活乃至生(sheng)命是否还有(you)价(jia)值、是否能变得(de)有(you)价(jia)值，我们(men)的性别是否是真实的、是否能被看作是真实的。”

上野千鹤子所批判(pan)的父权、所揭露的女(nu)性被剥削的隐藏事(shi)实，都以这样(yang)的“规范”而呈现。具体在社会(hui)层面，它(ta)被渲染为“女(nu)人(ren)一定(ding)要(yao)结婚”“不生(sheng)孩(hai)子的人(ren)生(sheng)就不完整”等常见话语。无数人(ren)选择“适应”，但这并不意味着《消解性别》中提到的解决方案并不可行。事(shi)实上，开放的心态和认知，永远是人(ren)类进步的倚仗，在性别问(wen)题上同样(yang)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