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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8年第一个任期开始，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政府高级官员(yuan)就(jiu)不断(duan)宣称发动贸易战是为美国普通劳动者赢回工(gong)作岗位，民主党的拜登政府也附(fu)和了这一叙(xu)事。“制造业回归”似乎成为美国提高关税、大行贸易保护(hu)主义的某种正当理由，似乎美国“铁锈带(dai)”的衰朽(xiu)和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下降完全是国际竞争造成的。情况真是这样吗？美国通过贸易战真的能够实现(xian)制造业重新振兴吗？
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欧美政府放弃凯恩斯主义，重拾(shi)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工(gong)具(ju)，欧美制造业从这一时期大规模(mo)向东亚(ya)转移。这一产(chan)业转移进程不是偶(ou)然的，而是美西方国家刻意(yi)推动实现(xian)的。
除了环境保护(hu)、劳动力价格因素，美西方推动制造业转移有两个不容忽(hu)视的重要原因：
首先，金融资本代替产(chan)业资本成为欧美资本扩张的主要形式。与产(chan)业资本的增殖(zhi)模(mo)式不同，金融资本追求的是轻固(gu)定资产(chan)，通过资本市场的交易获得快(kuai)速资本回报。金融资本在(zai)经济波动的适应性(xing)方面更具(ju)有优势，其在(zai)经济周(zhou)期的任何阶段都能盈利，甚至有时还利用资本故意(yi)制造经济波动，波动越大获利越丰。相比(bi)之下，产(chan)业资本的盈利模(mo)式要保守得多，故而逐(zhu)渐(jian)被金融资本排挤而被迫向外转移。
其次，缓解劳资矛盾。一般而言(yan)，强大的制造业会创造庞(pang)大的产(chan)业工(gong)人群体(ti)，易引发激烈的劳资矛盾。在(zai)二战结束至20世纪70年代期间，欧洲实行重视福利的社会政策，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同时，由于缺少国际竞争的压力，美国工(gong)人阶级生活相对富足，阶级矛盾也较为缓和。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情况发生了改变，欧洲掀起私有化浪潮，西方工(gong)人阶级生活水平有所下降。为避免再次出(chu)现(xian)尖锐的阶级矛盾，西方国家有意(yi)识地将劳动密集型产(chan)业向外转移。
如今，上述这两个重要因素并没有发生根本性(xing)变化，那么，美国怎能有条件和动力真正推动实现(xian)制造业回归呢？
不仅如此，美国所谓的制造业回归还面临(lin)着一系列深刻而棘手(shou)的困难：
一是基础设施(shi)建设滞后。如果把制造业重新带(dai)回美国，需(xu)要大规模(mo)更新改造其基础设施(shi)。但无论是供电供水还是铁路公路，美国当前都不具(ju)备制造业大规模(mo)回归的基础。这些基础设施(shi)改造不仅需(xu)要巨额投资，而且需(xu)要相当长时间才(cai)能完成。以美国当下的财(cai)力和建设效率(lu)，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二是产(chan)业结构难以大作调整。美国经济以第三产(chan)业为主，国内生产(chan)总值（GDP）的主要来源是服务业，占到GDP的80%以上。近年来，美国GDP增长主要是靠服务价格增长，而不是服务数量提升。按照汇率(lu)计算(suan)，2024年中(zhong)国GDP是美国的65%，但中(zhong)国发电量几乎是美国的一倍。美国在(zai)电力供应基本没有增长的情况下，GDP居(ju)然持续增长，说明其产(chan)业结构已严重脱离制造业。推动制造业回归，意(yi)味着美必须进行大规模(mo)的产(chan)业结构调整。在(zai)资本主义政治主导(dao)之下，不符合资本增殖(zhi)规律的改变如何得以实现(xian)？
三是美元政策定位存在(zai)矛盾。如果制造业回归，企业必须降低产(chan)品成本，以获得更强的国际竞争力，从而需(xu)要实施(shi)弱美元政策。但为了吸(xi)引国际资本填补经常项目赤字(zi)、抑制美国国内通货膨胀(zhang)及巩固(gu)美元的国际地位，则需(xu)要强美元政策。这二者是彼此冲突的。毫无疑问(wen)，美国会选择强美元政策，因为强美元是美国拥有全球霸权的基石。在(zai)强美元约束下，制造业大规模(mo)回归美国是不现(xian)实的。
因此，美宣称加征关税、大搞贸易保护(hu)是为了避免其他国家的工(gong)人抢走美国国内工(gong)人的饭碗，显然只是政治上的托词。作为二战后世界经济秩序的主导(dao)者和规则制定者，美国无疑获得了世界经济再生产(chan)中(zhong)最丰厚的回报，但由于其将大量资源用于对外战争而非重视民生，加上在(zai)国内二次分(fen)配时缺乏调节，才(cai)导(dao)致了富者愈富、贫者愈贫。
19世纪70年代后，保护(hu)性(xing)关税逐(zhu)渐(jian)成为国际政治的重要工(gong)具(ju)。美国自19世纪晚(wan)期到一战之前一直(zhi)采用高关税保护(hu)自己的工(gong)业发展。1890年至1913年，美国的平均关税在(zai)40%以上，而同时期其他主要工(gong)业国的关税都很(hen)低，当时的世界经济霸主英(ying)国更是接近于零关税。1930年美国通过了《斯姆特—霍利关税法(fa)》，引发其他国家针锋相对的报复，进一步加剧(ju)了世界性(xing)的大萧条。20世纪80年代，激烈的美日(ri)贸易摩擦后签署“广场协(xie)议(yi)”，被大多数学者认为是导(dao)致日(ri)本后来长期经济低迷的主要原因。在(zai)这些案例(li)中(zhong)，作为制造业大国的美国制造贸易摩擦是为了与他国竞争，保护(hu)本国相关产(chan)业，避免在(zai)竞争中(zhong)被外国企业击败。
然而，自2018年开始的中(zhong)美经贸摩擦与之前的案例(li)大为不同，美国在(zai)很(hen)多生产(chan)领域已经丧(sang)失竞争优势。按照联合国《工(gong)业化的未来》报告统计，中(zhong)国在(zai)2023年全球工(gong)业产(chan)值中(zhong)占比(bi)为35%，名列首位，美国次之（12%），日(ri)本第三（6%）。美通过提高关税限制从中(zhong)国进口的相当比(bi)例(li)产(chan)品，其自身(shen)并没有能替代的产(chan)品，且中(zhong)国之外也同样没有可替代的选择。不仅如此，很(hen)多中(zhong)国输美产(chan)品的价格弹性(xing)很(hen)小，从经济学角度而言(yan)，美国提高关税几乎无法(fa)对中(zhong)国造成实质性(xing)影(ying)响，但将被动增加美国消(xiao)费者的成本，推高美通货膨胀(zhang)。
总之，由于没有可替代方案和国内有效供给，美国提高关税难以实质性(xing)影(ying)响中(zhong)国对美贸易；受制于自身(shen)经济架构和政治体(ti)制，提高关税也无法(fa)有效促(cu)进制造业回归。美如今经济困境的形成有着资本主义发展规律本身(shen)的深刻原因，与过去数十年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和美国霸权的盛衰密切相关，不可能通过一个简单的关税政策就(jiu)能扭转。
（本文来源：经济日(ri)报 作者：陈(chen) 琪 薛 静 作者分(fen)别系清华大学中(zhong)美关系研究中(zhong)心(xin)主任、教授，清华大学中(zhong)美关系研究中(zhong)心(xin)特约研究员(yu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