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一百多年前(qian)美国那场轰轰烈(lie)烈(lie)的改革运(yun)动(dong)，一系列(lie)改革者(zhe)的面庞浮现眼前(qian)，弗雷德里克·C.豪便是其中之一。豪是时(shi)任克利夫兰市市长汤姆·L.约翰逊的幕僚，他(ta)们共同成就了这座(zuo)城(cheng)市，使(shi)之被誉为改革年代的明星城(cheng)市。1925年，豪出版了一本著作(zuo)《一个改革者(zhe)的自白》（Confessions of a Reformer），详细描述了内战后几十年里他(ta)作(zuo)为改革者(zhe)所经历的一切。从一座(zuo)美国小镇写起。在那里，压制正统观念——无论是宗教、政(zheng)治还(hai)是经济的——都(dou)是常态。再写到巴尔的摩(mo)、克利夫兰和纽(niu)约，他(ta)在这些城(cheng)市参与(yu)进步时(shi)代那些波澜壮阔的改革事业。最后是第(di)一次世界大战和战后的红色恐慌期间(jian)政(zheng)府的镇压行动(dong)带给他(ta)的幻(huan)灭感。在政(zheng)治抱负和非政(zheng)治的公民团结理想之间(jian)挣扎，豪摸索都(dou)市政(zheng)治的道路带着困惑和矛盾，这正是十九世纪(ji)末二十世纪(ji)初(chu)美国中产阶级公民改革的典型特征。而《一个改革者(zhe)的自白》反映了豪对老派、清教、中产阶级的美国及(ji)其人民未能引领建立一个更加(jia)开(kai)放、慷慨和人道的社会的失望。但他(ta)判(pan)断，改革将不断重新(xin)开(kai)启。

在《一个改革者(zhe)的自白》出版三十年之后，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发表了《改革年代：从布赖恩到富兰克林·D.罗斯福》（以下(xia)简称《改革年代》）。该(gai)书自出版以来备(bei)受赞誉和批评。称赞者(zhe)认为霍夫施塔特关于镀(du)金时(shi)代和进步时(shi)代至关重要问题上的看(kan)法过(guo)去是、现在仍然是正确的。批评者(zhe)则关注(zhu)霍夫施塔特对民粹主(zhu)义、反犹太主(zhu)义和阴谋论的指控，也不同意他(ta)的地(di)位革命论。无论怎样，《改革年代》向人们展示了一段复杂的美国历史时(shi)期，而这些复杂性“是我们对过(guo)去的传统印象所未能捕捉到的”，霍夫施塔特对改革的研究(jiu)或是一支序曲，或提供一剂刺激。

关于改革的时(shi)代，霍夫施塔特表现出温和的现时(shi)主(zhu)义。他(ta)在《改革年代》的开(kai)端便指出，从内战到1890年代这段美国历史，可以看(kan)成一个主(zhu)要以工业化、大陆扩(kuo)张和政(zheng)治保守(shou)主(zhu)义为主(zhu)题的时(shi)期，以此类推(tui)，刚刚过(guo)去的这个时(shi)代，即(ji)大致从1890年代起，至第(di)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这段历史，则可视为一个改革的时(shi)代。“刚刚过(guo)去的这个时(shi)代”的说法表明霍夫施塔特认为自己(ji)所处的时(shi)代与(yu)改革年代十分接近，甚至改革在长时(shi)段上可能从未中断。改革的洪潮，尽管在1890年发生过(guo)大规模的回涌，在1920年代也曾短暂地(di)消退(tui)，却为二十世纪(ji)大部分时(shi)间(jian)里的美国政(zheng)治奠定了基调。霍夫斯塔特将过(guo)去六十五年里的改革运(yun)动(dong)分为三个阶段，其中两个阶段几乎是前(qian)后接续的：首先是农(nong)民反抗(kang)运(yun)动(dong)，其最强烈(lie)的表现是1890年代的平民主(zhu)义运(yun)动(dong)和1896年布赖恩的总统竞选；接着是进步主(zhu)义运(yun)动(dong)，覆盖时(shi)间(jian)约为1900到1914年；最后是“新(xin)政(zheng)”，其最具活力的阶段集中在1930年代的几年中。霍夫施塔特接着明确表明，写作(zuo)这本书的目的，并不是要把1890年以来美国主(zhu)要改革运(yun)动(dong)那些熟悉的故事重新(xin)讲一遍，而是希(xi)望从他(ta)自己(ji)时(shi)代的角度进行新(xin)的分析。霍夫施塔特也非常清楚，过(guo)于关注(zhu)当下(xia)“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危险就在于因过(guo)度聚焦(jiao)于当下(xia)，而丧失了对历史真实性的确切认知”。毫无疑问，《改革年代》充斥着作(zuo)者(zhe)对现时(shi)政(zheng)治的担忧。他(ta)在1960年的一次采访中曾说：“我之所以成为一名历史学家，是因为我参与(yu)了当代问题的研究(jiu)。”或许正是因为他(ta)坚定地(di)贯彻现时(shi)主(zhu)义，使(shi)他(ta)认定1890年代以来的改革没有中断。人们对于对称性和历史延续性的渴望，会使(shi)得改革的要求不断被提出。这一点与(yu)豪的想法不谋而合(he)。

豪与(yu)进步时(shi)代的许多改革者(zhe)一样，在战前(qian)认为思想和信息比利益更强大，运(yun)用智识传统可以结束不公平，促进社会福祉。霍夫施塔特显然也更重视思想、情感对改革的意义。关于“进步主(zhu)义”，霍夫施塔特指的是1900年以后那种(zhong)随处可见的、倾向于针砭时(shi)弊和厉行变革的更为广泛的心理冲动(dong)；到了这一时(shi)期，农(nong)民抗(kang)议这条小溪流已(yi)变成波澜壮阔的大河，而强烈(lie)要求社会、经济改革的中产阶级人民，则凭着他(ta)们日益高涨的热情增加(jia)了这条大河的水量，并且改变了它的流向。作(zuo)为一种(zhong)改革思想，进步主(zhu)义从一开(kai)始就不是一个共识的学说；相(xiang)反，这是对美国已(yi)经成为一个由大企业和大城(cheng)市主(zhu)导的工业国家这一认识的一系列(lie)多样化回应。进步主(zhu)义包括要求诚实、高效和更广泛的市政(zheng)权(quan)力的运(yun)动(dong)，削弱(ruo)垄断公司对州立法机构的控制。加(jia)强公用事业的公共控制或公有制，推(tui)动(dong)政(zheng)治进程民主(zhu)化，削弱(ruo)政(zheng)党组织，要求妇女选举(ju)权(quan)，扩(kuo)大政(zheng)府监管企业的权(quan)力，以及(ji)通过(guo)社会福利立法等。这场运(yun)动(dong)的主(zhu)旋律是重建一种(zhong)经济个人主(zhu)义和政(zheng)治民主(zhu)，人们普遍相(xiang)信这些东西在美国曾一度存在，只是已(yi)经为大公司和腐败(bai)的政(zheng)治机器所毁灭；在重建这些理念的同时(shi)，也要寻回某种(zhong)道德感和公民纯洁性，这些东西被认为也已(yi)丢失了。改革的冲动(dong)来自人们的怀旧情绪，改革的目标是找回业已(yi)存在美国过(guo)去社会中的那些美德和纯真，可见智识传统要大于利益追求。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

霍夫施塔特进而揭示，是关于社会地(di)位的认知而不是利益使(shi)先前(qian)那些广义上可以称为“独立派”类型的人群变成进步派。他(ta)认为，主(zhu)要并不是因为经济剥(bao)削，而是因为他(ta)们是地(di)位变动(dong)的受害者(zhe)，这一变动(dong)就发生在十九世纪(ji)的最后十年和二十世纪(ji)初(chu)。简言之，在相(xiang)当大的程度上领导了进步主(zhu)义运(yun)动(dong)的这批人，他(ta)们承受的时(shi)代苦难并非源自财富的缩减，而是由于社会威望和权(quan)力的分配模式发生了变化。回到1870年前(qian)后，那时(shi)财富、地(di)位和权(quan)力在美国的分布还(hai)相(xiang)当分散，中等收入的人也足以享有相(xiang)当高的威望和影响力，在很多小地(di)方这一现象尤为普遍。在那个地(di)方性名望还(hai)颇具分量的年代，小店主(zhu)、制造业主(zhu)、杰出的律师、编辑和牧师，都(dou)算是地(di)方上名声响亮(liang)的人物。霍夫施塔特最后得出结论说，每当现代社会发生重大变革之时(shi)，大部分知识分子、专门职业者(zhe)和民意塑造阶层，总能看(kan)清事态走向，于是全情投入他(ta)们认为代表着进步和改革的那一方。罕有哪一次历史运(yun)动(dong)，这些阶层在其中起到的作(zuo)用比在进步主(zhu)义运(yun)动(dong)中还(hai)要大。无疑，这些知识分子和专门职业者(zhe)之所以支持进步主(zhu)义事业，一部分原因和中产阶级里的其他(ta)成员是一样的，然而他(ta)们所在职业本身发生的显著变化，社会的日益复杂化，以及(ji)地(di)位革命给他(ta)们的社会地(di)位带来的改变，也在影响着他(ta)们对事物的看(kan)法。

然而，改革的事实往往证明：利益比思想或信息更强大。克利夫兰、芝(zhi)加(jia)哥、纽(niu)约等城(cheng)市的进步主(zhu)义改革实践表明，虽然许多商业和专业人士准备(bei)投入时(shi)间(jian)、精力和金钱来改善他(ta)们的城(cheng)市，但如果他(ta)们的基本利益受到威胁，他(ta)们会退(tui)缩并变得敌对。霍夫施塔特在评论反托拉斯运(yun)动(dong)时(shi)也指出，毫无疑问，相(xiang)比其宣(xuan)传造势的强度，反托拉斯运(yun)动(dong)取得的直接实质性成就是不大的；可是历史上这样的情形比比皆(jie)是——历经了艰苦、激烈(lie)的斗争，却只收获了微末的成果。

应该(gai)说十九世纪(ji)末二十世纪(ji)初(chu)的改革本身就充满矛盾，原先属于平民主(zhu)义的改革主(zhu)张后来成为进步派的改革主(zhu)张，甚至被两党拿过(guo)去、写进党的纲(gang)领。或许是改革时(shi)代本身呈现出的这种(zhong)特点使(shi)得霍夫施塔特被诟病为“模棱两可之王”，从他(ta)在《改革年代》的文字里可见到他(ta)的矛盾心理。批评者(zhe)不满于他(ta)对直接民主(zhu)改革的摒弃，但与(yu)其说是摒弃，毋宁说是模棱两可、未予置评。譬(pi)如对于直接初(chu)选制、创制权(quan)、复决权(quan)、否决权(quan)等早(zao)期改革成就，霍夫施塔特认为这些目标的实现是“重建他(ta)们想象的存在于以往纯真年代的那种(zhong)大众政(zheng)府”。“想象的”“纯真年代”这类词(ci)汇似乎暗示霍夫施塔特并不看(kan)好这些政(zheng)治改革目标。在评价西奥多·罗斯福时(shi)，霍夫施塔特认为，罗斯福代表了这样一种(zhong)类型的进步主(zhu)义领导者(zhe)，他(ta)们真实的内心冲突是高度保守(shou)主(zhu)义的，如果不是因为有必要在建立社会秩序的过(guo)程中抵(di)制那些具有威胁性的激进路线，他(ta)们可能根(gen)本不会成为进步派。这里指明进步派本身的矛盾性。但霍夫施塔特又清楚地(di)意识到，老罗斯福时(shi)代的典型进步派思想家或改革者(zhe)，一直同社会主(zhu)义者(zhe)们进行着一种(zhong)宽容的、互有裨益的对话，而且由于他(ta)们的半无产阶级性质，他(ta)们比较同情劳工。他(ta)们经受了“社会情绪的检(jian)验方式之一……无论社会中生活安逸的人们在心理上是更认同那些成功人士的权(quan)威和成就，还(hai)是更加(jia)牵挂那些不幸者(zhe)的需(xu)求和苦难。相(xiang)当大的程度上，正是进步派的宣(xuan)传鼓(gu)动(dong)，使(shi)得人们的同情心在社会层面上是向下(xia)的，而非向上的”。这与(yu)民主(zhu)改革的目标也是一致的，对霍夫施塔特反民主(zhu)的指责似乎站不住脚。

矛盾性也体现在改革者(zhe)身上。霍夫施塔特分析了所有的专门职业和行业中的律师行业，他(ta)认为很多律师身上都(dou)有一种(zhong)矛盾属性，一方面他(ta)们为商业团体服务并从中获益，另一方面，在人身关系上，他(ta)们又与(yu)之保持疏离；这种(zhong)矛盾性对于进步主(zhu)义思想的塑造，以及(ji)进步主(zhu)义领导群体的构成，都(dou)产生了深远影响。很多律师参与(yu)进步主(zhu)义政(zheng)治，是因为作(zuo)为一名合(he)格的法律顾问，他(ta)们必须处处为委托人着想，但也有不少律师是由于从自己(ji)所在行业的变迁中，感受到了那种(zhong)广泛存在的改革诉求的冲击力。所以，进步主(zhu)义是一场温和而谨慎的运(yun)动(dong)，其目标不是社会结构的剧烈(lie)变革，而毋宁是形成一个负责任的精英群体，这批精英将把民间(jian)的冲动(dong)导向变革，并且是导向一系列(lie)适度的，用他(ta)们的话说，“建设性的”渠道。如同布兰代斯恰如其分的表述，这个领导集体“将在富人和平民之间(jian)保持一种(zhong)独立地(di)位，随时(shi)准备(bei)着对任何一方的过(guo)度行为加(jia)以制衡。”

实际上，对于平民主(zhu)义和进步主(zhu)义的改革议题、中产阶级的分化，及(ji)至新(xin)政(zheng)时(shi)期进步派和保守(shou)派的改革主(zhu)张呈现的矛盾性、复杂性，霍夫施塔特在《改革年代》的前(qian)言中阐明了原因。他(ta)认为，移(yi)民的需(xu)求和本地(di)人的情绪，两相(xiang)冲撞之下(xia)，产生了两种(zhong)有着根(gen)本差异的政(zheng)治伦理体系。霍夫施塔特分析了它们的性质及(ji)相(xiang)互影响。第(di)一种(zhong)建立在扬基-新(xin)教的本土政(zheng)治传统，以及(ji)中产阶级生活的基础之上，主(zhu)张并要求公民持续地(di)、无私地(di)参与(yu)公共事务；这套伦理认为，跟从前(qian)相(xiang)比，政(zheng)治生活在满足个人需(xu)求之余，更应该(gai)超越个人需(xu)求，在更高的程度上符合(he)普遍原则与(yu)抽(chou)象规律；这套伦理也表达了一种(zhong)普遍的感受，即(ji)认为政(zheng)府天然地(di)应当努力敦促个人生活的道德化，而经济生活也应当致力于个人品格的磨砺与(yu)发展。另一套体系则以移(yi)民的欧洲背景(jing)为基础，移(yi)民们对于独立的政(zheng)治行动(dong)不甚熟悉，对于等级和权(quan)威却相(xiang)对熟悉，由于背井离乡的身份，他(ta)们也常常面临各种(zhong)紧急需(xu)求；这套伦理认为个人的政(zheng)治生活理所当然地(di)是产生于家庭的需(xu)求，基本上将政(zheng)治和公共关系解释为一组私人义务，认为比起忠实于抽(chou)象的法律或道德规则，稳固的私人效忠关系更为重要。移(yi)民、大佬和城(cheng)市机器的政(zheng)治生活，便主(zhu)要建立在这套价值关系之上。对立的双方中，一方是道德高尚的新(xin)教社会改革领导者(zhe)，另一方则包括大佬、职业政(zheng)客(ke)和移(yi)民大众。因之，对霍夫施塔特而言，改革只能是社会各阶层和谐一致的产物，即(ji)便其中充满矛盾甚至相(xiang)悖(bei)的改革议题。

霍夫施塔特有强硬的道德政(zheng)治立场，但他(ta)对进步派的一些传统价值观念却有着隐秘的偏爱。他(ta)说改革派的整套传统反映的是这样一种(zhong)心态，该(gai)心态的基础在于一个本质上是健康的社会；该(gai)心态所主(zhu)要关注(zhu)的内容，并不在于如何能让一个经济体成功应对经济崩(beng)溃(kui)带来的诸多问题，而是在一个合(he)理的运(yun)行秩序中，促进该(gai)经济体的民主(zhu)化。设法令一个经济体恢复繁荣，归根(gen)结底是一个组织问题。在“新(xin)的机会主(zhu)义”中，霍夫施塔特揭示改革派的优势：在于他(ta)们可以唤醒道德情绪，谴(qian)责不公，将整个社会的义愤汇集起来，去抗(kang)拒那些不能容忍的恶(e)行。而保守(shou)派更倾向于将其合(he)法性建立在制度的连续性、铁的事实、可能性的限度等基础上。从进步主(zhu)义到新(xin)政(zheng)，中产阶级的改革冲动(dong)依然留存。技术官僚新(xin)政(zheng)派与(yu)道德进步派之间(jian)形成鲜(xian)明对比，霍夫施塔特在此写道：自由派捍卫大公司和产业集中这一奇特景(jing)象说明，曾如此长久地(di)居于进步主(zhu)义思维核心的反垄断情绪，如今已(yi)不再是进步主(zhu)义的核心主(zhu)题。布兰代斯和威尔逊代表的那一代人，将经济生活理解为一个展现各自品格的领域；现代自由派似乎完全认为这是一个可以期待某些结果的领域。最值得注(zhu)意的似乎是这种(zhong)道德立场的转变。虽然霍夫施塔特认为瑟曼·阿诺德是二战前(qian)最具创造力的政(zheng)治知识分子，但他(ta)认为从阿诺德使(shi)用的术语来看(kan)，阿诺德的价值体系与(yu)美国进步主(zhu)义的经典价值之间(jian)已(yi)经有了相(xiang)当的距离。霍夫施塔特认为，进步主(zhu)义的关键词(ci)是爱国主(zhu)义、公民、民主(zhu)、法律、品格、良知、灵魂、道德、服务、责任、耻辱、羞耻、罪恶(e)和自私……搜索阿诺德书中的关键词(ci)，则是需(xu)求、组织、人道主(zhu)义、结果、技术、制度、现实主(zhu)义、规训、士气、技能、专家、习(xi)惯、实用和领导力等。前(qian)者(zhe)令人联(lian)想到进步主(zhu)义运(yun)动(dong)的道德与(yu)知识根(gen)源，这些根(gen)源可以追溯到盎格鲁-撒克逊新(xin)教传统。后者(zhe)揭示的价值乃是从经济危机和官僚制的必要需(xu)求当中创生出来的。

霍夫施塔特在他(ta)所著的《进步主(zhu)义历史学家》一书中有一句话：“现时(shi)意识虽然造成了主(zhu)要错误，但通过(guo)智识发现，其往往也是获得新(xin)见解的主(zhu)要途径——错误和曲解并非出自一意孤行，而毋宁是拉帮结派的结果。解释性历史学家最好的状态是，带着对未来热情的关切回到过(guo)去。”（Richard Hofstadter, The Progressive Historians: Turner, Beard, Parringt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8, p.465）霍夫施塔特以其对道德政(zheng)治的关切描绘了承受着地(di)位焦(jiao)虑的那一代人的群像，就历史故事而言，十九世纪(ji)九十年代和二十世纪(ji)三十年代及(ji)六十年代显然有不同的剧本，也不会如霍夫施塔特说出“刚刚过(guo)去的这个时(shi)代”那般轻松。但进步时(shi)代、新(xin)政(zheng)、二十世纪(ji)六十年代都(dou)始于一股(gu)乐观主(zhu)义情绪，一种(zhong)共同的信念——过(guo)时(shi)的思想和政(zheng)策将被新(xin)思维取代的时(shi)刻已(yi)经来临；特权(quan)和不公正的堡(bao)垒将让位于对创新(xin)和更大平等的要求。无论如何，在若干年里，改革的要求都(dou)会在立法和制度上得到体现。如果历史学家无法停止(zhi)将过(guo)去和现在混为一谈，那就一定会相(xiang)信改革将持续进行，或者(zhe)相(xiang)信人们会主(zhu)动(dong)出击，将改革进行下(xia)去。即(ji)使(shi)我们望着那个渐(jian)行渐(jian)远的改革年代，黯(an)然神伤、唏嘘(xu)慨叹。化用霍夫施塔特的话来说，对于相(xiang)信世界历史上某个阶段曾是黄金时(shi)代的人们，我们怀有一份真实的同情，尽管他(ta)们的生活境遇要比我们好得多。然而，真正地(di)回去那个世界里生活，真切地(di)去体会那个世界的人们所珍惜的那份希(xi)望，去欣赏他(ta)们那份想象出来的纯真，今天的我们已(yi)经办不到了。

（注(zhu)：文中未标明出处的引文皆(jie)出自中文译本理查德·霍夫施塔特：《改革年代》，王禹译，商务印书馆2023年版；英文版Richard Hofstadter, The Age of Reform: from Bryan to F. D. R.,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