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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走过(guo)百(bai)岁人生的我，1922年(nian)出生于古都金陵。
一个人的一生不能不思(si)考(kao)到底想要做(zuo)什么，立(li)志是(shi)人一生不断前进的动力。而志向往往并非一蹴而就，是(shi)伴(ban)随成长的经历、所见所闻所想一步(bu)步(bu)确立(li)下来的。之所以选(xuan)择建筑事业作为一生的追求方向，与(yu)我青少年(nian)时的成长经历密切相关。
我出生于国家内忧外患之际，祖国大(da)地战火连连，苦(ku)难深重。1937年(nian)南京沦陷，我随家兄流亡(wang)重庆(qing)，于合川继续中学学业。记得1940年(nian)高考(kao)结束的那天下午，合川遭遇日军空袭，大(da)火一直燃烧至翌日清晨(chen)因降雨始息。战乱苦(ku)痛(tong)的经历激发了我重建家园的热望，最终选(xuan)择进入重庆(qing)中央大(da)学建筑系学习。
以建筑为专业，这是(shi)一个开始。随着自(zi)己的成长，我对建筑事业发展的需求认(ren)识不断加深，学习兴趣也日益浓厚。
抗日战争期间，迁驻重庆(qing)沙(sha)坪(ping)坝的中央大(da)学，一切都很简(jian)陋(lou)。当(dang)时建筑系的系馆是(shi)用(yong)毛竹捆绑的，瓦顶，篱(li)笆墙。尽管如此，每个学生都有一块大(da)图板，一张桌子，一只高脚绘图凳。窗外俯视嘉陵江，冬季江水清碧，春来垂柳成荫。系馆门口长了些灌(guan)木，每逢初夏，栀子花开，香气袭人……在那里，我度过(guo)两年(nian)半的时光。往事如烟，许多事回忆起来已若隔世，但有一件事至今未(wei)能忘怀。
一年(nian)暑假，系馆屋顶被(bei)暴风雨掀走，整修(xiu)屋顶的工人原本歌声不断，但后来一位工人误触到高压线，不幸身亡(wang)，屋顶上顿时沉寂。
当(dang)时，我正读到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da)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感到分外凄戚(qi)。房屋、歌声、建筑工人，常常在心中串在一起，加深了我对建筑专业的情(qing)感，启迪了我的“人居”之梦。或许这就是(shi)懵懵懂懂的逐梦人生的开始。
1945年(nian)，参加了抗日远征军的我又回到重庆(qing)。当(dang)时意愿很单纯，就是(shi)要回去读书。在1943年(nian)大(da)学三年(nian)级的时候(hou)，我感觉开始对建筑学开窍，写了《释“阙”》一文，登载在班里办(ban)的《建筑》杂(za)志上。回到重庆(qing)后，老学长卢绳找我，说(shuo)梁(liang)思(si)成先(xian)生希望我去见他。原来是(shi)梁(liang)思(si)成和林徽因两位先(xian)生看到了《释“阙”》，想找我谈谈。
梁(liang)先(xian)生学术(shu)视野开阔，走在时代的前面。这时期，梁(liang)先(xian)生已经开始考(kao)虑抗战胜利后的重建工作了。我到的时候(hou)，梁(liang)先(xian)生正在读沙(sha)里宁的《城市：它(ta)的发展、衰败(bai)与(yu)未(wei)来》。他询问了中央大(da)学的教学情(qing)况，又问我是(shi)不是(shi)对中国建筑有兴趣。我随感而发，说(shuo)到过(guo)西南之后有所转变，战争破坏太厉(li)害，想改为研究城市规划。
原以为梁(liang)先(xian)生只是(shi)谈谈话，没(mei)想到他明确让我留下来，当(dang)天中午就让我在那儿吃饭。后来我每天都去，工作了两个多月。当(dang)时，做(zuo)的事情(qing)是(shi)为梁(liang)先(xian)生的《图像中国建筑史(shi)》进行完善。
后来，梁(liang)先(xian)生邀我去聚兴村(cun)看他。梁(liang)先(xian)生说(shuo)他已获批(pi)在清华(hua)大(da)学新办(ban)一个建筑系，梁(liang)先(xian)生希望我去当(dang)助教。我本来也模模糊糊地想走学术(shu)道路(lu)，这令我喜出望外，立(li)即答应了，从此开始了在清华(hua)大(da)学70多年(nian)的教学生涯。
在清华(hua)任教期间，梁(liang)先(xian)生推荐我去美国匡溪艺(yi)术(shu)学院学习建筑与(yu)城市规划，这是(shi)建筑师沙(sha)里宁创(chuang)办(ban)的。
沙(sha)师的教导重在启发。他热爱东方艺(yi)术(shu)，说(shuo)这是(shi)一个宝(bao)库，提醒我注意，不要失去东方的文化精神。匡溪的规定，学生毕业前，要举(ju)行个展。当(dang)地的报纸将我的展品作了报道，并列出沙(sha)师的评语：“在他的工作中，灌(guan)注了一种称之为中国现代性的精神。这种精神不仅来自(zi)一般的人类文化发展，而且来自(zi)中国实(shi)际生活的发展，一种新与(yu)旧的结合，基于中国自(zi)身的坚定不移的精神。”
当(dang)时，我仅仅将其理解为一般的赞勉之辞(ci)，未(wei)加多想。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重温旧事，回顾几十年(nian)来的道路(lu)，不就是(shi)在中与(yu)西、古与(yu)今矛盾中徘徊前进？！而什么是(shi)中国现代性的精神，如何能从中国实(shi)际的发展中发现、探索这种精神，时至今日，仍然是(shi)需要认(ren)真思(si)考(kao)并严肃探讨的。
阔别祖国两年(nian)，收(shou)到一封林徽因口授、罗哲文代笔的信。大(da)意是(shi)国内形势很好、百(bai)废待兴，赶(gan)紧(jin)回来参加祖国建设的工作。在梁(liang)林两位先(xian)生的召唤下，我克服重重困难，回到祖国，从此开始一生为中国城乡建设奋斗的历程。
一个人的一生不知要走过(guo)多少“十字路(lu)口”，一个弯转错了就很难回到过(guo)去，因此道路(lu)的选(xuan)择至关重要。
回顾过(guo)往，有几次重要的“十字路(lu)口”。现在想来，如果当(dang)时留在美国，便没(mei)有此后几十年(nian)在中国建设领域(yu)的耕耘和收(shou)获。类似的情(qing)况一个人一生不知要经历多少次。自(zi)我审视之所以没(mei)有“转错”大(da)方向，还是(shi)与(yu)早年(nian)“立(li)志”相关。我很早便立(li)志在建筑与(yu)城市的学术(shu)领域(yu)做(zuo)一些事，在不同时期，根(gen)据现实(shi)条件，做(zuo)出相应的选(xuan)择。
怀着心花怒放的心情(qing)，我积极投入到新的工作之中，参与(yu)了长安街规划设计、天安门广场扩建规划设计、毛主席纪念(nian)堂规划设计等重大(da)项目。
除了首都北京的规划建设，保定城市规划是(shi)我想特别讲一讲的。
保定自(zi)古即是(shi)“畿(ji)辅通衢之地”，在历史(shi)和地理上具有重要地位。开展规划工作时，保定旧城保存(cun)尚完整，也很繁(fan)荣，是(shi)居民的主要集中地。规划工作的任务之一是(shi)把旧城与(yu)跨过(guo)铁路(lu)即将发展的新区(qu)联结为一个整体(ti)。
我们(men)对保定旧城保护、新区(qu)发展开展了全面规划，对道路(lu)、绿地等也进行了深入设计。规划方案不断调整，开始新区(qu)的道路(lu)网是(shi)斜向的，后来尊重当(dang)地的意见改为正南正北，最终形成了一个比较深入而实(shi)际的规划方案：东西城有机(ji)联结，有广场、有新中心、有绿带，空间有序、疏密有致，并且对旧城的大(da)慈阁、南大(da)街、直隶总督署、一亩泉等处的保护也非常关注。
在数十年(nian)的学术(shu)人生中，除北京外，我参与(yu)了不少地方的规划。但一个中等城市的规划得以较完整付诸(zhu)实(shi)践的，唯(wei)有保定。
改革开放的洪流重新焕发了学术(shu)界的热情(qing)。中国科学院院士（当(dang)时叫学部委员）制度恢复后，我选(xuan)上了学部委员。这使我有一种强大(da)的学术(shu)使命感，获得了“建筑学要走向科学”的感悟(wu)。
创(chuang)建建筑与(yu)城市研究所，出版《广义建筑学》，完成菊儿胡同41号院工程，提出“人居环境科学”，主持撰(zhuan)写国际建协《北京宪章》，我主要的学术(shu)成果基本是(shi)在上世纪80年(nian)代初到90年(nian)代末之间的近20年(nian)间完成的，很值(zhi)得怀念(nian)。
我为数有限(xian)的建筑创(chuang)作实(shi)践多与(yu)文化遗产有关，菊儿胡同41号院工程比较有代表性。如何与(yu)环境保持一致？原则是(shi)“积极保护、整体(ti)创(chuang)造”。
当(dang)时，41号院住了44户人家，但只有一个水龙头和街道公厕，人均住房面积只有5平方米左右，改建需求紧(jin)迫(po)。
41号院的设计工作从1987年(nian)持续到1991年(nian)，十分用(yong)功(gong)。四合院的层(ceng)数进行了突(tu)破，设计了2层(ceng)、3层(ceng)的四合院，在保证每一层(ceng)都有合理日照的前提下，追求达到最高密度。楼房的四角安置楼梯，楼梯下方做(zuo)开敞布局(ju)，使院落间能够形成通风。院子里原有的两棵古树也保留了，周边建筑都围绕这两棵古树布局(ju)。此外，在考(kao)虑多方面限(xian)制条件的基础上，在有限(xian)的用(yong)地面积上安置了最多的住户，而且每家都有自(zi)己的厨房与(yu)厕所。菊儿胡同经改造最终建成后，造价控制在每平方米500元以内，我至今还保存(cun)着单据。
第一期工程完工后，获得多方面好评，许多人认(ren)为菊儿胡同是(shi)“古都新貌”，旋即着手第二期改造工程。
1993年(nian)，菊儿胡同新四合院工程被(bei)授予(yu)“世界人居奖”，被(bei)认(ren)为“开创(chuang)了在北京城中心进行城市更新的一种新的途径”。这是(shi)近代以来中国建筑作品首次在国际上获取的最高荣誉。此后，我又陆续主持曲阜孔(kong)子研究院、北京中央美术(shu)学院、南京江宁织造博物馆等的设计。
建筑当(dang)随时代，我们(men)可以从多种途径发挥创(chuang)造。作为一位中国建筑师，我深信，中国拥(yong)有深厚的建筑、风景园林和城市的文化传统，以及丰富的东方哲学思(si)维与(yu)美学精神。如何运用(yong)现代设计理念(nian)和技术(shu)条件，吸取多元文化内涵，探索新的形式，创(chuang)造优美的生活环境，这可能是(shi)避免世界文化趋同、促成当(dang)今城乡环境丰富多彩的途径之一。
时代需要“大(da)科学”，也在孕育“大(da)艺(yi)术(shu)”。2012年(nian)，因对人居环境科学的贡献，我荣获2011年(nian)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shu)奖。人居环境科学是(shi)随着改革开放，随着政治(zhi)、经济、社会(hui)发展应运而生的，涉及诸(zhu)多学术(shu)领域(yu)，“人居之道”是(shi)科学、人文、艺(yi)术(shu)的融汇(hui)。
未(wei)来充满无限(xian)的生机(ji)和激情(qing)。作为一个建筑学人，毕生秉持“匠人营(ying)国”的精神，致力于“谋万家居”的事业，这是(shi)我的“求索之路(lu)”，也是(shi)矢志不移的“中国人居梦”。拙(zhuo)匠迈年(nian)，豪情(qing)未(wei)已，我对“明日之人居”充满期待！
（吴晨(chen)、郭璐整理）
《 人民日报 》（ 2025年(nian)02月20日 20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