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一百多(duo)年前美国那场轰轰烈烈的改(gai)革运动(dong)，一系列改(gai)革者的面庞浮现眼前，弗(fu)雷德里克·C.豪便是其中之一。豪是时任克利夫兰市市长汤姆·L.约翰逊的幕(mu)僚，他们(men)共同成就了这座城市，使之被誉(yu)为改(gai)革年代(dai)的明星城市。1925年，豪出版(ban)了一本著作《一个改(gai)革者的自白》（Confessions of a Reformer），详细描述(shu)了内战后(hou)几十年里他作为改(gai)革者所经历的一切。从一座美国小镇写起。在那里，压(ya)制(zhi)正(zheng)统(tong)观(guan)念——无论是宗教、政治还是经济的——都是常(chang)态。再写到巴尔的摩、克利夫兰和纽约，他在这些(xie)城市参与进(jin)步时代(dai)那些(xie)波澜壮阔的改(gai)革事(shi)业(ye)。最后(hou)是第一次(ci)世界大(da)战和战后(hou)的红色恐慌期间政府(fu)的镇压(ya)行动(dong)带给他的幻灭感。在政治抱负和非(fei)政治的公(gong)民团结理想之间挣扎，豪摸(mo)索都市政治的道路带着困惑和矛盾，这正(zheng)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中产阶级公(gong)民改(gai)革的典型特征。而《一个改(gai)革者的自白》反映了豪对老(lao)派、清教、中产阶级的美国及其人民未能(neng)引领建立一个更加开放、慷慨和人道的社会的失望。但他判断，改(gai)革将不断重新开启。

在《一个改(gai)革者的自白》出版(ban)三十年之后(hou)，美国历史学家理查(cha)德·霍(huo)夫施塔特发表了《改(gai)革年代(dai)：从布赖恩到富兰克林·D.罗斯福》（以下简称《改(gai)革年代(dai)》）。该书自出版(ban)以来备受(shou)赞誉(yu)和批评(ping)。称赞者认为霍(huo)夫施塔特关于镀金时代(dai)和进(jin)步时代(dai)至关重要问题(ti)上的看法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正(zheng)确的。批评(ping)者则关注霍(huo)夫施塔特对民粹主义、反犹太(tai)主义和阴谋论的指控，也不同意他的地位革命论。无论怎样，《改(gai)革年代(dai)》向人们(men)展示了一段复(fu)杂的美国历史时期，而这些(xie)复(fu)杂性“是我们(men)对过去的传统(tong)印象所未能(neng)捕捉(zhuo)到的”，霍(huo)夫施塔特对改(gai)革的研究或是一支(zhi)序曲，或提(ti)供一剂(ji)刺激。

关于改(gai)革的时代(dai)，霍(huo)夫施塔特表现出温和的现时主义。他在《改(gai)革年代(dai)》的开端便指出，从内战到1890年代(dai)这段美国历史，可以看成一个主要以工业(ye)化、大(da)陆扩张和政治保守主义为主题(ti)的时期，以此类推，刚刚过去的这个时代(dai)，即大(da)致从1890年代(dai)起，至第二次(ci)世界大(da)战结束的这段历史，则可视为一个改(gai)革的时代(dai)。“刚刚过去的这个时代(dai)”的说(shuo)法表明霍(huo)夫施塔特认为自己所处的时代(dai)与改(gai)革年代(dai)十分接近，甚至改(gai)革在长时段上可能(neng)从未中断。改(gai)革的洪潮，尽管在1890年发生过大(da)规(gui)模的回涌(yong)，在1920年代(dai)也曾短暂地消退，却(que)为二十世纪大(da)部(bu)分时间里的美国政治奠定了基调。霍(huo)夫斯塔特将过去六十五年里的改(gai)革运动(dong)分为三个阶段，其中两个阶段几乎是前后(hou)接续的：首先(xian)是农民反抗运动(dong)，其最强烈的表现是1890年代(dai)的平民主义运动(dong)和1896年布赖恩的总统(tong)竞选；接着是进(jin)步主义运动(dong)，覆盖时间约为1900到1914年；最后(hou)是“新政”，其最具活(huo)力的阶段集中在1930年代(dai)的几年中。霍(huo)夫施塔特接着明确表明，写作这本书的目的，并不是要把(ba)1890年以来美国主要改(gai)革运动(dong)那些(xie)熟悉的故事(shi)重新讲一遍，而是希望从他自己时代(dai)的角度进(jin)行新的分析。霍(huo)夫施塔特也非(fei)常(chang)清楚，过于关注当下“是一件(jian)非(fei)常(chang)危(wei)险的事(shi)——危(wei)险就在于因过度聚焦于当下，而丧失了对历史真实性的确切认知(zhi)”。毫(hao)无疑问，《改(gai)革年代(dai)》充斥着作者对现时政治的担忧。他在1960年的一次(ci)采访中曾说(shuo)：“我之所以成为一名历史学家，是因为我参与了当代(dai)问题(ti)的研究。”或许正(zheng)是因为他坚定地贯(guan)彻现时主义，使他认定1890年代(dai)以来的改(gai)革没有中断。人们(men)对于对称性和历史延续性的渴望，会使得(de)改(gai)革的要求不断被提(ti)出。这一点(dian)与豪的想法不谋而合。

豪与进(jin)步时代(dai)的许多(duo)改(gai)革者一样，在战前认为思想和信息比利益(yi)更强大(da)，运用智识传统(tong)可以结束不公(gong)平，促进(jin)社会福祉。霍(huo)夫施塔特显然也更重视思想、情感对改(gai)革的意义。关于“进(jin)步主义”，霍(huo)夫施塔特指的是1900年以后(hou)那种随处可见的、倾向于针砭时弊和厉行变革的更为广泛的心理冲动(dong)；到了这一时期，农民抗议这条小溪流已变成波澜壮阔的大(da)河，而强烈要求社会、经济改(gai)革的中产阶级人民，则凭着他们(men)日益(yi)高涨的热情增加了这条大(da)河的水量，并且改(gai)变了它的流向。作为一种改(gai)革思想，进(jin)步主义从一开始(shi)就不是一个共识的学说(shuo)；相反，这是对美国已经成为一个由(you)大(da)企业(ye)和大(da)城市主导的工业(ye)国家这一认识的一系列多(duo)样化回应(ying)。进(jin)步主义包括要求诚实、高效和更广泛的市政权力的运动(dong)，削(xue)弱垄断公(gong)司对州立法机构的控制(zhi)。加强公(gong)用事(shi)业(ye)的公(gong)共控制(zhi)或公(gong)有制(zhi)，推动(dong)政治进(jin)程民主化，削(xue)弱政党组织，要求妇女(nu)选举权，扩大(da)政府(fu)监管企业(ye)的权力，以及通过社会福利立法等。这场运动(dong)的主旋律是重建一种经济个人主义和政治民主，人们(men)普(pu)遍相信这些(xie)东西在美国曾一度存在，只是已经为大(da)公(gong)司和腐(fu)败的政治机器所毁灭；在重建这些(xie)理念的同时，也要寻(xun)回某种道德感和公(gong)民纯(chun)洁性，这些(xie)东西被认为也已丢失了。改(gai)革的冲动(dong)来自人们(men)的怀旧(jiu)情绪，改(gai)革的目标是找回业(ye)已存在美国过去社会中的那些(xie)美德和纯(chun)真，可见智识传统(tong)要大(da)于利益(yi)追求。

理查(cha)德·霍(huo)夫施塔特

霍(huo)夫施塔特进(jin)而揭示，是关于社会地位的认知(zhi)而不是利益(yi)使先(xian)前那些(xie)广义上可以称为“独立派”类型的人群(qun)变成进(jin)步派。他认为，主要并不是因为经济剥(bao)削(xue)，而是因为他们(men)是地位变动(dong)的受(shou)害者，这一变动(dong)就发生在十九世纪的最后(hou)十年和二十世纪初。简言之，在相当大(da)的程度上领导了进(jin)步主义运动(dong)的这批人，他们(men)承受(shou)的时代(dai)苦(ku)难并非(fei)源(yuan)自财富的缩(suo)减，而是由(you)于社会威望和权力的分配模式发生了变化。回到1870年前后(hou)，那时财富、地位和权力在美国的分布还相当分散，中等收入的人也足以享有相当高的威望和影响力，在很多(duo)小地方这一现象尤为普(pu)遍。在那个地方性名望还颇(po)具分量的年代(dai)，小店主、制(zhi)造业(ye)主、杰出的律师、编辑和牧师，都算(suan)是地方上名声响亮的人物。霍(huo)夫施塔特最后(hou)得(de)出结论说(shuo)，每当现代(dai)社会发生重大(da)变革之时，大(da)部(bu)分知(zhi)识分子(zi)、专(zhuan)门职业(ye)者和民意塑(su)造阶层(ceng)，总能(neng)看清事(shi)态走(zou)向，于是全情投入他们(men)认为代(dai)表着进(jin)步和改(gai)革的那一方。罕有哪一次(ci)历史运动(dong)，这些(xie)阶层(ceng)在其中起到的作用比在进(jin)步主义运动(dong)中还要大(da)。无疑，这些(xie)知(zhi)识分子(zi)和专(zhuan)门职业(ye)者之所以支(zhi)持(chi)进(jin)步主义事(shi)业(ye)，一部(bu)分原因和中产阶级里的其他成员是一样的，然而他们(men)所在职业(ye)本身发生的显著变化，社会的日益(yi)复(fu)杂化，以及地位革命给他们(men)的社会地位带来的改(gai)变，也在影响着他们(men)对事(shi)物的看法。

然而，改(gai)革的事(shi)实往往证明：利益(yi)比思想或信息更强大(da)。克利夫兰、芝(zhi)加哥、纽约等城市的进(jin)步主义改(gai)革实践表明，虽然许多(duo)商业(ye)和专(zhuan)业(ye)人士准(zhun)备投入时间、精力和金钱来改(gai)善他们(men)的城市，但如果他们(men)的基本利益(yi)受(shou)到威胁，他们(men)会退缩(suo)并变得(de)敌对。霍(huo)夫施塔特在评(ping)论反托拉斯运动(dong)时也指出，毫(hao)无疑问，相比其宣传造势的强度，反托拉斯运动(dong)取得(de)的直接实质性成就是不大(da)的；可是历史上这样的情形比比皆是——历经了艰苦(ku)、激烈的斗(dou)争，却(que)只收获了微末的成果。

应(ying)该说(shuo)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改(gai)革本身就充满矛盾，原先(xian)属于平民主义的改(gai)革主张后(hou)来成为进(jin)步派的改(gai)革主张，甚至被两党拿过去、写进(jin)党的纲领。或许是改(gai)革时代(dai)本身呈现出的这种特点(dian)使得(de)霍(huo)夫施塔特被诟病为“模棱两可之王(wang)”，从他在《改(gai)革年代(dai)》的文字里可见到他的矛盾心理。批评(ping)者不满于他对直接民主改(gai)革的摒弃，但与其说(shuo)是摒弃，毋宁(ning)说(shuo)是模棱两可、未予置评(ping)。譬如对于直接初选制(zhi)、创制(zhi)权、复(fu)决权、否决权等早期改(gai)革成就，霍(huo)夫施塔特认为这些(xie)目标的实现是“重建他们(men)想象的存在于以往纯(chun)真年代(dai)的那种大(da)众政府(fu)”。“想象的”“纯(chun)真年代(dai)”这类词汇似乎暗示霍(huo)夫施塔特并不看好(hao)这些(xie)政治改(gai)革目标。在评(ping)价西奥多(duo)·罗斯福时，霍(huo)夫施塔特认为，罗斯福代(dai)表了这样一种类型的进(jin)步主义领导者，他们(men)真实的内心冲突是高度保守主义的，如果不是因为有必(bi)要在建立社会秩序的过程中抵制(zhi)那些(xie)具有威胁性的激进(jin)路线，他们(men)可能(neng)根本不会成为进(jin)步派。这里指明进(jin)步派本身的矛盾性。但霍(huo)夫施塔特又清楚地意识到，老(lao)罗斯福时代(dai)的典型进(jin)步派思想家或改(gai)革者，一直同社会主义者们(men)进(jin)行着一种宽容的、互有裨益(yi)的对话，而且由(you)于他们(men)的半无产阶级性质，他们(men)比较同情劳(lao)工。他们(men)经受(shou)了“社会情绪的检验方式之一……无论社会中生活(huo)安逸(yi)的人们(men)在心理上是更认同那些(xie)成功人士的权威和成就，还是更加牵挂那些(xie)不幸者的需(xu)求和苦(ku)难。相当大(da)的程度上，正(zheng)是进(jin)步派的宣传鼓动(dong)，使得(de)人们(men)的同情心在社会层(ceng)面上是向下的，而非(fei)向上的”。这与民主改(gai)革的目标也是一致的，对霍(huo)夫施塔特反民主的指责似乎站不住脚。

矛盾性也体现在改(gai)革者身上。霍(huo)夫施塔特分析了所有的专(zhuan)门职业(ye)和行业(ye)中的律师行业(ye)，他认为很多(duo)律师身上都有一种矛盾属性，一方面他们(men)为商业(ye)团体服务并从中获益(yi)，另一方面，在人身关系上，他们(men)又与之保持(chi)疏离；这种矛盾性对于进(jin)步主义思想的塑(su)造，以及进(jin)步主义领导群(qun)体的构成，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很多(duo)律师参与进(jin)步主义政治，是因为作为一名合格的法律顾问，他们(men)必(bi)须处处为委托人着想，但也有不少律师是由(you)于从自己所在行业(ye)的变迁中，感受(shou)到了那种广泛存在的改(gai)革诉求的冲击(ji)力。所以，进(jin)步主义是一场温和而谨(jin)慎(shen)的运动(dong)，其目标不是社会结构的剧烈变革，而毋宁(ning)是形成一个负责任的精英群(qun)体，这批精英将把(ba)民间的冲动(dong)导向变革，并且是导向一系列适度的，用他们(men)的话说(shuo)，“建设性的”渠道。如同布兰代(dai)斯恰如其分的表述(shu)，这个领导集体“将在富人和平民之间保持(chi)一种独立地位，随时准(zhun)备着对任何一方的过度行为加以制(zhi)衡。”

实际上，对于平民主义和进(jin)步主义的改(gai)革议题(ti)、中产阶级的分化，及至新政时期进(jin)步派和保守派的改(gai)革主张呈现的矛盾性、复(fu)杂性，霍(huo)夫施塔特在《改(gai)革年代(dai)》的前言中阐明了原因。他认为，移民的需(xu)求和本地人的情绪，两相冲撞之下，产生了两种有着根本差异的政治伦理体系。霍(huo)夫施塔特分析了它们(men)的性质及相互影响。第一种建立在扬基-新教的本土(tu)政治传统(tong)，以及中产阶级生活(huo)的基础(chu)之上，主张并要求公(gong)民持(chi)续地、无私地参与公(gong)共事(shi)务；这套伦理认为，跟从前相比，政治生活(huo)在满足个人需(xu)求之余，更应(ying)该超越个人需(xu)求，在更高的程度上符合普(pu)遍原则与抽象规(gui)律；这套伦理也表达了一种普(pu)遍的感受(shou)，即认为政府(fu)天(tian)然地应(ying)当努力敦促个人生活(huo)的道德化，而经济生活(huo)也应(ying)当致力于个人品格的磨砺与发展。另一套体系则以移民的欧洲背景为基础(chu)，移民们(men)对于独立的政治行动(dong)不甚熟悉，对于等级和权威却(que)相对熟悉，由(you)于背井离乡(xiang)的身份，他们(men)也常(chang)常(chang)面临各种紧急需(xu)求；这套伦理认为个人的政治生活(huo)理所当然地是产生于家庭的需(xu)求，基本上将政治和公(gong)共关系解释为一组私人义务，认为比起忠实于抽象的法律或道德规(gui)则，稳固的私人效忠关系更为重要。移民、大(da)佬(lao)和城市机器的政治生活(huo)，便主要建立在这套价值关系之上。对立的双方中，一方是道德高尚的新教社会改(gai)革领导者，另一方则包括大(da)佬(lao)、职业(ye)政客和移民大(da)众。因之，对霍(huo)夫施塔特而言，改(gai)革只能(neng)是社会各阶层(ceng)和谐一致的产物，即便其中充满矛盾甚至相悖的改(gai)革议题(ti)。

霍(huo)夫施塔特有强硬的道德政治立场，但他对进(jin)步派的一些(xie)传统(tong)价值观(guan)念却(que)有着隐秘的偏爱。他说(shuo)改(gai)革派的整套传统(tong)反映的是这样一种心态，该心态的基础(chu)在于一个本质上是健康的社会；该心态所主要关注的内容，并不在于如何能(neng)让一个经济体成功应(ying)对经济崩溃带来的诸多(duo)问题(ti)，而是在一个合理的运行秩序中，促进(jin)该经济体的民主化。设法令(ling)一个经济体恢复(fu)繁荣，归根结底是一个组织问题(ti)。在“新的机会主义”中，霍(huo)夫施塔特揭示改(gai)革派的优势：在于他们(men)可以唤醒道德情绪，谴(qian)责不公(gong)，将整个社会的义愤汇集起来，去抗拒那些(xie)不能(neng)容忍的恶行。而保守派更倾向于将其合法性建立在制(zhi)度的连续性、铁的事(shi)实、可能(neng)性的限(xian)度等基础(chu)上。从进(jin)步主义到新政，中产阶级的改(gai)革冲动(dong)依然留存。技术官僚新政派与道德进(jin)步派之间形成鲜明对比，霍(huo)夫施塔特在此写道：自由(you)派捍卫大(da)公(gong)司和产业(ye)集中这一奇特景象说(shuo)明，曾如此长久地居于进(jin)步主义思维核心的反垄断情绪，如今已不再是进(jin)步主义的核心主题(ti)。布兰代(dai)斯和威尔逊代(dai)表的那一代(dai)人，将经济生活(huo)理解为一个展现各自品格的领域；现代(dai)自由(you)派似乎完全认为这是一个可以期待某些(xie)结果的领域。最值得(de)注意的似乎是这种道德立场的转变。虽然霍(huo)夫施塔特认为瑟曼·阿诺德是二战前最具创造力的政治知(zhi)识分子(zi)，但他认为从阿诺德使用的术语来看，阿诺德的价值体系与美国进(jin)步主义的经典价值之间已经有了相当的距离。霍(huo)夫施塔特认为，进(jin)步主义的关键词是爱国主义、公(gong)民、民主、法律、品格、良知(zhi)、灵魂、道德、服务、责任、耻辱、羞(xiu)耻、罪恶和自私……搜索阿诺德书中的关键词，则是需(xu)求、组织、人道主义、结果、技术、制(zhi)度、现实主义、规(gui)训、士气、技能(neng)、专(zhuan)家、习惯、实用和领导力等。前者令(ling)人联想到进(jin)步主义运动(dong)的道德与知(zhi)识根源(yuan)，这些(xie)根源(yuan)可以追溯到盎格鲁-撒克逊新教传统(tong)。后(hou)者揭示的价值乃是从经济危(wei)机和官僚制(zhi)的必(bi)要需(xu)求当中创生出来的。

霍(huo)夫施塔特在他所著的《进(jin)步主义历史学家》一书中有一句话：“现时意识虽然造成了主要错误(wu)，但通过智识发现，其往往也是获得(de)新见解的主要途径——错误(wu)和曲解并非(fei)出自一意孤行，而毋宁(ning)是拉帮结派的结果。解释性历史学家最好(hao)的状态是，带着对未来热情的关切回到过去。”（Richard Hofstadter, The Progressive Historians: Turner, Beard, Parringt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8, p.465）霍(huo)夫施塔特以其对道德政治的关切描绘了承受(shou)着地位焦虑的那一代(dai)人的群(qun)像，就历史故事(shi)而言，十九世纪九十年代(dai)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dai)及六十年代(dai)显然有不同的剧本，也不会如霍(huo)夫施塔特说(shuo)出“刚刚过去的这个时代(dai)”那般轻松。但进(jin)步时代(dai)、新政、二十世纪六十年代(dai)都始(shi)于一股(gu)乐(le)观(guan)主义情绪，一种共同的信念——过时的思想和政策将被新思维取代(dai)的时刻已经来临；特权和不公(gong)正(zheng)的堡垒将让位于对创新和更大(da)平等的要求。无论如何，在若干年里，改(gai)革的要求都会在立法和制(zhi)度上得(de)到体现。如果历史学家无法停止将过去和现在混为一谈，那就一定会相信改(gai)革将持(chi)续进(jin)行，或者相信人们(men)会主动(dong)出击(ji)，将改(gai)革进(jin)行下去。即使我们(men)望着那个渐行渐远的改(gai)革年代(dai)，黯然神伤、唏嘘慨叹。化用霍(huo)夫施塔特的话来说(shuo)，对于相信世界历史上某个阶段曾是黄金时代(dai)的人们(men)，我们(men)怀有一份真实的同情，尽管他们(men)的生活(huo)境遇要比我们(men)好(hao)得(de)多(duo)。然而，真正(zheng)地回去那个世界里生活(huo)，真切地去体会那个世界的人们(men)所珍惜的那份希望，去欣(xin)赏他们(men)那份想象出来的纯(chun)真，今天(tian)的我们(men)已经办不到了。

（注：文中未标明出处的引文皆出自中文译本理查(cha)德·霍(huo)夫施塔特：《改(gai)革年代(dai)》，王(wang)禹译，商务印书馆2023年版(ban)；英文版(ban)Richard Hofstadter, The Age of Reform: from Bryan to F. D. R.,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