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meng)子》是一部有意创作的(de)对话(hua)体著(zhu)作，记述(shu)孟(meng)子与其弟子及同时代人的(de)论学、治国之语，是儒家(jia)学派的(de)代表(biao)著(zhu)作之一。关于作者，古今有三种说法：一为孟(meng)子自作，二为孟(meng)子弟子万章、公孙丑等共同记述(shu)而成，三为孟(meng)子与弟子共作。《四书》当(dang)中，《孟(meng)子》的(de)浮沉最大，经历了由“子”到“经”的(de)升格过程。战国后期，形成势力强(qiang)大的(de)孟(meng)子学派，但(dan)秦始皇焚书坑儒，烧孟(meng)派之书，杀(sha)孟(meng)派之儒，孟(meng)学遭受(shou)重创。汉初，由于统治的(de)需要，孟(meng)子及其书又受(shou)到重视，汉文帝(di)时曾立“《孟(meng)子》博士”。但(dan)总起来说地位尚不足以与后世相比。这种情形到宋代发生了改(gai)变(bian)，其标志就是经学史上的(de)重大事件，即《孟(meng)子》的(de)“升经运动”。这一运动大的(de)学术背景在于肇始于中唐的(de)儒学更新运动，即儒学由训诂之学向义理之学的(de)演变(bian)。就自身原因而论，儒学自汉代以来的(de)训诂之学已(yi)走(zou)向极(ji)端，变(bian)得繁琐，死(si)气沉沉，需要更新；就外部原因而论，就是儒学受(shou)到了佛道的(de)冲击，使原有的(de)独尊地位受(shou)到极(ji)大挑战。改(gai)变(bian)这种状况的(de)重大举措之一就是支撑儒学“经典”的(de)重新选择，从《五经》到《四书》的(de)转(zhuan)变(bian)正是这一背景下的(de)必然结果，而《孟(meng)子》升格是其中的(de)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历了韩愈、孙复、石介、二程、张载、王安石等人对《孟(meng)子》的(de)推尊过程，宋徽宗宣和年(nian)间（1119-1125），《孟(meng)子》一书首次被刻成石经，列为“十三经”之一。而朱熹将《孟(meng)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并列，汇集而成《四书》，影(ying)响中国古代社会几(ji)百年(nian)。至此，宣告了《孟(meng)子》由子到经“升格运动”的(de)完(wan)成，以后的(de)目录学著(zhu)作皆将其列置“经部”，孟(meng)子其人也于元文宗至顺元年(nian)（1330）被加封为“亚(ya)圣”。

《大学》是《小戴礼记》的(de)第42篇，是一篇论述(shu)儒家(jia)人生哲学的(de)论文，讲的(de)是在“大学”阶段如何学习修(xiu)身、治国。传统认为，《大学》的(de)作者是孔(kong)门弟子，朱熹则认为是曾子及其弟子共同完(wan)成的(de)。唐代韩愈之前，《大学》只是作为《礼记》一篇，并没有单独受(shou)到太大的(de)重视，也没有单独刊行的(de)本子。韩愈作《原道》曾经引用(yong)《大学》一段，《大学》一篇逐渐受(shou)人重视。较早将《大学》从《礼记》中单独抽出并为之作注的(de)，是北宋司马光，他曾撰《大学广义》一卷。而真正从哲学高度认识到《大学》价值的(de)，当(dang)数二程，如程颢曾言：“《大学》乃孔(kong)氏(shi)遗书，须从此学则不差。”程颐则云：“入德之门，无如《大学》。今之学者，赖有此一篇书存，其他莫如论孟(meng)。”不仅如此，二程还为《大学》改(gai)定次序，学术史上称为“大学改(gai)本”。不过，二程仍将《大学》视为《礼记》的(de)一个组成部分，尚未使之独立于《礼记》体系之外。至朱熹，《大学》地位发生了根本变(bian)化，他分经传，划章次，补传文，作章句，提升哲学层次。《大学》以及《中庸》二篇，不仅单独刊行，而且独立于《礼记》体系之外，纳入了《四书》体系。

《中庸》是《小戴礼记》第31篇，讲的(de)是儒家(jia)的(de)处世哲学。所谓(wei)“中庸”，程颐释曰：“不偏之谓(wei)中，不易之谓(wei)庸。中者，天(tian)下之正道；庸者，天(tian)下之定理。”朱熹释曰：“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中庸》的(de)作者，通常认为是孔(kong)子的(de)嫡孙子思。《中庸》单行要早于《大学》，“至迟在南朝宋的(de)时候，《中庸》就被人单独从《礼记》中抽出而为之作注了”。但(dan)此后相当(dang)长的(de)时间里，《中庸》又不受(shou)重视，直(zhi)到唐代李翱才重新认识到它的(de)价值。至宋代，有关《中庸》的(de)著(zhu)作多了起来，这与理学的(de)兴起直(zhi)接相关。许多理学家(jia)，如胡瑗、张载、二程、司马光等，纷纷为之作注论说。当(dang)然，在这当(dang)中，对《中庸》格外重视和推崇的(de)依然是二程。尽管未留下完(wan)整的(de)《中庸》注本，但(dan)《二程集》中有许多推崇《中庸》的(de)论述(shu)，并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ying)响。朱熹重视《中庸》，则是继承了北宋以来尤其是二程重视《中庸》的(de)传统，将其汇入《四书》，从而使《中庸》获得了更加独立的(de)身份和更为崇高的(de)地位。

贰

从历史的(de)角度考察，古无“四书”之名，四部典籍在流传过程中虽(sui)偶有“论孟(meng)”并称或“学庸”并称的(de)情况，但(dan)与后来的(de)“四书”差别很大，因此，《四书》有一个汇集和定名的(de)问题。通常认为，北宋的(de)二程最先(xian)使四书并行，而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确立四书学，使《四书》的(de)地位空前提高。朱熹是《四书》汇集工(gong)作的(de)最后完(wan)成者，《四书》的(de)汇集问题，实际又是《四书章句集注》的(de)成书过程问题。汇集过程，大端如下：

朱熹早年(nian)曾沉浸(jin)于佛老之学，并与高僧道谦交往甚密，问学延平李侗(dong)后才实现了由佛入儒的(de)转(zhuan)变(bian)。大约在宋高宗绍兴末年(nian)，朱熹曾作《论语集解》《孟(meng)子集解》《大学集解》以及关于《中庸》的(de)“集说”，可谓(wei)之《四书》的(de)“集解”阶段。这是朱熹全力研治《四书》的(de)开(kai)始，但(dan)此时的(de)“四书学”思想尚不完(wan)备(bei)。孝宗隆兴元年(nian)（1163），朱熹将《论语集解》删改(gai)订正为《论语要义》一书，详于义理；又在此基础上删录而成《论语训蒙(meng)口义》一书，详于训诂，专供儿童学习使用(yong)。

孝宗乾道八年(nian)（1172），朱熹将修(xiu)订过的(de)《孟(meng)子集解》和《论语要义》合并为一书，称为《论孟(meng)精义》。该(gai)书以二程论述(shu)《论语》《孟(meng)子》之说为主，兼采张载、范(fan)祖禹、吕希哲、吕大临、谢良(liang)佐、游酢、杨时、侯仲良(liang)、尹焞九家(jia)之说，汇于《论》《孟(meng)》二书各条之下。在该(gai)书序文中，朱熹表(biao)述(shu)了他对“道统”的(de)基本见解，反映了他以“四书”发明(ming)道统的(de)思想。《论孟(meng)精义》是《论孟(meng)集注》的(de)重要原本，后来又曾改(gai)为《论孟(meng)要义》《论孟(meng)集义》之名。虽(sui)是辑(ji)录他人言论之作，但(dan)朱熹本人对该(gai)书颇为看重。

乾道六年(nian)（1170），朱熹在《中庸》“集说”的(de)基础上修(xiu)订而成《中庸集解》（又名《中庸详说》）一书。在与石𡼖共订的(de)《中庸集解序》中，朱熹以《四书》发明(ming)道统的(de)观念更系统，更严密。两年(nian)后（1172），朱熹在《中庸集解》的(de)基础上撰成了《中庸章句》的(de)初稿。把朱熹乾道九年(nian)（1173）所作《中庸集解序》与孝宗淳(chun)熙十六年(nian)（1189）正式序定的(de)《中庸章句序》加以比较，可以发现朱熹道统观念的(de)发展。乾道二年(nian)（1166），朱熹修(xiu)改(gai)《大学集解》；乾道七(qi)年(nian)（1171），朱熹在《大学集解》的(de)基础上，去取诸说，撰成《大学章句》初稿。

至此，朱熹可以说做(zuo)好了《四书章句集注》的(de)充分的(de)前期工(gong)作：其一，自身对《四书》的(de)义理及道统诸问题进行了由浅入深的(de)探索；其二，对前人尤其是北宋理学家(jia)的(de)《四书》解说了如指掌。在经历了与张栻、陆九渊等人关于“中和”之说、治学方法等的(de)辩论（如鹅湖之会）之后，朱熹的(de)四书学思想逐渐成熟，于是对以往的(de)四书学著(zhu)述(shu)进行修(xiu)定，而成著(zhu)名的(de)《四书章句集注》。其具体过程是：孝宗淳(chun)熙二年(nian)（1175），朱熹于年(nian)底完(wan)成对《大学章句》《中庸章句》的(de)修(xiu)订，同时在《论孟(meng)精义》的(de)基础上完(wan)成《论语集注》，又于次年(nian)（1176）完(wan)成了《孟(meng)子集注》。淳(chun)熙四年(nian)（1177），朱熹序定《大学章句》和《中庸章句》，并撰成《大学或问》《中庸或问》和《论孟(meng)集注或问》，由此基本确立并构筑(zhu)了一个以《四书章句集注》为代表(biao)的(de)“四书学新经学体系”。淳(chun)熙九年(nian)（1182），朱熹在浙东提举任上，首次将四书合为一集刻于婺州(zhou)，经学史上的(de)“四书”之名第一次出现了。

《四书》合刻之后，朱熹又于淳(chun)熙十三年(nian)（1186）对《四书章句集注》作了修(xiu)改(gai)，修(xiu)改(gai)后的(de)本子于同年(nian)分别刻印于广西静江和四川(chuan)成都。淳(chun)熙十五年(nian)（1188），朱熹在以往修(xiu)改(gai)的(de)基础上，对《四书章句集注》又作了一次重大修(xiu)改(gai)。次年(nian)，正式序定了《大学章句》《中庸章句》。光宗绍熙三年(nian)（1192），时任南康知(zhi)县的(de)曾集将朱熹序定的(de)《四书章句集注》刻印于南康，是为“南康本”，这是朱熹生前流传最广的(de)本子。朱熹后来对南康本又作了修(xiu)定，并于宁宗庆元五年(nian)（1199）刻板于建阳，这是《四书章句集注》的(de)最后定本。

叁

《四书》的(de)汇集与定名，在经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xian)，朱熹倾毕生之力，研治《四书》，首次将原来单行的(de)四部书汇集为一个整体，并为《大学》《中庸》作《章句》，为《论语》《孟(meng)子》作《集注》，将四部书纳入其严整庞大的(de)理学体系中。同时，他为《四书》规(gui)定了先(xian)《大学》，次《论语》，次《孟(meng)子》，次《中庸》的(de)先(xian)后次序；对《四书》作了“某要人先(xian)读《大学》，以定其规(gui)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meng)子》，以观其发越(yue)；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的(de)纲目论定。这标志着学术史上“四书学”的(de)正式确立。

其次，《四书》的(de)汇集有其深刻的(de)历史文化背景，这主要是指汉唐以来传统儒学出现日趋烦琐的(de)弊端和儒学面临佛道之学的(de)强(qiang)烈冲击。朱熹在解释《四书》的(de)过程中，在二程等前代理学家(jia)解经的(de)基础上，恰当(dang)吸收佛道心性之学在理论思辨方面的(de)优长，用(yong)以解说《四书》。这一方面使传统儒学因注入新的(de)营(ying)养而获得生机，另一方面也极(ji)好地回(hui)应了佛道之学的(de)挑战，使儒学重新成为社会的(de)主流意识形态。同时，朱熹在解说《四书》过程中，采取了一种既注重文字训诂，更重视义理阐(chan)发的(de)模式，呈现出简明(ming)、平易、洗练(lian)的(de)行文风格。这既体现了宋代经学注重义理的(de)时代特色，又不废汉唐旧注。这在一定意义上超越(yue)了汉宋学的(de)对立，开(kai)启了中国经学发展的(de)新方向。

再次，《四书》的(de)汇集与定名，标志着中国经学进入到了一个以《四书》为新的(de)经典系统的(de)新时代（先(xian)秦为“六艺时代”，汉唐为“五经时代”）。朱熹汇集《大学》《中庸》《论语》《孟(meng)子》而为《四书》，撰著(zhu)《四书章句集注》，集儒家(jia)心性学和义理解经之大成，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ying)响。自此，支撑汉唐学术的(de)《五经》逐渐退到历史舞台(tai)的(de)幕后，取而代之的(de)是程朱等人所汇集的(de)《四书》。比如元仁宗皇庆、延祐年(nian)间恢复科举，科目规(gui)定士子首当(dang)其冲要考的(de)就是《四书》，而且答题只能依据朱熹所撰《四书章句集注》。这一规(gui)定为明(ming)、清两代所沿袭，影(ying)响中国社会近八百年(nian)。

综言之，《四书》的(de)汇集与定名，既带来了传统学术的(de)重要转(zhuan)型，也给中国后期封建社会生活造成了重要影(ying)响。

作者简介：周春健，历史学博士，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普及教育(yu)研究(jiu)中心副主任，广东哲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