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9月1日(ri)，南京市即成立液体燃料管理处，规定只有持有购(gou)油牌照者才可购(gou)买。同年10月，武汉也成立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同样规定无购(gou)油照者不能(neng)购(gou)油。10月14日(ri)，竺可桢到南京朝天宫教育部临(lin)时办公室与教育部长王世杰会晤，讨论浙大的迁移问(wen)题。下午二点半竺可桢才回到中央(yang)研究院，因所乘车之汽油已尽。他发(fa)现“南京购(gou)汽油非(fei)得(de)特许证不可，即此亦只能(neng)以(yi)二三Gallon为限”。竺可桢当天所坐乃从浙大开来(lai)的小汽车，自然没(mei)有南京的购(gou)油证。

在当时，中国尚没(mei)有成型的石(shi)油工业，汽油几乎完全依(yi)赖进口。1912年，中国的汽油进口不过40万加仑，到了1931年，已经增加至近3000万加仑。1932-1936年，平均每年进口汽油在3600万加仑（大约10万吨左右）以(yi)上，所以(yi)政府采取这样的政策(ce)并不令人意外。不过相比(bi)而言(yan)，德(de)国在1935年的汽油消费已经达到158万吨，中国由于汽车普及程度尚低，汽油消费也处于较低水平。

从四(si)种主要石(shi)油精炼品的进口情况来(lai)看，1933年进口值最高的是煤油，其后分别是汽油、柴油和润(run)滑(hua)油，总计价值过亿(yi)元。此外，中国也每年从海(hai)外进口酒精。不过自1931年以(yi)来(lai)，由于中国各(ge)地酒精厂的陆续(xu)建成，酒精进口量逐年减少。尤其是1935年，当时东亚规模(mo)最大的中国酒精厂在上海(hai)建成投产，规划产能(neng)达每天8000加仑，基本可以(yi)达到自给自足。

抗日(ri)战(zhan)争全面爆发(fa)之后，随着日(ri)军逐渐侵蚀中国的进口路线，汽油进口也日(ri)趋困难。1939年6月22日(ri)，人在贵阳的竺可桢至兵工署办事处商谈车辆运输，为浙大迁黔(qian)作准备，对(dui)方表示“现国内(nei)有汽车7000辆，加所购(gou)一万辆，以(yi)用半数，计7500，每日(ri)用20gallon即十(shi)五(wu)万gallon，即300吨也。现进口由安(an)南到同登只能(neng)装一百吨一天，滇越装三百吨，合不过400吨，全数运油尚不够，故三五(wu)月以(yi)后，油将成大问(wen)题云云”。（《竺可桢全集》7，111）

1939年10月，日(ri)本为了达到切断桂越的交通和运输，并以(yi)南宁为基地，轰炸滇越交通线的目(mu)的，制定了入侵桂南的计划。日(ri)军于11月5日(ri)登陆钦防，旋即在24日(ri)攻占南宁。中国政府遂调集军队20余万进行反攻，于12月18日(ri)实施“桂南会战(zhan)”，夺取昆仑关，取得(de)初步(bu)胜(sheng)利。然而日(ri)军很快增兵至6万，并在1940年1月28日(ri)发(fa)动“宾阳会战(zhan)”，阻断国军，并重新占领昆仑关。此后，双方进入相持阶段。至1940年10月下旬，日(ri)军撤入越南，中国军队遂逐渐收复广(guang)西失地。

在这段时间，广(guang)西战(zhan)事数度危急(ji)。南宁离浙江大学所驻的广(guang)西宜山不到300千米，宾阳北距宜山则不到200千米的距离，且浙大所驻之地常发(fa)空袭警报。据竺可桢的记录，1939年11月2日(ri)，当地发(fa)出(chu)三次(ci)警报；11月3日(ri)又发(fa)三次(ci)警报，下午3点10分始解除(chu)；11月4日(ri)有两次(ci)警报。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学校每隔一日(ri)便有一到两次(ci)警报，师生们自然人心惶惶。

11月15日(ri)，竺可桢获知日(ri)军从北海(hai)登陆。20日(ri)，他又从报上知道钦州(zhou)也已失守。竺在21日(ri)的日(ri)记中痛心地表示：日(ri)军要在“北海(hai)、钦廉登陆之说传之已达一年余，而我军事方面人员毫(hao)不介意，扬言(yan)事事有准备，而实际则徒以(yi)坚壁清野为抵制之策(ce)，遂使日(ri)人得(de)扬长而入，岂不痛哉!……而于此吃紧时，军长夏威以(yi)丁忧(you)坚不视事，师长冯璜又调往重庆受训，加以(yi)白健生（即白崇禧）出(chu)席六中全会，黄旭初（时任广(guang)西省(sheng)政府主席）疾疟不能(neng)起床，李品仙（即李宗仁）赴皖就(jiu)主席，结果竟无一人能(neng)指挥(hui)，可称荒唐之至!至临(lin)时手(shou)忙脚乱调兵遣将，不亦晚乎。”（《竺可桢全集》7，205）

尽管如此，竺可桢仍坚持学校要如常上课。26日(ri)，竺可桢召开行政会议(yi)，决定如果敌人进占宾阳，便停课，“书籍、仪器等不得(de)已时即留存小龙(long)乡（即浙大临(lin)时校舍所在地），女(nu)生由校车送至相当地点，男生步(bu)行”。

第二天早上，竺可桢到校后得(de)知学生自治会已经在开会讨论迁移。竺在早上的纪念周会议(yi)上先作了报告，表示学校当照常上课，“俟敌过宾阳后即出(chu)发(fa)赴黔(qian)。并述南宁与宜山相距等于沪宁，宜山与宾阳相距等〔于〕沪杭。南宁之易(yi)于失落由于我军之疏忽，因师长、军长均不〔在〕场，而目(mu)前(qian)则夏威在宾阳、蔡廷锴在武鸣，指挥(hui)有人。且已调大军前(qian)往阻塞，决不致于短期内(nei)有危及宜山之事。”

就(jiu)当时的广(guang)西交通而言(yan)，要从南宁到宜山再进入贵州(zhou)，只有一条主路线，分别由三条公路组成。其中从南宁到大塘（今来(lai)宾市大塘镇）的邕大公路是广(guang)西腹地的主要干线，在1927年8月全线通车。从大塘至河池（今河池市金城江区）部分属于广(guang)西省(sheng)政府所规划的五(wu)大干线之一，即北横干线，其规划是从田南道（相当于今百色地区）经西林、凤山等地至河池、宜山、马平（今柳州(zhou)）再一直向东到荔浦、钟山、信都、怀集，然后进入广(guang)东。不过直到1937年，这条干线只开通了从大塘到河池部分。

而从河池至贵州(zhou)的路线则属于黔(qian)桂公路，以(yi)贵阳为起点，向东经南里、贵定，甘粑哨，再向南经都匀、独山至黔(qian)桂交界的六寨，接着经芒场、南丹、车河，终点即为河池。全长390千米（黔(qian)境280千米，桂境110千米），于1934年建成通车。

因此，日(ri)军必须先占领宾阳，再侵入120千米外的大塘，才能(neng)进逼宜山。最重要的是，黔(qian)桂公路的广(guang)西段上并无具有军事和经济意义的重镇，并非(fei)日(ri)军眼中的关键地区。比(bi)如黔(qian)桂交界的六寨（今属河池市南丹县，在南丹之北部），原本是不足十(shi)户人家的小村庄，公路开通后虽然日(ri)趋繁荣，却(que)也只是小镇规模(mo)。竺可桢所述形势从事后来(lai)看相当准确，展现了他临(lin)危不乱，擅长谋定而动的气质。

然而一部分学生并不以(yi)此满足，马上请学生自治会主席虞承藻(zao)召集自治会重开会议(yi)，且不许到会教职员工离开。虞承藻(zao)提(ti)出(chu)了学生自治会议(yi)上通过的五(wu)条决案，其中一条为立即停课，另一条为筹备迁移，并要竺可桢立即答复。竺强硬地表示，“立即筹备迁移并无冲突(tu)，因过宾阳即须出(chu)发(fa)，不能(neng)不立即筹备，惟(wei)上课则须照常进行。关于迁移何地点与时间问(wen)题，可由校务会议(yi)决定之”。

当天情况颇为混乱，学生态度激烈且情绪化，竺可桢对(dui)此相当不满，“今日(ri)开会秩序不好，且有学生沈自敏等不令教员出(chu)外，余面斥之。”（《竺可桢全集》7，210）据事后农学院蔡邦华教授对(dui)竺可桢所述，学生之所以(yi)如此激动，是因为化工系教授程耀(yao)椿前(qian)一天在学生自修室扬言(yan)宾阳已失（这并非(fei)事实，宾阳要到40年2月才告失守，且日(ri)军很快便撤出(chu)），谓汝等何必如此用功(gong)，遂使学生大乱。竺可桢失望地表示，“此君真(zhen)无脑袋之人，余悔将其召回”。

事已至此，第二天（28日(ri)），竺可桢召开临(lin)时校务会议(yi)，决定立即筹备迁校。29日(ri)晚，竺可桢再召开迁校委员会会议(yi)，“决定派晓峰（张其昀）、振吾二人至贵州(zhou)独山、都匀、瓮安(an)等等地方，觅得(de)150间房屋(wu)可为暂避之所，二人有全权决定。派刚复至长安(an)、三江、合江等地，探运行李之路线。”也就(jiu)是说，浙大到此时才正式(shi)派出(chu)人员赴贵州(zhou)寻觅迁移之地，可说仓促(cu)。

之后一段时间，竺可桢开始安(an)排迁校具体事宜。要顺利迁校，必然要用到学校自己的汽车，那就(jiu)需要足够的汽油。12月2日(ri)，竺可桢召开学校行政会议(yi)，决定“汽油尽量购(gou)买，现价为十(shi)元至十(shi)一元一加仑，悔不于从前(qian)五(wu)六元一加仑时多买二三千加仑也。现校中只有五(wu)百加仑而已”。

宜山到贵阳大约有400余千米的路程，以(yi)每加仑汽油开10余千米计算，单(dan)程一趟便要30加仑左右，而浙大仅需搬运的仪器和材料便达2000箱之数。根据竺可桢在40年1月9日(ri)的记录，重要的仪器“尚需运甲、乙(yi)两种405箱，总务、教务214箱。此皆急(ji)须运出(chu)者，须二十(shi)八车子。丙、丁两种尚有五(wu)百箱云云”。简单(dan)计算可知，一辆车一趟平均只能(neng)运送20余箱，显然浙大所存的这点油是远远不够的，只能(neng)借助汽车公司(si)或(huo)水路运输。

1939年12月5日(ri)，竺可桢步(bu)行至九龙(long)洞黔(qian)桂铁路局(ju)（这大概是因为当时校车正好坏了），与铁路局(ju)工程局(ju)局(ju)长侯(hou)家源（字触民）面议(yi)。侯(hou)家源毕业于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后赴康乃尔大学读书，与竺可桢也可算校友。侯(hou)表示，“局(ju)中有船四(si)十(shi)艘(sou)，大者可载十(shi)吨，中者可载五(wu)吨，至柳城下水，16.20元，三天可到。回空之船赴柳城者浙大可以(yi)利用”。

12月7日(ri)，黔(qian)桂铁路局(ju)即送来(lai)运输方案。“水运自宜山经柳城、长安(an)、三江、榕(rong)江(古(gu)州(zhou))，三合登陆至都匀，据现估计每吨需二百五(wu)十(shi)元，如由车运则须八百元，相差三四(si)倍之谱也”。这条水路路线也就(jiu)是先沿(yan)龙(long)江（柳江之支流(liu)）向东至柳江，再往北沿(yan)融江至都柳江（融江之上游(you)段），一路逆水向而行，到三合（今贵州(zhou)三都水族自治县三合街道）上岸。

12月13日(ri)，第一批(pi)船载仪器赴柳城转(zhuan)长安(an)、三江，第一批(pi)书籍也装上汽车外运。12月19日(ri)又有三车仪器载往都匀，每车价1500元，竺可桢觉得(de)“可称贵极”。

当天，先行赴贵州(zhou)考察浙大落脚之处的李熙谋发(fa)来(lai)电报，表示遵义有240间屋(wu)可以(yi)商议(yi)。竺可桢所顾(gu)虑的是，从都匀到遵义还有200余千米的路程，而学校经费已经告竭(jie)。

故而，竺可桢只得(de)积极地向教育部申请迁校费。可是当时教育部和广(guang)西省(sheng)政府对(dui)浙大的迁校计划实际上持保留态度，这是因为他们觉得(de)日(ri)军长趋直入宜山的可能(neng)性并不大。

1939年12月16日(ri)，浙大训导(dao)长姜琦（字伯韩）向竺可桢告知教育部不太赞同浙大的迁校，竺便写一长信与高教司(si)司(si)长吴俊升，再请姜琦回信给教育部长陈立夫(fu)加以(yi)解释。其时迁校工作已经如火如荼，势难停止。

1940年1月2日(ri)，吴俊升发(fa)函给竺可桢，竺得(de)知“部中对(dui)于浙大迁移非(fei)得(de)广(guang)西省(sheng)主席黄旭初等之谅解不可，因此余之桂林之行乃不可缓矣”。

第二天，竺可桢等即坐校车赴桂林。晚上9点，竺可桢与黄旭初主席谈一小时，讲(jiang)述迁校之原因及经过。黄始表示对(dui)浙大之迁校并无意见，并允发(fa)电报将竺的说法转(zhuan)呈给教育部。

到了1月9日(ri)，回到宜山的竺可桢又接到先行赴贵阳的姜琦等发(fa)来(lai)的电报，得(de)知陈立夫(fu)已抵黔(qian)，并答允迁校之事。浙江大学的西迁计划如此才得(de)以(yi)名正言(yan)顺。当天下午，浙大便在宜山召开联席会议(yi)，决定竺可桢与胡刚复两人赴贵阳及遵义亲自考察地址。

西迁贵州(zhou)

1月12日(ri)早上，竺便乘校车先至独山（今贵州(zhou)独山县），再于第二天抵达贵阳。当天陈立夫(fu)正在贵州(zhou)省(sheng)党(dang)部宴请教育界同人，竺于晚上7点到党(dang)部赴宴，席间又与陈部长讨论迁校事宜，所涉的主要是迁校费用问(wen)题。陈立夫(fu)对(dui)此次(ci)西迁需花费31万元表示惊讶，竺可桢则提(ti)出(chu)，如果教育部能(neng)解决车辆问(wen)题，费用可节(jie)省(sheng)一半。到了2月19日(ri)，竺可桢接到吴俊升的来(lai)函，得(de)知教育部最终确定的搬迁经费为14万。

浙大师生在西迁途中的渡船上

为了解决后续(xu)的运输问(wen)题，将停留于宜山和都匀各(ge)地的师生接至贵阳，竺可桢亦颇费了心思，他分别联络(luo)了西南运输处、后方勤务部汽车管理处、财政部盐务局(ju)运输处等部门，寻找各(ge)种可能(neng)的途径。

1月26日(ri)，竺可桢在贵阳交通银行宴请当地交通界要人，席间贵州(zhou)公路局(ju)局(ju)长姚(yao)思濂答应开通青岩与都匀方向的专车，中国运输公司(si)的运输主任郑熙（字汝纯，为浙大毕业生）则表示可将宜山尚留之仪器运至贵州(zhou)。

1940年1月，中国运输公司(si)刚于重庆成立（后迁至贵阳），主要负责西南公路的民用物资运输。据竺可桢所记，“该公司(si)即合川桂公路局(ju)及复兴公司(si)而成。复兴最初乃贸易(yi)委员会主持，现则合并于运输公司(si)，为交部与商人合办，有车二千辆，每月需油四(si)十(shi)万吨”（竺可桢的这一记录似有问(wen)题，因数目(mu)不可能(neng)如此之大，4000吨是较为合理的估计，或(huo)出(chu)版时有录入错误）。（《竺可桢全集》7，277）

浙大西迁贵州(zhou)相当仓促(cu)，师生们已经陆续(xu)在路上，却(que)还未(wei)定下最终目(mu)的地。师生们搬迁的方式(shi)亦是水、陆并进，人员与物资分头(tou)而行，其中汽车运输占了较大的比(bi)例(li)。由三合至都匀再至青岩（一年级学生开课之地）和遵义、湄潭(tan)，都需要公路运输。由于找不到足够的运输载具，多数师生都是各(ge)自组团(tuan)出(chu)发(fa)，陆续(xu)抵达贵州(zhou)。

对(dui)教职员工来(lai)说，此次(ci)搬迁的费用亦是可观。1940年2月2日(ri)，物理系教师束星(xing)北至竺可桢处，表示此次(ci)搬迁费用达千元，求学校再设(she)法补助。学校虽然按人头(tou)向师生们支付了搬迁费，但(dan)实在是远远不够。

2月16日(ri)，竺可桢又至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处，得(de)知该会从越南所进之油尽为军事委员会西南运输处所取，“经向重庆设(she)法，始给浙大以(yi)独山之汽油200gal,又酒精200gal云”。接着，竺再至贵州(zhou)公路局(ju)与局(ju)长姚(yao)思濂会晤，所谈大概还是关于借用汽车之事。

这里所说的西南运输处是1937年10月成立于广(guang)州(zhou)的机构，全称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南进出(chu)口物资运输总经理处”，对(dui)外称西南运输公司(si)，负责人为曾养甫（后为宋子良）。1938年之后，贵州(zhou)与川、滇、湘、桂四(si)省(sheng)连接的干线公路，都在西南运输处的控制之下。

竺可桢（前(qian)排左三）与浙大校友，1939年6月22日(ri)。

1939年10月南宁告急(ji)，西南运输处的主要工作便是将南宁所存之资源进行紧急(ji)转(zhuan)移，同时也将柳州(zhou)的军用品运往独山。南宁沦陷之后，运输处又组织力(li)量，从龙(long)州(zhou)将所存的军用品经中越边境岳圩，一路向北，沿(yan)靖西、田州(zhou)（两地均属今百色市）、东兰（今河池东兰县）运至贵州(zhou)。由于所筑公路都是战(zhan)时赶修，标准不高，且法国方面又对(dui)出(chu)境车辆进行限制，运输难度很大。可以(yi)想象，当时黔(qian)桂地区的运输力(li)量已经所剩无几。

1940年5月30日(ri)，竺可桢从遵义至贵阳，与贵州(zhou)省(sheng)教育厅谈贵阳区各(ge)院校的统一招生问(wen)题。第二天下午，他又到贵州(zhou)公路局(ju)姚(yao)思濂处，“托(tuo)运三合仪器182箱，都匀仪器4箱，并托(tuo)修理1935号汽车”。直到此时，仍有少量仪器未(wei)运抵学校。根据竺可桢所作的记录，在出(chu)发(fa)去贵阳前(qian)一天（29日(ri)），他还花20元购(gou)买了4瓶成义茅台酒，似乎也没(mei)有派上用场。

1941年4月30日(ri)，竺可桢又至贵州(zhou)企业股份有限公司(si)与负责人彭湖（即彭石(shi)年）会晤，“谈运三合所留仪器一百八十(shi)箱事”。也就(jiu)是说，这180箱仪器在三合滞留了近一年半。

这里所提(ti)到的贵州(zhou)企业股份有限公司(si)（下面简称贵州(zhou)企业公司(si)），是时任贵州(zhou)省(sheng)主席吴鼎昌（字达铨）所主办的官商合股公司(si)，股资总额600万，分别由经济部、资源委员会、贵州(zhou)省(sheng)政府，以(yi)及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和地方绅商认购(gou)，是贵州(zhou)近代史上规模(mo)最大的股份制企业。

1940年7月，贵州(zhou)企业公司(si)成立运输部，第二年7月又改组为中国煤气车营运股份有限公司(si)，承担(dan)物资运输工作。竺可桢与彭湖商谈，就(jiu)是想借助运输部将仪器送至浙大驻地。不过在当时，运输部只有20辆通用公司(si)的汽车，而且都改装成了木炭(tan)车，运输能(neng)力(li)相当有限。

尽管曲折不断，浙大全体师生还是大体顺利地抵达贵州(zhou)。这一路上除(chu)了人身安(an)全，最令人操心的还是车与油的问(wen)题。

1940年1月14日(ri)，竺可桢偕胡刚复至西南公路局(ju)与副(fu)局(ju)长莫衡（字葵(kui)卿）会晤，据莫衡所言(yan)，“南宁之役西南公路〔局(ju)〕损(sun)失汽油一百余万gallon加仑，车三辆。现每月需油廿万gallon，全恃昆明一路。靖西公路虽通，每年只能(neng)用三四(si)个月云”。

由于车与油实在难得(de)，以(yi)及遵义到湄潭(tan)间的公路尚未(wei)开通，竺可桢在1940年2月甚至向同样刚搬迁到遵义的陆军大学借了几匹马代步(bu)。2月13日(ri)早上，竺“偕振吾、刚复与陆大两马夫(fu)乘陆大之马五(wu)匹赴老蒲场（即老卜场，位于遵义城东）。初取小路，行八九里。因有坡，且路滑(hua)马行不甚便利，至遵松公路后始能(neng)驰骋。”（《竺可桢全集》7，296）

竺可桢安(an)顿完浙大的迁校事宜后，即赴重庆出(chu)差，期间仍在考虑购(gou)油事宜。3月4日(ri)早上，竺可桢赶到国民政府经济部所落脚的川盐银行，与经济部政务次(ci)长兼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主任秦汾（字景阳）谈购(gou)油问(wen)题，竺要求液委会提(ti)供500加仑汽油，在六寨或(huo)独山交货(huo)。当时液委会已经在綦江、桐梓、独山、河池等公路站设(she)立了六处油囤，计划每月运油1万加仑，竺显然是有备而往。

回到贵州(zhou)之后，竺可桢又通过在交通部门任职的谢文龙(long)（后曾任西南公路运输局(ju)局(ju)长）介绍，托(tuo)人购(gou)私油500加仑，据对(dui)方表示价格在16-18元之间。

第二天，竺到贵阳的液体燃料委员会商讨购(gou)油事宜，对(dui)方表示现在的官方油价是16.80元每加仑，“而一般私油尚未(wei)售与该会者，因目(mu)前(qian)无许可证，因之纷纷出(chu)卖(mai)。渠允如浙大购(gou)买此等私油，可以(yi)设(she)法补给证书，惟(wei)价目(mu)如在16.80以(yi)上，则难以(yi)报账云云。”比(bi)起重庆时所询价格来(lai)，时间相隔不过三个月，油价又涨了2元多，同时尚有黑市以(yi)更高价格售油，可见紧俏(qiao)程度。

隔了一年，1941年8月2日(ri)，竺可桢又至液体燃料委员会处，得(de)知油价已涨至38元一加仑，同时贵阳每天只有6000加仑的配(pei)额，“此数不足用”。

不过实际上，在1938-1941年间，中国的液体燃料进口量并没(mei)有降低太多，仍然维持在每年3000万加仑以(yi)上。太平洋战(zhan)争爆发(fa)以(yi)后，中国的进口渠道被日(ri)方切断，燃油进口量减少了90%以(yi)上，几乎到了可以(yi)忽略不计的地步(bu)，此后一段时间才是大后方燃油资源真(zhen)正告急(ji)的时候。

当时的一个好消息是，甘肃玉门油田（当时中国最大的油田）已经出(chu)油了。1942年3月17日(ri)，竺可桢在重庆参加中国科学社理事会，遇到了西南联大化学系教授曾昭抡（字叔伟）。曾认为：“全国汽油储(chu)量只三个月，兵工方面亦不能(neng)支持至明年。按战(zhan)前(qian)汽油进口每年三千万gal.，战(zhan)后增至五(wu)千万gal.，即每日(ri)十(shi)五(wu)万gal.或(huo)500吨。现玉门油矿用土法只能(neng)出(chu)五(wu)万gal.一天，故只能(neng)管西北一部云。”

曾昭抡在这里的表述很不准确。1942年，玉门油矿共生产了近190万加仑汽油，平均每天生产5000加仑而不是5万。到1944年，玉门油矿的年产汽油量也不过400万加仑，并不能(neng)解决当时的燃料紧缺问(wen)题。

1943年11月27日(ri)，竺可桢至液体燃料委员会处再次(ci)商量购(gou)油，发(fa)现官方油价已升到每加仑380元：“购(gou)外国油20加仑，价@$380。又玉门汽油100 gal.,@328。校中四(si)万五(wu)千元款早汇到，但(dan)无人负责购(gou)油，遂致价目(mu)大涨。”当时玉门所产汽油全由燃委会负责销售，其售价也与进口汽油不一样。

油价的飞升自然也带动了运输价格。关于抗战(zhan)时期的运价变(bian)化情况，竺可桢在1943年8月7日(ri)的日(ri)记中作了简练的总结：“近〈人〉〔日(ri)〕公车运费大增，计客车每人每公里自一元八角增至二元五(wu)角，货(huo)价每吨每公里自廿七元增至卅五(wu)元。按泰和迁宜山运费公路车每吨只六角一公里，自宜山迁遵义已涨至〈八〉〔一〕元二三角，在抗战(zhan)前(qian)不过二三角而已。客车每公里承平时二分而已，均涨一百倍以(yi)上也。”即便与当时的一般物价变(bian)化程度相比(bi)，100倍以(yi)上的运价涨幅也是惊人的。

汽油稀缺对(dui)浙大师生在贵州(zhou)的生活常产生障碍，有时还相当危险。1942年11月6日(ri)，有一位浙大女(nu)生周桐因患(huan)腹膜炎已出(chu)血，情况危急(ji)，竺可桢令浙大司(si)机开小车往贵阳入中央(yang)医院，“估计来(lai)回需汽油30加仑，黑市价600元一加仑，带18,000元。近以(yi)官价85元一加仑，购(gou)到53加仑，但(dan)以(yi)后即不易(yi)得(de)矣”。

以(yi)酒精代汽油

中国的汽油如此依(yi)赖于进口，早就(jiu)引起了国民政府相关人士的担(dan)忧(you)。1936年3月，直属于军事委员会的资源委员会拟订了《重工业建设(she)五(wu)年计划》，计划建成三个厂矿，力(li)求实现5000万加仑的汽油年产量，以(yi)达到完全国内(nei)自主的目(mu)标。同年6月，资源委员会又向国民政府呈报了更为详尽的《中国工业发(fa)展三年计划》，其中的重要一条便是建设(she)煤炼油厂，同时开发(fa)延长及巴县油矿，计划年产2500万加仑。

在全面抗战(zhan)时期，国民政府除(chu)了对(dui)燃油实施进口和使用管制，也极力(li)开发(fa)和推广(guang)替代性产品。主要替代办法有3种，一是以(yi)酒精代汽油，二是木炭(tan)（或(huo)其他固体燃料）代汽油，三则是用植物油代燃油。这其中，应用最为广(guang)泛的是酒精。

1937年9月，资源委员会召开会议(yi)，讨论汽油代用品的生产，并决定早日(ri)建厂，生产动力(li)酒精。同时，行政院也公布了《酒精汽油混合燃料办法》，要求在汽油内(nei)混合一定比(bi)例(li)的动力(li)酒精。欧洲各(ge)国在之前(qian)数年都已经制定类(lei)似政策(ce)，如德(de)国在1932年10月规定汽油中至少含20%-30%的酒精，匈牙利则自1929年起便规定汽油中必须掺(chan)入20%的酒精。

根据中央(yang)工业试(shi)验所在1935年所做的试(shi)验，这种混和燃料在动力(li)性能(neng)与燃料经济性上，都与纯汽油相差无几，可以(yi)作为长期日(ri)常行驶(shi)之用。不过此类(lei)措施只能(neng)减少汽油的消耗(hao)量，并不能(neng)完全代替汽油。

在抗日(ri)战(zhan)争时期，发(fa)挥(hui)主要替代汽油功(gong)能(neng)的是纯酒精再加入挥(hui)发(fa)性有机物质（苯、乙(yi)醚、乙(yi)酮等）而成的动力(li)酒精，当时也称代汽油或(huo)人造汽油。

早在1920年代，菲律宾已经应用了这种酒精燃料，其中一种的成分为98%的酒精加上2%的汽油，其燃料消耗(hao)量较汽油多耗(hao)25%；另一种的成分则是95%的酒精加上5%的乙(yi)醚。

1939年1月7日(ri)，竺可桢至国立编译馆(guan)（当时驻于巴县中学）午餐，席间他从国立编译馆(guan)馆(guan)长陈可忠处得(de)知，魏喦(nie)寿（时任资源委员会酒精工业总工程师）现在内(nei)江办酒精厂，“日(ri)可出(chu)一千gal，但(dan)西南公路处代汽油日(ri)需一万gal。所谓代汽油，其成分为70%酒精、30%以(yi)太〔乙(yi)醚〕代汽油（这一记录似乎有误，乙(yi)醚成分当不至于如此之高），于汽车机件(jian)损(sun)坏较汽油为速。此则急(ji)应研究者，余谓需要乃发(fa)明之母”。

这里的酒精厂指的是由资源委员会和四(si)川省(sheng)政府合办的四(si)川酒精厂，于1938年9月建成投产，其所生产酒精很快便供不应求。1939年，陕西酒精厂也迁至四(si)川资中（今内(nei)江市资中县），并改名为资中酒精厂。内(nei)江盛产蔗糖，而榨糖后的废液（即糖蜜(mi)）则是制造酒精的原料，且价格低廉，自然成为抗战(zhan)时期所建酒精厂的重要基地。

根据1939年资源委员会所拟定的《西南各(ge)省(sheng)三年国防计划》，规划设(she)立四(si)川第二酒精厂、云南酒精厂、贵州(zhou)酒精厂、甘肃酒精厂、四(si)川第三酒精厂等， 计划将酒精年产量由1939年的29万加仑提(ti)高到1941年的203万加仑。到1941年底(di)，后方各(ge)省(sheng)同意设(she)立的酒精厂有68家，生产能(neng)力(li)达每年792万加仑。如加上其他已呈请尚未(wei)准许设(she)立及还未(wei)呈请登记的厂家，工厂总数已达100余家。至1944年底(di)，后方共有300余家酒精厂，年产能(neng)力(li)达2400万加仑以(yi)上，当年的实际产量在1000万加仑左右，其中大部分分配(pei)给了刚进入中国战(zhan)场的美军。

在这份计划中，最早启动的便是1940年6月设(she)立，并于1941年5月建成的遵义酒精厂，它(ta)也是遵义第一家大型现代化酒精厂，其负责人先为邝森扬，后为曾任中研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1931-1936）的汤元吉。

浙江大学西迁贵州(zhou)之后，学校与遵义酒精厂之间常有往来(lai)。同年9月1日(ri)，农学院蔡邦华教授到竺可桢处商谈，表示遵义酒精厂想与浙江大学合作创(chuang)设(she)农场以(yi)便推广(guang)甘蔗。竺可桢则觉得(de)，“目(mu)前(qian)农业上以(yi)推广(guang)食(shi)粮为目(mu)的，而酒精则以(yi)运输便利、制造容易(yi)为目(mu)的。故以(yi)粮食(shi)论，以(yi)种马铃薯为最佳，包谷、甘薯次(ci)之，而甘蔗又次(ci)之。但(dan)以(yi)酒精厂立场论，则以(yi)甘蔗最为相宜，而不愿用马铃薯。故余以(yi)为种甘蔗只能(neng)作一种试(shi)验而已，不能(neng)尽量推广(guang)也”。

竺可桢的论述指出(chu)了当时酒精产业的一个核心问(wen)题。在抗战(zhan)时期，生产足够的粮食(shi)以(yi)满足国民和军队需求是第一位的，运输业当然也非(fei)常重要，但(dan)在优先程度上不可同日(ri)而语。抗战(zhan)期间，贵州(zhou)省(sheng)数次(ci)实施禁酒政策(ce)，尽管并没(mei)有直接波及酒精厂，但(dan)原料来(lai)源仍然是困扰动力(li)酒精生产的主要问(wen)题。

1944年4月9日(ri)，竺可桢从浙大毕业后赴酒精厂工作的赵元卜处得(de)知，玉米价格高涨，酒精价格却(que)因受统制而不能(neng)及时调整，酒精厂自然不愿亏本生产酒精。一个替代方法是从民间买来(lai)土酒再加工成无水酒精，但(dan)由于政府禁酒，此路也告断绝。竺可桢担(dan)忧(you)地表示：“酒精价现每加仑为380元，价目(mu)由贵阳公议(yi)规定，不能(neng)增加。厂中职员之米贴近月亦未(wei)能(neng)加。可知国内(nei)通货(huo)膨胀，管制物价未(wei)得(de)其法，不但(dan)非(fei)生产机关受影响，即生产机关亦大受影响。不景气之状(zhuang)态已毕露(lu)，此则最可忧(you)虑者也。”

同年10月，竺可桢又从厂长汤元吉处了解到，“酒精厂所制酒精售价已1250〔元〕一gallon，而以(yi)土酒制其度数只40°左右。现价每十(shi)二斤制一gallon，每gal.之价亦千余矣”。以(yi)此估算，酒精厂仍然无利可图。

为了平抑日(ri)趋上涨的酒精价格，国民政府考虑了许多措施。其中一条便是将新开发(fa)的玉门油田所炼之汽油发(fa)往重庆，由液体燃料委员会加以(yi)分配(pei)。不过由于当时运力(li)的不足，每月实际只能(neng)运出(chu)120吨汽油（不到5万加仑），并不足以(yi)平抑价格。

动力(li)酒精既为替代品，其缺点也是相当明显的。除(chu)了更易(yi)损(sun)耗(hao)发(fa)动机以(yi)外，酒精在动力(li)和效率方面比(bi)之汽油也有很大差距。1945年2月11日(ri)，竺可桢计划乘坐校车赴重庆，“目(mu)前(qian)难题在小车费油甚多，湄潭(tan)来(lai)回需二十(shi)五(wu)加仑酒精，赴渝需五(wu)十(shi)加仑之多，而车中带去甚不易(yi)也”。以(yi)此计算，每加仑动力(li)酒精只能(neng)行驶(shi)5千米左右，其效率还不到汽油的一半。

交谊汤元吉

竺可桢与遵义酒精厂厂长汤元吉早就(jiu)相识(shi)。1938年11月，当时还在广(guang)西宜山的竺可桢与汤元吉便有过一次(ci)会面，竺从闲谈中得(de)知江西神冈山钨铁厂的机器已经搬到了香港。

资源委员会与中德(de)两国政府共同成立的合步(bu)楼公司(si)合作建设(she)江西钨铁厂，于1937年2月动工，所有机器设(she)备均从德(de)国进口，负责人为杜殿(dian)英，汤元吉则担(dan)任钨铁厂筹备委员会的总工程师。兴建这座工厂同样是资源委员会制定的三年工业计划的一部分，其目(mu)的是在中国中南地区创(chuang)建工业和原材料基地，抵御日(ri)本入侵，并为中国的未(wei)来(lai)工业发(fa)展奠(dian)定基础。列入三年工业计划的这些项目(mu)均由德(de)国公司(si)提(ti)供全套(tao)工厂设(she)备和技术援助，中国则通过提(ti)供钨、锑的原材料和产品进行偿付。在当时，中国的钨、锑产量已经遥居世界榜首，其中锑的出(chu)口量在1937年之前(qian)便占世界锑业交易(yi)量的75%，成为中国的重要出(chu)口物质。

到1938年6月，钨铁厂的主要建筑已经基本完成，但(dan)从德(de)国引进的设(she)备却(que)比(bi)原计划晚了不少时间。就(jiu)在原计划的开工时间1938年8月，日(ri)军逼进江西，厂方不得(de)不将装好的机械再拆卸转(zhuan)移，整个建厂方案可谓功(gong)亏一篑。

浙大在遵义的河滨工厂及工学院实验室

来(lai)到遵义之后，竺可桢与汤元吉的关系一直不错，还曾请他到浙江大学作纪念周演讲(jiang)。1942年9月22日(ri)，贵州(zhou)废除(chu)实施了一年多的禁酒令，27日(ri)中午，作为酒精厂领导(dao)的汤元吉便宴请各(ge)方。餐后，竺可桢又参观了酒精厂，据介绍该厂每天可出(chu)货(huo)300 加仑汽油，价格为每加仑140元。“每日(ri)需包谷五(wu)千公斤，煤十(shi)吨，将来(lai)可谓出(chu)产三倍云”。由于原料供应的不足，遵义酒精厂的实际产能(neng)并未(wei)得(de)到完全发(fa)挥(hui)。

同年10月12日(ri)下午，汤元吉来(lai)到遵义竺可桢处相谈，然后两人一起赴专员公署，参加遵义各(ge)界欢迎贵州(zhou)省(sheng)主席吴鼎昌夫(fu)妇(fu)光临(lin)的晚宴，到九十(shi)余人。

11月29日(ri)，汤元吉夫(fu)妇(fu)又应邀而至浙大。竺可桢记录道，“汤允按月供给50加仑之酒精，不取资，目(mu)前(qian)价为175元，即每月八千余之价值也。余允明日(ri)即作公函。”相隔两月，市面上的酒精价格又上升了20%有余。到1944年6月，官方核定的酒精价则到了每加仑772元。

对(dui)浙江大学来(lai)说，酒精除(chu)了汽车运输之外，也是进行化工实验所必须的物资，且所需之量不少。1941年6月25日(ri)，竺可桢计算道，“化工实验需酒精，每学期二百五(wu)十(shi)加仑，每加仑二十(shi)元，即五(wu)千元”。就(jiu)此而论，酒精厂的支持对(dui)浙大的教育与学术工作也助益(yi)颇大。

遵义酒精厂对(dui)浙大的另一项帮助则是，厂家定期有汽车来(lai)往于遵义和湄潭(tan)之间，浙大师生有时可搭上便车。在竺可桢的日(ri)记中，对(dui)此项亦常有记录。

汤元吉虽为德(de)国毕业的化学博士，却(que)酷爱(ai)文学。早在20年代，他便翻译了歌(ge)德(de)的《史推拉》（即《丝苔拉》）和《克拉维歌(ge)》（即《克拉维戈》），卫德(de)耿（即德(de)国剧作家韦德(de)金德(de)）的《春醒》，以(yi)及他与俞敦培合译的黑贝尔作品《悔罪女(nu)》（即《玛丽亚·玛格达莱娜》）。这四(si)本译作均于商务印书馆(guan)出(chu)版。

汤元吉在领导(dao)酒精厂之余，也热心交往文化人士。他与当时在浙大任教的费巩(gong)似也私交不浅，1945年3月5日(ri)费巩(gong)在重庆失踪前(qian)一晚，曾去汤元吉处拜访，不过汤并不在家。

汤元吉常邀请学术文化界名人至酒精厂演讲(jiang)。1944年9月27日(ri)，竺可桢应邀至酒精厂办事处晚膳，“到浙大同事二十(shi)一二人，驾吾、香曾、衡叔、洽周、元复、馥初、劲夫(fu)、卓如、征(zheng)铠(kai)、坤珊、幼伟等均到”。晚宴时，汤元吉即约竺可桢10月6日(ri)到酒精厂作演讲(jiang)。

10月6日(ri)下午，竺可桢按时到达酒精厂，晚餐后至厂内(nei)的俱乐部演讲(jiang)，“到职员五(wu)十(shi)余人，有叶克勤及浙大毕业生赵元卜、余建彬、沈婉贞等十(shi)人。余讲(jiang)题为‘怎样做一个民主国家的公民’。述中国民主基础之雄〔厚〕,对(dui)于宗教、种族、贫富不分珍域，英美亦弗及。俄(e)之民主无言(yan)论自由，以(yi)国家在民族之上。中国向来(lai)以(yi)民为贵，社稷次(ci)之。但(dan)中国要做民主国，必须革除(chu)二弊，即(一)士大夫(fu)阶级之观念。过去历史，士大夫(fu)襄(xiang)皇帝(di)治理天下，立法而不守法。(二)革除(chu)黄老观念，见义勇为，不要取袖手(shou)旁观、明哲保身态度。讲(jiang)一小时后讨论至九点散。”（《竺可桢全集》9，196）

相隔不过几天，汤元吉还邀请了吴宓到访酒精厂，其过程也颇为有趣。

1944年秋，吴宓赴成都讲(jiang)学，途中往遵义浙江大学处住了半月。9月20日(ri)，吴宓接到费巩(gong)当月8日(ri)发(fa)来(lai)之函，“拟介绍资委会酒精厂长汤元吉自用汽车，为宓赴渝。” 不过据吴宓后来(lai)所记，他是坐花纱布车行之车赴重庆的，并没(mei)有用上酒精厂的车。

9月23日(ri)早上，吴宓从昆明出(chu)发(fa)，“候至8:30车行，共三军车，均酒精车，一往独山，二往重庆。”在贵阳停留几天之后，吴宓在浙大张君川副(fu)教授的陪同下，于30日(ri)来(lai)到遵义，住在石(shi)家堡新五(wu)号郭斌(bin)龢家。

10月2日(ri)上午，竺可桢到郭家拜访吴宓。竺觉得(de)与吴“已五(wu)六年不相见，亦颓然一老翁矣”。（《竺可桢全集》9，193）

10月3日(ri)晚上，《思想与时代》编辑部出(chu)面邀请吴宓在乐露(lu)春饭店晚宴，竺可桢也到场一聚，“到张君川、谢文通、田德(de)望、费香曾、洽周、絜非(fei)、迪生、幼伟”等人。10月5日(ri)中午，王驾吾、费巩(gong)又邀请吴宓家宴，汤元吉也在场陪同餐叙(xu)，并约吴宓至酒精厂演讲(jiang)。

竺可桢在遵义，摄于校长办公室前(qian)。

10月8日(ri)下午，吴宓由王驾吾、杨耀(yao)德(de)等人陪同，坐车至酒精厂。汤元吉招待晚宴，并饮茅台酒。餐后，吴宓便在酒精厂之俱乐部讲(jiang)《红(hong)楼梦》，第二天早上才回遵义。在汤元吉的带动下，酒精厂的文化学术活动亦有声有色。

抗战(zhan)胜(sheng)利之后不久，竺可桢赴重庆参加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yi)及教育部审查委员会会议(yi)。1945年9月26日(ri)早上，竺可桢与内(nei)江酒精厂厂长施有光餐叙(xu)，得(de)知资委会下属的18家酒精厂已停掉7家，因为已经没(mei)有相关需求，最终将只保留3家。

10月1日(ri)，竺可桢又至重庆五(wu)四(si)路五(wu)四(si)坊访汤元吉，汤正好出(chu)门不在家。竺可桢从汤的夫(fu)人口中获知汤元吉已经离开酒精厂，当月5日(ri)即将赴台湾，参加接收工业部门的工作。

日(ri)本刚投降，国民政府便开始拟订接收台湾的工作。1945年9月，国民政府成立台湾区特派员办公处，由资源委员会工业处处长包可永担(dan)任特派员。办公处下设(she)糖业、机电、冶(ye)化、轻工业、矿业5组，汤元吉担(dan)任冶(ye)化组长。

1946年，资委会与台湾省(sheng)政府签订合作大纲(gang)，共同经营七家企业，其中汤元吉出(chu)任台湾肥(fei)料公司(si)董事长兼总经理。汤元吉之后长期留在台湾工作，直到过世，不过在1949年前(qian)曾回到杭州(zhou)几次(ci)，与竺可桢也有相聚。

其他替代性燃料

1940年10月6日(ri)，竺可桢“遇邦华太太，杨守珍、华寿年乘木炭(tan)〔车〕赴遵义，每开需木炭(tan)百斤，约价十(shi)二元(前(qian)月只六元)，而汽油八加仑之价(@28)二百二十(shi)四(si)元，相差十(shi)七八倍也。”

这里所说的木炭(tan)车，也叫(jiao)木柴车或(huo)煤气车，也就(jiu)是在车辆上装一个煤气发(fa)生炉，将木炭(tan)等固体燃料烧成煤气，注(zhu)入气缸进行燃烧。

根据翁文灏的记录，1938年6月和7月，广(guang)西对(dui)33辆煤气车进行了试(shi)验，结论是可以(yi)节(jie)省(sheng)大约90%的汽油，经济上也可以(yi)节(jie)省(sheng)60%左右。国民政府在战(zhan)时相当提(ti)倡这种节(jie)约燃油的做法，1941年贵州(zhou)企业公司(si)成立“中国煤气车营运公司(si)”从事运输业务，也是响应这一号召。

1941年7月7日(ri)，竺可桢一行从遵义赴湄潭(tan)，坐的便是贵州(zhou)企业公司(si)的木炭(tan)车。他记叙(xu)道，“八点一刻车自站开出(chu)，木柴车发(fa)动时稍慢，但(dan)亦不过〔数〕分钟而已，此车系General Motors Co.通用汽车公司(si)两吨半车，每公里用炭(tan)三斤，约三角钱，较之汽油车仅十(shi)之一而已。”

木炭(tan)车费用虽省(sheng)，但(dan)行驶(shi)速度较缓，遵义到湄潭(tan)不过五(wu)六十(shi)千米的里程，竺这一路却(que)坐了近5个小时。1942年7月20日(ri)晚，竺可桢之女(nu)竺梅从重庆回到遵义，“知前(qian)日(ri)动身乘木炭(tan)车，第一日(ri)宿綦江，第二日(ri)松坎，迄今日(ri)七点始抵此云。”这段不到300千米的路程费了三天时间，其动力(li)可想而知。纯就(jiu)性能(neng)而言(yan)，木炭(tan)车显然远远不如酒精车。

尽管存在各(ge)种缺陷，但(dan)基于政府的强力(li)支持，在抗战(zhan)时期的公共运输方面，木炭(tan)车仍占有相当突(tu)出(chu)的地位。尤其是1942年3月战(zhan)时运输局(ju)通令，只准使用木炭(tan)燃料，对(dui)汽油、酒精或(huo)代汽油一律彻底(di)管制。

据统计，在湖南省(sheng)公路局(ju)系统营造的汽车中， 1936-1939年木炭(tan)煤气汽车所占比(bi)例(li)由 20.3%上升到30%。1938年，西北公路局(ju)也成功(gong)改装第一辆木炭(tan)车。到了1940年，行驶(shi)在西北公路上的木炭(tan)车有60余辆，平均速率为每小时10公里。至抗战(zhan)后期，西南西北地区的木炭(tan)车已经占到全部行驶(shi)车辆的35%。

木炭(tan)车之外，中国的研究机构与运输部门也一直在考虑以(yi)植物油代替柴油的方案。1935年12月，经济委员会公路处、江南汽车公司(si)、中央(yang)大学工学院等机构共同进行了棉籽油柴油混合燃料的试(shi)车实验，用30%棉籽油和70%柴油相混合，基本实现替代柴油的功(gong)能(neng)。

中央(yang)工业试(shi)验所的另一个研究方向是对(dui)植物油（包括桐油）进行分解，从而提(ti)炼汽油，或(huo)制造煤油。而在抗战(zhan)时期，一个颇引人瞩目(mu)的发(fa)明则是直接以(yi)桐油作为燃料。

1936年，中国汽车制造公司(si)于南京成立，计划与德(de)国本茨（奔(ben)驰）公司(si)合作，在湖南株洲设(she)立总厂，并由曾养甫任董事长兼总经理。1937年秋，株洲厂生产装配(pei)出(chu)了第一批(pi)柴油卡(ka)车，之后设(she)备转(zhuan)移到广(guang)西桂林，并在重庆设(she)立华西分厂。

1940年２月，中国汽车制造公司(si)桂林厂成功(gong)制造出(chu)第一辆桐油汽车。同年5月，汽车厂总工程师张世纲(gang)驾驶(shi)桐油燃料车从桂林厂出(chu)发(fa)，到重庆参加表演。据言(yan)，该车“载货(huo)两吨有半，行程1200公里，完全使用桐油，机器方面沿(yan)途概未(wei)发(fa)生丝毫(hao)障碍，速度每小时最高达50公里，平均速度为35公里，由贵阳至海(hai)棠溪（全程近400千米），仅须15小时，爬山越岭，比(bi)较汽车似觉稍缓，但(dan)能(neng)力(li)颇好，各(ge)个山坡均得(de)畅行无阻”。

1941年10月，中国工程师学会在贵州(zhou)举办联合年会。会议(yi)结束后，年会参会全体成员又于28日(ri)至遵义浙江大学处共进午餐，并参观了遵义酒精厂与大兴面粉厂（贵州(zhou)企业公司(si)投资的面粉厂）。

10月30日(ri)，浙大机械系教授王仁东至竺可桢处，谈及此次(ci)机械工程学会论文中，以(yi)桐油代汽油的贡献最大，“盖酒精代汽油嫌力(li)不足，温(wen)度低，木炭(tan)车费用四(si)倍于桐油，且原料不够。惟(wei)桐油随处皆有之，且价只汽油十(shi)之一而已。惟(wei)桐油不能(neng)接触空气，因其易(yi)于氧化而凝结，故必须置于air tight气密(mi)之筒中，且因其挥(hui)发(fa)点高而滞重，故须加热始能(neng)用云”。

由于未(wei)见此次(ci)学会的论文集，无法确定王仁东所指的究竟是哪篇论文，不过很可能(neng)便是中国汽车制造公司(si)于1941所写的关于桐油汽车优点的摘要报告，其中估计道，中国的桐油年产量大约为3000万加仑，可抵5000万加仑的汽油，超过当时中国的全年汽油消费量。难怪王仁东对(dui)此兴奋不已。

但(dan)从实际情况来(lai)看，直到抗战(zhan)结束，中国汽车制造公司(si)也并没(mei)有能(neng)够批(pi)量生产桐油车，其对(dui)缓解中国抗战(zhan)时期燃料不足的贡献也仅限于理论。

（参考文献及注(zhu)释省(sheng)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