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9月1日，南京市即成立液体燃料管理处，规定(ding)只(zhi)有持(chi)有购油(you)牌照者才可购买。同年10月，武(wu)汉也成立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同样规定(ding)无购油(you)照者不能购油(you)。10月14日，竺可桢到南京朝天宫教育部临时办公室与教育部长王世杰会晤，讨(tao)论浙大的迁移问题。下午二点半竺可桢才回到中央(yang)研究院，因(yin)所乘车之汽油(you)已尽。他发现“南京购汽油(you)非(fei)得特许证不可，即此亦只(zhi)能以二三Gallon为限”。竺可桢当天所坐乃(nai)从浙大开(kai)来的小汽车，自(zi)然没有南京的购油(you)证。

在当时，中国尚没有成型的石油(you)工业，汽油(you)几乎完(wan)全依赖进口。1912年，中国的汽油(you)进口不过40万加仑，到了1931年，已经增(zeng)加至近3000万加仑。1932-1936年，平均每年进口汽油(you)在3600万加仑（大约10万吨(dun)左右）以上，所以政府采取这样的政策并不令(ling)人意外(wai)。不过相比而言，德国在1935年的汽油(you)消费已经达到158万吨(dun)，中国由于汽车普及(ji)程度尚低，汽油(you)消费也处于较低水平。

从四种(zhong)主(zhu)要(yao)石油(you)精炼品(pin)的进口情况来看，1933年进口值最高(gao)的是煤(mei)油(you)，其后分别是汽油(you)、柴油(you)和润滑油(you)，总计(ji)价值过亿元(yuan)。此外(wai)，中国也每年从海外(wai)进口酒精。不过自(zi)1931年以来，由于中国各地酒精厂的陆续建成，酒精进口量逐年减少。尤其是1935年，当时东亚规模最大的中国酒精厂在上海建成投产，规划产能达每天8000加仑，基本可以达到自(zi)给自(zi)足。

抗(kang)日战争全面(mian)爆(bao)发之后，随着日军逐渐侵蚀(shi)中国的进口路线(xian)，汽油(you)进口也日趋困(kun)难。1939年6月22日，人在贵阳的竺可桢至兵工署办事处商谈车辆运输，为浙大迁黔作准备(bei)，对方表示“现国内有汽车7000辆，加所购一万辆，以用(yong)半数(shu)，计(ji)7500，每日用(yong)20gallon即十五万gallon，即300吨(dun)也。现进口由安(an)南到同登只(zhi)能装一百吨(dun)一天，滇越装三百吨(dun)，合不过400吨(dun)，全数(shu)运油(you)尚不够，故三五月以后，油(you)将成大问题云云”。（《竺可桢全集》7，111）

1939年10月，日本为了达到切断桂(gui)越的交通和运输，并以南宁为基地，轰(hong)炸滇越交通线(xian)的目(mu)的，制定(ding)了入侵桂(gui)南的计(ji)划。日军于11月5日登陆钦防，旋即在24日攻占南宁。中国政府遂调(diao)集军队20余万进行反(fan)攻，于12月18日实施“桂(gui)南会战”，夺取昆仑关，取得初步胜利。然而日军很快增(zeng)兵至6万，并在1940年1月28日发动“宾阳会战”，阻断国军，并重新占领昆仑关。此后，双方进入相持(chi)阶段(duan)。至1940年10月下旬，日军撤(che)入越南，中国军队遂逐渐收复广西失地。

在这段(duan)时间，广西战事数(shu)度危急。南宁离浙江大学所驻的广西宜山不到300千米，宾阳北距宜山则不到200千米的距离，且浙大所驻之地常发空袭警报。据竺可桢的记录(lu)，1939年11月2日，当地发出三次警报；11月3日又发三次警报，下午3点10分始解除；11月4日有两次警报。之后的一段(duan)时间里，学校每隔一日便有一到两次警报，师(shi)生们(men)自(zi)然人心惶惶。

11月15日，竺可桢获(huo)知日军从北海登陆。20日，他又从报上知道钦州(zhou)也已失守。竺在21日的日记中痛心地表示：日军要(yao)在“北海、钦廉登陆之说传之已达一年余，而我军事方面(mian)人员毫不介意，扬言事事有准备(bei)，而实际则徒(tu)以坚壁清野为抵(di)制之策，遂使(shi)日人得扬长而入，岂不痛哉!……而于此吃紧时，军长夏(xia)威以丁忧坚不视事，师(shi)长冯璜(huang)又调(diao)往重庆受训，加以白健生（即白崇(chong)禧）出席六中全会，黄旭(xu)初（时任广西省政府主(zhu)席）疾疟不能起床，李品(pin)仙（即李宗仁）赴皖就主(zhu)席，结果竟(jing)无一人能指挥，可称荒唐之至!至临时手忙脚乱调(diao)兵遣将，不亦晚乎。”（《竺可桢全集》7，205）

尽管如(ru)此，竺可桢仍坚持(chi)学校要(yao)如(ru)常上课。26日，竺可桢召开(kai)行政会议，决定(ding)如(ru)果敌人进占宾阳，便停课，“书(shu)籍、仪器等不得已时即留存小龙乡(xiang)（即浙大临时校舍所在地），女生由校车送至相当地点，男生步行”。

第二天早上，竺可桢到校后得知学生自(zi)治(zhi)会已经在开(kai)会讨(tao)论迁移。竺在早上的纪念周会议上先作了报告，表示学校当照常上课，“俟敌过宾阳后即出发赴黔。并述南宁与宜山相距等于沪(hu)宁，宜山与宾阳相距等〔于〕沪(hu)杭(hang)。南宁之易(yi)于失落由于我军之疏(shu)忽，因(yin)师(shi)长、军长均不〔在〕场(chang)，而目(mu)前则夏(xia)威在宾阳、蔡廷锴在武(wu)鸣，指挥有人。且已调(diao)大军前往阻塞，决不致于短期内有危及(ji)宜山之事。”

就当时的广西交通而言，要(yao)从南宁到宜山再进入贵州(zhou)，只(zhi)有一条主(zhu)路线(xian)，分别由三条公路组成。其中从南宁到大塘（今来宾市大塘镇）的邕大公路是广西腹地的主(zhu)要(yao)干(gan)线(xian)，在1927年8月全线(xian)通车。从大塘至河(he)池（今河(he)池市金城江区）部分属于广西省政府所规划的五大干(gan)线(xian)之一，即北横干(gan)线(xian)，其规划是从田南道（相当于今百色地区）经西林、凤山等地至河(he)池、宜山、马(ma)平（今柳州(zhou)）再一直(zhi)向(xiang)东到荔浦、钟山、信都、怀集，然后进入广东。不过直(zhi)到1937年，这条干(gan)线(xian)只(zhi)开(kai)通了从大塘到河(he)池部分。

而从河(he)池至贵州(zhou)的路线(xian)则属于黔桂(gui)公路，以贵阳为起点，向(xiang)东经南里、贵定(ding)，甘粑(ba)哨，再向(xiang)南经都匀、独山至黔桂(gui)交界的六寨，接着经芒场(chang)、南丹、车河(he)，终点即为河(he)池。全长390千米（黔境280千米，桂(gui)境110千米），于1934年建成通车。

因(yin)此，日军必须先占领宾阳，再侵入120千米外(wai)的大塘，才能进逼宜山。最重要(yao)的是，黔桂(gui)公路的广西段(duan)上并无具有军事和经济意义的重镇，并非(fei)日军眼中的关键地区。比如(ru)黔桂(gui)交界的六寨（今属河(he)池市南丹县，在南丹之北部），原本是不足十户(hu)人家的小村庄(zhuang)，公路开(kai)通后虽(sui)然日趋繁荣，却也只(zhi)是小镇规模。竺可桢所述形(xing)势从事后来看相当准确，展(zhan)现了他临危不乱，擅长谋定(ding)而动的气(qi)质(zhi)。

然而一部分学生并不以此满足，马(ma)上请(qing)学生自(zi)治(zhi)会主(zhu)席虞承藻召集自(zi)治(zhi)会重开(kai)会议，且不许到会教职员工离开(kai)。虞承藻提出了学生自(zi)治(zhi)会议上通过的五条决案，其中一条为立即停课，另一条为筹备(bei)迁移，并要(yao)竺可桢立即答复。竺强硬地表示，“立即筹备(bei)迁移并无冲突(tu)，因(yin)过宾阳即须出发，不能不立即筹备(bei)，惟上课则须照常进行。关于迁移何地点与时间问题，可由校务会议决定(ding)之”。

当天情况颇为混乱，学生态(tai)度激烈(lie)且情绪化，竺可桢对此相当不满，“今日开(kai)会秩序不好，且有学生沈自(zi)敏等不令(ling)教员出外(wai)，余面(mian)斥之。”（《竺可桢全集》7，210）据事后农学院蔡邦华教授对竺可桢所述，学生之所以如(ru)此激动，是因(yin)为化工系教授程耀椿前一天在学生自(zi)修室扬言宾阳已失（这并非(fei)事实，宾阳要(yao)到40年2月才告失守，且日军很快便撤(che)出），谓汝等何必如(ru)此用(yong)功，遂使(shi)学生大乱。竺可桢失望地表示，“此君真无脑袋之人，余悔将其召回”。

事已至此，第二天（28日），竺可桢召开(kai)临时校务会议，决定(ding)立即筹备(bei)迁校。29日晚，竺可桢再召开(kai)迁校委员会会议，“决定(ding)派(pai)晓峰（张其昀）、振吾(wu)二人至贵州(zhou)独山、都匀、瓮安(an)等等地方，觅得150间房屋可为暂避之所，二人有全权(quan)决定(ding)。派(pai)刚复至长安(an)、三江、合江等地，探运行李之路线(xian)。”也就是说，浙大到此时才正式派(pai)出人员赴贵州(zhou)寻(xun)觅迁移之地，可说仓促。

之后一段(duan)时间，竺可桢开(kai)始安(an)排(pai)迁校具体事宜。要(yao)顺利迁校，必然要(yao)用(yong)到学校自(zi)己的汽车，那就需要(yao)足够的汽油(you)。12月2日，竺可桢召开(kai)学校行政会议，决定(ding)“汽油(you)尽量购买，现价为十元(yuan)至十一元(yuan)一加仑，悔不于从前五六元(yuan)一加仑时多买二三千加仑也。现校中只(zhi)有五百加仑而已”。

宜山到贵阳大约有400余千米的路程，以每加仑汽油(you)开(kai)10余千米计(ji)算(suan)，单程一趟便要(yao)30加仑左右，而浙大仅需搬运的仪器和材料便达2000箱之数(shu)。根据竺可桢在40年1月9日的记录(lu)，重要(yao)的仪器“尚需运甲、乙两种(zhong)405箱，总务、教务214箱。此皆急须运出者，须二十八车子。丙、丁两种(zhong)尚有五百箱云云”。简单计(ji)算(suan)可知，一辆车一趟平均只(zhi)能运送20余箱，显然浙大所存的这点油(you)是远(yuan)远(yuan)不够的，只(zhi)能借助汽车公司或水路运输。

1939年12月5日，竺可桢步行至九龙洞黔桂(gui)铁路局（这大概是因(yin)为当时校车正好坏了），与铁路局工程局局长侯家源（字触(chu)民）面(mian)议。侯家源毕业于唐山工业专(zhuan)门学校，后赴康乃(nai)尔大学读书(shu)，与竺可桢也可算(suan)校友。侯表示，“局中有船四十艘，大者可载十吨(dun)，中者可载五吨(dun)，至柳城下水，16.20元(yuan)，三天可到。回空之船赴柳城者浙大可以利用(yong)”。

12月7日，黔桂(gui)铁路局即送来运输方案。“水运自(zi)宜山经柳城、长安(an)、三江、榕江(古州(zhou))，三合登陆至都匀，据现估计(ji)每吨(dun)需二百五十元(yuan)，如(ru)由车运则须八百元(yuan)，相差三四倍之谱也”。这条水路路线(xian)也就是先沿龙江（柳江之支流）向(xiang)东至柳江，再往北沿融江至都柳江（融江之上游段(duan)），一路逆水向(xiang)而行，到三合（今贵州(zhou)三都水族自(zi)治(zhi)县三合街道）上岸。

12月13日，第一批船载仪器赴柳城转长安(an)、三江，第一批书(shu)籍也装上汽车外(wai)运。12月19日又有三车仪器载往都匀，每车价1500元(yuan)，竺可桢觉(jue)得“可称贵极(ji)”。

当天，先行赴贵州(zhou)考(kao)察浙大落脚之处的李熙谋发来电报，表示遵义有240间屋可以商议。竺可桢所顾虑的是，从都匀到遵义还有200余千米的路程，而学校经费已经告竭。

故而，竺可桢只(zhi)得积极(ji)地向(xiang)教育部申请(qing)迁校费。可是当时教育部和广西省政府对浙大的迁校计(ji)划实际上持(chi)保(bao)留态(tai)度，这是因(yin)为他们(men)觉(jue)得日军长趋直(zhi)入宜山的可能性并不大。

1939年12月16日，浙大训导长姜琦（字伯韩）向(xiang)竺可桢告知教育部不太(tai)赞同浙大的迁校，竺便写一长信与高(gao)教司司长吴俊升，再请(qing)姜琦回信给教育部长陈立夫加以解释。其时迁校工作已经如(ru)火如(ru)荼，势难停止。

1940年1月2日，吴俊升发函给竺可桢，竺得知“部中对于浙大迁移非(fei)得广西省主(zhu)席黄旭(xu)初等之谅解不可，因(yin)此余之桂(gui)林之行乃(nai)不可缓矣”。

第二天，竺可桢等即坐校车赴桂(gui)林。晚上9点，竺可桢与黄旭(xu)初主(zhu)席谈一小时，讲(jiang)述迁校之原因(yin)及(ji)经过。黄始表示对浙大之迁校并无意见，并允发电报将竺的说法转呈给教育部。

到了1月9日，回到宜山的竺可桢又接到先行赴贵阳的姜琦等发来的电报，得知陈立夫已抵(di)黔，并答允迁校之事。浙江大学的西迁计(ji)划如(ru)此才得以名正言顺。当天下午，浙大便在宜山召开(kai)联席会议，决定(ding)竺可桢与胡刚复两人赴贵阳及(ji)遵义亲自(zi)考(kao)察地址。

西迁贵州(zhou)

1月12日早上，竺便乘校车先至独山（今贵州(zhou)独山县），再于第二天抵(di)达贵阳。当天陈立夫正在贵州(zhou)省党部宴请(qing)教育界同人，竺于晚上7点到党部赴宴，席间又与陈部长讨(tao)论迁校事宜，所涉的主(zhu)要(yao)是迁校费用(yong)问题。陈立夫对此次西迁需花费31万元(yuan)表示惊讶，竺可桢则提出，如(ru)果教育部能解决车辆问题，费用(yong)可节省一半。到了2月19日，竺可桢接到吴俊升的来函，得知教育部最终确定(ding)的搬迁经费为14万。

浙大师(shi)生在西迁途中的渡(du)船上

为了解决后续的运输问题，将停留于宜山和都匀各地的师(shi)生接至贵阳，竺可桢亦颇费了心思，他分别联络(luo)了西南运输处、后方勤务部汽车管理处、财政部盐务局运输处等部门，寻(xun)找各种(zhong)可能的途径(jing)。

1月26日，竺可桢在贵阳交通银行宴请(qing)当地交通界要(yao)人，席间贵州(zhou)公路局局长姚思濂(lian)答应开(kai)通青岩与都匀方向(xiang)的专(zhuan)车，中国运输公司的运输主(zhu)任郑熙（字汝纯，为浙大毕业生）则表示可将宜山尚留之仪器运至贵州(zhou)。

1940年1月，中国运输公司刚于重庆成立（后迁至贵阳），主(zhu)要(yao)负责(ze)西南公路的民用(yong)物资运输。据竺可桢所记，“该公司即合川桂(gui)公路局及(ji)复兴公司而成。复兴最初乃(nai)贸易(yi)委员会主(zhu)持(chi)，现则合并于运输公司，为交部与商人合办，有车二千辆，每月需油(you)四十万吨(dun)”（竺可桢的这一记录(lu)似有问题，因(yin)数(shu)目(mu)不可能如(ru)此之大，4000吨(dun)是较为合理的估计(ji)，或出版时有录(lu)入错误）。（《竺可桢全集》7，277）

浙大西迁贵州(zhou)相当仓促，师(shi)生们(men)已经陆续在路上，却还未定(ding)下最终目(mu)的地。师(shi)生们(men)搬迁的方式亦是水、陆并进，人员与物资分头而行，其中汽车运输占了较大的比例。由三合至都匀再至青岩（一年级学生开(kai)课之地）和遵义、湄潭，都需要(yao)公路运输。由于找不到足够的运输载具，多数(shu)师(shi)生都是各自(zi)组团出发，陆续抵(di)达贵州(zhou)。

对教职员工来说，此次搬迁的费用(yong)亦是可观。1940年2月2日，物理系教师(shi)束星北至竺可桢处，表示此次搬迁费用(yong)达千元(yuan)，求学校再设(she)法补助。学校虽(sui)然按人头向(xiang)师(shi)生们(men)支付了搬迁费，但实在是远(yuan)远(yuan)不够。

2月16日，竺可桢又至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处，得知该会从越南所进之油(you)尽为军事委员会西南运输处所取，“经向(xiang)重庆设(she)法，始给浙大以独山之汽油(you)200gal,又酒精200gal云”。接着，竺再至贵州(zhou)公路局与局长姚思濂(lian)会晤，所谈大概还是关于借用(yong)汽车之事。

这里所说的西南运输处是1937年10月成立于广州(zhou)的机构，全称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南进出口物资运输总经理处”，对外(wai)称西南运输公司，负责(ze)人为曾养(yang)甫（后为宋子良）。1938年之后，贵州(zhou)与川、滇、湘、桂(gui)四省连接的干(gan)线(xian)公路，都在西南运输处的控制之下。

竺可桢（前排(pai)左三）与浙大校友，1939年6月22日。

1939年10月南宁告急，西南运输处的主(zhu)要(yao)工作便是将南宁所存之资源进行紧急转移，同时也将柳州(zhou)的军用(yong)品(pin)运往独山。南宁沦(lun)陷之后，运输处又组织力量，从龙州(zhou)将所存的军用(yong)品(pin)经中越边境岳圩，一路向(xiang)北，沿靖西、田州(zhou)（两地均属今百色市）、东兰（今河(he)池东兰县）运至贵州(zhou)。由于所筑公路都是战时赶修，标准不高(gao)，且法国方面(mian)又对出境车辆进行限制，运输难度很大。可以想(xiang)象，当时黔桂(gui)地区的运输力量已经所剩(sheng)无几。

1940年5月30日，竺可桢从遵义至贵阳，与贵州(zhou)省教育厅谈贵阳区各院校的统(tong)一招生问题。第二天下午，他又到贵州(zhou)公路局姚思濂(lian)处，“托(tuo)运三合仪器182箱，都匀仪器4箱，并托(tuo)修理1935号汽车”。直(zhi)到此时，仍有少量仪器未运抵(di)学校。根据竺可桢所作的记录(lu)，在出发去贵阳前一天（29日），他还花20元(yuan)购买了4瓶成义茅台(tai)酒，似乎也没有派(pai)上用(yong)场(chang)。

1941年4月30日，竺可桢又至贵州(zhou)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与负责(ze)人彭湖（即彭石年）会晤，“谈运三合所留仪器一百八十箱事”。也就是说，这180箱仪器在三合滞留了近一年半。

这里所提到的贵州(zhou)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下面(mian)简称贵州(zhou)企业公司），是时任贵州(zhou)省主(zhu)席吴鼎昌（字达铨）所主(zhu)办的官商合股公司，股资总额600万，分别由经济部、资源委员会、贵州(zhou)省政府，以及(ji)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和地方绅商认购，是贵州(zhou)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股份制企业。

1940年7月，贵州(zhou)企业公司成立运输部，第二年7月又改组为中国煤(mei)气(qi)车营(ying)运股份有限公司，承担物资运输工作。竺可桢与彭湖商谈，就是想(xiang)借助运输部将仪器送至浙大驻地。不过在当时，运输部只(zhi)有20辆通用(yong)公司的汽车，而且都改装成了木炭车，运输能力相当有限。

尽管曲折不断，浙大全体师(shi)生还是大体顺利地抵(di)达贵州(zhou)。这一路上除了人身安(an)全，最令(ling)人操心的还是车与油(you)的问题。

1940年1月14日，竺可桢偕胡刚复至西南公路局与副局长莫衡（字葵卿）会晤，据莫衡所言，“南宁之役西南公路〔局〕损失汽油(you)一百余万gallon加仑，车三辆。现每月需油(you)廿万gallon，全恃昆明一路。靖西公路虽(sui)通，每年只(zhi)能用(yong)三四个(ge)月云”。

由于车与油(you)实在难得，以及(ji)遵义到湄潭间的公路尚未开(kai)通，竺可桢在1940年2月甚至向(xiang)同样刚搬迁到遵义的陆军大学借了几匹(pi)马(ma)代步。2月13日早上，竺“偕振吾(wu)、刚复与陆大两马(ma)夫乘陆大之马(ma)五匹(pi)赴老蒲场(chang)（即老卜场(chang)，位于遵义城东）。初取小路，行八九里。因(yin)有坡，且路滑马(ma)行不甚便利，至遵松公路后始能驰骋。”（《竺可桢全集》7，296）

竺可桢安(an)顿完(wan)浙大的迁校事宜后，即赴重庆出差，期间仍在考(kao)虑购油(you)事宜。3月4日早上，竺可桢赶到国民政府经济部所落脚的川盐银行，与经济部政务次长兼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主(zhu)任秦汾（字景(jing)阳）谈购油(you)问题，竺要(yao)求液委会提供500加仑汽油(you)，在六寨或独山交货。当时液委会已经在綦江、桐梓、独山、河(he)池等公路站设(she)立了六处油(you)囤，计(ji)划每月运油(you)1万加仑，竺显然是有备(bei)而往。

回到贵州(zhou)之后，竺可桢又通过在交通部门任职的谢文龙（后曾任西南公路运输局局长）介绍，托(tuo)人购私油(you)500加仑，据对方表示价格在16-18元(yuan)之间。

第二天，竺到贵阳的液体燃料委员会商讨(tao)购油(you)事宜，对方表示现在的官方油(you)价是16.80元(yuan)每加仑，“而一般私油(you)尚未售与该会者，因(yin)目(mu)前无许可证，因(yin)之纷纷出卖。渠允如(ru)浙大购买此等私油(you)，可以设(she)法补给证书(shu)，惟价目(mu)如(ru)在16.80以上，则难以报账云云。”比起重庆时所询价格来，时间相隔不过三个(ge)月，油(you)价又涨了2元(yuan)多，同时尚有黑市以更高(gao)价格售油(you)，可见紧俏程度。

隔了一年，1941年8月2日，竺可桢又至液体燃料委员会处，得知油(you)价已涨至38元(yuan)一加仑，同时贵阳每天只(zhi)有6000加仑的配(pei)额，“此数(shu)不足用(yong)”。

不过实际上，在1938-1941年间，中国的液体燃料进口量并没有降低太(tai)多，仍然维(wei)持(chi)在每年3000万加仑以上。太(tai)平洋战争爆(bao)发以后，中国的进口渠道被日方切断，燃油(you)进口量减少了90%以上，几乎到了可以忽略不计(ji)的地步，此后一段(duan)时间才是大后方燃油(you)资源真正告急的时候。

当时的一个(ge)好消息是，甘肃玉(yu)门油(you)田（当时中国最大的油(you)田）已经出油(you)了。1942年3月17日，竺可桢在重庆参加中国科学社理事会，遇到了西南联大化学系教授曾昭抡（字叔伟(wei)）。曾认为：“全国汽油(you)储量只(zhi)三个(ge)月，兵工方面(mian)亦不能支持(chi)至明年。按战前汽油(you)进口每年三千万gal.，战后增(zeng)至五千万gal.，即每日十五万gal.或500吨(dun)。现玉(yu)门油(you)矿用(yong)土法只(zhi)能出五万gal.一天，故只(zhi)能管西北一部云。”

曾昭抡在这里的表述很不准确。1942年，玉(yu)门油(you)矿共生产了近190万加仑汽油(you)，平均每天生产5000加仑而不是5万。到1944年，玉(yu)门油(you)矿的年产汽油(you)量也不过400万加仑，并不能解决当时的燃料紧缺(que)问题。

1943年11月27日，竺可桢至液体燃料委员会处再次商量购油(you)，发现官方油(you)价已升到每加仑380元(yuan)：“购外(wai)国油(you)20加仑，价@$380。又玉(yu)门汽油(you)100 gal.,@328。校中四万五千元(yuan)款早汇到，但无人负责(ze)购油(you)，遂致价目(mu)大涨。”当时玉(yu)门所产汽油(you)全由燃委会负责(ze)销售，其售价也与进口汽油(you)不一样。

油(you)价的飞升自(zi)然也带动了运输价格。关于抗(kang)战时期的运价变化情况，竺可桢在1943年8月7日的日记中作了简练的总结：“近〈人〉〔日〕公车运费大增(zeng)，计(ji)客车每人每公里自(zi)一元(yuan)八角(jiao)增(zeng)至二元(yuan)五角(jiao)，货价每吨(dun)每公里自(zi)廿七元(yuan)增(zeng)至卅五元(yuan)。按泰和迁宜山运费公路车每吨(dun)只(zhi)六角(jiao)一公里，自(zi)宜山迁遵义已涨至〈八〉〔一〕元(yuan)二三角(jiao)，在抗(kang)战前不过二三角(jiao)而已。客车每公里承平时二分而已，均涨一百倍以上也。”即便与当时的一般物价变化程度相比，100倍以上的运价涨幅也是惊人的。

汽油(you)稀缺(que)对浙大师(shi)生在贵州(zhou)的生活常产生障碍，有时还相当危险。1942年11月6日，有一位浙大女生周桐因(yin)患腹膜炎已出血，情况危急，竺可桢令(ling)浙大司机开(kai)小车往贵阳入中央(yang)医院，“估计(ji)来回需汽油(you)30加仑，黑市价600元(yuan)一加仑，带18,000元(yuan)。近以官价85元(yuan)一加仑，购到53加仑，但以后即不易(yi)得矣”。

以酒精代汽油(you)

中国的汽油(you)如(ru)此依赖于进口，早就引起了国民政府相关人士的担忧。1936年3月，直(zhi)属于军事委员会的资源委员会拟订了《重工业建设(she)五年计(ji)划》，计(ji)划建成三个(ge)厂矿，力求实现5000万加仑的汽油(you)年产量，以达到完(wan)全国内自(zi)主(zhu)的目(mu)标。同年6月，资源委员会又向(xiang)国民政府呈报了更为详尽的《中国工业发展(zhan)三年计(ji)划》，其中的重要(yao)一条便是建设(she)煤(mei)炼油(you)厂，同时开(kai)发延长及(ji)巴县油(you)矿，计(ji)划年产2500万加仑。

在全面(mian)抗(kang)战时期，国民政府除了对燃油(you)实施进口和使(shi)用(yong)管制，也极(ji)力开(kai)发和推(tui)广替代性产品(pin)。主(zhu)要(yao)替代办法有3种(zhong)，一是以酒精代汽油(you)，二是木炭（或其他固(gu)体燃料）代汽油(you)，三则是用(yong)植物油(you)代燃油(you)。这其中，应用(yong)最为广泛的是酒精。

1937年9月，资源委员会召开(kai)会议，讨(tao)论汽油(you)代用(yong)品(pin)的生产，并决定(ding)早日建厂，生产动力酒精。同时，行政院也公布(bu)了《酒精汽油(you)混合燃料办法》，要(yao)求在汽油(you)内混合一定(ding)比例的动力酒精。欧(ou)洲各国在之前数(shu)年都已经制定(ding)类似政策，如(ru)德国在1932年10月规定(ding)汽油(you)中至少含20%-30%的酒精，匈(xiong)牙利则自(zi)1929年起便规定(ding)汽油(you)中必须掺入20%的酒精。

根据中央(yang)工业试验所在1935年所做的试验，这种(zhong)混和燃料在动力性能与燃料经济性上，都与纯汽油(you)相差无几，可以作为长期日常行驶之用(yong)。不过此类措施只(zhi)能减少汽油(you)的消耗量，并不能完(wan)全代替汽油(you)。

在抗(kang)日战争时期，发挥主(zhu)要(yao)替代汽油(you)功能的是纯酒精再加入挥发性有机物质(zhi)（苯、乙醚(mi)、乙酮等）而成的动力酒精，当时也称代汽油(you)或人造汽油(you)。

早在1920年代，菲律宾已经应用(yong)了这种(zhong)酒精燃料，其中一种(zhong)的成分为98%的酒精加上2%的汽油(you)，其燃料消耗量较汽油(you)多耗25%；另一种(zhong)的成分则是95%的酒精加上5%的乙醚(mi)。

1939年1月7日，竺可桢至国立编译(yi)馆（当时驻于巴县中学）午餐，席间他从国立编译(yi)馆馆长陈可忠处得知，魏喦(nie)寿（时任资源委员会酒精工业总工程师(shi)）现在内江办酒精厂，“日可出一千gal，但西南公路处代汽油(you)日需一万gal。所谓代汽油(you)，其成分为70%酒精、30%以太(tai)〔乙醚(mi)〕代汽油(you)（这一记录(lu)似乎有误，乙醚(mi)成分当不至于如(ru)此之高(gao)），于汽车机件损坏较汽油(you)为速。此则急应研究者，余谓需要(yao)乃(nai)发明之母”。

这里的酒精厂指的是由资源委员会和四川省政府合办的四川酒精厂，于1938年9月建成投产，其所生产酒精很快便供不应求。1939年，陕西酒精厂也迁至四川资中（今内江市资中县），并改名为资中酒精厂。内江盛产蔗糖(tang)，而榨糖(tang)后的废液（即糖(tang)蜜）则是制造酒精的原料，且价格低廉，自(zi)然成为抗(kang)战时期所建酒精厂的重要(yao)基地。

根据1939年资源委员会所拟定(ding)的《西南各省三年国防计(ji)划》，规划设(she)立四川第二酒精厂、云南酒精厂、贵州(zhou)酒精厂、甘肃酒精厂、四川第三酒精厂等， 计(ji)划将酒精年产量由1939年的29万加仑提高(gao)到1941年的203万加仑。到1941年底，后方各省同意设(she)立的酒精厂有68家，生产能力达每年792万加仑。如(ru)加上其他已呈请(qing)尚未准许设(she)立及(ji)还未呈请(qing)登记的厂家，工厂总数(shu)已达100余家。至1944年底，后方共有300余家酒精厂，年产能力达2400万加仑以上，当年的实际产量在1000万加仑左右，其中大部分分配(pei)给了刚进入中国战场(chang)的美(mei)军。

在这份计(ji)划中，最早启动的便是1940年6月设(she)立，并于1941年5月建成的遵义酒精厂，它也是遵义第一家大型现代化酒精厂，其负责(ze)人先为邝森扬，后为曾任中研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1931-1936）的汤(tang)元(yuan)吉。

浙江大学西迁贵州(zhou)之后，学校与遵义酒精厂之间常有往来。同年9月1日，农学院蔡邦华教授到竺可桢处商谈，表示遵义酒精厂想(xiang)与浙江大学合作创设(she)农场(chang)以便推(tui)广甘蔗。竺可桢则觉(jue)得，“目(mu)前农业上以推(tui)广食粮为目(mu)的，而酒精则以运输便利、制造容易(yi)为目(mu)的。故以粮食论，以种(zhong)马(ma)铃薯为最佳，包谷、甘薯次之，而甘蔗又次之。但以酒精厂立场(chang)论，则以甘蔗最为相宜，而不愿用(yong)马(ma)铃薯。故余以为种(zhong)甘蔗只(zhi)能作一种(zhong)试验而已，不能尽量推(tui)广也”。

竺可桢的论述指出了当时酒精产业的一个(ge)核心问题。在抗(kang)战时期，生产足够的粮食以满足国民和军队需求是第一位的，运输业当然也非(fei)常重要(yao)，但在优先程度上不可同日而语。抗(kang)战期间，贵州(zhou)省数(shu)次实施禁酒政策，尽管并没有直(zhi)接波及(ji)酒精厂，但原料来源仍然是困(kun)扰动力酒精生产的主(zhu)要(yao)问题。

1944年4月9日，竺可桢从浙大毕业后赴酒精厂工作的赵元(yuan)卜处得知，玉(yu)米价格高(gao)涨，酒精价格却因(yin)受统(tong)制而不能及(ji)时调(diao)整，酒精厂自(zi)然不愿亏本生产酒精。一个(ge)替代方法是从民间买来土酒再加工成无水酒精，但由于政府禁酒，此路也告断绝。竺可桢担忧地表示：“酒精价现每加仑为380元(yuan)，价目(mu)由贵阳公议规定(ding)，不能增(zeng)加。厂中职员之米贴近月亦未能加。可知国内通货膨胀，管制物价未得其法，不但非(fei)生产机关受影响，即生产机关亦大受影响。不景(jing)气(qi)之状态(tai)已毕露，此则最可忧虑者也。”

同年10月，竺可桢又从厂长汤(tang)元(yuan)吉处了解到，“酒精厂所制酒精售价已1250〔元(yuan)〕一gallon，而以土酒制其度数(shu)只(zhi)40°左右。现价每十二斤(jin)制一gallon，每gal.之价亦千余矣”。以此估算(suan)，酒精厂仍然无利可图。

为了平抑日趋上涨的酒精价格，国民政府考(kao)虑了许多措施。其中一条便是将新开(kai)发的玉(yu)门油(you)田所炼之汽油(you)发往重庆，由液体燃料委员会加以分配(pei)。不过由于当时运力的不足，每月实际只(zhi)能运出120吨(dun)汽油(you)（不到5万加仑），并不足以平抑价格。

动力酒精既为替代品(pin)，其缺(que)点也是相当明显的。除了更易(yi)损耗发动机以外(wai)，酒精在动力和效率方面(mian)比之汽油(you)也有很大差距。1945年2月11日，竺可桢计(ji)划乘坐校车赴重庆，“目(mu)前难题在小车费油(you)甚多，湄潭来回需二十五加仑酒精，赴渝需五十加仑之多，而车中带去甚不易(yi)也”。以此计(ji)算(suan)，每加仑动力酒精只(zhi)能行驶5千米左右，其效率还不到汽油(you)的一半。

交谊汤(tang)元(yuan)吉

竺可桢与遵义酒精厂厂长汤(tang)元(yuan)吉早就相识。1938年11月，当时还在广西宜山的竺可桢与汤(tang)元(yuan)吉便有过一次会面(mian)，竺从闲谈中得知江西神(shen)冈山钨铁厂的机器已经搬到了香港。

资源委员会与中德两国政府共同成立的合步楼公司合作建设(she)江西钨铁厂，于1937年2月动工，所有机器设(she)备(bei)均从德国进口，负责(ze)人为杜殿英，汤(tang)元(yuan)吉则担任钨铁厂筹备(bei)委员会的总工程师(shi)。兴建这座工厂同样是资源委员会制定(ding)的三年工业计(ji)划的一部分，其目(mu)的是在中国中南地区创建工业和原材料基地，抵(di)御日本入侵，并为中国的未来工业发展(zhan)奠定(ding)基础。列入三年工业计(ji)划的这些项(xiang)目(mu)均由德国公司提供全套工厂设(she)备(bei)和技术援助，中国则通过提供钨、锑的原材料和产品(pin)进行偿付。在当时，中国的钨、锑产量已经遥(yao)居世界榜首，其中锑的出口量在1937年之前便占世界锑业交易(yi)量的75%，成为中国的重要(yao)出口物质(zhi)。

到1938年6月，钨铁厂的主(zhu)要(yao)建筑已经基本完(wan)成，但从德国引进的设(she)备(bei)却比原计(ji)划晚了不少时间。就在原计(ji)划的开(kai)工时间1938年8月，日军逼进江西，厂方不得不将装好的机械再拆卸转移，整个(ge)建厂方案可谓功亏一篑。

浙大在遵义的河(he)滨工厂及(ji)工学院实验室

来到遵义之后，竺可桢与汤(tang)元(yuan)吉的关系一直(zhi)不错，还曾请(qing)他到浙江大学作纪念周演讲(jiang)。1942年9月22日，贵州(zhou)废除实施了一年多的禁酒令(ling)，27日中午，作为酒精厂领导的汤(tang)元(yuan)吉便宴请(qing)各方。餐后，竺可桢又参观了酒精厂，据介绍该厂每天可出货300 加仑汽油(you)，价格为每加仑140元(yuan)。“每日需包谷五千公斤(jin)，煤(mei)十吨(dun)，将来可谓出产三倍云”。由于原料供应的不足，遵义酒精厂的实际产能并未得到完(wan)全发挥。

同年10月12日下午，汤(tang)元(yuan)吉来到遵义竺可桢处相谈，然后两人一起赴专(zhuan)员公署，参加遵义各界欢迎贵州(zhou)省主(zhu)席吴鼎昌夫妇光临的晚宴，到九十余人。

11月29日，汤(tang)元(yuan)吉夫妇又应邀而至浙大。竺可桢记录(lu)道，“汤(tang)允按月供给50加仑之酒精，不取资，目(mu)前价为175元(yuan)，即每月八千余之价值也。余允明日即作公函。”相隔两月，市面(mian)上的酒精价格又上升了20%有余。到1944年6月，官方核定(ding)的酒精价则到了每加仑772元(yuan)。

对浙江大学来说，酒精除了汽车运输之外(wai)，也是进行化工实验所必须的物资，且所需之量不少。1941年6月25日，竺可桢计(ji)算(suan)道，“化工实验需酒精，每学期二百五十加仑，每加仑二十元(yuan)，即五千元(yuan)”。就此而论，酒精厂的支持(chi)对浙大的教育与学术工作也助益颇大。

遵义酒精厂对浙大的另一项(xiang)帮助则是，厂家定(ding)期有汽车来往于遵义和湄潭之间，浙大师(shi)生有时可搭上便车。在竺可桢的日记中，对此项(xiang)亦常有记录(lu)。

汤(tang)元(yuan)吉虽(sui)为德国毕业的化学博士，却酷爱(ai)文学。早在20年代，他便翻译(yi)了歌德的《史推(tui)拉》（即《丝(si)苔拉》）和《克拉维(wei)歌》（即《克拉维(wei)戈》），卫德耿（即德国剧作家韦(wei)德金德）的《春醒》，以及(ji)他与俞敦培合译(yi)的黑贝尔作品(pin)《悔罪女》（即《玛丽亚·玛格达莱(lai)娜》）。这四本译(yi)作均于商务印书(shu)馆出版。

汤(tang)元(yuan)吉在领导酒精厂之余，也热心交往文化人士。他与当时在浙大任教的费巩似也私交不浅，1945年3月5日费巩在重庆失踪前一晚，曾去汤(tang)元(yuan)吉处拜访，不过汤(tang)并不在家。

汤(tang)元(yuan)吉常邀请(qing)学术文化界名人至酒精厂演讲(jiang)。1944年9月27日，竺可桢应邀至酒精厂办事处晚膳，“到浙大同事二十一二人，驾(jia)吾(wu)、香曾、衡叔、洽周、元(yuan)复、馥初、劲夫、卓如(ru)、征铠、坤珊、幼伟(wei)等均到”。晚宴时，汤(tang)元(yuan)吉即约竺可桢10月6日到酒精厂作演讲(jiang)。

10月6日下午，竺可桢按时到达酒精厂，晚餐后至厂内的俱乐部演讲(jiang)，“到职员五十余人，有叶克勤及(ji)浙大毕业生赵元(yuan)卜、余建彬、沈婉贞(zhen)等十人。余讲(jiang)题为‘怎样做一个(ge)民主(zhu)国家的公民’。述中国民主(zhu)基础之雄〔厚〕,对于宗教、种(zhong)族、贫富不分珍(zhen)域，英美(mei)亦弗及(ji)。俄之民主(zhu)无言论自(zi)由，以国家在民族之上。中国向(xiang)来以民为贵，社稷次之。但中国要(yao)做民主(zhu)国，必须革(ge)除二弊，即(一)士大夫阶级之观念。过去历史，士大夫襄皇帝治(zhi)理天下，立法而不守法。(二)革(ge)除黄老观念，见义勇为，不要(yao)取袖手旁观、明哲保(bao)身态(tai)度。讲(jiang)一小时后讨(tao)论至九点散(san)。”（《竺可桢全集》9，196）

相隔不过几天，汤(tang)元(yuan)吉还邀请(qing)了吴宓到访酒精厂，其过程也颇为有趣(qu)。

1944年秋，吴宓赴成都讲(jiang)学，途中往遵义浙江大学处住了半月。9月20日，吴宓接到费巩当月8日发来之函，“拟介绍资委会酒精厂长汤(tang)元(yuan)吉自(zi)用(yong)汽车，为宓赴渝。” 不过据吴宓后来所记，他是坐花纱布(bu)车行之车赴重庆的，并没有用(yong)上酒精厂的车。

9月23日早上，吴宓从昆明出发，“候至8:30车行，共三军车，均酒精车，一往独山，二往重庆。”在贵阳停留几天之后，吴宓在浙大张君川副教授的陪同下，于30日来到遵义，住在石家堡新五号郭斌龢家。

10月2日上午，竺可桢到郭家拜访吴宓。竺觉(jue)得与吴“已五六年不相见，亦颓然一老翁矣”。（《竺可桢全集》9，193）

10月3日晚上，《思想(xiang)与时代》编辑部出面(mian)邀请(qing)吴宓在乐露春饭店(dian)晚宴，竺可桢也到场(chang)一聚(ju)，“到张君川、谢文通、田德望、费香曾、洽周、絜非(fei)、迪生、幼伟(wei)”等人。10月5日中午，王驾(jia)吾(wu)、费巩又邀请(qing)吴宓家宴，汤(tang)元(yuan)吉也在场(chang)陪同餐叙，并约吴宓至酒精厂演讲(jiang)。

竺可桢在遵义，摄(she)于校长办公室前。

10月8日下午，吴宓由王驾(jia)吾(wu)、杨耀德等人陪同，坐车至酒精厂。汤(tang)元(yuan)吉招待晚宴，并饮茅台(tai)酒。餐后，吴宓便在酒精厂之俱乐部讲(jiang)《红楼梦》，第二天早上才回遵义。在汤(tang)元(yuan)吉的带动下，酒精厂的文化学术活动亦有声有色。

抗(kang)战胜利之后不久，竺可桢赴重庆参加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及(ji)教育部审查委员会会议。1945年9月26日早上，竺可桢与内江酒精厂厂长施有光餐叙，得知资委会下属的18家酒精厂已停掉7家，因(yin)为已经没有相关需求，最终将只(zhi)保(bao)留3家。

10月1日，竺可桢又至重庆五四路五四坊访汤(tang)元(yuan)吉，汤(tang)正好出门不在家。竺可桢从汤(tang)的夫人口中获(huo)知汤(tang)元(yuan)吉已经离开(kai)酒精厂，当月5日即将赴台(tai)湾(wan)，参加接收工业部门的工作。

日本刚投降，国民政府便开(kai)始拟订接收台(tai)湾(wan)的工作。1945年9月，国民政府成立台(tai)湾(wan)区特派(pai)员办公处，由资源委员会工业处处长包可永(yong)担任特派(pai)员。办公处下设(she)糖(tang)业、机电、冶化、轻工业、矿业5组，汤(tang)元(yuan)吉担任冶化组长。

1946年，资委会与台(tai)湾(wan)省政府签订合作大纲，共同经营(ying)七家企业，其中汤(tang)元(yuan)吉出任台(tai)湾(wan)肥料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汤(tang)元(yuan)吉之后长期留在台(tai)湾(wan)工作，直(zhi)到过世，不过在1949年前曾回到杭(hang)州(zhou)几次，与竺可桢也有相聚(ju)。

其他替代性燃料

1940年10月6日，竺可桢“遇邦华太(tai)太(tai)，杨守珍(zhen)、华寿年乘木炭〔车〕赴遵义，每开(kai)需木炭百斤(jin)，约价十二元(yuan)(前月只(zhi)六元(yuan))，而汽油(you)八加仑之价(@28)二百二十四元(yuan)，相差十七八倍也。”

这里所说的木炭车，也叫木柴车或煤(mei)气(qi)车，也就是在车辆上装一个(ge)煤(mei)气(qi)发生炉(lu)，将木炭等固(gu)体燃料烧成煤(mei)气(qi)，注入气(qi)缸进行燃烧。

根据翁文灏的记录(lu)，1938年6月和7月，广西对33辆煤(mei)气(qi)车进行了试验，结论是可以节省大约90%的汽油(you)，经济上也可以节省60%左右。国民政府在战时相当提倡这种(zhong)节约燃油(you)的做法，1941年贵州(zhou)企业公司成立“中国煤(mei)气(qi)车营(ying)运公司”从事运输业务，也是响应这一号召。

1941年7月7日，竺可桢一行从遵义赴湄潭，坐的便是贵州(zhou)企业公司的木炭车。他记叙道，“八点一刻车自(zi)站开(kai)出，木柴车发动时稍(shao)慢，但亦不过〔数(shu)〕分钟而已，此车系General Motors Co.通用(yong)汽车公司两吨(dun)半车，每公里用(yong)炭三斤(jin)，约三角(jiao)钱，较之汽油(you)车仅十之一而已。”

木炭车费用(yong)虽(sui)省，但行驶速度较缓，遵义到湄潭不过五六十千米的里程，竺这一路却坐了近5个(ge)小时。1942年7月20日晚，竺可桢之女竺梅从重庆回到遵义，“知前日动身乘木炭车，第一日宿綦江，第二日松坎，迄今日七点始抵(di)此云。”这段(duan)不到300千米的路程费了三天时间，其动力可想(xiang)而知。纯就性能而言，木炭车显然远(yuan)远(yuan)不如(ru)酒精车。

尽管存在各种(zhong)缺(que)陷，但基于政府的强力支持(chi)，在抗(kang)战时期的公共运输方面(mian)，木炭车仍占有相当突(tu)出的地位。尤其是1942年3月战时运输局通令(ling)，只(zhi)准使(shi)用(yong)木炭燃料，对汽油(you)、酒精或代汽油(you)一律彻底管制。

据统(tong)计(ji)，在湖南省公路局系统(tong)营(ying)造的汽车中， 1936-1939年木炭煤(mei)气(qi)汽车所占比例由 20.3%上升到30%。1938年，西北公路局也成功改装第一辆木炭车。到了1940年，行驶在西北公路上的木炭车有60余辆，平均速率为每小时10公里。至抗(kang)战后期，西南西北地区的木炭车已经占到全部行驶车辆的35%。

木炭车之外(wai)，中国的研究机构与运输部门也一直(zhi)在考(kao)虑以植物油(you)代替柴油(you)的方案。1935年12月，经济委员会公路处、江南汽车公司、中央(yang)大学工学院等机构共同进行了棉籽油(you)柴油(you)混合燃料的试车实验，用(yong)30%棉籽油(you)和70%柴油(you)相混合，基本实现替代柴油(you)的功能。

中央(yang)工业试验所的另一个(ge)研究方向(xiang)是对植物油(you)（包括桐油(you)）进行分解，从而提炼汽油(you)，或制造煤(mei)油(you)。而在抗(kang)战时期，一个(ge)颇引人瞩目(mu)的发明则是直(zhi)接以桐油(you)作为燃料。

1936年，中国汽车制造公司于南京成立，计(ji)划与德国本茨（奔驰）公司合作，在湖南株(zhu)洲设(she)立总厂，并由曾养(yang)甫任董事长兼总经理。1937年秋，株(zhu)洲厂生产装配(pei)出了第一批柴油(you)卡车，之后设(she)备(bei)转移到广西桂(gui)林，并在重庆设(she)立华西分厂。

1940年２月，中国汽车制造公司桂(gui)林厂成功制造出第一辆桐油(you)汽车。同年5月，汽车厂总工程师(shi)张世纲驾(jia)驶桐油(you)燃料车从桂(gui)林厂出发，到重庆参加表演。据言，该车“载货两吨(dun)有半，行程1200公里，完(wan)全使(shi)用(yong)桐油(you)，机器方面(mian)沿途概未发生丝(si)毫障碍，速度每小时最高(gao)达50公里，平均速度为35公里，由贵阳至海棠溪（全程近400千米），仅须15小时，爬山越岭，比较汽车似觉(jue)稍(shao)缓，但能力颇好，各个(ge)山坡均得畅行无阻”。

1941年10月，中国工程师(shi)学会在贵州(zhou)举办联合年会。会议结束后，年会参会全体成员又于28日至遵义浙江大学处共进午餐，并参观了遵义酒精厂与大兴面(mian)粉厂（贵州(zhou)企业公司投资的面(mian)粉厂）。

10月30日，浙大机械系教授王仁东至竺可桢处，谈及(ji)此次机械工程学会论文中，以桐油(you)代汽油(you)的贡献最大，“盖酒精代汽油(you)嫌力不足，温度低，木炭车费用(yong)四倍于桐油(you)，且原料不够。惟桐油(you)随处皆有之，且价只(zhi)汽油(you)十之一而已。惟桐油(you)不能接触(chu)空气(qi)，因(yin)其易(yi)于氧化而凝结，故必须置于air tight气(qi)密之筒(tong)中，且因(yin)其挥发点高(gao)而滞重，故须加热始能用(yong)云”。

由于未见此次学会的论文集，无法确定(ding)王仁东所指的究竟(jing)是哪篇论文，不过很可能便是中国汽车制造公司于1941所写的关于桐油(you)汽车优点的摘要(yao)报告，其中估计(ji)道，中国的桐油(you)年产量大约为3000万加仑，可抵(di)5000万加仑的汽油(you)，超过当时中国的全年汽油(you)消费量。难怪(guai)王仁东对此兴奋不已。

但从实际情况来看，直(zhi)到抗(kang)战结束，中国汽车制造公司也并没有能够批量生产桐油(you)车，其对缓解中国抗(kang)战时期燃料不足的贡献也仅限于理论。

（参考(kao)文献及(ji)注释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