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雷(lei)沃其时年事已高，动作迟缓，六卷本首部(bu)《斯图亚特王朝》直到1760年方才面世，然而许多法国热心读者(zhe)已急不可耐，乃转而搜求英文原版。经济(ji)学家、《百科全书》词条编纂者(zhe)莫雷(lei)莱（André Morellet）——他被称为“最后一位启蒙哲人”——在回(hui)忆(yi)录中透露，1760年身陷巴士底狱时，他如(ru)何说服(fu)老友、法国书报(bao)总审查官(guan)马勒泽(ze)布(bu)（Malesherbes）为他“捎去”两部(bu)著作——塔西佗的《历史》和休谟的英文版《英国史》。法兰西学院院士、哲人沙(sha)特吕侯爵（Marquis de Chastellux）则对友人声称，他自学英语只为“阅读休谟史书”。结识(shi)休谟后，沙(sha)特吕侯爵在一封书信中告诉这位历史学家：他的名字“在文坛，就像耶和华在希(xi)伯来(lai)人中一样值得尊敬”。重农学派领袖(xiu)、后出(chu)任路易十(shi)六财政总监的杜尔哥（Turgot）对休谟的著作也推崇备至，认为“无论从标志性事件还是从非凡人物来(lai)看，（斯图亚特王朝）都是英国现代历史中最有(you)趣的”，其重要性非比寻常——只是普雷(lei)沃译(yi)本差强人意，倒不如(ru)他本人“亲自动手翻(fan)译(yi)”。

普雷(lei)沃病逝后，由贝(bei)洛夫人（Mme Belot）主持(chi)翻(fan)译(yi)的《都铎王朝》和《金雀花王朝》相继出(chu)版，进一步巩固了休谟的声誉。哲人爱尔维(wei)修（Helvétius）于(yu)1763年初致信休谟，对他在历史书写中展示的“公正的哲学精(jing)神”极为钦佩。同年8月，沙(sha)龙男(nan)主霍尔巴赫男(nan)爵（Baron d’Holbach）赞誉休谟为“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因为休谟在史书“序言”中警告说，所有(you)预想人类天(tian)性发生巨大改变的政府计划(hua)都是不切实际(ji)的“虚(xu)构”，正中时代之弊病。1764年，著名作家、第(di)戎高等法院德·布(bu)罗斯庭长（président de Brosses）——“拜物教”（fetishism）一词的发明(ming)者(zhe)——在写给休谟的信中评价：“您十(shi)分真实地(di)描绘了您的国家，不带偏见地(di)呈现出(chu)贵国的社(she)会礼仪、特质和政府的真实情(qing)况”，并(bing)断言其成就甚至“胜过塔西佗”。

“公正”和“不带偏见”是休谟历史著作的重要标志，也是法国哲人对他赞赏有(you)加的主要原因。正如(ru)《百科全书报(bao)》（Journal Encyclopédique）刊载的一篇(pian)评论所言：“光荣革(ge)命”之后，在休谟之前，几乎没有(you)一位英国历史学家“以客观公正的态度写史”——其中绝(jue)大多数如(ru)伯内特（Gilbert Burnet）之流，一边接受(shou)新政府资助，一边肆意吹捧“新君”奥兰治亲王（即位后称威(wei)廉三世）。相反(fan)，休谟秉(bing)笔直书——他一向主张“历史学家的首要品德是真实和不偏不倚，其次（才）是有(you)趣”——称颂查理一世“拥有(you)一位好国王的美德”，认为这位合法君主遭受(shou)克伦威(wei)尔及其党羽的政治迫害：他在缺乏合法权威(wei)的情(qing)况下受(shou)到审判，并(bing)被无端(duan)处(chu)以死刑。休谟宣称，人们发现“这位君王立于(yu)断头台前更显伟大：他在统治期(qi)间经历了胜利(li)的荣光与失败(bai)的不幸，而这些都不及他此刻的坚定、慷慨与正直”。英国国内不少人指责休谟为一名被斩(zhan)首的国王“洒下同情(qing)之泪”，更指责他对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饱含怜悯”，并(bing)据此赠予他绰号“老妇人休谟”。而前耶稣(su)会士、法国著名文人切鲁蒂（Joseph-Antoine Cerutti）则慨然为之辩护(hu)：“休谟先(xian)生的史书可以被冠以人类理性书写的《英国激(ji)情(qing)史》（“History of English Passions”）……这种单纯的善良使(shi)他的公正更加高尚，也使(shi)他的哲学更加感人。”

与历史时序不同，《英国史》采用“倒叙(xu)”手法：始(shi)于(yu)斯图亚特王朝历史（两卷），次及都铎王朝史（两卷），最后是凯撒(sa)入侵英国史（两卷）。本书不仅考(kao)察时人的生活方式(shi)，也详细刻画当时的贸易和学术状况、宗(zong)教及政治纠纷——远(yuan)超以往帝(di)王功业史的范畴。此外，除了忠实再现历史，臧否人物也是本书题(ti)中应有(you)之义，比如(ru)：在控制欲极强的伊丽莎白女王治下，酷爱自由的英国人逐步“丧失了所有(you)自由”；首创共和的“护(hu)国公”克伦威(wei)尔其实只是痴迷权力却(que)“昧于(yu)大势”的伪君子。

休谟坚信，自由是培植心智生活的先(xian)决(jue)条件。正如(ru)他在《论艺术与科学的兴起(qi)与进步》（“Of the Rise and Progress of the Arts and Sciences”）一文中所言，“在任何民族中，如(ru)果这个民族从来(lai)不曾享受(shou)过一种自由政治的恩惠，它就不可能产生艺术和科学。”休谟这一观点不仅与启蒙时代精(jing)神相契合，而且(qie)也顺(shun)应了社(she)会进步的潮(chao)流：相对于(yu)经济(ji)发展而言，艺术与科学进展较为缓慢，它们需要一个长期(qi)稳(wen)定且(qie)宽松的政治环境才能臻于(yu)成熟，步入其黄(huang)金时代（如(ru)十(shi)四至十(shi)六世纪的佛罗伦萨和十(shi)七世纪的荷(he)兰共和国）。

除了自由之思想，休谟也倡导独立之精(jing)神。他秉(bing)持(chi)史家的良知和责任，下笔往往独出(chu)己见而不肯随俗(su)，正如(ru)《百科全书报(bao)》评论文章(zhang)所说，休谟是“第(di)一位敢于(yu)宣称君主制与共和国一样有(you)利(li)于(yu)艺术、哲学和商业进步的英国作家”——事实上，和前辈(bei)孟德斯鸠以及稍后的爱德华·吉本一样，休谟坚信文人在君主制下受(shou)到的“礼遇(yu)”远(yuan)胜过其他政体（如(ru)克伦威(wei)尔的“英格兰共和国”或大革(ge)命后的“法兰西共和国”）。他在探讨英国内战起(qi)因时曾以冷峻(jun)的笔调写道(dao)，“让人民不知道(dao)他们服(fu)从的界限，远(yuan)比让他们知道(dao)君主应该(gai)遵守的界限更安全。”

根据传(chuan)记作家詹姆斯·哈里斯（James Harris）的看法，休谟的历史著作，就像他的随笔一样，是“沟通学术界和大众对话之间鸿(hong)沟的尝试(shi)”——在《论随笔写作》一文中，休谟曾经坦承：作为跨(kua)界的文化(hua)使(shi)者(zhe)，“我认为推动学术领域和日常会话之间的良好交流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因为这两者(zhe)息息相关相互依存”。休谟选择这一体裁，显然受(shou)到法国哲人的影响。早在爱丁堡大学求学时代，他对蒙田和笛(di)卡尔等人的著作便产生了浓厚兴趣。最早吸(xi)引他的是迪博神甫（Abbé Dubos）《对诗歌和绘画的批评性反(fan)思》（Réflexions critiques sur la poésie et sur la peinture），日后休谟曾引用书中名言：“灵魂(hun)的欲求不下于(yu)肉体的欲求，人类最大的欲求之一便是让其心灵始(shi)终处(chu)于(yu)忙(mang)碌状态。”

此外，休谟熟读培尔（Pierre Bayle）的《历史和批判辞典》，尤其赞赏培尔对宗(zong)教的批判态度，曾由衷赞叹“培尔那(na)里蕴藏着多么巨大的宝藏！”照彼得·盖伊在《启蒙运(yun)动》一书中的看法，休谟不无惊喜地(di)“发现培尔能够与自己相伴一生”。受(shou)培尔启发，休谟对蒙田著作产生浓厚兴趣——1737年，当休谟首次隐(yin)居法国乡间写作《人性论》时，蒙田名篇(pian)《为雷(lei)蒙德·赛(sai)朋德辩护(hu)》是他案头常备之书。1742年，休谟发表一篇(pian)有(you)关蒙田的随笔，以此向蒙田致意。毫无疑(yi)问(wen)，蒙田启发了他的怀疑(yi)主义精(jing)神：所谓“休谟之叉(cha)”（Hume’s fork）——将人类知识(shi)分为两类，一类是数学和逻辑命题(ti)知识(shi)，另一类是经验命题(ti)知识(shi)，并(bing)且(qie)承认后者(zhe)具有(you)“不确定性”，很大程度是蒙田“吾何知”（Que sais-je？）的2.0升级版。

相比于(yu)蒙田，休谟对笛(di)卡尔“用力更勤”——为了研读和批判其唯理论（Rationalism）。他的隐(yin)居地(di)选择在拉弗莱舍（La Flèche），据他后来(lai)在《我的自传(chuan)》中交代，原因是此地(di)有(you)一所耶稣(su)会士学院（笛(di)卡尔曾在此学习）——学院馆藏图书四万卷，使(shi)得休谟的哲学和历史著述如(ru)鱼得水。笛(di)卡尔以论辩形式(shi)写就的《沉思录》，对休谟的学术研究方法论影响尤为显著：即以（自然）科学的精(jing)确研究法施于(yu)历史及哲学等人文学科研究。在包括(kuo)休谟在内的十(shi)八世纪哲人看来(lai)，历史著作不仅是一门艺术，也是一门科学——“历史是智慧的伟大情(qing)人”（great mistress of wisdom）——在人文科学诸(zhu)门类中，它可能也是最有(you)价值的一门：“历史是为了未来(lai)而加以诠释的过去”（history is the past interpreted for the future），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写作本身就是一种历史事件”。

休谟为人平和，但他的宗(zong)教观相当激(ji)进，被对手贬称“异端(duan)”（The Infidel）。他认为就其本质而言，宗(zong)教乃是“一种迷信”——源于(yu)原始(shi)人对外界环境（自然）的无知而产生的恐(kong)惧(ju)。作为迷信的宗(zong)教无论在道(dao)德上还是政治上都“极其有(you)害”，特别是以基督教为代表的一神教，它比西方古代的多神教（异教）更具压迫性，更容易造成人民的分裂。同时，由于(yu)宗(zong)教信仰并(bing)非理性的产物，因此，无法基于(yu)事实来(lai)支持(chi)或反(fan)对它——从这一点来(lai)看，用严密(mi)的论证劝(quan)说别人信教或不信教都是极其可笑(xiao)的行为。据此，休谟大力倡导宗(zong)教宽容。他的名言是，“一般来(lai)说，哲学错误(wu)只是荒谬可笑(xiao)，而宗(zong)教错误(wu)则极其危险。”

正是在这一问(wen)题(ti)上，以反(fan)宗(zong)教为己任的法国哲人与休谟共鸣最多。伏尔泰是当时最著名的历史学家，早先(xian)他曾与休谟有(you)过交锋——伏尔泰在史学著作中对休谟“恩主”赫特福德勋爵（Lord Hertford）进行人身攻击，休谟也曾愤然发起(qi)反(fan)击。尽管(guan)如(ru)此，在拜读《英国史》后，伏尔泰却(que)不计前嫌，主动向休谟示好：“人们无法再为《英国史》增誉，因为这部(bu)作品在任何一种语言中都是上佳之作……人们从未如(ru)此清楚地(di)意识(shi)到，只有(you)哲学家才应该(gai)写史书，因为他们不受(shou)任何一个国家与任何一个政治或宗(zong)教派别制约。”在年迈的德芳夫人（Madame du Deffand）沙(sha)龙中，伏尔泰曾将休谟《英国史》与爱尔维(wei)修的《论精(jing)神》（De l'esprit）进行对比，认为“休谟先(xian)生展现出(chu)英国人的智慧和胆识(shi)”，而爱尔维(wei)修“没有(you)表现出(chu)这些品质的二十(shi)分之一。但他在法国却(que)受(shou)到迫害，他的书也被焚毁”——这一切都证明(ming)“英国人是心智成熟的大人，而法国人不过是幼稚的孩童”。

在启蒙哲人中，孟德斯鸠最早发现并(bing)认可休谟的天(tian)才。1748年，孟德斯鸠读到休谟近著《道(dao)德和政治随笔》，对“论国民性”一文印象尤为深刻。次年，在致休谟信中，孟德斯鸠不吝溢美之词：“在这篇(pian)优秀的论文中，您赋予道(dao)德因（moral causes）而非物理因（physical causes）以更大的影响力。在我看来(lai)——如(ru)果我有(you)资格评判的话，您直指事物的要害，这是很不容易的：您的写作方式(shi)展现了大师的手笔。”与之相应，休谟对孟德斯鸠也怀有(you)崇敬之情(qing)。同样在1748年，被法国当局封禁(jin)的《论法的精(jing)神》在日内瓦面世，正在意大利(li)进行外交访问(wen)的休谟第(di)一时间入手此书。他不仅“怀着极大的兴味和关切”读完此书，附带还完成一份意见反(fan)馈表。1749年末，休谟以“某(mou)种不为人知的方式(shi)”，促成《论法的精(jing)神》（两个章(zhang)节）在爱丁堡翻(fan)译(yi)出(chu)版。后来(lai)，他又以书信形式(shi)将批评意见反(fan)馈给孟德斯鸠——后者(zhe)惊喜地(di)发现：休谟的评论“充满了真知灼见”。于(yu)是，孟德斯鸠欣(xin)然接受(shou)休谟的通信邀约，直至这位长者(zhe)于(yu)1755年辞世。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照勒勃朗的看法：“在欧洲(zhou)，您（休谟）是唯一一个可以取代孟德斯鸠男(nan)爵之人。”

当然，除了精(jing)神气质的契合和思想观念的共鸣，休谟与法国启蒙哲人也存在大异其趣之处(chu)。比如(ru)他的宗(zong)教观是“温和的不可知论”，而启蒙哲人多奉持(chi)无神论（日后马勒泽(ze)布(bu)的曾孙托克维(wei)尔在《旧(jiu)制度与大革(ge)命》中论断，正是激(ji)进的反(fan)宗(zong)教思想促使(shi)了大革(ge)命兴起(qi)）。休谟能够跟法国耶稣(su)会士友好往来(lai)，但启蒙哲人与之不共戴天(tian)。此外，更主要的不同在于(yu)，生活在“理性时代”的启蒙哲人普遍相信，“人类的高贵之处(chu)在于(yu)理性”，而休谟则认为，人类不过是另一种动物——一种受(shou)激(ji)情(qing)驱使(shi)和主宰的动物——“人的理性不过是激(ji)情(qing)的奴(nu)隶”：只是在激(ji)情(qing)过后，为了替自己的行为找(zhao)一个借口，人才会运(yun)用到理性。

正是基于(yu)对理性的盲目崇拜，以伏尔泰为代表的启蒙哲人往往乐观地(di)相信人类社(she)会及道(dao)德会不断进步并(bing)臻于(yu)完善，对此休谟并(bing)不认同。根据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惠兰（Frederick G. Whelan）在《休谟及其同时代人的政治思想》一书中的观点，受(shou)杜尔哥影响，怀疑(yi)论者(zhe)休谟并(bing)不相信任何“无限趋近完美”（“perpetual progress towards perfection”）的“进步理念”（“idea of progress”）。在休谟看来(lai)，人类的行为往往受(shou)“信念”驱使(shi)，因此若想推动社(she)会进步，就需要通过某(mou)种方式(shi)影响和改变人们的“信念”——照他的看法，“大多数信念之所以合理，仅仅是因为它们管(guan)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强调以常理和人情(qing)（moeurs）对抗唯理论的休谟不仅是情(qing)感主义者(zhe)，而且(qie)也是实用主义者(zhe)——他号召人们“做(zuo)哲学家，但做(zuo)学问(wen)的同时，还要堂堂正正做(zuo)人”。

作为十(shi)八世纪的情(qing)感主义者(zhe)，休谟对女性的友善和尊重是他在巴黎备受(shou)欢迎的重要原因。“我的读者(zhe)中有(you)很大一部(bu)分是女性”，他在一篇(pian)随笔中宣称，“严肃(su)地(di)说，我支持(chi)这样的观点：女性尤其是有(you)思想的、受(shou)过教育(yu)的女性（我自己也是只对这些读者(zhe)写作）是所有(you)风雅(ya)文学的主要对象——与同等理解程度的男(nan)性相比，女性是更好的评判者(zhe)。”事实的确如(ru)此。在所有(you)法国读者(zhe)中，休谟认为最好的评判者(zhe)是布(bu)夫莱尔伯爵夫人（Comtesse de Boufflers）。1761年，阅读《英国史》后，伯爵夫人致信休谟，“我无法用言语向您传(chuan)达我的感受(shou)。我太感动了，深深地(di)被感动。这种感动在我心中久久回(hui)荡，以至于(yu)某(mou)种意义上变为一种痛苦。我的灵魂(hun)得到了升华，内心充满爱和善意……先(xian)生，您是一位技艺高超的画家。您所描绘的画面优雅(ya)、真实、又充满活力……毫不夸张，我似乎看到了一位圣人的作品。”

布(bu)夫莱尔伯爵夫人是巴黎名媛、沙(sha)龙女主，卢梭(suo)、狄德罗以及博马舍（Beaumarchais）等“百科全书派”皆是她的座上嘉宾。她和休谟迅速建立起(qi)一种“友谊关系”（且(qie)维(wei)系终身）——传(chuan)记作家莫斯纳（Ernest Campbell Mossner）曾意味深长地(di)说，“这种关系要比友谊更加亲密(mi)”——休谟临终之前分别向亚当·斯密(mi)、达朗贝(bei)尔（d’Alembert）等挚友致信，其中便有(you)一封书信致伯爵夫人，坦言“我看到死神正在悄(qiao)悄(qiao)地(di)逼近，但我既不感到焦虑，也没有(you)什么遗憾”，可见这份情(qing)感分量之重。1765年，在外交官(guan)休谟离(li)任返(fan)回(hui)英伦之际(ji)，正是这位夫人将她的“受(shou)保护(hu)人”卢梭(suo)托付给“好人大卫”。休谟不顾狄德罗和达朗贝(bei)尔等友人劝(quan)阻（他们对他讲述“农夫与蛇(she)”的寓言），决(jue)定携带其时受(shou)法国政府通缉的卢梭(suo)“私奔”——由此引发日后闹得沸沸扬扬的“卢梭(suo)-休谟之争(zheng)”。二人大打笔战，大半个欧洲(zhou)的文人哲士各执一端(duan)（连普鲁士的腓(fei)特烈大帝(di)也牵涉其中），由此“文人共和国”（Republic of Letters）面临土崩瓦解，欧洲(zhou)启蒙运(yun)动亦遭受(shou)重创。

1776年，美国革(ge)命爆发。休谟的好友富兰克林作为美国驻(zhu)法公使(shi)出(chu)使(shi)巴黎。据目击者(zhe)声称，这位美洲(zhou)启蒙哲人（被誉为“美国先(xian)生”）在法国朝野大受(shou)欢迎的盛况，唯有(you)当年的休谟“差可比拟”。

同年，休谟在爱丁堡家中安然去世。据威(wei)廉·卡伦（William Cullen）医生所言，休谟在离(li)开人世之际(ji)唯一感到遗憾的是：“他认为自己一直致力于(yu)使(shi)自己的同胞(bao)变得更聪明(ming)，特别是把(ba)他们从基督教的迷信中解放出(chu)来(lai)，只是他尚未能完成这项伟大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