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一百多(duo)年前美国那场轰轰烈烈的改革运(yun)动，一系列改革者的面庞浮现眼前，弗雷(lei)德里克·C.豪(hao)便是(shi)其中之一。豪(hao)是(shi)时任克利夫兰市市长汤姆·L.约翰逊(xun)的幕僚，他(ta)们共同(tong)成就了这座城市，使之被誉为改革年代的明星城市。1925年，豪(hao)出版了一本(ben)著作《一个改革者的自(zi)白(bai)》（Confessions of a Reformer），详细描述(shu)了内战后(hou)几十(shi)年里他(ta)作为改革者所经历的一切。从一座美国小(xiao)镇写起。在那里，压制正统观念——无论(lun)是(shi)宗教、政治还是(shi)经济的——都是(shi)常态。再写到巴尔的摩、克利夫兰和纽(niu)约，他(ta)在这些城市参与进步时代那些波澜壮阔的改革事业(ye)。最(zui)后(hou)是(shi)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后(hou)的红色恐慌期间政府的镇压行动带给他(ta)的幻灭感。在政治抱负和非政治的公民团(tuan)结理(li)想之间挣扎，豪(hao)摸索都市政治的道路带着困(kun)惑和矛盾(dun)，这正是(shi)十(shi)九世纪末(mo)二十(shi)世纪初美国中产阶级公民改革的典型特征。而《一个改革者的自(zi)白(bai)》反映了豪(hao)对老派、清教、中产阶级的美国及其人民未能引领建立(li)一个更加(jia)开放、慷慨和人道的社会的失望。但他(ta)判断，改革将不断重新开启。

在《一个改革者的自(zi)白(bai)》出版三十(shi)年之后(hou)，美国历史学家理(li)查德·霍夫施(shi)塔特发表了《改革年代：从布赖(lai)恩到富兰克林(lin)·D.罗(luo)斯福》（以下简(jian)称《改革年代》）。该书自(zi)出版以来备受(shou)赞誉和批评。称赞者认为霍夫施(shi)塔特关于镀金时代和进步时代至关重要问(wen)题上的看法(fa)过(guo)去是(shi)、现在仍(reng)然是(shi)正确的。批评者则(ze)关注霍夫施(shi)塔特对民粹主义、反犹太主义和阴谋(mou)论(lun)的指(zhi)控，也不同(tong)意他(ta)的地位革命论(lun)。无论(lun)怎样，《改革年代》向人们展示了一段复(fu)杂的美国历史时期，而这些复(fu)杂性“是(shi)我们对过(guo)去的传统印象所未能捕捉到的”，霍夫施(shi)塔特对改革的研究或是(shi)一支序曲，或提供一剂刺激。

关于改革的时代，霍夫施(shi)塔特表现出温和的现时主义。他(ta)在《改革年代》的开端(duan)便指(zhi)出，从内战到1890年代这段美国历史，可以看成一个主要以工业(ye)化、大陆扩张和政治保守主义为主题的时期，以此类推，刚刚过(guo)去的这个时代，即大致(zhi)从1890年代起，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这段历史，则(ze)可视为一个改革的时代。“刚刚过(guo)去的这个时代”的说(shuo)法(fa)表明霍夫施(shi)塔特认为自(zi)己所处的时代与改革年代十(shi)分接近，甚至改革在长时段上可能从未中断。改革的洪潮，尽管在1890年发生过(guo)大规模的回涌，在1920年代也曾短暂(zan)地消退，却为二十(shi)世纪大部分时间里的美国政治奠定了基(ji)调。霍夫斯塔特将过(guo)去六十(shi)五(wu)年里的改革运(yun)动分为三个阶段，其中两个阶段几乎是(shi)前后(hou)接续的：首先是(shi)农民反抗运(yun)动，其最(zui)强烈的表现是(shi)1890年代的平民主义运(yun)动和1896年布赖(lai)恩的总统竞选；接着是(shi)进步主义运(yun)动，覆盖(gai)时间约为1900到1914年；最(zui)后(hou)是(shi)“新政”，其最(zui)具活力的阶段集中在1930年代的几年中。霍夫施(shi)塔特接着明确表明，写作这本(ben)书的目的，并不是(shi)要把1890年以来美国主要改革运(yun)动那些熟悉的故事重新讲一遍，而是(shi)希望从他(ta)自(zi)己时代的角度进行新的分析。霍夫施(shi)塔特也非常清楚，过(guo)于关注当下“是(shi)一件非常危(wei)险的事——危(wei)险就在于因(yin)过(guo)度聚焦于当下，而丧失了对历史真实性的确切认知”。毫无疑问(wen)，《改革年代》充斥着作者对现时政治的担忧。他(ta)在1960年的一次采访中曾说(shuo)：“我之所以成为一名(ming)历史学家，是(shi)因(yin)为我参与了当代问(wen)题的研究。”或许正是(shi)因(yin)为他(ta)坚定地贯彻现时主义，使他(ta)认定1890年代以来的改革没有中断。人们对于对称性和历史延(yan)续性的渴望，会使得改革的要求不断被提出。这一点与豪(hao)的想法(fa)不谋(mou)而合。

豪(hao)与进步时代的许多(duo)改革者一样，在战前认为思想和信息比利益更强大，运(yun)用(yong)智识传统可以结束不公平，促进社会福祉。霍夫施(shi)塔特显然也更重视思想、情感对改革的意义。关于“进步主义”，霍夫施(shi)塔特指(zhi)的是(shi)1900年以后(hou)那种随(sui)处可见的、倾向于针砭时弊和厉行变(bian)革的更为广泛的心理(li)冲动；到了这一时期，农民抗议这条小(xiao)溪流已变(bian)成波澜壮阔的大河，而强烈要求社会、经济改革的中产阶级人民，则(ze)凭着他(ta)们日益高涨的热情增加(jia)了这条大河的水量(liang)，并且改变(bian)了它的流向。作为一种改革思想，进步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shi)一个共识的学说(shuo)；相反，这是(shi)对美国已经成为一个由大企业(ye)和大城市主导的工业(ye)国家这一认识的一系列多(duo)样化回应。进步主义包括要求诚(cheng)实、高效和更广泛的市政权力的运(yun)动，削(xue)弱垄断公司对州(zhou)立(li)法(fa)机构的控制。加(jia)强公用(yong)事业(ye)的公共控制或公有制，推动政治进程民主化，削(xue)弱政党组(zu)织，要求妇女选举权，扩大政府监管企业(ye)的权力，以及通过(guo)社会福利立(li)法(fa)等。这场运(yun)动的主旋律是(shi)重建一种经济个人主义和政治民主，人们普(pu)遍相信这些东西(xi)在美国曾一度存在，只是(shi)已经为大公司和腐败的政治机器所毁灭；在重建这些理(li)念的同(tong)时，也要寻回某种道德感和公民纯洁性，这些东西(xi)被认为也已丢失了。改革的冲动来自(zi)人们的怀旧情绪(xu)，改革的目标(biao)是(shi)找回业(ye)已存在美国过(guo)去社会中的那些美德和纯真，可见智识传统要大于利益追求。

理(li)查德·霍夫施(shi)塔特

霍夫施(shi)塔特进而揭示，是(shi)关于社会地位的认知而不是(shi)利益使先前那些广义上可以称为“独立(li)派”类型的人群变(bian)成进步派。他(ta)认为，主要并不是(shi)因(yin)为经济剥削(xue)，而是(shi)因(yin)为他(ta)们是(shi)地位变(bian)动的受(shou)害者，这一变(bian)动就发生在十(shi)九世纪的最(zui)后(hou)十(shi)年和二十(shi)世纪初。简(jian)言之，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领导了进步主义运(yun)动的这批人，他(ta)们承受(shou)的时代苦难并非源自(zi)财富的缩减(jian)，而是(shi)由于社会威望和权力的分配模式发生了变(bian)化。回到1870年前后(hou)，那时财富、地位和权力在美国的分布还相当分散(san)，中等收入的人也足以享有相当高的威望和影响力，在很多(duo)小(xiao)地方这一现象尤为普(pu)遍。在那个地方性名(ming)望还颇具分量(liang)的年代，小(xiao)店主、制造业(ye)主、杰出的律师、编(bian)辑和牧师，都算是(shi)地方上名(ming)声响亮的人物。霍夫施(shi)塔特最(zui)后(hou)得出结论(lun)说(shuo)，每当现代社会发生重大变(bian)革之时，大部分知识分子、专门职业(ye)者和民意塑造阶层，总能看清事态走向，于是(shi)全情投入他(ta)们认为代表着进步和改革的那一方。罕有哪一次历史运(yun)动，这些阶层在其中起到的作用(yong)比在进步主义运(yun)动中还要大。无疑，这些知识分子和专门职业(ye)者之所以支持进步主义事业(ye)，一部分原因(yin)和中产阶级里的其他(ta)成员是(shi)一样的，然而他(ta)们所在职业(ye)本(ben)身(shen)发生的显著变(bian)化，社会的日益复(fu)杂化，以及地位革命给他(ta)们的社会地位带来的改变(bian)，也在影响着他(ta)们对事物的看法(fa)。

然而，改革的事实往往证明：利益比思想或信息更强大。克利夫兰、芝加(jia)哥、纽(niu)约等城市的进步主义改革实践(jian)表明，虽然许多(duo)商业(ye)和专业(ye)人士准备投入时间、精(jing)力和金钱(qian)来改善他(ta)们的城市，但如果他(ta)们的基(ji)本(ben)利益受(shou)到威胁，他(ta)们会退缩并变(bian)得敌对。霍夫施(shi)塔特在评论(lun)反托拉斯运(yun)动时也指(zhi)出，毫无疑问(wen)，相比其宣传造势的强度，反托拉斯运(yun)动取得的直接实质(zhi)性成就是(shi)不大的；可是(shi)历史上这样的情形比比皆(jie)是(shi)——历经了艰苦、激烈的斗争，却只收获了微末(mo)的成果。

应该说(shuo)十(shi)九世纪末(mo)二十(shi)世纪初的改革本(ben)身(shen)就充满矛盾(dun)，原先属于平民主义的改革主张后(hou)来成为进步派的改革主张，甚至被两党拿(na)过(guo)去、写进党的纲领。或许是(shi)改革时代本(ben)身(shen)呈(cheng)现出的这种特点使得霍夫施(shi)塔特被诟病为“模棱两可之王(wang)”，从他(ta)在《改革年代》的文字里可见到他(ta)的矛盾(dun)心理(li)。批评者不满于他(ta)对直接民主改革的摒弃，但与其说(shuo)是(shi)摒弃，毋宁说(shuo)是(shi)模棱两可、未予(yu)置评。譬如对于直接初选制、创制权、复(fu)决权、否(fou)决权等早期改革成就，霍夫施(shi)塔特认为这些目标(biao)的实现是(shi)“重建他(ta)们想象的存在于以往纯真年代的那种大众政府”。“想象的”“纯真年代”这类词汇似乎暗示霍夫施(shi)塔特并不看好这些政治改革目标(biao)。在评价西(xi)奥多(duo)·罗(luo)斯福时，霍夫施(shi)塔特认为，罗(luo)斯福代表了这样一种类型的进步主义领导者，他(ta)们真实的内心冲突是(shi)高度保守主义的，如果不是(shi)因(yin)为有必要在建立(li)社会秩序的过(guo)程中抵制那些具有威胁性的激进路线，他(ta)们可能根本(ben)不会成为进步派。这里指(zhi)明进步派本(ben)身(shen)的矛盾(dun)性。但霍夫施(shi)塔特又清楚地意识到，老罗(luo)斯福时代的典型进步派思想家或改革者，一直同(tong)社会主义者们进行着一种宽容的、互有裨益的对话，而且由于他(ta)们的半无产阶级性质(zhi)，他(ta)们比较(jiao)同(tong)情劳工。他(ta)们经受(shou)了“社会情绪(xu)的检验(yan)方式之一……无论(lun)社会中生活安逸的人们在心理(li)上是(shi)更认同(tong)那些成功人士的权威和成就，还是(shi)更加(jia)牵挂(gua)那些不幸者的需求和苦难。相当大的程度上，正是(shi)进步派的宣传鼓动，使得人们的同(tong)情心在社会层面上是(shi)向下的，而非向上的”。这与民主改革的目标(biao)也是(shi)一致(zhi)的，对霍夫施(shi)塔特反民主的指(zhi)责似乎站不住脚。

矛盾(dun)性也体现在改革者身(shen)上。霍夫施(shi)塔特分析了所有的专门职业(ye)和行业(ye)中的律师行业(ye)，他(ta)认为很多(duo)律师身(shen)上都有一种矛盾(dun)属性，一方面他(ta)们为商业(ye)团(tuan)体服务并从中获益，另一方面，在人身(shen)关系上，他(ta)们又与之保持疏离(li)；这种矛盾(dun)性对于进步主义思想的塑造，以及进步主义领导群体的构成，都产生了深(shen)远影响。很多(duo)律师参与进步主义政治，是(shi)因(yin)为作为一名(ming)合格的法(fa)律顾问(wen)，他(ta)们必须处处为委(wei)托人着想，但也有不少律师是(shi)由于从自(zi)己所在行业(ye)的变(bian)迁(qian)中，感受(shou)到了那种广泛存在的改革诉求的冲击力。所以，进步主义是(shi)一场温和而谨慎的运(yun)动，其目标(biao)不是(shi)社会结构的剧(ju)烈变(bian)革，而毋宁是(shi)形成一个负责任的精(jing)英群体，这批精(jing)英将把民间的冲动导向变(bian)革，并且是(shi)导向一系列适度的，用(yong)他(ta)们的话说(shuo)，“建设性的”渠道。如同(tong)布兰代斯恰如其分的表述(shu)，这个领导集体“将在富人和平民之间保持一种独立(li)地位，随(sui)时准备着对任何(he)一方的过(guo)度行为加(jia)以制衡(heng)。”

实际上，对于平民主义和进步主义的改革议题、中产阶级的分化，及至新政时期进步派和保守派的改革主张呈(cheng)现的矛盾(dun)性、复(fu)杂性，霍夫施(shi)塔特在《改革年代》的前言中阐(chan)明了原因(yin)。他(ta)认为，移民的需求和本(ben)地人的情绪(xu)，两相冲撞之下，产生了两种有着根本(ben)差异的政治伦(lun)理(li)体系。霍夫施(shi)塔特分析了它们的性质(zhi)及相互影响。第一种建立(li)在扬基(ji)-新教的本(ben)土政治传统，以及中产阶级生活的基(ji)础之上，主张并要求公民持续地、无私地参与公共事务；这套伦(lun)理(li)认为，跟(gen)从前相比，政治生活在满足个人需求之余，更应该超越个人需求，在更高的程度上符合普(pu)遍原则(ze)与抽象规律；这套伦(lun)理(li)也表达了一种普(pu)遍的感受(shou)，即认为政府天(tian)然地应当努力敦(dun)促个人生活的道德化，而经济生活也应当致(zhi)力于个人品格的磨砺与发展。另一套体系则(ze)以移民的欧洲(zhou)背景为基(ji)础，移民们对于独立(li)的政治行动不甚熟悉，对于等级和权威却相对熟悉，由于背井(jing)离(li)乡的身(shen)份，他(ta)们也常常面临各种紧急(ji)需求；这套伦(lun)理(li)认为个人的政治生活理(li)所当然地是(shi)产生于家庭的需求，基(ji)本(ben)上将政治和公共关系解释为一组(zu)私人义务，认为比起忠(zhong)实于抽象的法(fa)律或道德规则(ze)，稳固的私人效忠(zhong)关系更为重要。移民、大佬和城市机器的政治生活，便主要建立(li)在这套价值关系之上。对立(li)的双方中，一方是(shi)道德高尚的新教社会改革领导者，另一方则(ze)包括大佬、职业(ye)政客和移民大众。因(yin)之，对霍夫施(shi)塔特而言，改革只能是(shi)社会各阶层和谐一致(zhi)的产物，即便其中充满矛盾(dun)甚至相悖的改革议题。

霍夫施(shi)塔特有强硬的道德政治立(li)场，但他(ta)对进步派的一些传统价值观念却有着隐秘的偏爱。他(ta)说(shuo)改革派的整套传统反映的是(shi)这样一种心态，该心态的基(ji)础在于一个本(ben)质(zhi)上是(shi)健康的社会；该心态所主要关注的内容，并不在于如何(he)能让一个经济体成功应对经济崩溃带来的诸多(duo)问(wen)题，而是(shi)在一个合理(li)的运(yun)行秩序中，促进该经济体的民主化。设法(fa)令一个经济体恢复(fu)繁荣，归根结底是(shi)一个组(zu)织问(wen)题。在“新的机会主义”中，霍夫施(shi)塔特揭示改革派的优势：在于他(ta)们可以唤醒(xing)道德情绪(xu)，谴责不公，将整个社会的义愤汇集起来，去抗拒那些不能容忍的恶行。而保守派更倾向于将其合法(fa)性建立(li)在制度的连续性、铁的事实、可能性的限度等基(ji)础上。从进步主义到新政，中产阶级的改革冲动依(yi)然留存。技(ji)术官僚新政派与道德进步派之间形成鲜(xian)明对比，霍夫施(shi)塔特在此写道：自(zi)由派捍卫大公司和产业(ye)集中这一奇特景象说(shuo)明，曾如此长久地居(ju)于进步主义思维核心的反垄断情绪(xu)，如今已不再是(shi)进步主义的核心主题。布兰代斯和威尔逊(xun)代表的那一代人，将经济生活理(li)解为一个展现各自(zi)品格的领域；现代自(zi)由派似乎完全认为这是(shi)一个可以期待某些结果的领域。最(zui)值得注意的似乎是(shi)这种道德立(li)场的转变(bian)。虽然霍夫施(shi)塔特认为瑟曼·阿诺德是(shi)二战前最(zui)具创造力的政治知识分子，但他(ta)认为从阿诺德使用(yong)的术语来看，阿诺德的价值体系与美国进步主义的经典价值之间已经有了相当的距离(li)。霍夫施(shi)塔特认为，进步主义的关键词是(shi)爱国主义、公民、民主、法(fa)律、品格、良知、灵魂、道德、服务、责任、耻辱、羞耻、罪恶和自(zi)私……搜索阿诺德书中的关键词，则(ze)是(shi)需求、组(zu)织、人道主义、结果、技(ji)术、制度、现实主义、规训、士气、技(ji)能、专家、习(xi)惯(guan)、实用(yong)和领导力等。前者令人联想到进步主义运(yun)动的道德与知识根源，这些根源可以追溯到盎格鲁-撒克逊(xun)新教传统。后(hou)者揭示的价值乃是(shi)从经济危(wei)机和官僚制的必要需求当中创生出来的。

霍夫施(shi)塔特在他(ta)所著的《进步主义历史学家》一书中有一句话：“现时意识虽然造成了主要错误(wu)，但通过(guo)智识发现，其往往也是(shi)获得新见解的主要途径——错误(wu)和曲解并非出自(zi)一意孤行，而毋宁是(shi)拉帮结派的结果。解释性历史学家最(zui)好的状态是(shi)，带着对未来热情的关切回到过(guo)去。”（Richard Hofstadter, The Progressive Historians: Turner, Beard, Parringt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8, p.465）霍夫施(shi)塔特以其对道德政治的关切描绘了承受(shou)着地位焦虑的那一代人的群像，就历史故事而言，十(shi)九世纪九十(shi)年代和二十(shi)世纪三十(shi)年代及六十(shi)年代显然有不同(tong)的剧(ju)本(ben)，也不会如霍夫施(shi)塔特说(shuo)出“刚刚过(guo)去的这个时代”那般轻松。但进步时代、新政、二十(shi)世纪六十(shi)年代都始于一股(gu)乐观主义情绪(xu)，一种共同(tong)的信念——过(guo)时的思想和政策将被新思维取代的时刻已经来临；特权和不公正的堡垒将让位于对创新和更大平等的要求。无论(lun)如何(he)，在若干年里，改革的要求都会在立(li)法(fa)和制度上得到体现。如果历史学家无法(fa)停止将过(guo)去和现在混(hun)为一谈，那就一定会相信改革将持续进行，或者相信人们会主动出击，将改革进行下去。即使我们望着那个渐行渐远的改革年代，黯然神伤、唏嘘慨叹。化用(yong)霍夫施(shi)塔特的话来说(shuo)，对于相信世界历史上某个阶段曾是(shi)黄金时代的人们，我们怀有一份真实的同(tong)情，尽管他(ta)们的生活境遇(yu)要比我们好得多(duo)。然而，真正地回去那个世界里生活，真切地去体会那个世界的人们所珍(zhen)惜的那份希望，去欣赏他(ta)们那份想象出来的纯真，今天(tian)的我们已经办不到了。

（注：文中未标(biao)明出处的引文皆(jie)出自(zi)中文译本(ben)理(li)查德·霍夫施(shi)塔特：《改革年代》，王(wang)禹译，商务印书馆2023年版；英文版Richard Hofstadter, The Age of Reform: from Bryan to F. D. R.,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