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竺可桢从哈佛学(xue)成归国。1920年受聘南(nan)京高等师范学(xue)校，并开设(she)了地质学(xue)、地文学(xue)（自然地理学(xue)）和气象学(xue)等课程。为(wei)了高质量地完成教学(xue)任务，竺可桢撰写了气象学(xue)讲义。

当知识要在课堂上讲授出来时，概念的明晰(xi)化就势在必(bi)行。所以，《气象学(xue)》讲义中的第六章《风》这一部分的第三节《风之种类》，竺可桢便将(jiang)我们现在界定为(wei)的信风，即在低(di)空从副(fu)热带高压带吹向赤道低(di)气压带的风明确称(cheng)之为(wei)信风了。其将(jiang)因海陆热力分布不均(jun)所产(chan)生的风，则称(cheng)之为(wei)季风。“冬季之风应自大陆而趋海洋，夏季之风则应自海洋而趋大陆，此等风名为(wei)季风（monsoon），因其风向视季候为(wei)转易(yi)也。”此论清楚明了，季风之名从此使用至今(jin)。

名称(cheng)虽定，但当时对于季风还缺乏足够的研究。

1922年，竺可桢在《南(nan)京之气候》的演讲中再次提及中国的季风气候，并对之有了更进(jin)一步的认识。他在解释南(nan)京与杭州、天津降雨量多寡和雨期早晚差异问题时，将(jiang)之归结为(wei)“季风之影(ying)响(xiang)”。季风由南(nan)向北的推进(jin)过(guo)程在这篇(pian)文章中被揭示出来，同时文章认为(wei)先受东南(nan)季风影(ying)响(xiang)的地区雨期更早，反之则晚。

但囿(you)于当时气象站台的缺失，气象数据的匮乏，想要进(jin)一步呈现中国气流的具体运行情况还需(xu)时日。

到了1933年得益于各地气象台的建立，中国气流运行的具体情形可以被准确表达出来，我们对于季风的认识也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当年竺可桢在第五届太平洋科学(xue)会议上宣(xuan)读(du)了《中国气流之运行》一文，这是我国最早关于东亚大气环流的研究工作。他通过(guo)利用民国十七年（1928年）至二十一年（1932年）中国内地五十处，东三省三处和新疆二处观测点(dian)观察所得的地面风向数据，绘(hui)制了1月、4月、7月、9月中国各地最多风向的分布图，进(jin)而分析(xi)一年内四个典型月份的东亚气流运行情况。而且该文从机制上认识到影(ying)响(xiang)我国各季节气流运行和季风的因子(zi)。陆地上的西伯利亚高压和印度低(di)压，位(wei)于海上的北太平洋高压和亚罗森低(di)压（阿(a)留申低(di)压）在冬夏两(liang)季共同促成了气流的运动(dong)以及季风的出现。这一发现对于季风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仅仅一年后，1934年9月在《地理学(xue)报(bao)》创刊号上的第一篇(pian)论文即是竺可桢的《东南(nan)季风与中国之雨量》。此文被气象学(xue)家陶诗言院士认为(wei)是“我国有关季风研究的经典著作，为(wei)以后的我国季风研究和长期天气预(yu)报(bao)研究提供了基础(chu)”。

《地理学(xue)报(bao)》创刊号目录

该论文之所以如此成功，除了竺可桢卓越的科学(xue)研究能力，其实还有赖于他深厚的古代文学(xue)功底(di)。

竺可桢在找寻中国古代对季风认知的文献(xian)记录时，发掘了苏(su)轼《舶䑲风》一诗。其中有“三时已断(duan)黄梅雨，万里初来舶䑲风”一句，该句引中有解释道“吴中梅雨既过(guo)，飒(li)然清风弥月，岁岁如此，湖人谓之舶䑲风”。这里的舶䑲风就是夏至后的东南(nan)季风。顺着此线索，竺可桢还发现了古人多有“舶䑲风，主水退，兼旱”的记载。正所谓“舶䑲风云起(qi)，旱魃深欢喜”。为(wei)了解释这种说(shuo)法，竺可桢发现随着时间变化，东南(nan)季风的渐次北进(jin)现象。当东南(nan)季风强(qiang)势扫过(guo)长江流域(yu)，前(qian)锋抵达黄河流域(yu)时，雨带也就随之来到华北，长江流域(yu)开始晴(qing)朗起(qi)来。这就是为(wei)什么东南(nan)季风，即舶䑲风到来后，长江流域(yu)天气变得干(gan)燥的原因。

此机制得到揭示后，再从长时段舶䑲风强(qiang)弱变化角(jiao)度观察，竺可桢发现历年长江流域(yu)的雨量多寡与舶䑲风的强(qiang)弱有着密(mi)切关系。“东南(nan)季风强(qiang)，则长驱直达华北，……华北雨量丰沛，长江流域(yu)干(gan)旱。东南(nan)季风弱，则一至长江流域(yu)，其势已成强(qiang)弩之末，……长江流域(yu)受雨泽之赐，而华北乃干(gan)旱矣”。这个观点(dian)虽然在现在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但在90年前(qian)乃是一个揭示中国季风气候特(te)征的创见(jian)。

从1916年竺可桢首(shou)篇(pian)论文谈及季风到1934年对中国季风气候有了系统(tong)性的研究，竺可桢的季风研究走过(guo)了近二十载岁月。这期间，为(wei)了能够更深入、更方便地探究以季风为(wei)代表的中国气候，竺可桢还做(zuo)了大量基础(chu)性的工作。

气象台与气象所

没有自己的气象台，中国气候研究便无(wu)从谈起(qi)。

早在1916年初的那篇(pian)《中国之雨量及风暴说(shuo)》中，竺可桢就谈及了建设(she)气象台的必(bi)要性和重要性。因为(wei)气象分析(xi)与研究必(bi)须建立在气象观测数据的基础(chu)上，否则如空中楼(lou)阁，没有根基。当年的论文中，竺可桢所利用的不同季节季风的风向数据，还是来自外(wai)国人在中国海关下(xia)设(she)的观测所。中国当时仅有寥(liao)寥(liao)数个属于自己的气象台站，并不能满足研究所需(xu)。所以，在文章的结尾，竺可桢便大声疾(ji)呼“政府能遍设(she)气象台于全国，加以数十年之看护观测，然后全国之雨量风暴，始能明了如指掌(zhang)”。

但当时身处美国还是博士生的竺可桢还没有机会亲自践行气象台的建设(she)。

1921年8月，回归数年后竺可桢又在《东方杂志》上发表《论我国应多设(she)气象站》一文，认为(wei)当时气象台的数量太小(xiao)，与我国广阔领土不相匹配，应大力建设(she)气象台。“美国面积亚于我国，而有气象台二百余，……日本面积仅当我国十七分之一，而气象台之数乃多至五十六。反观我国，则除中央气象台外(wai)，惟南(nan)通张季直先生所设(she)之军山气象台而已。苟以欧美日本为(wei)先例(li)，则我国至少须有气象台百所。”

临渊羡(xian)鱼不如退而结网。1921年竺可桢以东南(nan)大学(xue)地学(xue)系主任的身份，建立了附属于大学(xue)的南(nan)京气象测候站，并亲自指导学(xue)生参与观测。从当年秋季起(qi)，开始每日不间断(duan)观测气压、温度、雨量和风力、风向等，并每月定期出版《南(nan)京气象报(bao)告》。1922年，竺可桢又参与国家收回青岛观象台主权的事宜之中，为(wei)成功接收青岛气象台做(zuo)出了重要贡献(xian)。青岛气象台成为(wei)当时归属我国为(wei)数不多的设(she)备完备的气象台站。1928年，在竺可桢的倡议和交涉下(xia)，选取了南(nan)京城(cheng)钦天山北极阁建立综合性的气象台，并于当年10月1日起(qi)正式观测。至1934年竺可桢写下(xia)研究中国季风的重要论文时，在他的领导下(xia)已经创办了上海测候所（1933年1月）、峨眉山测候所（1932年8月）、泰山测候所（1932年8月）和肃州（酒(jiu)泉）测候所（1934年7月），同时接管了北平测候所（1929年6月）。

南(nan)京城(cheng)钦天山北极阁

当本国研究气象的学(xue)者能够顺利方便地使用上本国气象台数据，中国的季风研究才(cai)能有长足的进(jin)步。

在竺可桢1933年宣(xuan)读(du)的《中国气流之运行》一文中，他便利用了南(nan)京1929-1931年和青岛1924-1929年测得的逐月风速(su)来展示一年中季风风力的变化特(te)征。在研究季风的重要一文《东南(nan)季风与中国之雨量》中，竺可桢同样利用了1929至1933年间南(nan)京测得的夏季不同风向下(xia)降水可能性和温度、湿(shi)度的记录，从而佐证“舶䑲风主旱”说(shuo)。北平和上海的风力和雨量数据则帮助竺可桢证明了不同的季风强(qiang)度下(xia)长江流域(yu)和北方降水的特(te)征。

此外(wai)，培养一批专业的气象人才(cai)，同样有助于中国气候研究的开展。

1927年年底(di)，当时国民政府着手筹备建立一所国家级的研究机构，即中央研究院。在中央研究院的组织条例(li)中，将(jiang)观象台作为(wei)其中一个子(zi)机构予以筹建，竺可桢被聘为(wei)观象台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1928年2月，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为(wei)办事便利起(qi)见(jian)，把(ba)观象台筹备处分为(wei)天文研究所和气象研究所，竺可桢又被任命(ming)为(wei)气象研究所主任。11月，气象所成为(wei)中央研究院拟设(she)的十四个研究所之一。竺可桢作为(wei)全权负责人，从研究所的选址、进(jin)人、采买设(she)备到刊物出版，均(jun)事必(bi)躬亲。气象研究所作为(wei)当时中国气象科学(xue)的最高学(xue)术机构，在竺可桢的领导下(xia)，开展了一系列气象科学(xue)研究，在取得丰硕(shuo)研究成果的同时，也培养了一批气象研究人员。

1928年开始气象研究所将(jiang)其直属的气象台观测记录和各地测候记录以《气象季刊》（1929年后《气象月刊》）和《气象年报(bao)》的形式编辑出版。而且，气象研究所在南(nan)京还开设(she)了四期气象学(xue)习班，培养了大量气象学(xue)家和气象管理人员，其中就有吕炯、涂长望(wang)、卢鋈、叶(ye)笃正、陶诗言和顾震潮等。当中国气象研究有了一支队伍后，研究才(cai)能获得更大的进(jin)展。

比如，1934年涂长望(wang)发表的《中国雨量与世(shi)界气候》一文，搜集了中国各地夏季降雨量数据，并将(jiang)之与世(shi)界各地气候进(jin)行比较，发现其中的相关关系。其中，得出了华北沿海区域(yu)的夏季降雨量与长江三角(jiao)洲夏季降雨量之间存在反相关关系的结论。此结论为(wei)竺可桢论证东南(nan)季风强(qiang)弱与中国南(nan)北方旱涝关系提供了重要的佐证与支持。

季风的中国影(ying)响(xiang)

现实的极端旱涝是气象研究者研究气象问题最直接的出发点(dian)，解释极端旱涝发生的原因就成为(wei)气象工作者的重要使命(ming)和任务。

1926年入春以来长江、黄河下(xia)游，东北沿海一带降雨稀少，上海1至5月降雨量只有往年平均(jun)的百分之六十一。面对旱情，当时各省纷纷倡导祈雨和禁屠之法，以求甘霖。竺可桢自然反对这种愚民且迷信的做(zuo)法。

只有科学(xue)的宣(xuan)传(chuan)才(cai)是回击封建迷信的良方。

所以，在当年7月竺可桢在《东方杂志》上发表《论祈雨禁屠与旱灾》，向大众科普我国旱涝灾害异常频(pin)繁(fan)的原因。其中，他谈到东亚各国处于季风带内，是造成每年雨量多寡悬(xuan)殊的重要原因。在季风的影(ying)响(xiang)下(xia)，因为(wei)季风强(qiang)弱变化的不定，中国雨量之变率极大，而且，越往内地变率愈大。可以说(shuo)，季风对中国旱涝影(ying)响(xiang)之显著，以及1920至1930年代中国频(pin)繁(fan)爆发的极端旱涝灾害，均(jun)让竺可桢感到对季风的研究和科普异常重要。

几年后的1931年夏季，全国各地水涝成灾，尤其以长江流域(yu)为(wei)甚(shen)。面对几十年未有之大洪水，《时事月报(bao)》特(te)邀竺可桢和刘治华撰文解释。仅仅三年之后的1934年夏季，长江流域(yu)又因梅雨结束得异常偏早，产(chan)生了严重的旱情。短短三年间，长江流域(yu)接连出现的极端旱涝灾害，成为(wei)了当时中国气象研究上最为(wei)迫切的中心问题。为(wei)此，竺可桢写下(xia)了《长江流域(yu)三十年未有之大雨量及其影(ying)响(xiang)》和《民国二十三年夏季长江下(xia)游干(gan)旱之原因》两(liang)篇(pian)论文予以解释。

这两(liang)年长江流域(yu)的极端旱涝均(jun)与梅雨的异常有关。在竺可桢看来“黄梅天之所以成，可以‘季风之影(ying)响(xiang)’五字释之”。将(jiang)季风如何影(ying)响(xiang)中国降雨解释明了，就能够回答长江流域(yu)旱涝发生的原因。每年夏季“寒冷之西北风与温暖(nuan)而潮湿(shi)之东南(nan)风相遇”便会产(chan)生降雨，又“以西北风渐向后退缩，东南(nan)风渐向前(qian)趋进(jin)时，其降雨期遂生出迟早之不同”。1931年夏季长江流域(yu)之所以会有如此大涝，原因既在于当年冷风异常强(qiang)盛，迫使温暖(nuan)湿(shi)润的东南(nan)风无(wu)法顺利北上，造成梅雨长期盘踞在长江下(xia)游所致。

为(wei)了解释1934年长江流域(yu)夏季主旱的特(te)殊情况，竺可桢又从中国古籍里寻找历史上相似的情境(jing)。在此过(guo)程中，徐光启《农政全书》里“舶䑲风云起(qi)，旱魃深欢喜”的记载引起(qi)了竺可桢的注意，通过(guo)解释这句话，竺可桢发现了季风强(qiang)弱与长江流域(yu)旱涝之间的关系。1934年的夏季，东南(nan)季风势力偏强(qiang)，较之往年早半个月降临，将(jiang)盘踞在长江下(xia)游的梅雨天气一扫而空。原本要延续(xu)到七月初的梅雨提前(qian)半个月结束，从而造成了当年长江下(xia)游异常干(gan)旱。

可以说(shuo)，为(wei)了解释1930年代初长江流域(yu)的极端旱涝事件，才(cai)有了竺可桢于1934年秋季写就的《东南(nan)季风与中国之雨量》一文。

从季风之名的确定到对季风认识与研究的不断(duan)加深，以竺可桢为(wei)代表的气象学(xue)人作出了卓越的贡献(xian)。季风的研究并不能脱离时代与现实。中国气象事业的发展为(wei)季风研究提供了前(qian)提与基础(chu)，现实的极端旱涝灾害则又鞭策学(xue)者不断(duan)加深对季风的研究。正是因为(wei)拥有一批批志愿中国气象事业且心怀百姓疾(ji)苦的学(xue)者，才(cai)有了季风研究的进(jin)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