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是一部有意创作的对话体著(zhu)作，记述孟子与其弟子及同时代人的论学、治国之语，是儒家(jia)学派的代表著(zhu)作之一。关于(yu)作者，古今有三种说法：一为(wei)孟子自(zi)作，二为(wei)孟子弟子万章(zhang)、公孙(sun)丑等共(gong)同记述而成，三为(wei)孟子与弟子共(gong)作。《四书(shu)》当中，《孟子》的浮沉最大，经(jing)历(li)了由“子”到“经(jing)”的升格过程。战国后期，形成势力强大的孟子学派，但秦始皇焚书(shu)坑儒，烧孟派之书(shu)，杀孟派之儒，孟学遭受(shou)重创。汉初，由于(yu)统治的需(xu)要，孟子及其书(shu)又受(shou)到重视(shi)，汉文帝时曾立“《孟子》博(bo)士”。但总起来说地位尚不足(zu)以与后世相比。这种情形到宋代发生了改变，其标志就是经(jing)学史上(shang)的重大事件，即《孟子》的“升经(jing)运动”。这一运动大的学术背(bei)景在于(yu)肇(zhao)始于(yu)中唐的儒学更(geng)新运动，即儒学由训诂之学向义理之学的演变。就自(zi)身原因而论，儒学自(zi)汉代以来的训诂之学已走(zou)向极端，变得繁琐，死气沉沉，需(xu)要更(geng)新；就外部原因而论，就是儒学受(shou)到了佛(fo)道的冲击，使(shi)原有的独尊地位受(shou)到极大挑(tiao)战。改变这种状况的重大举措之一就是支撑儒学“经(jing)典”的重新选择，从《五经(jing)》到《四书(shu)》的转变正是这一背(bei)景下的必然结果，而《孟子》升格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jing)历(li)了韩愈、孙(sun)复、石介、二程、张载(zai)、王安石等人对《孟子》的推尊过程，宋徽(hui)宗宣(xuan)和年间（1119-1125），《孟子》一书(shu)首次被刻成石经(jing)，列为(wei)“十三经(jing)”之一。而朱熹将《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并列，汇集而成《四书(shu)》，影响中国古代社会(hui)几百年。至此，宣(xuan)告了《孟子》由子到经(jing)“升格运动”的完成，以后的目录学著(zhu)作皆将其列置“经(jing)部”，孟子其人也于(yu)元文宗至顺元年（1330）被加封为(wei)“亚圣”。

《大学》是《小戴礼(li)记》的第42篇(pian)，是一篇(pian)论述儒家(jia)人生哲学的论文，讲的是在“大学”阶(jie)段如何(he)学习修(xiu)身、治国。传统认为(wei)，《大学》的作者是孔门弟子，朱熹则认为(wei)是曾子及其弟子共(gong)同完成的。唐代韩愈之前，《大学》只是作为(wei)《礼(li)记》一篇(pian)，并没有单独受(shou)到太(tai)大的重视(shi)，也没有单独刊行(xing)的本子。韩愈作《原道》曾经(jing)引用《大学》一段，《大学》一篇(pian)逐渐受(shou)人重视(shi)。较早将《大学》从《礼(li)记》中单独抽出并为(wei)之作注的，是北宋司马(ma)光，他曾撰《大学广义》一卷(juan)。而真正从哲学高度认识到《大学》价值的，当数二程，如程颢曾言：“《大学》乃孔氏遗书(shu)，须(xu)从此学则不差。”程颐(yi)则云：“入德之门，无(wu)如《大学》。今之学者，赖有此一篇(pian)书(shu)存，其他莫如论孟。”不仅如此，二程还(hai)为(wei)《大学》改定次序，学术史上(shang)称为(wei)“大学改本”。不过，二程仍将《大学》视(shi)为(wei)《礼(li)记》的一个组成部分，尚未使(shi)之独立于(yu)《礼(li)记》体系之外。至朱熹，《大学》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他分经(jing)传，划章(zhang)次，补传文，作章(zhang)句，提(ti)升哲学层(ceng)次。《大学》以及《中庸》二篇(pian)，不仅单独刊行(xing)，而且(qie)独立于(yu)《礼(li)记》体系之外，纳入了《四书(shu)》体系。

《中庸》是《小戴礼(li)记》第31篇(pian)，讲的是儒家(jia)的处世哲学。所谓“中庸”，程颐(yi)释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tian)下之正道；庸者，天(tian)下之定理。”朱熹释曰：“中者，不偏不倚、无(wu)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中庸》的作者，通常认为(wei)是孔子的嫡孙(sun)子思。《中庸》单行(xing)要早于(yu)《大学》，“至迟在南朝宋的时候(hou)，《中庸》就被人单独从《礼(li)记》中抽出而为(wei)之作注了”。但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庸》又不受(shou)重视(shi)，直到唐代李翱才重新认识到它的价值。至宋代，有关《中庸》的著(zhu)作多了起来，这与理学的兴起直接相关。许多理学家(jia)，如胡瑗(huan)、张载(zai)、二程、司马(ma)光等，纷纷为(wei)之作注论说。当然，在这当中，对《中庸》格外重视(shi)和推崇的依然是二程。尽管未留下完整的《中庸》注本，但《二程集》中有许多推崇《中庸》的论述，并对后世产(chan)生了很(hen)大影响。朱熹重视(shi)《中庸》，则是继(ji)承(cheng)了北宋以来尤其是二程重视(shi)《中庸》的传统，将其汇入《四书(shu)》，从而使(shi)《中庸》获得了更(geng)加独立的身份和更(geng)为(wei)崇高的地位。

贰

从历(li)史的角度考察，古无(wu)“四书(shu)”之名，四部典籍在流传过程中虽偶有“论孟”并称或“学庸”并称的情况，但与后来的“四书(shu)”差别(bie)很(hen)大，因此，《四书(shu)》有一个汇集和定名的问(wen)题(ti)。通常认为(wei)，北宋的二程最先使(shi)四书(shu)并行(xing)，而朱熹撰《四书(shu)章(zhang)句集注》，确立四书(shu)学，使(shi)《四书(shu)》的地位空前提(ti)高。朱熹是《四书(shu)》汇集工作的最后完成者，《四书(shu)》的汇集问(wen)题(ti)，实际(ji)又是《四书(shu)章(zhang)句集注》的成书(shu)过程问(wen)题(ti)。汇集过程，大端如下：

朱熹早年曾沉浸(jin)于(yu)佛(fo)老之学，并与高僧道谦交往甚密，问(wen)学延平李侗后才实现了由佛(fo)入儒的转变。大约在宋高宗绍兴末年，朱熹曾作《论语集解》《孟子集解》《大学集解》以及关于(yu)《中庸》的“集说”，可谓之《四书(shu)》的“集解”阶(jie)段。这是朱熹全(quan)力研治《四书(shu)》的开始，但此时的“四书(shu)学”思想尚不完备。孝宗隆兴元年（1163），朱熹将《论语集解》删改订正为(wei)《论语要义》一书(shu)，详于(yu)义理；又在此基础上(shang)删录而成《论语训蒙口义》一书(shu)，详于(yu)训诂，专供儿童(tong)学习使(shi)用。

孝宗乾道八年（1172），朱熹将修(xiu)订过的《孟子集解》和《论语要义》合并为(wei)一书(shu)，称为(wei)《论孟精义》。该书(shu)以二程论述《论语》《孟子》之说为(wei)主，兼采张载(zai)、范祖禹、吕希(xi)哲、吕大临、谢良佐、游酢、杨时、侯仲良、尹焞九家(jia)之说，汇于(yu)《论》《孟》二书(shu)各条之下。在该书(shu)序文中，朱熹表述了他对“道统”的基本见(jian)解，反映了他以“四书(shu)”发明道统的思想。《论孟精义》是《论孟集注》的重要原本，后来又曾改为(wei)《论孟要义》《论孟集义》之名。虽是辑(ji)录他人言论之作，但朱熹本人对该书(shu)颇为(wei)看重。

乾道六年（1170），朱熹在《中庸》“集说”的基础上(shang)修(xiu)订而成《中庸集解》（又名《中庸详说》）一书(shu)。在与石𡼖共(gong)订的《中庸集解序》中，朱熹以《四书(shu)》发明道统的观念更(geng)系统，更(geng)严密。两年后（1172），朱熹在《中庸集解》的基础上(shang)撰成了《中庸章(zhang)句》的初稿。把朱熹乾道九年（1173）所作《中庸集解序》与孝宗淳(chun)熙十六年（1189）正式序定的《中庸章(zhang)句序》加以比较，可以发现朱熹道统观念的发展(zhan)。乾道二年（1166），朱熹修(xiu)改《大学集解》；乾道七年（1171），朱熹在《大学集解》的基础上(shang)，去取诸说，撰成《大学章(zhang)句》初稿。

至此，朱熹可以说做好了《四书(shu)章(zhang)句集注》的充分的前期工作：其一，自(zi)身对《四书(shu)》的义理及道统诸问(wen)题(ti)进行(xing)了由浅入深的探索；其二，对前人尤其是北宋理学家(jia)的《四书(shu)》解说了如指掌。在经(jing)历(li)了与张栻、陆九渊等人关于(yu)“中和”之说、治学方法等的辩(bian)论（如鹅湖(hu)之会(hui)）之后，朱熹的四书(shu)学思想逐渐成熟，于(yu)是对以往的四书(shu)学著(zhu)述进行(xing)修(xiu)定，而成著(zhu)名的《四书(shu)章(zhang)句集注》。其具体过程是：孝宗淳(chun)熙二年（1175），朱熹于(yu)年底完成对《大学章(zhang)句》《中庸章(zhang)句》的修(xiu)订，同时在《论孟精义》的基础上(shang)完成《论语集注》，又于(yu)次年（1176）完成了《孟子集注》。淳(chun)熙四年（1177），朱熹序定《大学章(zhang)句》和《中庸章(zhang)句》，并撰成《大学或问(wen)》《中庸或问(wen)》和《论孟集注或问(wen)》，由此基本确立并构(gou)筑了一个以《四书(shu)章(zhang)句集注》为(wei)代表的“四书(shu)学新经(jing)学体系”。淳(chun)熙九年（1182），朱熹在浙东提(ti)举任上(shang)，首次将四书(shu)合为(wei)一集刻于(yu)婺州，经(jing)学史上(shang)的“四书(shu)”之名第一次出现了。

《四书(shu)》合刻之后，朱熹又于(yu)淳(chun)熙十三年（1186）对《四书(shu)章(zhang)句集注》作了修(xiu)改，修(xiu)改后的本子于(yu)同年分别(bie)刻印于(yu)广西静江和四川成都。淳(chun)熙十五年（1188），朱熹在以往修(xiu)改的基础上(shang)，对《四书(shu)章(zhang)句集注》又作了一次重大修(xiu)改。次年，正式序定了《大学章(zhang)句》《中庸章(zhang)句》。光宗绍熙三年（1192），时任南康知县的曾集将朱熹序定的《四书(shu)章(zhang)句集注》刻印于(yu)南康，是为(wei)“南康本”，这是朱熹生前流传最广的本子。朱熹后来对南康本又作了修(xiu)定，并于(yu)宁(ning)宗庆(qing)元五年（1199）刻板于(yu)建阳，这是《四书(shu)章(zhang)句集注》的最后定本。

叁(san)

《四书(shu)》的汇集与定名，在经(jing)学史上(shang)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朱熹倾毕生之力，研治《四书(shu)》，首次将原来单行(xing)的四部书(shu)汇集为(wei)一个整体，并为(wei)《大学》《中庸》作《章(zhang)句》，为(wei)《论语》《孟子》作《集注》，将四部书(shu)纳入其严整庞大的理学体系中。同时，他为(wei)《四书(shu)》规定了先《大学》，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的先后次序；对《四书(shu)》作了“某(mou)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yue)；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的纲目论定。这标志着(zhe)学术史上(shang)“四书(shu)学”的正式确立。

其次，《四书(shu)》的汇集有其深刻的历(li)史文化背(bei)景，这主要是指汉唐以来传统儒学出现日趋(qu)烦琐的弊端和儒学面临佛(fo)道之学的强烈(lie)冲击。朱熹在解释《四书(shu)》的过程中，在二程等前代理学家(jia)解经(jing)的基础上(shang)，恰当吸收佛(fo)道心性(xing)之学在理论思辨方面的优长，用以解说《四书(shu)》。这一方面使(shi)传统儒学因注入新的营养而获得生机，另一方面也极好地回应了佛(fo)道之学的挑(tiao)战，使(shi)儒学重新成为(wei)社会(hui)的主流意识形态。同时，朱熹在解说《四书(shu)》过程中，采取了一种既注重文字训诂，更(geng)重视(shi)义理阐发的模式，呈现出简(jian)明、平易、洗练的行(xing)文风格。这既体现了宋代经(jing)学注重义理的时代特色，又不废汉唐旧注。这在一定意义上(shang)超越(yue)了汉宋学的对立，开启了中国经(jing)学发展(zhan)的新方向。

再次，《四书(shu)》的汇集与定名，标志着(zhe)中国经(jing)学进入到了一个以《四书(shu)》为(wei)新的经(jing)典系统的新时代（先秦为(wei)“六艺时代”，汉唐为(wei)“五经(jing)时代”）。朱熹汇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而为(wei)《四书(shu)》，撰著(zhu)《四书(shu)章(zhang)句集注》，集儒家(jia)心性(xing)学和义理解经(jing)之大成，对中国社会(hui)产(chan)生了深远影响。自(zi)此，支撑汉唐学术的《五经(jing)》逐渐退到历(li)史舞(wu)台(tai)的幕后，取而代之的是程朱等人所汇集的《四书(shu)》。比如元仁宗皇庆(qing)、延祐年间恢复科举，科目规定士子首当其冲要考的就是《四书(shu)》，而且(qie)答题(ti)只能依据朱熹所撰《四书(shu)章(zhang)句集注》。这一规定为(wei)明、清(qing)两代所沿袭，影响中国社会(hui)近八百年。

综(zong)言之，《四书(shu)》的汇集与定名，既带来了传统学术的重要转型，也给中国后期封建社会(hui)生活造(zao)成了重要影响。

作者简(jian)介：周春健，历(li)史学博(bo)士，中山(shan)大学哲学系教授、博(bo)士生导师，中山(shan)大学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普及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广东哲学学会(hui)副会(hui)长兼秘(mi)书(shu)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