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是一部有意创作(zuo)的对话体著作(zuo)，记述孟子与其弟(di)子及同时代人的论学、治国之语，是儒家学派的代表著作(zuo)之一。关于作(zuo)者，古今有三(san)种说法：一为孟子自作(zuo)，二为孟子弟(di)子万章、公孙丑等共同记述而成，三(san)为孟子与弟(di)子共作(zuo)。《四书(shu)》当中，《孟子》的浮沉(chen)最大(da)，经历了由“子”到“经”的升格过程。战国后期，形成势力强大(da)的孟子学派，但秦始皇焚书(shu)坑儒，烧孟派之书(shu)，杀孟派之儒，孟学遭受重(zhong)创。汉初，由于统治的需要，孟子及其书(shu)又受到重(zhong)视(shi)，汉文帝时曾(ceng)立(li)“《孟子》博士”。但总起来说地位尚不足以与后世相比。这种情(qing)形到宋代发生了改变，其标志就是经学史上的重(zhong)大(da)事件，即《孟子》的“升经运动”。这一运动大(da)的学术背景在于肇(zhao)始于中唐的儒学更新运动，即儒学由训诂之学向(xiang)义理之学的演变。就自身原因而论，儒学自汉代以来的训诂之学已走向(xiang)极端，变得繁琐(suo)，死(si)气沉(chen)沉(chen)，需要更新；就外部原因而论，就是儒学受到了佛道的冲击(ji)，使原有的独尊地位受到极大(da)挑战。改变这种状况的重(zhong)大(da)举措之一就是支撑儒学“经典”的重(zhong)新选择，从《五经》到《四书(shu)》的转变正是这一背景下的必(bi)然结果(guo)，而《孟子》升格是其中的一个重(zhong)要组成部分。经历了韩愈、孙复、石介、二程、张载、王安石等人对《孟子》的推尊过程，宋徽宗宣和年间（1119-1125），《孟子》一书(shu)首次被刻成石经，列为“十(shi)三(san)经”之一。而朱(zhu)熹将《孟子》与《论语》《大(da)学》《中庸》并列，汇集而成《四书(shu)》，影(ying)响(xiang)中国古代社会几百年。至此，宣告了《孟子》由子到经“升格运动”的完(wan)成，以后的目(mu)录学著作(zuo)皆(jie)将其列置“经部”，孟子其人也于元文宗至顺元年（1330）被加封为“亚圣”。

《大(da)学》是《小戴(dai)礼记》的第(di)42篇，是一篇论述儒家人生哲学的论文，讲(jiang)的是在“大(da)学”阶段如何学习修身、治国。传统认为，《大(da)学》的作(zuo)者是孔门弟(di)子，朱(zhu)熹则认为是曾(ceng)子及其弟(di)子共同完(wan)成的。唐代韩愈之前，《大(da)学》只是作(zuo)为《礼记》一篇，并没有单(dan)独受到太大(da)的重(zhong)视(shi)，也没有单(dan)独刊行的本子。韩愈作(zuo)《原道》曾(ceng)经引用《大(da)学》一段，《大(da)学》一篇逐渐(jian)受人重(zhong)视(shi)。较早(zao)将《大(da)学》从《礼记》中单(dan)独抽出(chu)并为之作(zuo)注的，是北宋司(si)马光，他(ta)曾(ceng)撰《大(da)学广义》一卷。而真(zhen)正从哲学高度认识到《大(da)学》价值(zhi)的，当数(shu)二程，如程颢曾(ceng)言：“《大(da)学》乃(nai)孔氏遗书(shu)，须从此学则不差(cha)。”程颐则云：“入德之门，无如《大(da)学》。今之学者，赖有此一篇书(shu)存，其他(ta)莫如论孟。”不仅如此，二程还为《大(da)学》改定次序，学术史上称为“大(da)学改本”。不过，二程仍将《大(da)学》视(shi)为《礼记》的一个组成部分，尚未使之独立(li)于《礼记》体系之外。至朱(zhu)熹，《大(da)学》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他(ta)分经传，划章次，补传文，作(zuo)章句，提升哲学层次。《大(da)学》以及《中庸》二篇，不仅单(dan)独刊行，而且(qie)独立(li)于《礼记》体系之外，纳入了《四书(shu)》体系。

《中庸》是《小戴(dai)礼记》第(di)31篇，讲(jiang)的是儒家的处世哲学。所谓“中庸”，程颐释曰：“不偏(pian)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朱(zhu)熹释曰：“中者，不偏(pian)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中庸》的作(zuo)者，通(tong)常认为是孔子的嫡孙子思(si)。《中庸》单(dan)行要早(zao)于《大(da)学》，“至迟在南朝宋的时候，《中庸》就被人单(dan)独从《礼记》中抽出(chu)而为之作(zuo)注了”。但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庸》又不受重(zhong)视(shi)，直(zhi)到唐代李翱才重(zhong)新认识到它的价值(zhi)。至宋代，有关《中庸》的著作(zuo)多了起来，这与理学的兴起直(zhi)接相关。许(xu)多理学家，如胡瑗、张载、二程、司(si)马光等，纷纷为之作(zuo)注论说。当然，在这当中，对《中庸》格外重(zhong)视(shi)和推崇的依(yi)然是二程。尽(jin)管未留下完(wan)整的《中庸》注本，但《二程集》中有许(xu)多推崇《中庸》的论述，并对后世产(chan)生了很大(da)影(ying)响(xiang)。朱(zhu)熹重(zhong)视(shi)《中庸》，则是继承了北宋以来尤其是二程重(zhong)视(shi)《中庸》的传统，将其汇入《四书(shu)》，从而使《中庸》获得了更加独立(li)的身份和更为崇高的地位。

贰

从历史的角度考察，古无“四书(shu)”之名，四部典籍在流传过程中虽偶有“论孟”并称或“学庸”并称的情(qing)况，但与后来的“四书(shu)”差(cha)别很大(da)，因此，《四书(shu)》有一个汇集和定名的问题。通(tong)常认为，北宋的二程最先使四书(shu)并行，而朱(zhu)熹撰《四书(shu)章句集注》，确立(li)四书(shu)学，使《四书(shu)》的地位空前提高。朱(zhu)熹是《四书(shu)》汇集工作(zuo)的最后完(wan)成者，《四书(shu)》的汇集问题，实际又是《四书(shu)章句集注》的成书(shu)过程问题。汇集过程，大(da)端如下：

朱(zhu)熹早(zao)年曾(ceng)沉(chen)浸于佛老之学，并与高僧(seng)道谦交往(wang)甚密，问学延平李侗后才实现了由佛入儒的转变。大(da)约在宋高宗绍兴末年，朱(zhu)熹曾(ceng)作(zuo)《论语集解》《孟子集解》《大(da)学集解》以及关于《中庸》的“集说”，可谓之《四书(shu)》的“集解”阶段。这是朱(zhu)熹全力研治《四书(shu)》的开始，但此时的“四书(shu)学”思(si)想尚不完(wan)备。孝宗隆兴元年（1163），朱(zhu)熹将《论语集解》删改订正为《论语要义》一书(shu)，详于义理；又在此基础上删录而成《论语训蒙口义》一书(shu)，详于训诂，专供(gong)儿童学习使用。

孝宗乾道八年（1172），朱(zhu)熹将修订过的《孟子集解》和《论语要义》合并为一书(shu)，称为《论孟精义》。该书(shu)以二程论述《论语》《孟子》之说为主，兼采张载、范祖禹、吕(lu)希哲、吕(lu)大(da)临、谢(xie)良佐、游酢、杨时、侯(hou)仲良、尹焞九家之说，汇于《论》《孟》二书(shu)各条(tiao)之下。在该书(shu)序文中，朱(zhu)熹表述了他(ta)对“道统”的基本见(jian)解，反映了他(ta)以“四书(shu)”发明道统的思(si)想。《论孟精义》是《论孟集注》的重(zhong)要原本，后来又曾(ceng)改为《论孟要义》《论孟集义》之名。虽是辑录他(ta)人言论之作(zuo)，但朱(zhu)熹本人对该书(shu)颇为看重(zhong)。

乾道六年（1170），朱(zhu)熹在《中庸》“集说”的基础上修订而成《中庸集解》（又名《中庸详说》）一书(shu)。在与石𡼖共订的《中庸集解序》中，朱(zhu)熹以《四书(shu)》发明道统的观念更系统，更严密。两年后（1172），朱(zhu)熹在《中庸集解》的基础上撰成了《中庸章句》的初稿。把朱(zhu)熹乾道九年（1173）所作(zuo)《中庸集解序》与孝宗淳熙十(shi)六年（1189）正式序定的《中庸章句序》加以比较，可以发现朱(zhu)熹道统观念的发展。乾道二年（1166），朱(zhu)熹修改《大(da)学集解》；乾道七年（1171），朱(zhu)熹在《大(da)学集解》的基础上，去取诸说，撰成《大(da)学章句》初稿。

至此，朱(zhu)熹可以说做好(hao)了《四书(shu)章句集注》的充分的前期工作(zuo)：其一，自身对《四书(shu)》的义理及道统诸问题进行了由浅入深的探索(suo)；其二，对前人尤其是北宋理学家的《四书(shu)》解说了如指掌。在经历了与张栻、陆九渊等人关于“中和”之说、治学方法等的辩论（如鹅湖之会）之后，朱(zhu)熹的四书(shu)学思(si)想逐渐(jian)成熟，于是对以往(wang)的四书(shu)学著述进行修定，而成著名的《四书(shu)章句集注》。其具体过程是：孝宗淳熙二年（1175），朱(zhu)熹于年底完(wan)成对《大(da)学章句》《中庸章句》的修订，同时在《论孟精义》的基础上完(wan)成《论语集注》，又于次年（1176）完(wan)成了《孟子集注》。淳熙四年（1177），朱(zhu)熹序定《大(da)学章句》和《中庸章句》，并撰成《大(da)学或问》《中庸或问》和《论孟集注或问》，由此基本确立(li)并构(gou)筑了一个以《四书(shu)章句集注》为代表的“四书(shu)学新经学体系”。淳熙九年（1182），朱(zhu)熹在浙东提举任上，首次将四书(shu)合为一集刻于婺州，经学史上的“四书(shu)”之名第(di)一次出(chu)现了。

《四书(shu)》合刻之后，朱(zhu)熹又于淳熙十(shi)三(san)年（1186）对《四书(shu)章句集注》作(zuo)了修改，修改后的本子于同年分别刻印于广西静(jing)江和四川成都。淳熙十(shi)五年（1188），朱(zhu)熹在以往(wang)修改的基础上，对《四书(shu)章句集注》又作(zuo)了一次重(zhong)大(da)修改。次年，正式序定了《大(da)学章句》《中庸章句》。光宗绍熙三(san)年（1192），时任南康知县的曾(ceng)集将朱(zhu)熹序定的《四书(shu)章句集注》刻印于南康，是为“南康本”，这是朱(zhu)熹生前流传最广的本子。朱(zhu)熹后来对南康本又作(zuo)了修定，并于宁宗庆元五年（1199）刻板于建阳，这是《四书(shu)章句集注》的最后定本。

叁

《四书(shu)》的汇集与定名，在经学史上具有重(zhong)要意义。

首先，朱(zhu)熹倾毕生之力，研治《四书(shu)》，首次将原来单(dan)行的四部书(shu)汇集为一个整体，并为《大(da)学》《中庸》作(zuo)《章句》，为《论语》《孟子》作(zuo)《集注》，将四部书(shu)纳入其严整庞大(da)的理学体系中。同时，他(ta)为《四书(shu)》规定了先《大(da)学》，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的先后次序；对《四书(shu)》作(zuo)了“某要人先读《大(da)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li)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的纲目(mu)论定。这标志着学术史上“四书(shu)学”的正式确立(li)。

其次，《四书(shu)》的汇集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这主要是指汉唐以来传统儒学出(chu)现日趋烦琐(suo)的弊端和儒学面临佛道之学的强烈冲击(ji)。朱(zhu)熹在解释《四书(shu)》的过程中，在二程等前代理学家解经的基础上，恰当吸(xi)收佛道心性(xing)之学在理论思(si)辨方面的优长，用以解说《四书(shu)》。这一方面使传统儒学因注入新的营养而获得生机，另一方面也极好(hao)地回应了佛道之学的挑战，使儒学重(zhong)新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同时，朱(zhu)熹在解说《四书(shu)》过程中，采取了一种既注重(zhong)文字训诂，更重(zhong)视(shi)义理阐发的模式，呈现出(chu)简明、平易、洗练的行文风格。这既体现了宋代经学注重(zhong)义理的时代特色，又不废汉唐旧注。这在一定意义上超越了汉宋学的对立(li)，开启了中国经学发展的新方向(xiang)。

再次，《四书(shu)》的汇集与定名，标志着中国经学进入到了一个以《四书(shu)》为新的经典系统的新时代（先秦为“六艺时代”，汉唐为“五经时代”）。朱(zhu)熹汇集《大(da)学》《中庸》《论语》《孟子》而为《四书(shu)》，撰著《四书(shu)章句集注》，集儒家心性(xing)学和义理解经之大(da)成，对中国社会产(chan)生了深远影(ying)响(xiang)。自此，支撑汉唐学术的《五经》逐渐(jian)退(tui)到历史舞(wu)台的幕后，取而代之的是程朱(zhu)等人所汇集的《四书(shu)》。比如元仁(ren)宗皇庆、延祐年间恢复科举，科目(mu)规定士子首当其冲要考的就是《四书(shu)》，而且(qie)答题只能(neng)依(yi)据朱(zhu)熹所撰《四书(shu)章句集注》。这一规定为明、清两代所沿袭，影(ying)响(xiang)中国社会近(jin)八百年。

综言之，《四书(shu)》的汇集与定名，既带来了传统学术的重(zhong)要转型，也给(gei)中国后期封建社会生活造成了重(zhong)要影(ying)响(xiang)。

作(zuo)者简介：周(zhou)春健，历史学博士，中山大(da)学哲学系教(jiao)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da)学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普及教(jiao)育研究中心副(fu)主任，广东哲学学会副(fu)会长兼秘书(shu)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