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pu)雷沃其时年事已高，动作迟缓，六卷本首部《斯(si)图亚特王朝》直到1760年方才面世，然而许多法国热心读者已急不可耐，乃转而搜求英文原版。经济学(xue)家、《百科全书》词条编纂者莫雷莱（André Morellet）——他被称为“最后一位启蒙哲人”——在回忆录中透露，1760年身(shen)陷巴士底狱时，他如(ru)何说服老友、法国书报(bao)总审查官(guan)马(ma)勒(le)泽布（Malesherbes）为他“捎去(qu)”两部著作——塔西(xi)佗的《历史》和休(xiu)谟的英文版《英国史》。法兰西(xi)学(xue)院院士、哲人沙特吕侯爵(jue)（Marquis de Chastellux）则对友人声称，他自学(xue)英语只为“阅读休(xiu)谟史书”。结识休(xiu)谟后，沙特吕侯爵(jue)在一封书信中告诉这位历史学(xue)家：他的名字“在文坛，就像(xiang)耶和华在希伯来人中一样(yang)值得尊敬”。重(zhong)农(nong)学(xue)派领袖(xiu)、后出任路易十六财政(zheng)总监的杜(du)尔哥（Turgot）对休(xiu)谟的著作也推崇备至，认为“无论(lun)从标志性事件还(hai)是从非凡人物来看，（斯(si)图亚特王朝）都是英国现代历史中最有趣的”，其重(zhong)要性非比寻(xun)常——只是普(pu)雷沃译本差强人意(yi)，倒(dao)不如(ru)他本人“亲自动手翻(fan)译”。

普(pu)雷沃病逝后，由贝洛(luo)夫人（Mme Belot）主持翻(fan)译的《都铎王朝》和《金雀花王朝》相继出版，进一步巩固了休(xiu)谟的声誉。哲人爱尔维修（Helvétius）于1763年初致信休(xiu)谟，对他在历史书写中展示的“公正的哲学(xue)精神”极为钦佩。同(tong)年8月，沙龙男主霍尔巴赫男爵(jue)（Baron d’Holbach）赞誉休(xiu)谟为“史上最伟大的哲学(xue)家之一”——因为休(xiu)谟在史书“序言”中警告说，所(suo)有预想人类(lei)天性发生巨大改变的政(zheng)府计划(hua)都是不切实际(ji)的“虚构”，正中时代之弊(bi)病。1764年，著名作家、第戎(rong)高等法院德·布罗斯(si)庭长（président de Brosses）——“拜物教”（fetishism）一词的发明者——在写给休(xiu)谟的信中评价(jia)：“您十分真实地描绘(hui)了您的国家，不带偏见地呈现出贵国的社会礼仪、特质(zhi)和政(zheng)府的真实情(qing)况”，并断言其成就甚(shen)至“胜过塔西(xi)佗”。

“公正”和“不带偏见”是休(xiu)谟历史著作的重(zhong)要标志，也是法国哲人对他赞赏有加的主要原因。正如(ru)《百科全书报(bao)》（Journal Encyclopédique）刊载的一篇评论(lun)所(suo)言：“光荣革命”之后，在休(xiu)谟之前，几乎没有一位英国历史学(xue)家“以客观公正的态(tai)度写史”——其中绝大多数(shu)如(ru)伯内特（Gilbert Burnet）之流，一边接受新(xin)政(zheng)府资助(zhu)，一边肆意(yi)吹捧“新(xin)君”奥兰治亲王（即位后称威廉(lian)三世）。相反，休(xiu)谟秉(bing)笔直书——他一向主张“历史学(xue)家的首要品德是真实和不偏不倚，其次（才）是有趣”——称颂查理(li)一世“拥有一位好国王的美(mei)德”，认为这位合法君主遭受克(ke)伦威尔及(ji)其党(dang)羽的政(zheng)治迫害：他在缺(que)乏合法权威的情(qing)况下受到审判，并被无端处以死刑。休(xiu)谟宣称，人们发现“这位君王立于断头台前更显伟大：他在统治期间经历了胜利的荣光与失败的不幸，而这些都不及(ji)他此刻的坚定(ding)、慷慨(kai)与正直”。英国国内不少人指责休(xiu)谟为一名被斩首的国王“洒下同(tong)情(qing)之泪”，更指责他对苏格兰女王玛丽·斯(si)图亚特“饱含(han)怜悯(min)”，并据此赠予他绰号(hao)“老妇人休(xiu)谟”。而前耶稣会士、法国著名文人切鲁蒂(di)（Joseph-Antoine Cerutti）则慨(kai)然为之辩(bian)护：“休(xiu)谟先生的史书可以被冠(guan)以人类(lei)理(li)性书写的《英国激情(qing)史》（“History of English Passions”）……这种单纯(chun)的善(shan)良使他的公正更加高尚，也使他的哲学(xue)更加感人。”

与历史时序不同(tong)，《英国史》采(cai)用“倒(dao)叙”手法：始于斯(si)图亚特王朝历史（两卷），次及(ji)都铎王朝史（两卷），最后是凯撒入侵英国史（两卷）。本书不仅(jin)考察时人的生活方式(shi)，也详细刻画当时的贸易和学(xue)术状况、宗(zong)教及(ji)政(zheng)治纠纷——远超以往帝王功业(ye)史的范(fan)畴(chou)。此外，除了忠实再现历史，臧(cang)否人物也是本书题中应有之义，比如(ru)：在控制欲极强的伊丽莎白女王治下，酷爱自由的英国人逐步“丧失了所(suo)有自由”；首创共(gong)和的“护国公”克(ke)伦威尔其实只是痴迷权力却“昧于大势”的伪君子。

休(xiu)谟坚信，自由是培植心智生活的先决条件。正如(ru)他在《论(lun)艺术与科学(xue)的兴起(qi)与进步》（“Of the Rise and Progress of the Arts and Sciences”）一文中所(suo)言，“在任何民族中，如(ru)果这个民族从来不曾享受过一种自由政(zheng)治的恩(en)惠，它就不可能产(chan)生艺术和科学(xue)。”休(xiu)谟这一观点不仅(jin)与启蒙时代精神相契合，而且也顺应了社会进步的潮流：相对于经济发展而言，艺术与科学(xue)进展较为缓慢，它们需要一个长期稳定(ding)且宽(kuan)松(song)的政(zheng)治环境才能臻于成熟，步入其黄金时代（如(ru)十四至十六世纪的佛罗伦萨和十七世纪的荷兰共(gong)和国）。

除了自由之思想，休(xiu)谟也倡导独立之精神。他秉(bing)持史家的良知和责任，下笔往往独出己见而不肯随俗，正如(ru)《百科全书报(bao)》评论(lun)文章所(suo)说，休(xiu)谟是“第一位敢于宣称君主制与共(gong)和国一样(yang)有利于艺术、哲学(xue)和商业(ye)进步的英国作家”——事实上，和前辈孟德斯(si)鸠以及(ji)稍后的爱德华·吉本一样(yang)，休(xiu)谟坚信文人在君主制下受到的“礼遇”远胜过其他政(zheng)体（如(ru)克(ke)伦威尔的“英格兰共(gong)和国”或(huo)大革命后的“法兰西(xi)共(gong)和国”）。他在探(tan)讨英国内战起(qi)因时曾以冷峻的笔调写道，“让人民不知道他们服从的界限，远比让他们知道君主应该遵守的界限更安全。”

根据传记作家詹姆斯(si)·哈里(li)斯(si)（James Harris）的看法，休(xiu)谟的历史著作，就像(xiang)他的随笔一样(yang)，是“沟通学(xue)术界和大众(zhong)对话(hua)之间鸿沟的尝(chang)试”——在《论(lun)随笔写作》一文中，休(xiu)谟曾经坦承：作为跨界的文化使者，“我认为推动学(xue)术领域和日常会话(hua)之间的良好交流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因为这两者息息相关相互依存(cun)”。休(xiu)谟选择这一体裁，显然受到法国哲人的影响。早(zao)在爱丁堡大学(xue)求学(xue)时代，他对蒙田和笛卡尔等人的著作便产(chan)生了浓厚兴趣。最早(zao)吸引(yin)他的是迪博神甫（Abbé Dubos）《对诗歌和绘(hui)画的批评性反思》（Réflexions critiques sur la poésie et sur la peinture），日后休(xiu)谟曾引(yin)用书中名言：“灵魂的欲求不下于肉(rou)体的欲求，人类(lei)最大的欲求之一便是让其心灵始终处于忙碌状态(tai)。”

此外，休(xiu)谟熟读培尔（Pierre Bayle）的《历史和批判辞典》，尤其赞赏培尔对宗(zong)教的批判态(tai)度，曾由衷(zhong)赞叹“培尔那里(li)蕴藏着多么巨大的宝藏！”照彼得·盖伊在《启蒙运动》一书中的看法，休(xiu)谟不无惊喜(xi)地“发现培尔能够与自己相伴一生”。受培尔启发，休(xiu)谟对蒙田著作产(chan)生浓厚兴趣——1737年，当休(xiu)谟首次隐居法国乡间写作《人性论(lun)》时，蒙田名篇《为雷蒙德·赛朋德辩(bian)护》是他案头常备之书。1742年，休(xiu)谟发表一篇有关蒙田的随笔，以此向蒙田致意(yi)。毫无疑问，蒙田启发了他的怀疑主义精神：所(suo)谓“休(xiu)谟之叉”（Hume’s fork）——将(jiang)人类(lei)知识分为两类(lei)，一类(lei)是数(shu)学(xue)和逻辑命题知识，另一类(lei)是经验(yan)命题知识，并且承认后者具(ju)有“不确定(ding)性”，很大程度是蒙田“吾何知”（Que sais-je？）的2.0升级版。

相比于蒙田，休(xiu)谟对笛卡尔“用力更勤”——为了研读和批判其唯理(li)论(lun)（Rationalism）。他的隐居地选择在拉弗莱舍（La Flèche），据他后来在《我的自传》中交代，原因是此地有一所(suo)耶稣会士学(xue)院（笛卡尔曾在此学(xue)习）——学(xue)院馆藏图书四万卷，使得休(xiu)谟的哲学(xue)和历史著述(shu)如(ru)鱼得水。笛卡尔以论(lun)辩(bian)形式(shi)写就的《沉思录》，对休(xiu)谟的学(xue)术研究方法论(lun)影响尤为显著：即以（自然）科学(xue)的精确研究法施于历史及(ji)哲学(xue)等人文学(xue)科研究。在包括休(xiu)谟在内的十八世纪哲人看来，历史著作不仅(jin)是一门艺术，也是一门科学(xue)——“历史是智慧的伟大情(qing)人”（great mistress of wisdom）——在人文科学(xue)诸门类(lei)中，它可能也是最有价(jia)值的一门：“历史是为了未来而加以诠释的过去(qu)”（history is the past interpreted for the future），因此，从这个意(yi)义上说，“历史写作本身(shen)就是一种历史事件”。

休(xiu)谟为人平和，但他的宗(zong)教观相当激进，被对手贬称“异端”（The Infidel）。他认为就其本质(zhi)而言，宗(zong)教乃是“一种迷信”——源于原始人对外界环境（自然）的无知而产(chan)生的恐(kong)惧。作为迷信的宗(zong)教无论(lun)在道德上还(hai)是政(zheng)治上都“极其有害”，特别是以基督(du)教为代表的一神教，它比西(xi)方古代的多神教（异教）更具(ju)压迫性，更容易造成人民的分裂。同(tong)时，由于宗(zong)教信仰并非理(li)性的产(chan)物，因此，无法基于事实来支(zhi)持或(huo)反对它——从这一点来看，用严密的论(lun)证劝说别人信教或(huo)不信教都是极其可笑的行为。据此，休(xiu)谟大力倡导宗(zong)教宽(kuan)容。他的名言是，“一般来说，哲学(xue)错误只是荒谬可笑，而宗(zong)教错误则极其危(wei)险。”

正是在这一问题上，以反宗(zong)教为己任的法国哲人与休(xiu)谟共(gong)鸣最多。伏(fu)尔泰(tai)是当时最著名的历史学(xue)家，早(zao)先他曾与休(xiu)谟有过交锋——伏(fu)尔泰(tai)在史学(xue)著作中对休(xiu)谟“恩(en)主”赫特福德勋(xun)爵(jue)（Lord Hertford）进行人身(shen)攻击(ji)，休(xiu)谟也曾愤然发起(qi)反击(ji)。尽管如(ru)此，在拜读《英国史》后，伏(fu)尔泰(tai)却不计前嫌，主动向休(xiu)谟示好：“人们无法再为《英国史》增誉，因为这部作品在任何一种语言中都是上佳之作……人们从未如(ru)此清楚地意(yi)识到，只有哲学(xue)家才应该写史书，因为他们不受任何一个国家与任何一个政(zheng)治或(huo)宗(zong)教派别制约。”在年迈的德芳夫人（Madame du Deffand）沙龙中，伏(fu)尔泰(tai)曾将(jiang)休(xiu)谟《英国史》与爱尔维修的《论(lun)精神》（De l'esprit）进行对比，认为“休(xiu)谟先生展现出英国人的智慧和胆识”，而爱尔维修“没有表现出这些品质(zhi)的二十分之一。但他在法国却受到迫害，他的书也被焚毁”——这一切都证明“英国人是心智成熟的大人，而法国人不过是幼稚的孩(hai)童”。

在启蒙哲人中，孟德斯(si)鸠最早(zao)发现并认可休(xiu)谟的天才。1748年，孟德斯(si)鸠读到休(xiu)谟近著《道德和政(zheng)治随笔》，对“论(lun)国民性”一文印(yin)象尤为深刻。次年，在致休(xiu)谟信中，孟德斯(si)鸠不吝溢美(mei)之词：“在这篇优秀的论(lun)文中，您赋予道德因（moral causes）而非物理(li)因（physical causes）以更大的影响力。在我看来——如(ru)果我有资格评判的话(hua)，您直指事物的要害，这是很不容易的：您的写作方式(shi)展现了大师的手笔。”与之相应，休(xiu)谟对孟德斯(si)鸠也怀有崇敬之情(qing)。同(tong)样(yang)在1748年，被法国当局封禁的《论(lun)法的精神》在日内瓦面世，正在意(yi)大利进行外交访问的休(xiu)谟第一时间入手此书。他不仅(jin)“怀着极大的兴味和关切”读完此书，附带还(hai)完成一份意(yi)见反馈表。1749年末，休(xiu)谟以“某(mou)种不为人知的方式(shi)”，促成《论(lun)法的精神》（两个章节）在爱丁堡翻(fan)译出版。后来，他又以书信形式(shi)将(jiang)批评意(yi)见反馈给孟德斯(si)鸠——后者惊喜(xi)地发现：休(xiu)谟的评论(lun)“充满了真知灼见”。于是，孟德斯(si)鸠欣(xin)然接受休(xiu)谟的通信邀约，直至这位长者于1755年辞世。此后很长一段(duan)时间内，照勒(le)勃朗的看法：“在欧洲，您（休(xiu)谟）是唯一一个可以取代孟德斯(si)鸠男爵(jue)之人。”

当然，除了精神气质(zhi)的契合和思想观念的共(gong)鸣，休(xiu)谟与法国启蒙哲人也存(cun)在大异其趣之处。比如(ru)他的宗(zong)教观是“温和的不可知论(lun)”，而启蒙哲人多奉持无神论(lun)（日后马(ma)勒(le)泽布的曾孙(sun)托克(ke)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论(lun)断，正是激进的反宗(zong)教思想促使了大革命兴起(qi)）。休(xiu)谟能够跟法国耶稣会士友好往来，但启蒙哲人与之不共(gong)戴天。此外，更主要的不同(tong)在于，生活在“理(li)性时代”的启蒙哲人普(pu)遍相信，“人类(lei)的高贵之处在于理(li)性”，而休(xiu)谟则认为，人类(lei)不过是另一种动物——一种受激情(qing)驱使和主宰的动物——“人的理(li)性不过是激情(qing)的奴隶”：只是在激情(qing)过后，为了替自己的行为找一个借口，人才会运用到理(li)性。

正是基于对理(li)性的盲目崇拜，以伏(fu)尔泰(tai)为代表的启蒙哲人往往乐观地相信人类(lei)社会及(ji)道德会不断进步并臻于完善(shan)，对此休(xiu)谟并不认同(tong)。根据哈佛大学(xue)政(zheng)治学(xue)教授惠兰（Frederick G. Whelan）在《休(xiu)谟及(ji)其同(tong)时代人的政(zheng)治思想》一书中的观点，受杜(du)尔哥影响，怀疑论(lun)者休(xiu)谟并不相信任何“无限趋近完美(mei)”（“perpetual progress towards perfection”）的“进步理(li)念”（“idea of progress”）。在休(xiu)谟看来，人类(lei)的行为往往受“信念”驱使，因此若想推动社会进步，就需要通过某(mou)种方式(shi)影响和改变人们的“信念”——照他的看法，“大多数(shu)信念之所(suo)以合理(li)，仅(jin)仅(jin)是因为它们管用”。从这个意(yi)义上说，强调以常理(li)和人情(qing)（moeurs）对抗唯理(li)论(lun)的休(xiu)谟不仅(jin)是情(qing)感主义者，而且也是实用主义者——他号(hao)召人们“做哲学(xue)家，但做学(xue)问的同(tong)时，还(hai)要堂堂正正做人”。

作为十八世纪的情(qing)感主义者，休(xiu)谟对女性的友善(shan)和尊重(zhong)是他在巴黎备受欢迎的重(zhong)要原因。“我的读者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女性”，他在一篇随笔中宣称，“严肃(su)地说，我支(zhi)持这样(yang)的观点：女性尤其是有思想的、受过教育(yu)的女性（我自己也是只对这些读者写作）是所(suo)有风雅文学(xue)的主要对象——与同(tong)等理(li)解程度的男性相比，女性是更好的评判者。”事实的确如(ru)此。在所(suo)有法国读者中，休(xiu)谟认为最好的评判者是布夫莱尔伯爵(jue)夫人（Comtesse de Boufflers）。1761年，阅读《英国史》后，伯爵(jue)夫人致信休(xiu)谟，“我无法用言语向您传达我的感受。我太感动了，深深地被感动。这种感动在我心中久久回荡，以至于某(mou)种意(yi)义上变为一种痛(tong)苦。我的灵魂得到了升华，内心充满爱和善(shan)意(yi)……先生，您是一位技艺高超的画家。您所(suo)描绘(hui)的画面优雅、真实、又充满活力……毫不夸张，我似乎看到了一位圣人的作品。”

布夫莱尔伯爵(jue)夫人是巴黎名媛、沙龙女主，卢梭、狄德罗以及(ji)博马(ma)舍（Beaumarchais）等“百科全书派”皆是她(ta)的座上嘉宾。她(ta)和休(xiu)谟迅速建立起(qi)一种“友谊关系”（且维系终身(shen)）——传记作家莫斯(si)纳(na)（Ernest Campbell Mossner）曾意(yi)味深长地说，“这种关系要比友谊更加亲密”——休(xiu)谟临(lin)终之前分别向亚当·斯(si)密、达朗贝尔（d’Alembert）等挚友致信，其中便有一封书信致伯爵(jue)夫人，坦言“我看到死神正在悄悄地逼近，但我既不感到焦虑，也没有什么遗憾(han)”，可见这份情(qing)感分量之重(zhong)。1765年，在外交官(guan)休(xiu)谟离任返(fan)回英伦之际(ji)，正是这位夫人将(jiang)她(ta)的“受保护人”卢梭托付给“好人大卫”。休(xiu)谟不顾狄德罗和达朗贝尔等友人劝阻（他们对他讲(jiang)述(shu)“农(nong)夫与蛇”的寓言），决定(ding)携带其时受法国政(zheng)府通缉的卢梭“私奔”——由此引(yin)发日后闹(nao)得沸沸扬扬的“卢梭-休(xiu)谟之争”。二人大打笔战，大半个欧洲的文人哲士各执(zhi)一端（连普(pu)鲁士的腓特烈大帝也牵涉其中），由此“文人共(gong)和国”（Republic of Letters）面临(lin)土崩瓦解，欧洲启蒙运动亦遭受重(zhong)创。

1776年，美(mei)国革命爆发。休(xiu)谟的好友富(fu)兰克(ke)林作为美(mei)国驻法公使出使巴黎。据目击(ji)者声称，这位美(mei)洲启蒙哲人（被誉为“美(mei)国先生”）在法国朝野大受欢迎的盛况，唯有当年的休(xiu)谟“差可比拟”。

同(tong)年，休(xiu)谟在爱丁堡家中安然去(qu)世。据威廉(lian)·卡伦（William Cullen）医生所(suo)言，休(xiu)谟在离开人世之际(ji)唯一感到遗憾(han)的是：“他认为自己一直致力于使自己的同(tong)胞变得更聪明，特别是把他们从基督(du)教的迷信中解放出来，只是他尚未能完成这项伟大的工(gong)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