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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主(zhu)动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在国际竞争(zheng)与合作中促进本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大循环。传统的贸易投资自由化主(zhu)要针对商品和(he)要素的跨(kua)境流动，随着全球关税的逐步削(xue)减，“边境开放”问题已经基本得到解决。迈入高水(shui)平对外(wai)开放新阶段(duan)后(hou)，开放的重心转向“境内开放”，强调在产权保护、政(zheng)府采购、产业补贴等领域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xian)接。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chu)，“推动由商品和(he)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相较于商品和(he)要素流动型开放，制度型开放强调主(zhu)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的相通相容。
制度型开放的主(zhu)要内容
规则开放。规则意指(zhi)通行的国际经贸规则，包括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和(he)区域贸易协定规则，其中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涉及的议题涵盖制造业关税、政(zheng)府采购、反倾销反补贴、贸易便(bian)利化等，区域贸易协定规则涉及的议题中还包括竞争(zheng)政(zheng)策(ce)、数据保护、创新政(zheng)策(ce)、监(jian)管合作、劳动力市场规制等内容。规则开放既包括遵守现有国际经贸规则，也包括参(can)与全球治理、共建国际经贸新规则。规则开放是制度型开放的基础，为制度型开放提供基本行为准则。
规制开放。规制是指(zhi)政(zheng)府针对特(te)定行业和(he)领域实施的规范和(he)控(kong)制，涉及政(zheng)府对涉外(wai)经济活动的约束。规制开放着力于明晰政(zheng)府边界，减少不必要的政(zheng)府干预(yu)，其最终指(zhi)向是各国监(jian)管规则的协调和(he)一致，降(jiang)低合规成本，提升国际经济活动效率。近(jin)年来，中国在金融业领域取消外(wai)资持股比例限制，在制造业领域负面清单中删除了针对“出(chu)版物印刷须由中方控(kong)股”以及“禁止投资中药(yao)饮片的蒸、炒、炙、煅等炮制技术的应用及中成药(yao)保密处方产品的生产”的限制措施，实现了制造业领域外(wai)资准入限制措施“清零”，这些都是规制开放的鲜明体现。
管理开放。管理开放主(zhu)要针对政(zheng)府管理模式，其核心是简政(zheng)放权，优化政(zheng)务(wu)服(fu)务(wu)，提升行政(zheng)效能。比如，加强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设、创新海关综合监(jian)管模式、实施“证照分离”等商事制度改革，都是政(zheng)府优化管理模式，营(ying)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ying)商环境的体现，是管理开放的重要内容。
标准开放。标准是就(jiu)商品生产而提供的规则、指(zhi)南，包括环境标准、劳工标准、数字领域标准等。标准可(ke)以规范企(qi)业行为，确保企(qi)业按(an)照合格流程开展生产经营(ying)活动，为提高产品质量以及服(fu)务(wu)水(shui)平提供了可(ke)能。目前国际通行的标准主(zhu)要由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等制定；在国际标准下，各国或区域也有自己的标准，如欧盟标准（CE）、中国国家标准（GB）、日本工业标准（JIS）等。标准开放为管理提供了更具体的衡量尺度，有助于降(jiang)低合规成本，提升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适配性。
我国推进制度型开放的挑(tiao)战(zhan)与应对之策(ce)
制度型开放既是我国紧扣高水(shui)平对外(wai)开放最新实践，把握开放最新特(te)点的现实需(xu)要，也是顺应国际经济发展新趋势(shi)，应对国际挑(tiao)战(zhan)的必然选择。当前，国际经贸规则领域的角逐愈演愈烈，西方发达国家主(zhu)导着国际经贸规则的重构。21世纪以来，发展中国家和(he)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的影响(xiang)力逐年上(shang)升，亚太经合组织、金砖国家等平台作用不断增强，为国际经贸规则的重构注入了“发展成分”。但与此(ci)同时，发达国家正加紧控(kong)制和(he)争(zheng)夺国际经贸规则主(zhu)导权，推动形成有利于维护其利益的新一代国际贸易规则。在此(ci)背景下，推进制度型开放，建设更高水(shui)平开放型经济，需(xu)要从多维度着力。
广泛吸收有益经验(yan)，建立同国际通行规则衔(xian)接的制度机(ji)制。例如，对照《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累积原产地(di)规则”，推出(chu)“原产地(di)声明”“背对背原产地(di)证明”等便(bian)利导向的制度，推进商事制度改革，建立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相适应的行政(zheng)管理体系，推动政(zheng)府管理由注重事前审批转为注重事中事后(hou)监(jian)管；对标《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高标准经贸规则要求，不断放宽数字领域市场准入，促进和(he)规范数据跨(kua)境流动，推动数字贸易领域的制度型开放。主(zhu)动与全球通行规则相对接，吸收国际反垄断法的广泛共识，推动产业政(zheng)策(ce)从选择性转向功能性、从倾斜性转向竞争(zheng)性，形成统一开放、竞争(zheng)有序的市场环境。
对于尚未形成统一国际规则的新领域，开展先行先试，推出(chu)中国方案，掌握国际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制度型开放既包括全面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即“制度学习”，也包括主(zhu)动参(can)与全球治理，向国际上(shang)提供制度方案，即“制度创新”。可(ke)以考虑依托“一带一路”倡议，打(da)造开放包容的共同发展平台，针对数字贸易规则和(he)绿色贸易规则中的重要议题，选择比较优势(shi)明显(xian)的规则领域，贡献中国智慧，扩大中国在国际经贸规则方面的影响(xiang)力。
加强自由贸易试验(yan)区制度集成创新建设，开展经贸规则试点，为深入推进制度型开放探(tan)索实践路径。高标准贸易规则是在现有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基础上(shang)的“深层(ceng)规则”，具有涉及面广、复杂程度高等特(te)点，应利用自由贸易试验(yan)区的“先行先试”做好对标高标准贸易规则的压力测试，确定好优先序，聚(ju)焦贸易监(jian)管、金融开放、行政(zheng)管理体制改革，培育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营(ying)商环境，推进制度改革与监(jian)管创新，形成一批引(yin)领性制度创新成果(guo)，为建设更高水(shui)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探(tan)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yan)。
统筹推进制度型开放与深层(ceng)次改革，实现两者良性互(hu)动。一方面，以制度型开放为深层(ceng)次改革提供内容和(he)动力，制度型开放侧重“边境后(hou)”规则，其内容本身就(jiu)是深层(ceng)次改革的内在要求，是“边境开放”向“境内开放”的拓展和(he)延伸；另一方面，以深层(ceng)次改革为制度型开放提供制度保障，通过开展系统集成、重点突出(chu)的深层(ceng)次改革，建设顺应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的开放型经济体制，为制度型开放铺路。
（作者：杨继军，系南京财经大学财政(zheng)与税务(wu)学院院长(ch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