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一百多年前美国那场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一系(xi)列改革者的面庞浮(fu)现眼前，弗雷德里克·C.豪便是其中之一。豪是时任克利夫兰市市长(chang)汤姆·L.约翰(han)逊的幕僚(liao)，他们共同成就了这座城市，使之被誉为改革年代的明星城市。1925年，豪出版了一本著作《一个改革者的自白(bai)》（Confessions of a Reformer），详细描述了内战后(hou)几十(shi)年里他作为改革者所经历的一切。从(cong)一座美国小镇(zhen)写起。在那里，压(ya)制正统观念——无论(lun)是宗教、政治还(hai)是经济的——都(dou)是常态。再写到巴尔的摩、克利夫兰和纽约，他在这些城市参与进步时代那些波澜壮阔的改革事(shi)业。最后(hou)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后(hou)的红(hong)色(se)恐慌期(qi)间政府的镇(zhen)压(ya)行(xing)动带给他的幻灭感。在政治抱负和非政治的公民团结(jie)理想之间挣扎，豪摸索都(dou)市政治的道(dao)路(lu)带着困惑和矛盾，这正是十(shi)九世纪末二十(shi)世纪初美国中产阶(jie)级公民改革的典(dian)型特征。而(er)《一个改革者的自白(bai)》反映了豪对(dui)老派(pai)、清教、中产阶(jie)级的美国及其人民未能(neng)引领建立一个更加开放、慷慨和人道(dao)的社(she)会的失望。但他判断，改革将不断重新开启(qi)。

在《一个改革者的自白(bai)》出版三十(shi)年之后(hou)，美国历史学家理查(cha)德·霍夫施塔(ta)特发表了《改革年代：从(cong)布赖(lai)恩到富兰克林·D.罗斯(si)福(fu)》（以下简称《改革年代》）。该书自出版以来备受赞誉和批评。称赞者认为霍夫施塔(ta)特关于(yu)镀金时代和进步时代至关重要(yao)问题上的看法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正确的。批评者则(ze)关注霍夫施塔(ta)特对(dui)民粹主义、反犹太主义和阴谋论(lun)的指控，也不同意他的地位革命论(lun)。无论(lun)怎样，《改革年代》向人们展示了一段复杂的美国历史时期(qi)，而(er)这些复杂性“是我们对(dui)过去的传统印象所未能(neng)捕(bu)捉到的”，霍夫施塔(ta)特对(dui)改革的研(yan)究或是一支序(xu)曲，或提供(gong)一剂刺(ci)激。

关于(yu)改革的时代，霍夫施塔(ta)特表现出温和的现时主义。他在《改革年代》的开端便指出，从(cong)内战到1890年代这段美国历史，可以看成一个主要(yao)以工业化(hua)、大陆扩张和政治保守主义为主题的时期(qi)，以此类(lei)推，刚刚过去的这个时代，即大致从(cong)1890年代起，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jie)束的这段历史，则(ze)可视为一个改革的时代。“刚刚过去的这个时代”的说法表明霍夫施塔(ta)特认为自己所处的时代与改革年代十(shi)分(fen)接(jie)近，甚至改革在长(chang)时段上可能(neng)从(cong)未中断。改革的洪(hong)潮，尽管在1890年发生过大规模的回涌，在1920年代也曾短暂地消退，却为二十(shi)世纪大部分(fen)时间里的美国政治奠定了基调。霍夫斯(si)塔(ta)特将过去六十(shi)五年里的改革运动分(fen)为三个阶(jie)段，其中两个阶(jie)段几乎是前后(hou)接(jie)续的：首先是农民反抗运动，其最强烈的表现是1890年代的平民主义运动和1896年布赖(lai)恩的总统竞选；接(jie)着是进步主义运动，覆盖时间约为1900到1914年；最后(hou)是“新政”，其最具活力的阶(jie)段集中在1930年代的几年中。霍夫施塔(ta)特接(jie)着明确表明，写作这本书的目的，并不是要(yao)把(ba)1890年以来美国主要(yao)改革运动那些熟悉的故事(shi)重新讲一遍(bian)，而(er)是希望从(cong)他自己时代的角(jiao)度进行(xing)新的分(fen)析(xi)。霍夫施塔(ta)特也非常清楚，过于(yu)关注当下“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shi)——危险就在于(yu)因过度聚焦于(yu)当下，而(er)丧失了对(dui)历史真实性的确切认知”。毫无疑问，《改革年代》充斥(chi)着作者对(dui)现时政治的担忧。他在1960年的一次采访中曾说：“我之所以成为一名历史学家，是因为我参与了当代问题的研(yan)究。”或许正是因为他坚定地贯彻现时主义，使他认定1890年代以来的改革没有中断。人们对(dui)于(yu)对(dui)称性和历史延续性的渴望，会使得改革的要(yao)求不断被提出。这一点与豪的想法不谋而(er)合。

豪与进步时代的许多改革者一样，在战前认为思想和信(xin)息比利益更强大，运用智识传统可以结(jie)束不公平，促进社(she)会福(fu)祉(zhi)。霍夫施塔(ta)特显然也更重视思想、情感对(dui)改革的意义。关于(yu)“进步主义”，霍夫施塔(ta)特指的是1900年以后(hou)那种随处可见的、倾向于(yu)针(zhen)砭时弊和厉行(xing)变革的更为广泛的心理冲(chong)动；到了这一时期(qi)，农民抗议这条(tiao)小溪流已变成波澜壮阔的大河，而(er)强烈要(yao)求社(she)会、经济改革的中产阶(jie)级人民，则(ze)凭着他们日益高涨的热情增加了这条(tiao)大河的水量，并且改变了它的流向。作为一种改革思想，进步主义从(cong)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共识的学说；相反，这是对(dui)美国已经成为一个由大企业和大城市主导的工业国家这一认识的一系(xi)列多样化(hua)回应。进步主义包括要(yao)求诚实、高效和更广泛的市政权力的运动，削弱垄断公司对(dui)州立法机(ji)构(gou)的控制。加强公用事(shi)业的公共控制或公有制，推动政治进程民主化(hua)，削弱政党组(zu)织，要(yao)求妇女(nu)选举(ju)权，扩大政府监管企业的权力，以及通过社(she)会福(fu)利立法等。这场运动的主旋律是重建一种经济个人主义和政治民主，人们普遍(bian)相信(xin)这些东西在美国曾一度存在，只是已经为大公司和腐败的政治机(ji)器所毁灭；在重建这些理念的同时，也要(yao)寻回某种道(dao)德感和公民纯洁性，这些东西被认为也已丢失了。改革的冲(chong)动来自人们的怀旧情绪，改革的目标是找回业已存在美国过去社(she)会中的那些美德和纯真，可见智识传统要(yao)大于(yu)利益追求。

理查(cha)德·霍夫施塔(ta)特

霍夫施塔(ta)特进而(er)揭(jie)示，是关于(yu)社(she)会地位的认知而(er)不是利益使先前那些广义上可以称为“独立派(pai)”类(lei)型的人群(qun)变成进步派(pai)。他认为，主要(yao)并不是因为经济剥削，而(er)是因为他们是地位变动的受害者，这一变动就发生在十(shi)九世纪的最后(hou)十(shi)年和二十(shi)世纪初。简言之，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领导了进步主义运动的这批人，他们承受的时代苦难(nan)并非源(yuan)自财富的缩减(jian)，而(er)是由于(yu)社(she)会威望和权力的分(fen)配模式发生了变化(hua)。回到1870年前后(hou)，那时财富、地位和权力在美国的分(fen)布还(hai)相当分(fen)散，中等收入(ru)的人也足以享有相当高的威望和影响力，在很多小地方(fang)这一现象尤为普遍(bian)。在那个地方(fang)性名望还(hai)颇(po)具分(fen)量的年代，小店主、制造业主、杰出的律师、编辑和牧师，都(dou)算是地方(fang)上名声(sheng)响亮的人物。霍夫施塔(ta)特最后(hou)得出结(jie)论(lun)说，每当现代社(she)会发生重大变革之时，大部分(fen)知识分(fen)子、专门职业者和民意塑造阶(jie)层，总能(neng)看清事(shi)态走(zou)向，于(yu)是全情投入(ru)他们认为代表着进步和改革的那一方(fang)。罕有哪一次历史运动，这些阶(jie)层在其中起到的作用比在进步主义运动中还(hai)要(yao)大。无疑，这些知识分(fen)子和专门职业者之所以支持(chi)进步主义事(shi)业，一部分(fen)原因和中产阶(jie)级里的其他成员是一样的，然而(er)他们所在职业本身发生的显著变化(hua)，社(she)会的日益复杂化(hua)，以及地位革命给他们的社(she)会地位带来的改变，也在影响着他们对(dui)事(shi)物的看法。

然而(er)，改革的事(shi)实往往证(zheng)明：利益比思想或信(xin)息更强大。克利夫兰、芝(zhi)加哥、纽约等城市的进步主义改革实践(jian)表明，虽然许多商业和专业人士准备投入(ru)时间、精力和金钱来改善他们的城市，但如果他们的基本利益受到威胁(xie)，他们会退缩并变得敌(di)对(dui)。霍夫施塔(ta)特在评论(lun)反托拉斯(si)运动时也指出，毫无疑问，相比其宣传造势的强度，反托拉斯(si)运动取得的直接(jie)实质性成就是不大的；可是历史上这样的情形比比皆是——历经了艰苦、激烈的斗(dou)争，却只收获(huo)了微(wei)末的成果。

应该说十(shi)九世纪末二十(shi)世纪初的改革本身就充满矛盾，原先属于(yu)平民主义的改革主张后(hou)来成为进步派(pai)的改革主张，甚至被两党拿过去、写进党的纲领。或许是改革时代本身呈现出的这种特点使得霍夫施塔(ta)特被诟病为“模棱(leng)两可之王”，从(cong)他在《改革年代》的文(wen)字里可见到他的矛盾心理。批评者不满于(yu)他对(dui)直接(jie)民主改革的摒弃(qi)，但与其说是摒弃(qi)，毋宁说是模棱(leng)两可、未予置(zhi)评。譬如对(dui)于(yu)直接(jie)初选制、创制权、复决权、否决权等早期(qi)改革成就，霍夫施塔(ta)特认为这些目标的实现是“重建他们想象的存在于(yu)以往纯真年代的那种大众政府”。“想象的”“纯真年代”这类(lei)词(ci)汇似乎暗示霍夫施塔(ta)特并不看好这些政治改革目标。在评价西奥多·罗斯(si)福(fu)时，霍夫施塔(ta)特认为，罗斯(si)福(fu)代表了这样一种类(lei)型的进步主义领导者，他们真实的内心冲(chong)突是高度保守主义的，如果不是因为有必要(yao)在建立社(she)会秩序(xu)的过程中抵(di)制那些具有威胁(xie)性的激进路(lu)线，他们可能(neng)根本不会成为进步派(pai)。这里指明进步派(pai)本身的矛盾性。但霍夫施塔(ta)特又清楚地意识到，老罗斯(si)福(fu)时代的典(dian)型进步派(pai)思想家或改革者，一直同社(she)会主义者们进行(xing)着一种宽容的、互(hu)有裨益的对(dui)话(hua)，而(er)且由于(yu)他们的半无产阶(jie)级性质，他们比较同情劳工。他们经受了“社(she)会情绪的检(jian)验(yan)方(fang)式之一……无论(lun)社(she)会中生活安逸的人们在心理上是更认同那些成功人士的权威和成就，还(hai)是更加牵挂那些不幸者的需求和苦难(nan)。相当大的程度上，正是进步派(pai)的宣传鼓(gu)动，使得人们的同情心在社(she)会层面上是向下的，而(er)非向上的”。这与民主改革的目标也是一致的，对(dui)霍夫施塔(ta)特反民主的指责似乎站不住脚。

矛盾性也体现在改革者身上。霍夫施塔(ta)特分(fen)析(xi)了所有的专门职业和行(xing)业中的律师行(xing)业，他认为很多律师身上都(dou)有一种矛盾属性，一方(fang)面他们为商业团体服务并从(cong)中获(huo)益，另一方(fang)面，在人身关系(xi)上，他们又与之保持(chi)疏离；这种矛盾性对(dui)于(yu)进步主义思想的塑造，以及进步主义领导群(qun)体的构(gou)成，都(dou)产生了深远(yuan)影响。很多律师参与进步主义政治，是因为作为一名合格的法律顾问，他们必须处处为委托人着想，但也有不少律师是由于(yu)从(cong)自己所在行(xing)业的变迁中，感受到了那种广泛存在的改革诉求的冲(chong)击力。所以，进步主义是一场温和而(er)谨慎的运动，其目标不是社(she)会结(jie)构(gou)的剧烈变革，而(er)毋宁是形成一个负责任的精英群(qun)体，这批精英将把(ba)民间的冲(chong)动导向变革，并且是导向一系(xi)列适度的，用他们的话(hua)说，“建设性的”渠道(dao)。如同布兰代斯(si)恰如其分(fen)的表述，这个领导集体“将在富人和平民之间保持(chi)一种独立地位，随时准备着对(dui)任何一方(fang)的过度行(xing)为加以制衡。”

实际上，对(dui)于(yu)平民主义和进步主义的改革议题、中产阶(jie)级的分(fen)化(hua)，及至新政时期(qi)进步派(pai)和保守派(pai)的改革主张呈现的矛盾性、复杂性，霍夫施塔(ta)特在《改革年代》的前言中阐明了原因。他认为，移民的需求和本地人的情绪，两相冲(chong)撞之下，产生了两种有着根本差异的政治伦理体系(xi)。霍夫施塔(ta)特分(fen)析(xi)了它们的性质及相互(hu)影响。第一种建立在扬基-新教的本土政治传统，以及中产阶(jie)级生活的基础(chu)之上，主张并要(yao)求公民持(chi)续地、无私地参与公共事(shi)务；这套(tao)伦理认为，跟从(cong)前相比，政治生活在满足个人需求之余，更应该超越个人需求，在更高的程度上符合普遍(bian)原则(ze)与抽象规律；这套(tao)伦理也表达了一种普遍(bian)的感受，即认为政府天然地应当努力敦促个人生活的道(dao)德化(hua)，而(er)经济生活也应当致力于(yu)个人品格的磨砺与发展。另一套(tao)体系(xi)则(ze)以移民的欧洲背景为基础(chu)，移民们对(dui)于(yu)独立的政治行(xing)动不甚熟悉，对(dui)于(yu)等级和权威却相对(dui)熟悉，由于(yu)背井离乡的身份(fen)，他们也常常面临各种紧急需求；这套(tao)伦理认为个人的政治生活理所当然地是产生于(yu)家庭的需求，基本上将政治和公共关系(xi)解释为一组(zu)私人义务，认为比起忠(zhong)实于(yu)抽象的法律或道(dao)德规则(ze)，稳(wen)固的私人效忠(zhong)关系(xi)更为重要(yao)。移民、大佬和城市机(ji)器的政治生活，便主要(yao)建立在这套(tao)价值关系(xi)之上。对(dui)立的双方(fang)中，一方(fang)是道(dao)德高尚的新教社(she)会改革领导者，另一方(fang)则(ze)包括大佬、职业政客(ke)和移民大众。因之，对(dui)霍夫施塔(ta)特而(er)言，改革只能(neng)是社(she)会各阶(jie)层和谐一致的产物，即便其中充满矛盾甚至相悖的改革议题。

霍夫施塔(ta)特有强硬的道(dao)德政治立场，但他对(dui)进步派(pai)的一些传统价值观念却有着隐秘(mi)的偏爱。他说改革派(pai)的整套(tao)传统反映的是这样一种心态，该心态的基础(chu)在于(yu)一个本质上是健康的社(she)会；该心态所主要(yao)关注的内容，并不在于(yu)如何能(neng)让一个经济体成功应对(dui)经济崩(beng)溃带来的诸多问题，而(er)是在一个合理的运行(xing)秩序(xu)中，促进该经济体的民主化(hua)。设法令一个经济体恢(hui)复繁荣，归根结(jie)底是一个组(zu)织问题。在“新的机(ji)会主义”中，霍夫施塔(ta)特揭(jie)示改革派(pai)的优势：在于(yu)他们可以唤醒道(dao)德情绪，谴(qian)责不公，将整个社(she)会的义愤汇集起来，去抗拒那些不能(neng)容忍的恶行(xing)。而(er)保守派(pai)更倾向于(yu)将其合法性建立在制度的连(lian)续性、铁的事(shi)实、可能(neng)性的限度等基础(chu)上。从(cong)进步主义到新政，中产阶(jie)级的改革冲(chong)动依然留存。技术官僚(liao)新政派(pai)与道(dao)德进步派(pai)之间形成鲜明对(dui)比，霍夫施塔(ta)特在此写道(dao)：自由派(pai)捍卫大公司和产业集中这一奇特景象说明，曾如此长(chang)久地居于(yu)进步主义思维核心的反垄断情绪，如今(jin)已不再是进步主义的核心主题。布兰代斯(si)和威尔逊代表的那一代人，将经济生活理解为一个展现各自品格的领域；现代自由派(pai)似乎完全认为这是一个可以期(qi)待某些结(jie)果的领域。最值得注意的似乎是这种道(dao)德立场的转变。虽然霍夫施塔(ta)特认为瑟曼(man)·阿诺德是二战前最具创造力的政治知识分(fen)子，但他认为从(cong)阿诺德使用的术语来看，阿诺德的价值体系(xi)与美国进步主义的经典(dian)价值之间已经有了相当的距离。霍夫施塔(ta)特认为，进步主义的关键词(ci)是爱国主义、公民、民主、法律、品格、良知、灵魂、道(dao)德、服务、责任、耻辱、羞耻、罪恶和自私……搜索阿诺德书中的关键词(ci)，则(ze)是需求、组(zu)织、人道(dao)主义、结(jie)果、技术、制度、现实主义、规训、士气、技能(neng)、专家、习惯、实用和领导力等。前者令人联想到进步主义运动的道(dao)德与知识根源(yuan)，这些根源(yuan)可以追溯到盎格鲁-撒克逊新教传统。后(hou)者揭(jie)示的价值乃是从(cong)经济危机(ji)和官僚(liao)制的必要(yao)需求当中创生出来的。

霍夫施塔(ta)特在他所著的《进步主义历史学家》一书中有一句话(hua)：“现时意识虽然造成了主要(yao)错误，但通过智识发现，其往往也是获(huo)得新见解的主要(yao)途径——错误和曲解并非出自一意孤行(xing)，而(er)毋宁是拉帮结(jie)派(pai)的结(jie)果。解释性历史学家最好的状态是，带着对(dui)未来热情的关切回到过去。”（Richard Hofstadter, The Progressive Historians: Turner, Beard, Parringt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8, p.465）霍夫施塔(ta)特以其对(dui)道(dao)德政治的关切描绘了承受着地位焦虑的那一代人的群(qun)像，就历史故事(shi)而(er)言，十(shi)九世纪九十(shi)年代和二十(shi)世纪三十(shi)年代及六十(shi)年代显然有不同的剧本，也不会如霍夫施塔(ta)特说出“刚刚过去的这个时代”那般轻松。但进步时代、新政、二十(shi)世纪六十(shi)年代都(dou)始于(yu)一股乐(le)观主义情绪，一种共同的信(xin)念——过时的思想和政策将被新思维取代的时刻(ke)已经来临；特权和不公正的堡垒将让位于(yu)对(dui)创新和更大平等的要(yao)求。无论(lun)如何，在若(ruo)干年里，改革的要(yao)求都(dou)会在立法和制度上得到体现。如果历史学家无法停(ting)止将过去和现在混为一谈(tan)，那就一定会相信(xin)改革将持(chi)续进行(xing)，或者相信(xin)人们会主动出击，将改革进行(xing)下去。即使我们望着那个渐行(xing)渐远(yuan)的改革年代，黯然神伤、唏(xi)嘘慨叹。化(hua)用霍夫施塔(ta)特的话(hua)来说，对(dui)于(yu)相信(xin)世界历史上某个阶(jie)段曾是黄金时代的人们，我们怀有一份(fen)真实的同情，尽管他们的生活境遇要(yao)比我们好得多。然而(er)，真正地回去那个世界里生活，真切地去体会那个世界的人们所珍惜的那份(fen)希望，去欣赏他们那份(fen)想象出来的纯真，今(jin)天的我们已经办不到了。

（注：文(wen)中未标明出处的引文(wen)皆出自中文(wen)译本理查(cha)德·霍夫施塔(ta)特：《改革年代》，王禹译，商务印书馆(guan)2023年版；英文(wen)版Richard Hofstadter, The Age of Reform: from Bryan to F. D. R.,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