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举办了一场中长篇小说作家座谈会(hui)。那次会(hui)议上，茅盾先生鼓励中青年作家在写出了优秀的短篇小说和(he)中篇小说后，要尝试长篇小说的创作。当时我只发表过短篇小说，开始(shi)写中篇小说，还(hai)没打算写长篇。会(hui)上茅盾先生来了一句——现在这个声音还(hai)在我耳边回响(xiang)——“刘心武来了吗？”我立刻站起来，和(he)茅盾先生四目相对(dui)。我们对(dui)视的时间只有几(ji)秒，但他的眼神给(gei)我的滋养非常丰富，既有关(guan)心，也有鼓励，还(hai)有期望，我感动(dong)极了。自(zi)那以后，我就下定决心要写长篇。

写长篇小说面临两(liang)个最重要的问题，第一是(shi)写什么？第二是(shi)怎(zen)么写？首先解决写什么。当时我从北京(jing)出版社调到北京(jing)市文联，成为(wei)一名专(zhuan)业作家。思来想去，我要写北京(jing)市民生活。因为(wei)我熟悉。我1950年8岁时跟(gen)随父母从重庆来到北京(jing)，从此(ci)就一直定居北京(jing)。

当时要求(qiu)深(shen)入生活，需要蹲点。我去了东四人民市场。那里原本是(shi)一座寺(si)庙，名为(wei)隆福寺(si)，前门在隆福寺(si)街，后门位于钱粮(liang)胡同。我少(shao)年时代就住在钱粮(liang)胡同，上小学和(he)中学都要穿过隆福寺(si)，目睹它从一个寺(si)庙变成了一家百货商场。

商场开门之前，我就和(he)售货员一起去仓库里搬货、补货，然后上柜台售货，商场关(guan)门了之后继续(xu)盘点、清货，参与(yu)了商场营业的全过程，也接触到营业期间在售货员、顾客(ke)之间发生的各种各样的故(gu)事。跟(gen)售货员熟悉之后，我还(hai)得寸进(jin)尺地提出去人家家里看看。售货员就带我去他们居住的四合院里，这样我就对(dui)胡同、杂院有了更多的接触。我深(shen)入生活的触角越来越多，生活积累(lei)越来越丰厚。

题材就这样确(que)定了——北京(jing)市民生活。但这只是(shi)我要写的内容，并不(bu)能算“写什么”这个问题的全部回答。我究竟要通过这部作品探索和(he)表达什么呢(ne)？后来，我找到了一个象征性的符码——钟(zhong)鼓楼。

钟(zhong)鼓楼位于北京(jing)城中轴线最北端，是(shi)两(liang)座明代修建的古老建筑，用(yong)于报时，具有充分(fen)的符码性。我写北京(jing)市民生活，而且我要把历史与(yu)当下结合起来写，探讨时间的意(yi)义：时间流淌过城市，就形(xing)成了历史；时间淌流过个体，就构成了命运(yun)。《钟(zhong)鼓楼》前面有题词：“谨将此(ci)作呈献在流逝的时间中，已经和(he)即将产生历史感的人们”，我要在作品中表达一种“历史感”。

“写什么”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就是(shi)“怎(zen)么写”。关(guan)于“怎(zen)么写”，我有一些体会(hui)。我认为(wei)写小小说要注重情趣(qu)，以情趣(qu)取胜；短篇小说开始(shi)容纳思想，需要有一个好的主题；中篇小说前两(liang)点都得有，还(hai)要把握(wo)整个文本的情调。我揣摩鲁迅的小说，就特别重视他每篇小说所形(xing)成的不(bu)同的叙述调式，例如《狂人日记(ji)》是(shi)亢奋、激昂的调式：“赵家的狗，何(he)以看我两(liang)眼呢(ne)？”“救救孩子！”例如《伤逝》：“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he)悲哀，为(wei)子君，为(wei)自(zi)己”“初春的夜，还(hai)是(shi)那么长”，则(ze)是(shi)惆怅、哀怨和(he)忏悔的调式。

长篇小说最要紧的是(shi)结构问题。中外(wai)有很多优秀作品的结构都可以参照。如“串珠式”，把“我”的人生中一些重要的生命片段像珍珠一样串联起来，例如英国作家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还(hai)有一种我将其称为(wei)“登楼式”，法国作家罗(luo)曼(man)·罗(luo)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fu)》就是(shi)这样写的：主角在少(shao)年时代初尝情感的甜美，这是(shi)一个台阶，后来他进(jin)入音乐界，与(yu)父亲一起去宫廷演(yan)奏，一级一级往上升，最后到了巴黎，进(jin)入西方最重要的文化(hua)场所，谱出伟大的乐章。此(ci)外(wai)还(hai)有“横剖(pou)式”等。阅读了大量作品后，我最想学习的是(shi)李劼人《死水微澜》的结构，我将其称为(wei)“编辫式”，三个主要人物的命运(yun)纠缠(chan)、扭结在一起，就好像把三缕头发编成一条美丽的辫子。

但到头来我不(bu)想模仿前人的既有结构，我应该在结构上创新。我最后独创了一个结构，我将其称为(wei)“橘瓣式”。

在人物设置上，我参照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清明上河图》中有很多人物，你找不(bu)出哪个人物是(shi)主角，但你能找到每个片段里的主角。例如船过虹桥那段，船上的船夫(fu)就是(shi)主角。我将《钟(zhong)鼓楼》的故(gu)事设置在1982年12月12日早上5点到下午(wu)5点，空间是(shi)钟(zhong)鼓楼下的普通四合院。这个四合院里有十来户人家，每一户人家就好比一个橘子瓣，具有相对(dui)的封闭性，面临着自(zi)己的问题。但是(shi)他们住在一个院子里，就像橘子瓣合拢之后构成了一个总体。

橘子瓣还(hai)需要有橘子皮包裹。橘子皮是(shi)什么？就是(shi)一场婚礼。这场婚礼把整个四合院的人家都牵连(lian)进(jin)去，还(hai)把院外(wai)的人也吸进(jin)来了。2021年，美国亚(ya)马逊穿越出版社出版了我的《钟(zhong)鼓楼》英译本，译名为(wei)《The Wedding Party》，即《婚礼派(pai)对(dui)》。我同意(yi)这样的译法。

《钟(zhong)鼓楼》是(shi)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获得了第二届茅盾文学奖。我在茅盾先生的鼓励下，一直坚持长篇小说的写作，后来又写了《四牌楼》《栖凤楼》，与(yu)《钟(zhong)鼓楼》构成“三楼系列”，还(hai)写了《风过耳》，本世纪又推出了《飘窗》《邮(you)轮(lun)碎(sui)片》。我坚持与(yu)时代同步，以小说形(xing)式为(wei)社会(hui)进(jin)程留痕(hen)，在人性探索、人生意(yi)义的追(zhui)问以及结构创新、文本韵味方面都努力下功夫(fu)。

多年来，我在文学大观园里始(shi)终没有消失，在默默劳作。我在写作上追(zhui)求(qiu)美，同时也包容自(zi)己，不(bu)追(zhui)求(qiu)完(wan)美。我是(shi)小小的、米(mi)粒(li)大的苔花，但是(shi)我也开放，我要努力把自(zi)己绽圆(yuan)了。

《 人民日报 》（ 2025年02月19日 20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