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政策也在(zai)鼓励(li)扩大幼(you)儿园托班招收婴幼(you)儿范围(wei)。2024 年 11 月，酝酿了 20 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yu)法(fa)》通过，鼓励(li)有条件的幼(you)儿园开设托班，提供托育(yu)服务。

多国3岁以下婴幼(you)儿的入托率超三成

在(zai)世界范围(wei)内，多国已经建立了3岁以下婴幼(you)儿的社会托育(yu)服务体系。

数据显示，2018年，在(zai)韩(han)国3岁以下婴幼(you)儿中，超六成入托。其中，韩(han)国2岁幼(you)儿的入托率高达92.1%。同为(wei)东(dong)亚国家的日本，2岁幼(you)儿的入托率也有56.5%，1岁幼(you)儿的入托率达到33.2%。

作为(wei)全球生育(yu)率倒数的国家，日韩(han)为(wei)了让年轻人生孩子使出“浑身解数”，提供了优厚的托育(yu)政策。这两(liang)个国家的入托率在(zai)连年攀升。

从整体上看，2018年OECD 国家3岁以下婴幼(you)儿的入托率平均为(wei) 33.8%。相比之下，2024年的报告指出，中国3岁以下婴幼(you)儿的实际入托率仅有7.86%。

然而，与低送托率形成反差的是，中国的家长们实际上有着旺盛的送托需求。

《2019年全国人口与家庭动(dong)态(tai)监测(ce)调查》（下称“2019年监测(ce)调查”）询问了6万名15-49 周岁的中国女性，结果显示实际上有27.6%的育(yu)儿家庭希望将子女送托。原国家卫计委 2016 年在(zai)全国十城市(shi)调查中发现，有 1/3 的家庭有社会托育(yu)服务需求。2024年发布的上述国务院报告也显示，多地调查显示，超过三成的3岁以下婴幼(you)儿家庭有送托需求。

需求这么(me)旺盛，那为(wei)何中国送托率如此之低？

“孩子年龄小，舍得送托班吗？”

此前，网(wang)红Papi酱在(zai)综艺中透露，自己把1岁3个月左右的孩子送托儿所，结果被部(bu)分网(wang)友(you)责怪没(mei)有责任心——“这么(me)小送过去小孩没(mei)有安全感”“这么(me)小的孩子，谁舍得送去全托呢？”等评论比比皆是。

这些网(wang)友(you)的想法(fa)并非个例。2019年监测(ce)调查显示，不送托的主要原因包括孩子年龄太小、有人照看、收费太高。

针对孩子年龄小，不想送或家人不让送的情(qing)况，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家庭与性别研究中心主任李婷在(zai)接受澎(peng)湃新闻采访时表示，这一方面是受到中国家长的教育(yu)理念影响，担心孩子有分离焦(jiao)虑等问题(ti)，另一方面是对托儿所质(zhi)量的不放心。

近些年，幼(you)儿园或者托儿所曾爆出几起虐(nue)童事(shi)件，一定程度(du)上打击了家长们的送托积极性。在(zai)2019 年监测(ce)调查结果中，想送托儿所的母亲们在(zai)选择(ze)托育(yu)机构时，重点考虑的前两(liang)大因素是安全条件和师资能力(li)。

相比民办机构，家长们普遍认为(wei)有政府参与或主办的托班更加有质(zhi)量保障。2017年中国人民大学与国务院妇儿工(gong)委联合进(jin)行的四省市(shi)（天津、黑龙江、山(shan)东(dong)、四川）城市(shi)0-3 岁托育(yu)服务需求和供给抽样调查（下称“四省市(shi)”调查）显示，超过七成的家长希望孩子上公办机构，超过12%的家长希望孩子上的托班有政府参与。

然而，北(bei)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儿童福利与保护研究中心高级分析(xi)员王淑清在(zai)2019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及，近年来(lai)，近七成0-3岁婴幼(you)儿入托民办机构，仅2.2%入托教育(yu)部(bu)门管理的托育(yu)机构。

本来(lai)靠谱(pu)的托育(yu)机构就不多，就算(suan)真(zhen)的想送托班，不少家长看着动(dong)辄上千的托育(yu)费用(yong)也只能望洋兴叹(tan)。多次生育(yu)意愿调查结果都显示，年轻人之所以不愿生、不敢生，最重要的原因是生育(yu)养育(yu)成本高、经济负(fu)担重。

上述2024年发布的国务院报告里就提到，2023年，全国民办托育(yu)机构占全部(bu)托育(yu)机构的89.5%，平均托育(yu)服务收费价格（不包括餐费）为(wei)每月每人1978元，一线(xian)城市(shi)在(zai)每月每人5500元以上。报告还(hai)指出，这与家长们的支付能力(li)和期待存在(zai)较大差距，许多有送托需求的家庭望而却步，2023年全国托位实际使用(yong)率仅为(wei)46.7%。

“（幼(you)儿园招收年龄）向下探比较困难，家庭观念和托育(yu)成本都很难大规模下探，”李婷告诉澎(peng)湃新闻，如今养娃精贵，养1岁的娃跟养2岁的娃成本差别很大，师生比要求就很不一样。

以2024年12月刚建成开放的北(bei)京八里庄儿童成长中心为(wei)例，目前该中心在(zai)0到1岁年龄段是一名老师照顾两(liang)个孩子。随着更多孩子入园，未(wei)来(lai)1-2岁孩子的师生比大约为(wei)1:3，而2-3岁孩子的师生比大约为(wei)1:4。

如何降(jiang)低送托成本？临时托和半日托等形式或许是一种(zhong)路径(jing)。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史毅研究发现，比起全日制托育(yu)，临时托和半日托等服务形式可以填上临时照护小孩的需求，减轻因临时看护对女性劳动(dong)就业的负(fu)面影响，也不会明显增加家庭照护的经济成本。

提供多元化(hua)的托育(yu)服务不仅能降(jiang)低送托成本，也能满(man)足不同的需求。四省市(shi)数据显示，对于2岁以下的孩子，若非万不得已，家庭一般都不舍得将他们送往全天候的托育(yu)服务机构，但全职(zhi)妈妈和职(zhi)业妈妈，对社区临时托育(yu)、喘息服务、延(yan)时照料等，都有一定的需求。

托育(yu)服务体系重返舞台

在(zai)精细(xi)化(hua)养娃的时代，相比花大钱让小孩上不一定靠谱(pu)的托儿所，当(dang)代夫妻(qi)选择(ze)把孩子交给爷爷奶奶。

2022年CFPS的数据显示，10年间，家庭中女性的照料负(fu)担稍微减少了一点，部(bu)分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开始带娃了。

具(ju)体而言，从2012年到2022年，一个家庭中妻(qi)子照料3岁以下小孩的比例下降(jiang)了6%。照顾孩子的重担从妈妈身上分到了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身上，托儿所和爸爸的照顾的比例也略(lue)有提升。

不过，正(zheng)如数据所示，2022年妈妈照料3岁以下婴幼(you)儿的比例仍然高达58.7%。

李婷接受澎(peng)湃新闻采访时说，中国入托率较低的原因之一就是代际照料支持供给很大，这也是中国区别于其他国家的特殊之处。

日本女子大学社会福利学系教授沈洁此前接受澎(peng)湃新闻采访时也有类似观点：育(yu)儿压力(li)仍然较大，国内大部(bu)分家庭仍然停留在(zai)让老一辈帮忙带孩子的阶段。

而从2019年开始，我国陆(lu)续出台政策，支持3岁以下婴幼(you)儿照护服务发展。这一年又被业内称为(wei)“中国托育(yu)元年”。

从更远的时间来(lai)看，我们会发现这些政策，有着历史的影子。

中央民族大学人口与民族发展研究中心教授杨(yang)菊华在(zai)一篇论文中提到，在(zai)新中国成立后，受到苏联经验、妇女解放的价值性理念和对女性劳动(dong)力(li)的工(gong)具(ju)性需求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大规模配置公立托儿所。

1938年10月2日，在(zai)党中央的大力(li)支持下，陕(shan)甘宁边区儿童保育(yu)分会发起成立了“陕(shan)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yu)院第一院”，即日后为(wei)人们所熟知的“延(yan)安第一保育(yu)院”。图源自 CCTV

在(zai)20世纪50至70年代的中国，许多工(gong)厂内设有托儿所和幼(you)儿园，由工(gong)厂出资建设并提供基本设施(shi)。数据显示，1954年，全国厂矿(kuang)企(qi)业、医(yi)院、学校(xiao)等系统(tong)建有托儿所4003个，2670个哺乳室，又或是收编私立托儿所，改为(wei)机关托儿所。

资料显示，1950年代的某国有工(gong)厂就为(wei)该厂职(zhi)工(gong)的婴幼(you)儿养育(yu)提供了多项便(bian)利，比如为(wei)带孩子上下班的职(zhi)工(gong)开设了母子班车，以及车间内配置了蒸饭箱和储物间等。

20世纪50年代，某国有工(gong)厂设立了母子班车。图源自《幼(you)儿教育(yu)导读》杂志

不只是在(zai)城市(shi)，当(dang)时农村的入托率也很高。多篇论文指出，1960年全国农村儿童入托率高达70%，大多数参与社会劳动(dong)的妇女将孩子交由村办托幼(you)组织。

除了解放女性的生产力(li)，人口的爆炸性增长也是另一重要影响因素。根(gen)据国家统(tong)计局，1963年出生人口为(wei)2975万人。这一年也是新中国历史上出生人口数最多的年份。

然而，在(zai)中国进(jin)入市(shi)场(chang)经济体制改革后，1984年的国有企(qi)业改革和单位制解体使得作为(wei)职(zhi)工(gong)福利的托幼(you)服务逐渐(jian)被剥离出单位。

“减负(fu)”成为(wei)国有企(qi)业改革的核心议(yi)题(ti)。1955年，中华全国总工(gong)会在(zai)一份报告中指出，由于企(qi)业行政经常随意安插编余人员，托儿所的编制一般大于实际需要。比如某地矿(kuang)务局托儿所，收托儿童不满(man)五十名，仅管理人员就配备有正(zheng)副所长、指导员、管理员等。

此外，中华全国总工(gong)会指出，由于编制冗余，人事(shi)费用(yong)开支较多，工(gong)薪支出一般占到常规支出的75%～85%，有的超过90%。

不过，托育(yu)体系在(zai)中国真(zhen)正(zheng)成为(wei)历史还(hai)要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

直到 20世纪90年代早中期，托儿所数量还(hai)在(zai)发展中。但随着市(shi)场(chang)化(hua)改革的深(shen)入推进(jin)，托儿所持续减少。起初是独立设置的托儿所减少，继而是一些普惠性公立幼(you)儿园的托班也逐渐(jian)消失。

以上海为(wei)例，据上海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博(bo)士向小丹的一篇文章，1981年，上海市(shi)区各类在(zai)托儿童总数有20多万，仅民办托儿所就有562所，吸纳了超过10.5万名婴幼(you)儿。到了2022年，上海市(shi)区独立设置的托儿所剩下30所，托儿数仅有1414人。

进(jin)入21世纪后，公办托儿所几乎完全消失。 在(zai)这个时间段中，市(shi)场(chang)化(hua)机构尽管试图填补这个空缺，却因为(wei)质(zhi)量参差不齐、重教学而轻保育(yu)等原因不被家长们接受。

正(zheng)因为(wei)这种(zhong)种(zhong)历史因素，托育(yu)领域从政府退场(chang)，转向家庭照料为(wei)主。

但到了2015年前后，随着“全面两(liang)孩”生育(yu)政策的落地，社会化(hua)托育(yu)服务又回归了。杨(yang)菊华在(zai)2022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在(zai)过去几年中 ，政府一直在(zai)出台与生育(yu)政策相配套的家庭支持政策，托育(yu)服务体系的重构就是其中最主要的一项施(shi)策。

比如，近年来(lai)部(bu)分城市(shi)推出了“妈妈岗”的职(zhi)位，与历史上的“妈妈班”类似，包括广东(dong)、山(shan)东(dong)、河北(bei)等地。以广东(dong)中山(shan)为(wei)例，2021年，中山(shan)市(shi)推出“妈妈岗”，明确提出对符合条件的用(yong)人单位实行每月每人300元标准给予(yu)社保补贴、 每月每人100元标准给予(yu)岗位补贴，还(hai)为(wei)灵活就业妇女提供每月每人300元的灵活就业社保补贴。

不过，此岗的名称在(zai)网(wang)上遭到不少吐槽，被指应该改名为(wei)“亲子岗”“生育(yu)友(you)好岗”等中性词汇。而“妈妈岗”的说法(fa)在(zai)一定程度(du)上反映出，育(yu)儿的责任仍更多在(zai)妈妈身上。

杨(yang)菊华就指出，与此前不同的是，当(dang)前重构的托育(yu)服务体系仍然强调家教为(wei)主，托育(yu)为(wei)辅，其中女性仍然是育(yu)儿的主力(li)。即便(bian)是到了现在(zai)，女性也常常是无法(fa)兼顾工(gong)作与家庭，这可能进(jin)一步激化(hua)职(zhi)场(chang)母亲的育(yu)儿焦(jiao)虑，增大工(gong)作与家庭之间的张力(li)。

在(zai)《我不想成为(wei)伟大的母亲》一书中，资深(shen)媒(mei)体人泓舟(zhou)采访了20多位母亲。在(zai)书中，有一名生二(er)胎(tai)的妈妈宋晴，她(ta)大着肚子依然坚持出差，上班到预产期前一天才回家休(xiu)息待产，休(xiu)完产假后第一时间返回工(gong)作岗位。然而“工(gong)作——怀孕(yun)——工(gong)作”的无缝衔接，仍然使得她(ta)在(zai)升职(zhi)竞争中没(mei)有比拼过业绩略(lue)逊色(se)的同事(shi)。宋晴的领导理直气壮地告诉她(ta)：“如果你(ni)没(mei)有生第二(er)个的话，很大可能会先(xian)提拔你(n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