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的秩序与环流：甲午战争早期史叙的知识史考察》，孙青著，社会(hui)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12月版，356页，89.00元

全书的核心概念“史叙”指什么，与现在比较流行的“历史书写”这一概念有(you)什么不同？

孙青：本书交替使用“历史叙述”“史叙”，用来指涉各种对(dui)战争的记述，这种记述基于经验见闻（而非逻辑推断(duan)或虚构想象）所作，强调历时性视角并追求某种“内在一致性”。其具(ju)体形式可以包括文本、图像及其他衍生文类(lei)。它们中的大部分在不同语(yu)言文化语(yu)境中，常会(hui)以“史”“纪”“本末(mo)”“颠末(mo)”“history”等确定的文类(lei)标识作自我界定，有(you)些则不以固(gu)定的物理文本形式呈现，而是(shi)停留在流动中的片段叙述状态。

如果我的理解没(mei)有(you)太大错谬的话，“历史书写”概念是(shi)近年来全球历史学、文学批评(ping)、文化研(yan)究等领域的重要概念，通常指对(dui)历史叙述的建构、呈现和(he)阐(chan)释(shi)方式的反思。它不仅关注历史事实是(shi)什么，更关注历史是(shi)如何在特定叙述模式、社会(hui)权力、意识形态等外在限制下被呈现、阐(chan)释(shi)与传播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历史书写”与本书的核心问(wen)题意识有(you)很大关联，但又存在差异。

简而言之，目前学界落实到经验研(yan)究层面的“历史书写”讨(tao)论，大多(duo)较为(wei)重视从比对(dui)“历史事实”与“历史书写”之间的差异入手，讨(tao)论隐匿其后的叙述者的主观动因。而本书则更关注造(zao)成(cheng)这类(lei)差异的客观因素，尤其是(shi)各类(lei)叙述机制诸如文类(lei)形式、书写格式、表达结构程式以及档案归集与馆阁书史制度等等本身的限制——书中称之为(wei)知识的“秩序”。也就是(shi)说，较侧重考察叙史制度与机制等隐性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变动对(dui)史叙文本的影响。

此外，历史叙述作为(wei)叙史活动对(dui)历史经验的各类(lei)非虚构表达，除了(le)文字以外，也包括图像、照片甚至即时性的媒体报道。这些形式与基于逻辑推断(duan)或虚构想象的历史主题写作有(you)所差别，也与强调盖棺定论时间隔断(duan)的事后追述性历史书写不完全一致。

从本书所处理的有(you)关甲午战争的史叙来看，似乎这些具(ju)体的文献形式或明或暗采用“史”的标识，其着眼点有(you)时更在于它的文类(lei)特征——如能提供某种全局性或整体化的阐(chan)释(shi)线索，将历史事实串联成(cheng)具(ju)有(you)某种内在一致性结构的经验过程等。比如1895年，日本人(ren)井上(shang)辻吉在东京出版的The Japan China War就是(shi)一个合订本。是(shi)在战争结束后，将他之前逐一分别单行的三种英文战史The Naval Battle of Haiyang、The Japan China War on the Regent’s Sword: Kingchow, Port Arthur, and Talienwan 、The Fall of Wei-hai-wei修订合并而成(cheng)，汇诸役（battles）情形为(wei)一大战（war）之始末(mo)。也就是(shi)说，这些单行战史最初出版时，并不明确预(yu)知战役的发展(zhan)方向(xiang)与终点。初时，这些单行战史由别发洋行（Kelly & Walsh, Limited）在横(heng)滨、香港、上(shang)海和(he)新加坡(po)的网点同时发行，声称主要依(yi)据了(le)官方档案和(he)一些别的材料，并采用了(le)大量珂罗(luo)版照片，其用意是(shi)在强调自身非虚构的文类(lei)特征，而到了(le)1895年合并修订本The Japan China War出版时，某种整体性的解释(shi)线索又被添加进去。

另外，目前学界有(you)关历史书写的研(yan)究，已经注意到“叙事性”是(shi)书写形式对(dui)经验对(dui)象进行结构化呈现及作出阐(chan)释(shi)的一个重要方向(xiang)。而这种“叙事性”基本上(shang)是(shi)故事化的，主要工作是(shi)为(wei)历史过程建立事件发生的因果链环，并依(yi)据与事件因果发展(zhan)的相关程度设置主从角色，以及陈述其行动与事件的关系等等，这种特征可以称为(wei)“事件化”。因此有(you)一个相关联的分析概念就是(shi)“历史叙事”。不过，本书通过对(dui)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有(you)关甲午战争的汉字、和(he)文等官、私史叙形成(cheng)过程进行经验观察，发现史叙的结构化方向(xiang)还存在“事件化”以外的线索。我暂时尝试以“事务化”来勾勒(le)追溯之。这种“事务化”的叙述方向(xiang)，是(shi)以历史过程所牵涉的行政流程为(wei)主要线索和(he)时空经纬来编织(zhi)的。这一取(qu)向(xiang)可能与汉字圈深远的文书行政技(ji)术(shu)、馆阁书史制度及从中央到地方的衙署文档归集机制密切相关。强大的官修书史传统与文书行政技(ji)术(shu)是(shi)东亚汉字圈较为(wei)突出的一个知识史的机制性特征，而十九世纪末(mo)恰是(shi)这个机制发生急剧变动的阶段。东亚汉字圈的精英原先(xian)依(yi)托汉字书面语(yu)、汉文史书传统、汉字典籍共同文本，以及源(yuan)自典籍的公共议(yi)题等共识基础所缔结的知识空间正发生变动与崩(beng)解。而在这个变动中，史叙对(dui)历史经验过程的“事件化”与“事务化”这两个结构化取(qu)向(xiang)将如何变化，是(shi)本书关注的重心之一。因此我采用“史叙”而不是(shi)学界较为(wei)习(xi)见的“历史书写”与“历史叙事”来加以锚定，背后的基本考虑大致如此。

按照您(nin)书中第(di)一章的看法(fa)，传统的官方战争史叙与日常行政纠结在一起，这造(zao)成(cheng)了(le)什么特点与后果，而后来战史的撰写是(shi)如何从日常行政中“脱(tuo)范”（或“脱(tuo)嵌”）的？

孙青：严格来说，官方战争史叙大致包含了(le)明清中央馆阁书史机制和(he)各地官府主导下的方志书写等不同层级的官修史面向(xiang)。官修史不仅仅在北京有(you)，地方志实际上(shang)也是(shi)在官府主导下撰修的，体例往往也与中央机关撰修的志书保持(chi)一致。不过，书中所讲的官方战争史叙，没(mei)有(you)完全覆盖所有(you)的官史类(lei)型。因为(wei)本书讨(tao)论的对(dui)象是(shi)甲午战争的即时史叙，馆阁书史是(shi)其中最主要的官修史形式，方志尚未参与其中，因此我的讨(tao)论集中于这个层面。我后来在针对(dui)具(ju)体案例时，也较多(duo)采用“馆阁书史机制”的表述，以作限定。其实各地方志中也有(you)不少阵(zhen)亡(wang)将领碑传等内容，但它们与行政流程的纠葛较为(wei)间接。例如左宝(bao)贵(gui)的碑传，虽然在地方志中也有(you)记载，但它是(shi)根据官方记述转述并加以补充的。这一部分的情况(kuang)，应留待之后再做(zuo)进一步(bu)讨(tao)论。

本书处理的几类(lei)清代主要馆阁书史类(lei)型，包括国史馆的“忠义传”、实录、起居注等等，其中最重要、最特殊的是(shi)军机处下设方略馆修的军事方略。这种专门(men)讨(tao)论战争的、官修的军事活动专史，在中国历朝只有(you)清代才有(you)。为(wei)什么清代特别强调方略？这一问(wen)题恐(kong)怕还有(you)待进行深入思考。有(you)一个可能是(shi)跟雍正时期的西北用兵有(you)关。方略所记战役，从清入关之前的“开国”诸战就开始了(le)，它反映了(le)清朝不断(duan)强调帝国武功的特点。我觉得这大概与清代的王朝合法(fa)性有(you)关。因为(wei)清的合法(fa)性并没(mei)有(you)过多(duo)借用明代的正统叙事，单一强调“奉天承运”型的权力来源(yuan)，而是(shi)毫不讳言地持(chi)续强调王朝武功。

传统的官方战争史叙与日常行政纠结在一起，历史叙述服务于行政目的，造(zao)成(cheng)的结果就是(shi)战史书写本身的事件因果链不很明确，呈现出明显的事务化特征。

在方略里，卷首的御制诗、御制文及告天表文完成(cheng)的是(shi)对(dui)主题军事行动的事件化叙事。不过一旦到了(le)正文部分，就是(shi)高度事务化了(le)，主要是(shi)按照时序以摘录章奏(zou)、谕旨等公文原文来清理与呈现用兵本末(mo)，基本上(shang)就是(shi)档案的汇编。早期方略还会(hui)有(you)“臣(chen)等谨案”领出一段编纂史官概括事件或歌颂帝王功德的文字，清中叶以后史官的主动措辞逐渐减少，直至完全消失。

那么史官在哪些地方还能有(you)所作为(wei)呢？我在写方略一节时做(zuo)过梳理，比如可以改变档案之间的流程顺序加以辑录。我在关注《平定教匪纪略》时，发现了(le)一种颇为(wei)珍(zhen)贵(gui)的史料，就是(shi)方略馆在编这份纪略时留下的调阅辑录文献的全纪录《平定教匪纪略总档》，建立于嘉(jia)庆十九年正月初八日，终结于嘉(jia)庆二十一年五月。方略馆为(wei)编纂《平定教匪纪略》必(bi)须调取(qu)、挑选章奏(zou)谕旨，并逐日按文书责(ze)任(ren)人(ren)编目，侧重以事务化取(qu)向(xiang)经纬史事。通过比对(dui)定稿发现，他们选了(le)一部分总档的内容编进去，并且有(you)些是(shi)改变了(le)顺序抄录的。这是(shi)史官能做(zuo)的事件化历史书写以外的事情。

国史馆修史的情况(kuang)也相似。“忠义传包”中有(you)很多(duo)草稿，都属于史官的日常功课(ke)。这些功课(ke)包括依(yi)据涉及恤忠立传行政流程的所有(you)往来公文（通常为(wei)前线章奏(zou)、谕旨、兵部开具(ju)的传主履历单等）起草、增削、改定传稿。通过比对(dui)，我们发现“忠义传”撰修的一般原则是(shi)对(dui)谕旨“可节不可删”，即不改动谕旨确认过的表达。而对(dui)章奏(zou)所述阵(zhen)亡(wang)事迹(ji)可以概括、归并，但也很少会(hui)增加溢出行政公文表述文字以外的史官主观叙述。所以，史书本身并不像我们今天认为(wei)的那样，仅仅承载着为(wei)王朝修史的政治功能，它实际上(shang)更是(shi)行政流程中事务性的东西。

国史馆的时候是(shi)这样，但到了(le)帝制终结后的清史馆时代就不一样了(le)，清史馆需要盖棺定论。他们自己对(dui)于编纂原则也说得很清楚，认为(wei)国史馆是(shi)“宁滥(lan)勿遗”，而自身则要考虑“千秋功罪”。当然，两者的传稿文本是(shi)一以贯之的，即清史馆继承了(le)国史馆所有(you)的传稿传包，甚至修纂人(ren)员也有(you)不少父子相继的情况(kuang)，只是(shi)编纂原则彻底变了(le)。到了(le)这个时候，历史修纂可以说已经“脱(tuo)嵌”了(le)。

私人(ren)撰史的传统在古代中国一直存在，甲午战争的私人(ren)修史有(you)什么不同？无论是(shi)官修还是(shi)私修，基本都围(wei)绕同一史源(yuan)吗(ma)？相对(dui)于事务性的官史书写，我们更容易接触的是(shi)私人(ren)修史事件性、史论性的书写，它是(shi)否塑造(zao)了(le)国人(ren)对(dui)甲午战争的常识性认识？

孙青：私人(ren)撰史的传统在中国古代确实一直存在。但私修史的变化从明末(mo)就已出现了(le)。明清有(you)一个很特殊的情况(kuang)。为(wei)什么明末(mo)私修史突然多(duo)了(le)起来？因为(wei)《明实录》曾(ceng)被烧毁过。之前《明实录》不允许(xu)大家抄，官方史料是(shi)不开放的。后来因为(wei)烧毁后开放了(le)，所以就有(you)不少士绅去抄官修史。这时就有(you)大量私修史涌(yong)现，但这个私修史是(shi)基于官方史料的。清末(mo)也是(shi)这样，清末(mo)关于战争的很多(duo)私人(ren)修史，实际上(shang)有(you)大量的官方史源(yuan)，而且这个私人(ren)不是(shi)普通人(ren)，而是(shi)士绅。

我看到有(you)学者的研(yan)究称之为(wei)“幕府修史”，我觉得这种说法(fa)还不太精确。因为(wei)很多(duo)人(ren)其实只是(shi)底层官员，并不隶属于任(ren)何人(ren)的幕府。也不是(shi)幕府非要修史。我整理了(le)这些私人(ren)修史者的身份，包括他们接触到的材料来源(yuan)。比如魏源(yuan)编《圣武纪》，他当时担任(ren)什么职务能看到这些材料？有(you)很多(duo)中低(di)级司员，包括一些在兵部、通政司及各口洋关税司任(ren)职的人(ren)员，他们因为(wei)当时在从事相关工作，所以能接触到这些史料，然后自己回去就尝试叙史。也就是(shi)说，从十九世纪中后期开始，有(you)关战争的许(xu)多(duo)私人(ren)撰史，有(you)非常清晰的官方档案来源(yuan)，撰写者往往服务于涉及战时文书流转的官署部衙，至少与之关系密切。虽然私修史的形式仍多(duo)使用前代就有(you)的笔记体裁，尤其是(shi)“书事文”，但“私史官源(yuan)”的特点很显著，并不能简单以“野史”目之。不能说，前代的私人(ren)撰史就一定没(mei)有(you)类(lei)似的情况(kuang)，但至少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后的私撰军事史中，是(shi)能够清晰地看到机制依(yi)据的。

实际上(shang)，类(lei)似的情况(kuang)并不是(shi)仅仅发生在中国。比如朝鲜半(ban)岛的汉文战史，有(you)一位作者李晚焘，他是(shi)春秋馆的史官。关于1894年6月21日发生的高丽王宫被围(wei)事件，他在春秋馆的日记中是(shi)一种写法(fa)，在私人(ren)的《响山日记》里又是(shi)另一种写法(fa)。后者细节更为(wei)丰富，更为(wei)血(xue)腥和(he)混乱，包括高宗生父大院君出面谈判、终结乱局这些内容。而原来的《承政院日记》这种文本实际上(shang)没(mei)有(you)为(wei)事件化史叙留下空间，因而无法(fa)去描(miao)述这些细节。当然他主观上(shang)的考虑暂时无法(fa)深究。很明显，就对(dui)“历史事件”的故事化曲折呈现而言，他更能在自己的私人(ren)日记里展(zhan)开。不过，这类(lei)私修史同样也是(shi)“私史官源(yuan)”的。

当然，由于清王朝官修史的开放程度有(you)限，相关信(xin)息基本是(shi)在一些大大小(xiao)小(xiao)的政治（知识）共同体内流传。因此人(ren)们对(dui)历史的一般常识性认知很难直接从此获取(qu)，往往需要经过多(duo)次转手。本来内外军事活动就是(shi)明清私修史极(ji)为(wei)热衷(zhong)的主题，到了(le)甲午战争时期，汉字圈各口岸城市的近代传播媒体又因战争报道而高度活跃。文字记载、图片、口说、游艺、教育考试等传播形式，都参与了(le)战时及战后短期内的即时“叙史”，这一方面为(wei)私人(ren)修史提供了(le)有(you)别于此前的史源(yuan)，另一方面也当然会(hui)影响人(ren)们对(dui)战争历史的常识认知。

您(nin)在书中对(dui)于史叙和(he)史源(yuan)有(you)很多(duo)的讨(tao)论，而历史书写和(he)史源(yuan)学是(shi)现在历史学界比较热门(men)的概念，您(nin)怎么看这种史学趋向(xiang)？

孙青：如果我的理解没(mei)有(you)太大的偏差，目前学界关注“历史书写”背后的史源(yuan)问(wen)题，其实就隐含了(le)某种知识秩序的判断(duan)。也就是(shi)说需要去推断(duan)哪种书写更“真(zhen)实”，离历史经验最近。不过我的问(wen)题意识，重点并不在于依(yi)据史料阶序加以取(qu)舍，来线性证明某种更真(zhen)的“真(zhen)相”，而是(shi)对(dui)史叙的固(gu)有(you)阶序加以对(dui)象化观察，并尝试突破单一阶序，将史叙还原到最初书写时所处的基础结构中去理解。虽然一定会(hui)用到史源(yuan)学的方法(fa)，但问(wen)题意识却(que)并不相同。简而言之，本书是(shi)知识史而不是(shi)史学史或讨(tao)论历史书写的著作，在追溯史源(yuan)时，我更关心的是(shi)一个社会(hui)性的知识共同群体有(you)没(mei)有(you)一些最基础的共同文本（跨语(yu)言、跨区域被共同阅读、讨(tao)论和(he)引述）的问(wen)题。基于我特殊的设问(wen)，很显然，仅靠(kao)判断(duan)谁更“源(yuan)”、谁更“正”则无法(fa)解答，而需要别立视角。这一学术(shu)关怀在各章都有(you)所体现，特别是(shi)第(di)六章。

第(di)六章讲《平定教匪纪略》，就是(shi)天理教这个事情（1813-1814年天理教教众在直、鲁、豫的军事活动）。我在讨(tao)论完全官修的《平定教匪纪略》时，通过将逐日原始章奏(zou)流水如《军机处随手登记档》、编纂专档《平定教匪纪略总档》和(he)最终刻板的《平定教匪纪略》加以比对(dui)；并对(dui)照同一事件的几种私修史叙，包括蒋湘南(nan)《七经楼文钞》中的书事文《书滑县平贼事》，盛大士撰《靖(jing)逆记》，魏源(yuan)《圣武记》第(di)十卷《嘉(jia)庆畿辅靖(jing)贼记》，昭槤《啸亭杂录》第(di)六卷《滑县之捷》等，发现它们之间都有(you)关联。也就是(shi)说当时即使是(shi)所谓私修史，其实主要信(xin)息甚至叙史的事件化经纬结构仍然是(shi)来自“官源(yuan)”。

盛大士的《靖(jing)逆记》在序言中简短叙述了(le)其书的编纂经过，提到他得以“恭读《钦定平定教匪纪略》”，证实了(le)私史与官源(yuan)存在勾连脉络。从日期来看，当时《平定教匪纪略》刚刚钦定、颁赐，仅有(you)七十九位王公亲贵(gui)与部院督抚大臣(chen)可以看到，盛大士作为(wei)一个下层士人(ren)是(shi)怎么看到的呢？我有(you)一些猜(cai)测，可能与书法(fa)家董诰（文华殿、入直军机，在颁赏名单之内）有(you)关，董和(he)盛在书画方面有(you)交流。但无论如何，两个文本存在共同史源(yuan)。

判断(duan)同一史源(yuan)可以从几个方面入手，例如直接引用皇帝的谕旨内容，行政文本，使用朝廷掌握且没(mei)有(you)颁布(bu)的口供，以及一些保留了(le)官方史源(yuan)高度事件化痕迹(ji)的记载，等等。

那么官方史源(yuan)是(shi)怎样流向(xiang)私修史的呢？我接下来的研(yan)究要致力于把沟(gou)通官方行政文书与民间私修史叙的史源(yuan)桥梁研(yan)究清楚。还有(you)一个问(wen)题是(shi)，这些史源(yuan)所流通的人(ren)群，是(shi)否构成(cheng)了(le)某种特定的信(xin)息共同体？我猜(cai)测是(shi)有(you)一个个小(xiao)团体的，如十九世纪中叶的魏源(yuan)、阮(ruan)元、蒋湘南(nan)、盛大士等人(ren)，对(dui)天理教叛乱的叙史构成(cheng)了(le)他们的一个“公共议(yi)题”。这些圈子多(duo)以各部衙中下层官员为(wei)主，在日常工作中能看到官方档案。他们互相交流看到的文档信(xin)息，因此叙史的故事结构都很像。通过分析他们的身份、文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之间的联系。

所以我的问(wen)题意识一开始是(shi)很朴(pu)素的：消息是(shi)怎么流传下来的？私人(ren)修史者是(shi)怎么看到的？为(wei)什么叙事结构都差不多(duo)？最后它们凝结成(cheng)这本书背后最重要的一个关怀，就是(shi)哈贝马斯(si)的“共同议(yi)题”。所谓共同议(yi)题，是(shi)指在某一特定时空中某些群体共同关心的议(yi)题，围(wei)绕这些议(yi)题的参与，可以在人(ren)与人(ren)之间生成(cheng)知识空间或社会(hui)性空间，因此这是(shi)人(ren)和(he)人(ren)之间交往的一种特殊形态。这个议(yi)题一开始可能是(shi)诗画，后来战争爆发了(le)变成(cheng)战争，但是(shi)借着这个议(yi)题，讨(tao)论很可能已经溢出了(le)这个战争的范畴。

比如翰林院编修丁立钧复命(ming)进呈《东藩事略》，以便及时满足光绪皇帝了(le)解清朝和(he)朝鲜关系的知识需求；同时附上(shang)《东事条(tiao)陈》五条(tiao)军政意见，讲对(dui)朝鲜应该如何用兵的意见。接下来他又给他的老师翁同龢写信(xin)，说自己写条(tiao)陈的时候“大率人(ren)云，无甚深切之言”，只能写一些俗(su)套的话，真(zhen)正想要讲的话却(que)“率非代奏(zou)可详尽”。他和(he)翁同龢就说了(le)他真(zhen)正想讲的话，就是(shi)他对(dui)北洋派系把持(chi)政局的种种不满和(he)意见。这表示关于朝鲜、中朝关系和(he)这场战争是(shi)一个共同体的公共议(yi)题。他们都要从这件事说起。如果丁立钧不是(shi)因为(wei)编纂《东藩事略》，他在皇帝面前是(shi)不容易有(you)发言权的；他和(he)翁同龢之间的交流，也要从这场战争说起。

我认为(wei)，对(dui)于甲午战争的认识和(he)历史叙述，已经是(shi)一个公共议(yi)题了(le)。而且这个公共议(yi)题不仅是(shi)中国的，它是(shi)在整个东亚汉字圈的，甚至是(shi)跨越(yue)语(yu)言的公共议(yi)题。

这个公共议(yi)题有(you)很多(duo)分支，比如文明决定论也是(shi)这个时候建立的。日本人(ren)认为(wei)文明决定论对(dui)大家都是(shi)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从光绪皇帝或李鸿章的角度来说，文明决定论把一场战争的胜负关键与维新、西学联系起来，既然面对(dui)的是(shi)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战争失败就是(shi)必(bi)然的命(ming)运，不是(shi)他们的责(ze)任(ren)。光绪皇帝还把宣扬(yang)“文明教化论”的《中东战纪本末(mo)》刻好后送(song)给朝鲜宫内厅的人(ren)带回去给朝鲜国王，可见他内心的态度。这套理论恰恰是(shi)日本也期待朝鲜接受的。但同时也存在另外一种意见，《东方兵事纪略》的作者姚锡光就提出，甲午战败的责(ze)任(ren)在于“封疆之吏”和(he)“将帅无能”，没(mei)有(you)必(bi)然导致战败的“世变”，一切都是(shi)“奇变”，是(shi)可以通过“明耻教战”来改变的。原来我们以为(wei)甲午战争中的文明决定论是(shi)举世都接受的，其实不然，其中还有(you)隐藏线索，只是(shi)被后来的历史叙事湮没(mei)了(le)。还有(you)一点，文明决定论在那个时候的解释(shi)框架中可以平行移动，“文明”阶序不只存在于中西之间，也可以被平移到先(xian)完成(cheng)“西化”的日本和(he)清朝中国之间。

甲午战争期间，无论是(shi)清廷、日本军方还是(shi)民间社会(hui)，都出现了(le)大量关于战况(kuang)的谣言，从知识生产的角度怎么看待这些战争谣言？它是(shi)知识生产必(bi)然带来的副作用吗(ma)？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对(dui)于清代的谣言，尤其是(shi)关于那些参战人(ren)员的谣言，原来就有(you)一个体制上(shang)的容许(xu)空间，只不过在甲午战争时期我们看到它被更显著地呈现出来？

孙青：厘清“战争谣言”，虽然并不是(shi)本书主要关注的问(wen)题，但确实涉及了(le)战时叙史的一些机制性（即前面提到的叙史“基础设施”）特征，值得展(zhan)开说一下。

战争谣言产生有(you)很多(duo)可能性，首先(xian)，是(shi)因为(wei)通信(xin)技(ji)术(shu)本身的问(wen)题。战争前线的真(zhen)实情况(kuang)没(mei)有(you)人(ren)知道。就像甲午海战，两艘军舰都沉(chen)没(mei)了(le)，丁汝昌最后说了(le)什么话，是(shi)怎么传回来的？后来是(shi)通过获救的落水水兵询问(wen)口供才得知的。再比如作为(wei)战时掌控情报枢纽的盛宣怀，连自己的弟弟盛星怀在战争中的生死下落都不明确，他曾(ceng)写过一封信(xin)让家里派姨娘(niang)来照顾受伤的弟弟，过两天又写信(xin)说弟弟已经死了(le)，没(mei)有(you)确切的消息。这是(shi)客观因素。其次，因为(wei)作战时朝廷随时进行恤功罚罪前线调查以激(ji)励战事，主观性的“讳败为(wei)胜”就常会(hui)发生。另外，战功奏(zou)报有(you)自己的汇报要素，如杀敌人(ren)数可以作为(wei)阵(zhen)亡(wang)将领所获祭葬及荫(yin)恤规格的依(yi)据。还有(you)，为(wei)什么一定要写“洞胸(xiong)一枪”，事实上(shang)记录者未必(bi)能看到这一枪，也未必(bi)有(you)人(ren)真(zhen)的去验尸，因为(wei)“洞胸(xiong)”意味着正面迎击(ji)，“背后一枪”则可能是(shi)逃兵，一个是(shi)要奖的，一个是(shi)要杀的，后果大不一样。这些与历史过程脱(tuo)节的叙述产生于行政奏(zou)报的流程中，本身是(shi)军政机制的一部分，但因为(wei)它们成(cheng)了(le)“忠义传”、实录等官修史最基础的叙述源(yuan)头(tou)，往往被保留到最后，因此就成(cheng)了(le)叙史“谣言”。还有(you)一个与谣言有(you)关的机制在清代非常特殊，就是(shi)清代御史参奏(zou)“以风闻入奏(zou)”，甚至不需要情报的真(zhen)实性，参奏(zou)事实上(shang)已经变成(cheng)一种政治机制，一种统治权术(shu)。

总之，谣言呈现出非常多(duo)元的特点。牵涉政治机制、御史制度的变化等等，也有(you)通讯技(ji)术(shu)的原因。现有(you)研(yan)究从文化史角度解读历史上(shang)的谣与谶较为(wei)普遍，但实际上(shang)，却(que)是(shi)政治管理实践的机制流程给谣言留下了(le)可能性。

甲午战争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shi)人(ren)类(lei)历史上(shang)较早有(you)第(di)三方国家媒体随军观战及参与报道的国际战争。西方很多(duo)国家的“战报”“战史”以及关于这场战争的“知识”，有(you)什么样的特点？对(dui)于重新缔造(zao)东亚的知识空间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孙青：我在书里讲到情报译写的问(wen)题。当时东亚参战三国主要的情报源(yuan)很多(duo)是(shi)来自报纸。那个时候连总理衙门(men)都是(shi)翻(fan)译《大阪每日新闻》《清日新闻》，《泰(tai)晤士报》是(shi)京师同文馆的学生受命(ming)翻(fan)译情报最主要的来源(yuan)。我们的情报线索基本以天津为(wei)枢纽，分为(wei)两条(tiao)：一是(shi)各驻外公使，二是(shi)海关税务司（包括朝鲜仁川税务司）收集情报。海关税务司的情报来源(yuan)主要是(shi)报纸，各地的驻外公使每日译报，或者把报纸递给总理衙门(men)翻(fan)译。这就涉及情报来源(yuan)的问(wen)题。那些西方报纸的记者都是(shi)拿着日本许(xu)可证的战地记者。情报来源(yuan)主要有(you)三类(lei)：一是(shi)随军记者的写作，二是(shi)他们的报纸，三是(shi)相互之间的翻(fan)译。其实《泰(tai)晤士报》也会(hui)翻(fan)译我们的中文资料，这不是(shi)单向(xiang)的，而是(shi)一个“环流”。其实连画报图片都是(shi)环流的。我们的宣战谕旨第(di)二天就在《泰(tai)晤士报》刊登了(le)，《申报》比《泰(tai)晤士报》还晚，这种报刊上(shang)的报道，在今天看来只是(shi)民间的信(xin)息流通，但在当时却(que)是(shi)军事信(xin)息的重要来源(yuan)。

甲午战争期间及战后短期内的媒体报道，也影响了(le)近代东亚的知识空间。

过去我们说的“汉字文化圈”，是(shi)西嶋定生提出的，我们总是(shi)在说日本人(ren)是(shi)如何学习(xi)我们的汉字。金文京有(you)一本书《汉文与东亚世界》，他想要表达的是(shi)，当汉字成(cheng)为(wei)这个区域精英共同书面语(yu)工具(ju)之后（我们常说日本、朝鲜、越(yue)南(nan)用汉字，其实是(shi)那些国家的精英阶层在共同政治文化生活中使用汉字书面语(yu)，而不是(shi)全民现象。也就是(shi)说，汉字文化圈其实是(shi)个精英文化圈，它是(shi)有(you)阶层性的书面语(yu)传统），它就开始自我繁殖了(le)，就像人(ren)工智能一样，开始逐渐形成(cheng)自己的“汉文世界”。陈力卫(wei)老师的研(yan)究就提到，日本的汉字书面语(yu)在江户时代以后，开始吸取(qu)明清小(xiao)说的文本来更新汉语(yu)书面语(yu)修辞，逐渐注重有(you)活力的汉语(yu)口说传统，而不仅仅局限于依(yi)据精英经典文本。这时汉语(yu)书面语(yu)已经从极(ji)少数精英往下走了(le)一点，向(xiang)参与共同政治生活及文化传播的一般经史读写群体延伸。而到了(le)甲午战争这个时段，日本恰恰因为(wei)对(dui)战争的新闻报道，而使得汉字书面语(yu)的修辞、体裁、内容及目标读写群体的变动变得更加剧烈。

原来日本的报纸是(shi)非常精英化的，大报全是(shi)汉字，连假名注音都没(mei)有(you)，而且都是(shi)论述式的，精英坐在家里就能评(ping)论战争。甲午战争时期，开始出现商业化报道，有(you)不少新闻记者奔赴前线。老百姓想要看实时报道，但这种报道一开始对(dui)他们很有(you)难度，因为(wei)汉字太多(duo)。一开始，对(dui)于老百姓来说，要通过每天分散的实时报道来理解事情的全部颇为(wei)困难，他们没(mei)有(you)那种通过主动思维来逐步(bu)整合事件全貌的阅读习(xi)惯。大报以前多(duo)采用精英灌输模式，直接以汉字书面语(yu)给出一个完整的故事和(he)评(ping)价。而底层小(xiao)报虽不采用这种形式，但人(ren)们接受故事，多(duo)需要配图才能理解，就像连环画一样。这个时候出现了(le)一个分化，就是(shi)如何通过图片和(he)片段式新闻报道的形式让老百姓了(le)解战争。另外，在甲午战争过程中，因为(wei)许(xu)多(duo)士兵来自贫苦人(ren)家，他们要写信(xin)报平安，连寄信(xin)回去的条(tiao)件都没(mei)有(you)，一些地方性的小(xiao)报就免费刊登家书作为(wei)稿源(yuan)，非常受欢迎。从那时开始，一些主要大报的汉字也开始增加注音，也就是(shi)说，这时以汉字为(wei)主的精英读写圈开始发生了(le)沉(chen)降。简而言之，这个下沉(chen)首先(xian)是(shi)脱(tuo)离经典，其次是(shi)注音化，再次是(shi)加上(shang)配图。大报则还要改变报道形式，在俯视性的精英评(ping)论之外，增加平视性的前线实时报道。日本处在这样一个急剧的变动之中，中国也一样，《申报》《点石(shi)斋画报》的报道都是(shi)非常直观亲民的。从这个意义而言，甲午战争作为(wei)第(di)一场东亚近代大战，它搅动了(le)汉字圈的日常，又逐渐变成(cheng)了(le)另一种新的日常。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个精英共同知识空间往下沉(chen)的过程。我在书中还讨(tao)论过，从太平天国运动到甲午战争期间，对(dui)死去的人(ren)的祭祀权也在下降、沉(chen)降。这个趋势在东亚非常明显。

战争搅动了(le)社会(hui)，从知识史的角度来讲，知识空间重组了(le)，在重新缔结。原来的秩序，包括人(ren)和(he)人(ren)之间的秩序，文本的秩序——比如经史子集之间的关系、正文与脚(jiao)注的关系、汉字与和(he)文之间的关系，都发生了(le)变化。

近代东亚知识空间再缔结的一些因素，能更具(ju)体地谈谈吗(ma)？

孙青：知识空间是(shi)有(you)社会(hui)性的，是(shi)一个共同体。我们现在痛感于信(xin)息茧房，就是(shi)面对(dui)同样一个文本，大家的知识准备不一样，就会(hui)鸡同鸭讲。语(yu)言不通多(duo)少可以通过翻(fan)译解决，但是(shi)没(mei)有(you)共同的知识结构就无法(fa)交流。

近代东亚的知识空间重新缔结，是(shi)跨越(yue)语(yu)言、跨越(yue)阶层的，是(shi)有(you)抓手的。它有(you)一个具(ju)体的聚(ju)合方式，围(wei)绕哪个议(yi)题展(zhan)开、变成(cheng)一个怎样的群体，都是(shi)明确的。比如说我们围(wei)绕甲午战争，围(wei)绕着文明决定论，围(wei)绕某一个文本，就变成(cheng)了(le)一个共同群体。近代东亚的汉籍，使用得越(yue)广泛就越(yue)有(you)讨(tao)论价值，因为(wei)它形成(cheng)了(le)一个共同文本。懂汉字的朝鲜人(ren)、越(yue)南(nan)人(ren)和(he)中国人(ren)都在使用，而且大家都围(wei)绕这个文本进行讨(tao)论、批注，这时这个文本就值得我们深入研(yan)究，因为(wei)它形成(cheng)了(le)一个公共议(yi)题。比如，书中提到的围(wei)绕《中东战纪本末(mo)》的日译本形成(cheng)的一个小(xiao)团体，他们在一个讨(tao)论圈里，就像是(shi)在一个微信(xin)群里，能够讨(tao)论很多(duo)问(wen)题。这就是(shi)我尝试描(miao)述的知识空间，它有(you)物理性的空间，也有(you)社会(hui)性空间。我想重点讨(tao)论的是(shi)社会(hui)性空间，这个空间如何缔结，这是(shi)这本书想要表达的。

技(ji)术(shu)变革和(he)城市化导致的文化版图变化，以及传播技(ji)术(shu)的发展(zhan)，包括西方记者的报道，实际上(shang)都在扩展(zhan)这个知识空间。而且它还有(you)很重要的传播功能。一种是(shi)横(heng)向(xiang)传播，一种是(shi)纵向(xiang)传播。横(heng)向(xiang)传播是(shi)空间的、区域的。纵向(xiang)传播有(you)两个维度，一个是(shi)历时性的，如何流传，还有(you)一个是(shi)人(ren)群的，就是(shi)跨越(yue)阶层的纵向(xiang)传播。甲午战争时期就发生了(le)很多(duo)跨越(yue)阶层的传播。跨越(yue)阶层的传播很难，有(you)几个条(tiao)件。比如我以前也讨(tao)论过白话读写的问(wen)题，读写普及不光要提高识字率，更要解释(shi)读写的规则，比如要知道书是(shi)从右读到左，如何标注，还要明白写作者与读者间的修辞默契（如使用“敝帚自珍(zhen)”等谦辞并不是(shi)真(zhen)的在讨(tao)论扫帚）、为(wei)什么书需要有(you)序言，要明白这些东西，光识字是(shi)不够的，是(shi)无法(fa)跨越(yue)阶层传播的。

甲午战争加速了(le)这个过程。客观上(shang)因为(wei)当时存在一些机制，例如前面提到的日本的报刊媒体的机制变化，另外主观上(shang)，文明决定论带来的文明改造(zao)，是(shi)战后东亚很多(duo)地区的一个解决问(wen)题的方向(xiang)，就是(shi)启民智、扩大政治参与等等。还有(you)很重要的一点，战争要求的动员力度比日常动员大得多(duo)，日本必(bi)须把全民动员起来，中国也进入了(le)军事动员时代，所以当然是(shi)加速的。

再说文化版图的变化。过去文化中心和(he)行政中心是(shi)重合的，基本上(shang)省道府县，只要涉及科考，往往是(shi)区域文化中心。但是(shi)甲午战争前后发生了(le)变化。一方面是(shi)口岸城市，比如上(shang)海，制度性媒体开始出现了(le)。另外是(shi)废科举兴学堂使读书人(ren)逐渐向(xiang)大型城市聚(ju)集，造(zao)成(cheng)了(le)文化中心与基层考场的剥离。战争确实会(hui)加速文化版图的变化，但文化版图的变迁并不仅仅是(shi)因为(wei)战争。它关涉很多(duo)其他因素，如文教改制和(he)交通因素等等。

这种再缔结还源(yuan)于标准化战争技(ji)术(shu)的全球传播。近代战争同时也是(shi)一种技(ji)术(shu)和(he)知识环流。江南(nan)制造(zao)局有(you)很多(duo)外国专家，甲午战争实际上(shang)往往是(shi)外国人(ren)跟外国人(ren)打(da)——中方有(you)很多(duo)洋员在船上(shang)，外交谈判也有(you)很多(duo)洋人(ren)参与。从某种程度上(shang)而言，生产厂商也参与其中。军备供应将坚(jian)船利炮引入战场，成(cheng)为(wei)近代战争的重要方式。为(wei)了(le)应战，就要迅速造(zao)炮台、买船舰，再从引入供应方技(ji)术(shu)人(ren)员到培养本土人(ren)才等等。同时，近代国际战争的规则，诸如如何宣战、如何界定战争结束，这些在前近代是(shi)不确定的，要到甲午战争时代才相对(dui)明确。

在引入近代军事技(ji)术(shu)、规则和(he)训练军事人(ren)才时，便涉及了(le)如何书写战争专史。这套机制是(shi)德国人(ren)在建立现代军事院校时就确定的，与我们史学传统中原有(you)的体例并不相同。德国的战史课(ke)程在十九世纪初传到荷兰(lan)皇家海军学院等军事院校，又传到日本，再为(wei)中国精英所知晓。德国的军事训练里必(bi)须要有(you)战史，他们是(shi)通过战史来学习(xi)战例的。当传到日本时，由于当时保守的陆(lu)军部不允许(xu)对(dui)师级以上(shang)军事决策做(zuo)评(ping)价，就不能很好地发挥战史的这一功能。而中国人(ren)在接触到这一套系统时，则开始探讨(tao)如何提升兵学在中国的地位。传统的兵学只有(you)城防战术(shu)，没(mei)有(you)具(ju)体的历史案例。即使讲到淝水之战这样以少胜多(duo)的战例，也只是(shi)泛泛而谈，没(mei)有(you)深入具(ju)体过程。因为(wei)传统上(shang)并不认为(wei)打(da)仗需要从具(ju)体战史中学习(xi)，纸上(shang)谈兵是(shi)可笑(xiao)的。另一方面兵学是(shi)个技(ji)术(shu)层面的问(wen)题，史学无需承担解决这类(lei)问(wen)题的任(ren)务。但是(shi)这种“知识秩序”到了(le)晚清开始出现变化，魏源(yuan)就提出，应该从历史战例中吸取(qu)经验。有(you)意思的是(shi)，魏源(yuan)的《圣武纪》先(xian)是(shi)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翻(fan)译到日本去的，有(you)十几个版本，六十年代结合了(le)兰(lan)学的内容，某些观点和(he)语(yu)词又再以“兵学”的形式回传中国——这就是(shi)“环流”的一个例子。

标准化的知识还有(you)很多(duo)，比如电(dian)报等通讯技(ji)术(shu)、现代标准化时间、空间测量等等。整个二十世纪实际上(shang)是(shi)战争推动发展(zhan)的时代。

说到知识的流动，您(nin)为(wei)什么用“环流”而不是(shi)一般常用的“流动”或“互动”，有(you)什么特别的含义吗(ma)？

孙青：互动是(shi)点对(dui)点，环流是(shi)多(duo)向(xiang)多(duo)点流动。“环流”是(shi)张伯(bo)伟(wei)教授提出来的概念分析工具(ju)，它未必(bi)是(shi)从一地到另一地的单向(xiang)流动，而可能是(shi)在两地或者多(duo)地之间多(duo)向(xiang)、多(duo)次发生的流动。“环流”是(shi)没(mei)有(you)单一线性秩序的，有(you)时恰恰打(da)破了(le)固(gu)有(you)的秩序。其展(zhan)开模式是(shi)一种更为(wei)复杂的方式——这也可以认为(wei)是(shi)战争搅动“日常”的一个后果。

比如姚锡光在日记中记载了(le)每日和(he)自强学堂的学生王松臣(chen)一起译“英国人(ren)所著甲午战史《中东战记》，至二更回家”的情况(kuang)，记录非常多(duo)。《中东战纪本末(mo)》不是(shi)汉文写的吗(ma)，那他是(shi)在“译”什么呢？后来有(you)学者张黎源(yuan)考证，当时有(you)一份在天津出版的英文报纸《京津泰(tai)晤士报》（Peking & Tientsin Times）刊登过北洋水师德国炮术(shu)教习(xi)瑞乃尔（Theodore H. Schnell）为(wei)德国政府撰写的两份报告的英译。其中一份德文报告底本是(shi)一篇按时间顺序描(miao)述军事事件的《威(wei)海卫(wei)之战》（Der Kampf um Wei-hai-wei），先(xian)发表于《科隆(long)公报》（Cologne Gazette），后被英译刊载。而姚锡光曾(ceng)称读到王松臣(chen)从英人(ren)译入的“洋员瑞乃尔辩词……言失刘公岛事”，感到“怒眦欲裂”。则当时他们为(wei)编纂《东方兵事记略》，每日在“译”的应该就是(shi)这个文本。《中东战纪本末(mo)》中文本他有(you)，是(shi)托了(le)叶瀚到上(shang)海买来寄给他的。这就是(shi)环流。姚锡光作为(wei)一个当事人(ren)曾(ceng)参与甲午战争，但他的信(xin)息还要靠(kao)英文报纸来补充记忆，因为(wei)当事人(ren)只能看到局部。他让人(ren)搜集《中东战记本末(mo)》，并翻(fan)译英文版，还要找(zhao)人(ren)做(zuo)口述，然后才开始写作。他对(dui)《中东战纪本末(mo)》的事务化记录方式不满意，因为(wei)这样会(hui)使得战争责(ze)任(ren)者不明确。

书中第(di)七章还涉及几个有(you)趣的例子。比如日本军官成(cheng)泽茂马战后向(xiang)日本原驻法(fa)公使曾(ceng)祢(mi)荒助(zhu)学习(xi)法(fa)语(yu)，曾(ceng)祢(mi)泽将法(fa)国步(bu)兵大尉索瓦（Maxime Joseph Marie Sauvage）于1897年在巴(ba)黎出版的自著甲午战史La guerre Sino-Japonaise 1894-1895 （《中日战争，1894-1895》）推荐给成(cheng)泽作为(wei)阅读材料，成(cheng)泽随后又把这本书翻(fan)译成(cheng)了(le)日语(yu)。实际上(shang)，在索瓦战史所列的参考书中，又有(you)之前有(you)贺长雄以法(fa)语(yu)出版的《甲午战争国际法(fa)》。又比如，日本当时有(you)名的新闻记者藤野房次郎用日语(yu)翻(fan)译了(le)林乐知、蔡尔康的《中东战纪本末(mo)》。此书是(shi)战后广学会(hui)分赠给大山岩和(he)山县有(you)朋的，一位武官获知后推荐给了(le)藤野。而藤野又在通达汉语(yu)公文的宫岛大八（曾(ceng)师从保定莲池书院院长张裕钊）、三岛广（三岛毅之子）等人(ren)的帮助(zhu)下将其翻(fan)译为(wei)日语(yu)。很明显，对(dui)战事的叙述、翻(fan)译与讨(tao)论，是(shi)发生在一些特定人(ren)群之间的。这些人(ren)群通过这类(lei)活动形成(cheng)了(le)一个知识共同体，拥有(you)一些共同文本，如有(you)贺长雄《甲午战争国际法(fa)》、林乐知、蔡尔康《中东战纪本末(mo)》等；还形成(cheng)了(le)一些共同知识，如汉字书面语(yu)、法(fa)文、汉字公文书的读解和(he)翻(fan)译，以及对(dui)与此相关的一系列术(shu)语(yu)、制度与人(ren)事的共识性理解等等。

这便是(shi)本书所要观察和(he)描(miao)述的社会(hui)性知识空间，本书实际上(shang)就是(shi)想要去追问(wen)，近代国际战争、全球化等十九世纪中后期发生的全局性变动，如何搅动了(le)旧有(you)的知识秩序和(he)知识空间，又缔结了(le)何种新的图景？实际上(shang)，成(cheng)泽茂马和(he)藤野房次郎的日译本，又变成(cheng)了(le)甲午战后某种新的“共同文本”，只是(shi)它们的读写圈可能扩大了(le)或者发生变动了(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