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zhi)万奏(zou)折

自与西方列强发生交涉与战争后(hou)，清廷连(lian)续编篡(cuan)《筹办夷(yi)务始末(mo)》，其中道光朝、咸(xian)丰朝、同治朝三编已整理出(chu)版，光绪朝则没(mei)有全部披露，军机章京王彦威从稿本中辑出(chu)《清季外交史料》，先后(hou)有影印版与整理班。不过晚清“夷(yi)务”“洋(yang)务”并不仅局限(xian)于外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海军衙门统管(guan)的业务都包括在内(nei)，如洋(yang)关（海关）、海军、购买军舰武器、兴(xing)办兵工厂、修建铁(tie)路等。《清季外交史料》仅辑出(chu)外交部分，《光绪朝筹办夷(yi)务始末(mo)记》其他内(nei)容未及整理，该书稿本保(bao)存(cun)于台北(bei)故宫博物院(yuan)，大陆学(xue)者难得一见。

海军史学(xue)者张黎源发现，台藏《光绪朝筹办夷(yi)务始末(mo)记》中保(bao)存(cun)了一份管(guan)理户部大学(xue)士张之(zhi)万奏(zou)折，名(ming)为《库款(kuan)支绌短亏甚巨谨(jin)拟设法补救折（附清单一扣）》，具(ju)奏(zou)日期为光绪十七年四月二十五日（1891年6月1日）。这份奏(zou)折疑为孤本，大陆各收藏单位似无收藏。2024年11月，张黎源在公(gong)众号“船坚炮(pao)利”发表《1891年户部“停(ting)购外洋(yang)船炮(pao)二年”》，披露了全部录文。他在导语中指出(chu)：

在对于甲午战败原因的总结中，常有将其归因于户部1891年上奏(zou)的“停(ting)购外洋(yang)船炮(pao)二年”建议，北(bei)洋(yang)海军也正是(shi)因此而错过了更新(xin)武备的最佳时(shi)机。但是(shi)长期以来，国内(nei)研究者基本上都只能(neng)从李(li)鸿章的《复奏(zou)停(ting)购船械(xie)裁减勇营折》中转引(yin)户部奏(zou)折的内(nei)容，而鲜见对户部奏(zou)折原文的引(yin)用。编者最近从台北(bei)故宫博物院(yuan)藏《筹办夷(yi)务始末(mo)》原稿中将这份奏(zou)折原文录出(chu)，以便(bian)各位研究同好取用。

张黎源加按语称：“牵头起草这份奏(zou)折的是(shi)当时(shi)管(guan)理户部大学(xue)士张之(zhi)万，参与者可能(neng)包括户部尚书福锟、翁(weng)同龢等。此前曾有议论认(ren)为停(ting)购船炮(pao)是(shi)出(chu)于翁(weng)同龢与李(li)鸿章的私怨，从具(ju)奏(zou)人(ren)来看，显然不确(que)。”“张之(zhi)万等称户部款(kuan)项奇(qi)绌，主要(yao)原因是(shi)郑州河工（郑州黄河决口堵口经费）、山东河工等，当是(shi)实情，虽然当时(shi)部款(kuan)到(dao)底困(kun)难到(dao)了什么程(cheng)度缺乏详细数据支持，但支绌当是(shi)不争的事实。”

张之(zhi)万

晚清海军史喧腾众口的“停(ting)购船炮(pao)二年”决策，即来自这份奏(zou)折。“停(ting)购船炮(pao)”实施后(hou)的第三年，甲午战争爆发。李(li)鸿章亲信及一些海军史学(xue)者，将战败归咎于这个决策，并且将矛头指向户部尚书翁(weng)同龢。张黎源认(ren)为此折由张之(zhi)万具(ju)奏(zou)，翁(weng)同龢于此事似无关系。笔(bi)者认(ren)为这样判断有点简(jian)单化。《翁(weng)同龢日记》记载可证实翁(weng)氏积(ji)极参与了折稿的商讨，是(shi)否由他发动则未能(neng)知(zhi)晓。张之(zhi)万是(shi)管(guan)理户部事务的大学(xue)士，按惯例(li)户部奏(zou)折由他领衔具(ju)奏(zou)，并不能(neng)说(shuo)户部尚书与此无关。

该奏(zou)折非常重要(yao)。户部建议停(ting)止北(bei)洋(yang)海军继(ji)续购买船炮(pao)的一个主要(yao)理由，就是(shi)“郑工”、山东河工用款(kuan)太巨，无法应付。张之(zhi)万奏(zou)折称：

自光绪十三年郑工决口，需款(kuan)浩繁，臣(chen)部因事关紧急，各省一时(shi)无款(kuan)指拨，由部库陆续提拨银六百万两，续将各省解京之(zhi)饷改解河工，需用者多(duo)处，综计郑工一事用款(kuan)至一千二百万两之(zhi)多(duo)，始终未拨各省丝毫，而部库元气之(zhi)伤实由于此。乃郑工未毕，山东河工即接踵而兴(xing)。自光绪十二年起，山东抚臣(chen)屡请巨款(kuan)造(zao)船、拨淤、筑堤、培埝，历来所积(ji)二三百万，及七八十万不等。计此四五年中，共请拨银六百七十余万两，而每年岁修之(zhi)款(kuan)尚不在内(nei)。臣(chen)部又将各省解部款(kuan)项改拨截留，以应其请。而部款(kuan)之(zhi)入(ru)款(kuan)愈绌矣。

奏(zou)折所谓(wei)清单一扣，是(shi)“酌拟筹饷办法五条”，第一条是(shi)：

南北(bei)洋(yang)购买外洋(yang)枪炮(pao)、船只、机器，应令暂停(ting)也。查购外洋(yang)军火(huo)，各省皆有，而以南北(bei)洋(yang)为大宗(zong)，以防务而论，诚为利器，以饷项而论，实为漏卮。综计十余年来，购买价银大约已逾(yu)千万，所购船械(xie)更仆难数，自已足敷布置。况现在中外辑睦，海波不扬，惟此部库空虚，实人(ren)之(zhi)病在心腹。即在外八旗(qi)而论，何止数十万人(ren)，其生计所资(zi)，全在每月部关之(zhi)饷，设一旦不敷开放，则此数十万人(ren)者，其将何以为生？此实大局所关，不可不豫(yu)为筹画。该大臣(chen)等受恩(en)深重，自当共拯时(shi)艰。应令自本年起，所有外洋(yang)机器、船炮(pao)暂行停(ting)购二年，即将所省价银解部充饷，仍(reng)由该大臣(chen)等自行商定(ding)。此两年之(zhi)内(nei)，合南北(bei)洋(yang)撙节筹措(cuo)，总须凑足银一百二十万两，陆续解京，庶部库空虚稍资(zi)补救矣。（“卮”字(zi)为笔(bi)者径改。）

停(ting)购项目(mu)，先列“外洋(yang)机器”，再到(dao)“船炮(pao)”，这是(shi)奏(zou)折巧妙之(zhi)处。停(ting)购“外洋(yang)机器”表面上是(shi)针对张之(zhi)洞而言。张之(zhi)万作为管(guan)理户部大学(xue)士，对其族(zu)弟张之(zhi)洞多(duo)次先斩后(hou)奏(zou)购买钱局（造(zao)币厂）、兵工厂、织布厂、铁(tie)厂设备，再次申明朝廷立场，以示不偏不倚(yi)。

光绪十五年十月十五日，“奉上谕，各省添购机器等项，照章应于事前奏(zou)明立案。乃近阅张之(zhi)洞叠次奏(zou)报，于添购机器等事未经奏(zou)明，辄向洋(yang)商订立合同，如前购织布、铸钱机器及沙路铁(tie)桩，本日具(ju)奏(zou)购买炼铁(tie)机器，动需巨款(kuan)，皆于已经议办之(zhi)后(hou)始行入(ru)奏(zou)，殊属非是(shi)。国家经费有常，岂容任意开支，除将所奏(zou)交该衙门核(he)议外，嗣(si)后(hou)如有建议创(chuang)办之(zhi)事及购买机器、军火(huo)各项物料，均(jun)着先行陈请，候旨遵行，不得于未经奏(zou)准之(zhi)先率行举办。”（《光绪朝上谕档》第15册第334-335页）此时(shi)醇亲王奕譞仍(reng)主持总理衙门、海军衙门，对张之(zhi)洞的批评比较委婉，仅用“殊属非是(shi)”以示薄责，“申饬”二字(zi)都不用。

到(dao)光绪十七年，张之(zhi)洞购买“外洋(yang)机器”各项目(mu)，钱局、沙路铁(tie)桩已建成，兵工厂、织布厂、铁(tie)厂设备均(jun)已付款(kuan)，此时(shi)重申停(ting)购“外洋(yang)机器”，对张之(zhi)洞没(mei)有实质(zhi)性影响，对北(bei)洋(yang)海军则比较致命。

张之(zhi)万奏(zou)折

奏(zou)折出(chu)笼的背(bei)景

此时(shi)的户部，由张之(zhi)万以大学(xue)士管(guan)理户部事务，协办大学(xue)士福锟兼(jian)户部满尚书，汉尚书翁(weng)同龢，侍郎分别(bie)为续昌(chang)、崇礼(li)、徐用仪、廖寿恒。续昌(chang)长期请病假，徐用仪可能(neng)站李(li)鸿章一边但人(ren)微言轻，廖寿恒为翁(weng)同龢关系最密的门生，崇礼(li)乃太后(hou)亲信，不作左右袒。这份奏(zou)稿，由张之(zhi)万、福锟、翁(weng)同龢三人(ren)协商决策，翁(weng)同龢可能(neng)会扮演主动角(jiao)色。大学(xue)士“管(guan)部”并非固定(ding)制度，因人(ren)、因时(shi)而设。在大学(xue)士“管(guan)部”的情况下(xia)，部务奏(zou)折用该大学(xue)士名(ming)义具(ju)奏(zou)，并不表明尚书没(mei)有参与，《翁(weng)同龢日记》可证实他对该奏(zou)折的参与很(hen)深。

翁(weng)同龢发自内(nei)心不喜西式军事设施，对日本威胁也茫然不知(zhi)。光绪十七年正月廿三日日记：“归后(hou)阅《会典绘(hui)图条例(li)》，有新(xin)式炮(pao)台船械(xie)各图一条拟删去(qu)。”三月廿六日，出(chu)使(shi)日本大臣(chen)黎庶昌(chang)谒翁(weng)同龢，“言日本兵政修，商务广，新(xin)立议院(yuan)不和，大臣(chen)屡告休，与中国和洽，而深忌俄之(zhi)垂涎东海也。伊(yi)有密奏(zou)，谓(wei)宜固中国之(zhi)交，而冲绳可置勿议云。”黎庶昌(chang)同样对日本威胁缺乏足够警觉(jue)，希图以勿议冲绳（琉球）结日本欢心。李(li)鸿章与日本争论“球案”无果(guo)，1880年将问题搁置，停(ting)议“球案”并不能(neng)改善中日关系。翁(weng)同龢对日本动向缺乏了解，对发展海军缺乏急迫感。

翁(weng)同龢日记有几条记载值得注意。光绪十七年四月十四日，“晤福相谈公(gong)事”，“福相”是(shi)对福锟的尊称。四月廿二日“入(ru)署，定(ding)筹饷摺，旋得福公(gong)函，海防捐一条与庆邸(di)商不允，因削(xue)之(zhi)，只剩五条矣。”“五条”即奏(zou)折所附“酌拟筹饷办法五条”。第一条停(ting)购船炮(pao)，第二条令各省盐商捐输，第三条裁减马队(dui)、勇营一成，第四条京官兵丁米折改放本色，第五条各省土药税厘统解部库。折稿原有第六条是(shi)关于“海防捐”的，此条被奕劻否决。四月廿二日日记称“定(ding)筹饷摺”，凸显翁(weng)同龢参与此事的重要(yao)程(cheng)度。

中法战争爆发后(hou)，慈禧深知(zhi)吃亏在没(mei)有海军，发起“大治水师”讨论，光绪十一年设立总理海军衙门，“着派醇亲王奕譞总理海军事务，所有沿海水师，悉归节制调(diao)遣；并派庆郡王奕劻、大学(xue)士直隶总督李(li)鸿章会同办理；正红旗(qi)汉军都统善庆、兵部右侍郎曾纪泽帮同办理。”

曾纪泽是(shi)李(li)鸿章十分重要(yao)的盟友，出(chu)使(shi)多(duo)年，对各国海军动态有一定(ding)认(ren)识，后(hou)转任户部侍郎，于光绪十六年闰二月二十三日去(qu)世。更加致命的是(shi)，十一月廿一日，醇亲王奕譞薨逝，海军衙门失去(qu)领军人(ren)物。奕譞薨逝，意味着变局的到(dao)来，首先受害的海军。

醇王死后(hou)，奕劻以会办身份主持海军衙门，故奏(zou)稿“海防捐”内(nei)容要(yao)听(ting)取奕劻意见。当年六月，命奕劻总理海军衙门。慈禧命庆郡王奕劻主持海军衙门，重要(yao)原因是(shi)该衙门已变为太后(hou)“小金库”。北(bei)洋(yang)海军命运，在1891年已经注定(ding)。

醇亲王奕譞的逻辑是(shi)：要(yao)让老佛爷完全“退休”，让亲儿子掌权，必须建好颐和园、“三海工程(cheng)”；要(yao)保(bao)住大清江山，需要(yao)建设一支有实力的海军。他用海军建设名(ming)义掩护颐和园与“三海工程(cheng)”，以此应付言官。若经费充裕，颐和园、三海工程(cheng)可成，海军发展计划也可实现，两全其美。这是(shi)奕譞的如意算盘，被河工用款(kuan)搅(jiao)黄了。

奕譞视察海军时(shi)骑马像(xiang)

“郑工”及其用款(kuan)

笔(bi)者在阅读张之(zhi)洞档案过程(cheng)中，时(shi)不时(shi)见到(dao)李(li)鸿藻、吴大澂、陈宝箴、倪文蔚、朱寿镛的电报，不可避(bi)免地留意到(dao)光绪十三年至十四年（1887-1888）的“郑工”。李(li)鸿藻是(shi)张之(zhi)洞朝中重要(yao)奥(ao)援，吴大澂、倪文蔚均(jun)为前任广东巡(xun)抚，陈宝箴、朱寿镛于役(yi)“郑工”之(zhi)前，都曾在广东工作。张之(zhi)洞档案中保(bao)留了许多(duo)“郑工”方面的史料，结合《吴大澂书札》等，可勾勒出(chu)“郑工”用款(kuan)的大体轮廓。

光绪十三年八月，河决郑州，决口宽达300多(duo)丈，随后(hou)更扩大到(dao)500丈，十几个州县被淹，黄河夺淮(huai)入(ru)海，给安徽、江苏也造(zao)成极大威胁。清廷责令河道总督成孚、河南巡(xun)抚倪文蔚设法抢办堵口，成孚表现不力，改任李(li)鹤年为河督，又命工部尚书李(li)鸿藻为钦(qin)差大臣(chen)赴豫(yu)督工。户部筹款(kuan)十分积(ji)极，从多(duo)种渠道筹集了总共九百万两，可惜这笔(bi)巨款(kuan)打了大水漂。

清代(dai)河工贪污浪费十分严重，大量金钱并没(mei)有用在治河，而是(shi)进(jin)了各环节官员、胥(xu)吏(li)的腰包。长期以来，围绕着治河已形成一条“利益集团”，户部官员、工部官员、河道总督衙门及附属机构、黄河中下(xia)游地方官，合力使(shi)劲，共同向朝廷争取拨款(kuan)，大家分润。“银百两，经层层侵剥(bao)，仅有二十余两为买料给工费。”黄河决口，对百姓是(shi)祸，对他们是(shi)福，钱很(hen)快就到(dao)位。

在李(li)鸿藻、李(li)鹤年、成孚主持下(xia)，第一次“郑工”堵口失败。1888年8月18日，有旨“令吴大瀓署理河东河道总督”，并对李(li)鹤年、成孚、李(li)鸿藻、倪文蔚作出(chu)处罚：“本日据李(li)鸿藻等奏(zou)，伏秋汛至，请停(ting)缓大工，俟秋汛稍平接办一折，览奏(zou)殊深愤(fen)恨(hen)。自上年八月郑工漫口，迭谕该河督等迅(xun)筹堵筑，先后(hou)发给工需银九百万两，……李(li)鹤年身任河督，责无旁贷，陛辞之(zhi)日自谓(wei)剋日就工，讵到(dao)任奏(zou)报，词意全涉推诿(wei)，嗣(si)后(hou)并不竭力催办，一味敷衍取巧，以致功堕垂成，误工糜帑，与成孚厥罪维均(jun)，均(jun)著令留工难期后(hou)效(xiao)，李(li)鹤年著革去(qu)衔翎，与成孚均(jun)发往军台效(xiao)力赎(shu)罪。……李(li)鸿藻系督办之(zhi)员，倪文蔚系兼(jian)辖会办之(zhi)员，督率无方，主见不定(ding)，亦难辞咎，李(li)鸿藻、倪文蔚均(jun)著革职留任，降为三品顶戴……”

吴大瀓

上谕明确(que)指出(chu)，“先后(hou)发给工需银九百万两”，而光绪十二年（1887）全国岁入(ru)只有8127万两。第一次“郑工”支出(chu)占上年岁入(ru)11.07%，花钱之(zhi)速(su)，快于黄河流水。

光绪十四年（1888）吴大澂负责第二次“郑工”，只用了二百万多(duo)两，四个月时(shi)间就成功堵口。八月十八日，吴大澂致电张之(zhi)洞：“初五抵汴，初八接印，河势平，雨坝稳固，现拟挑深引(yin)河头，添筑挑水坝，合龙应有把握。原请二百万不敷，再请百万可蒇全功。”八月廿一日，吴大澂再次来电：“二百万费恐不敷，拟价贵(gui)贱难定(ding)，再请百万，善后(hou)在内(nei)，冬月可合龙，以后(hou)要(yao)工尚多(duo)，不能(neng)不兼(jian)筹。”十二月廿一日，吴氏给张之(zhi)洞报喜：“十七、八两日合龙，十九金门闭气，全河东下(xia)。”

李(li)鸿藻、李(li)鹤年治河失败，而吴大澂却取得成功，根(gen)本区(qu)别(bie)在于：吴大澂摆脱了河工利益集团的绑架(jia)，大力削(xue)减冗员，进(jin)料力加核(he)实；敢(gan)于采用新(xin)材料，用塞门德土（水泥）筑坝，凝结迅(xun)速(su)，拉力够强。吴大澂在致盛(sheng)宣怀函中指出(chu)：“闻先后(hou)奏(zou)调(diao)至千数百员，朝廷以为用人(ren)太滥，察度情形，或须量为裁汰，如可敷用，既不再添调(diao)。人(ren)多(duo)则主见不一，转有倾轧龃龉(wu)之(zhi)虑，撙节核(he)实，此大澂之(zhi)责。”（陆德富、张晓川(chuan)整理《吴大澂书札》第176页）

吴大澂被当代(dai)各方合力塑造(zao)为收藏家、书法家、文字(zi)学(xue)家，但他的主要(yao)身份是(shi)官员，曾督办宁古(gu)塔等处事宜，在东北(bei)练兵，与俄国进(jin)行勘界谈判，先后(hou)任广东巡(xun)抚、河道总督、湖(hu)南巡(xun)抚，甲午年自告奋勇率领湘(xiang)军出(chu)关抗日。吴大澂一生最突出(chu)的功绩，是(shi)成功实施“郑工”堵口，使(shi)河南省在随后(hou)几十年里不再出(chu)现严重的河患。

吴大澂《郑工合龙处碑》

张之(zhi)万与张曜的特殊关系

户部对山东河工拨款(kuan)慷慨(kai)，要(yao)从张之(zhi)万与张曜的特殊关系说(shuo)起。张之(zhi)万（1811-1897），直隶南皮人(ren)，张之(zhi)洞族(zu)兄，道光二十七年大魁天下(xia)，咸(xian)丰初任河南主考(kao)、河南学(xue)政前后(hou)六年，同治元年署河南巡(xun)抚，旋真除，四年署河东河道总督，光绪十年入(ru)军机，十五年（1889）正月授(shou)大学(xue)士管(guan)理户部事务。

张曜（1832-1891），字(zi)朗(lang)斋(zhai)，直隶大兴(xing)人(ren)，祖籍(ji)浙江，由监生捐县丞(cheng)，初依固始县知(zhi)县蒯贺荪，带(dai)勇剿“贼”，对抗太平军、捻军，以军功升知(zhi)府、候补道，同治元年擢至河南布政使(shi)，仍(reng)带(dai)兵在河南等地作战，因有人(ren)奏(zou)劾他“大字(zi)不识”，乃改任总兵，后(hou)随左宗(zong)棠西征，中法战起，率所部嵩武军拱卫畿(ji)辅。张之(zhi)万先后(hou)多(duo)次在河南任职，与张曜有密切交集，巡(xun)抚河南时(shi)将张曜收为心腹是(shi)可以想见的。

张曜

张之(zhi)洞同治元年随左副都御史毛昶(chang)熙回河南办团练，不久张之(zhi)万署河南巡(xun)抚，入(ru)抚署办理章奏(zou)，应在此时(shi)认(ren)识张曜，从日后(hou)电报往来看交情很(hen)深，张曜有些心里话会跟张之(zhi)洞说(shuo)。光绪十一年六月，朝廷授(shou)张曜为广西巡(xun)抚，他延(yan)不到(dao)任，仍(reng)率嵩武军挑濬京城护城河。九月，张之(zhi)洞告知(zhi)护理广西巡(xun)抚李(li)秉(bing)衡：“朗(lang)帅非东则西，必不来桂(gui)。”张曜觊觎山东巡(xun)抚位置，十二年五月得偿所愿(yuan)。

《翁(weng)同龢日记》提供了张之(zhi)万与张曜特殊关系的线索(suo)。十七年五月初一日日记云：“嵩武军欠饷六十馀万，十四年六月奏(zou)奉谕旨停(ting)发，今来清还(hai)，硃批着照所请。余谓(wei)当据前旨驳正，张相国则已交档房照行，并以张曜函并道员函发看，奇(qi)矣哉。”初十日又记：“早晨(chen)邀同官与张公(gong)谈山东欠饷事，彼意总以裁营为不然，盖(gai)先入(ru)东抚及善后(hou)局之(zhi)言，不惜以民膏(gao)填债壑矣。”嵩武军多(duo)年里随张曜征战各地，最后(hou)带(dai)往山东，军饷不足时(shi)曾借(jie)洋(yang)债，光绪十四年为节饷奉旨裁撤，张曜十分不乐意。张之(zhi)万曲意维护张曜，朦到(dao)朱批，从户部拨款(kuan)给张曜，翁(weng)同龢觉(jue)用民脂民膏(gao)替嵩武军偿还(hai)洋(yang)债不合理。嵩武军应裁与否，可以有不同看法，但张之(zhi)万用户部的钱维持嵩武军，起码与前旨不符。

张之(zhi)万奏(zou)折言：“自光绪十二年起，山东抚臣(chen)屡请巨款(kuan)造(zao)船、拨淤、筑堤、培埝，历来所积(ji)二三百万，及七八十万不等。计此四五年中，共请拨银六百七十余万两，而每年岁修之(zhi)款(kuan)尚不在内(nei)。臣(chen)部又将各省解部款(kuan)项改拨截留，以应其请。”张曜正是(shi)十二年五月任山东巡(xun)抚。此五年中，户部应张曜之(zhi)请，先后(hou)为山东河工筹拨670多(duo)万两。在各省财(cai)政均(jun)十分紧张的情况下(xia)，户部对山东的“特殊照顾”是(shi)很(hen)不正常的。

馀论

晚清财(cai)政常处于紧张状态，不得不采取挖(wa)肉补疮办法，有几个关键节点的“挖(wa)肉”行为造(zao)成了惨痛后(hou)果(guo)。比如，“西征”军费开支冲击了华北(bei)五省“丁戊奇(qi)荒”救济。这场灾荒从光绪二年持续到(dao)光绪五年，席卷(juan)山西、河南、陕(shan)西、直隶、山东五省，波及苏北(bei)、皖北(bei)、陇(long)东和川(chuan)北(bei)等地区(qu)，所造(zao)成的死亡(wang)人(ren)口总数，估(gu)计在950万至2000万之(zhi)间。山西布政使(shi)林寿图为了救灾，请以三省协晋之(zhi)款(kuan)抵拨西征军饷，被劾罢官。（朱浒：《赈务对洋(yang)务的倾轧》）朝廷力顾“西征”的结果(guo)，除大规(gui)模饿死人(ren)外，还(hai)出(chu)现大量卖儿卖女的惨剧。“西征”战果(guo)，是(shi)华北(bei)五省上千万人(ren)命及更多(duo)人(ren)的血(xue)泪(lei)所换来。

河工用款(kuan)浪费造(zao)成财(cai)政极度紧张，被用作“停(ting)购船炮(pao)二年”的借(jie)口。河工在帝(di)国政治话语中具(ju)有无比正当性，河工官员以此“勒索(suo)”朝廷，户部、工部官员不管(guan)有无收受利益，都经不起这种“勒索(suo)”，乖乖拨款(kuan)。李(li)鸿藻以“钦(qin)差大臣(chen)”之(zhi)尊，被河工利益集团绑架(jia)，见事不明，未能(neng)有效(xiao)筹划“郑工”实施，致有此败。被浪费的“郑工”九百万两白银，可用来购买三艘先进(jin)军舰，如果(guo)实现的话，日本方面要(yao)掂量掂量开战的后(hou)果(guo)。

洋(yang)务运动出(chu)现种种怪相，仍(reng)离不开“新(xin)旧”之(zhi)争，但不仅是(shi)观念交锋，而交织着利益之(zhi)争。户部“量入(ru)为出(chu)”原则，体现的是(shi)一种零和思(si)维。晚清洋(yang)务遇到(dao)的阻力，不仅是(shi)观念的阻力，利益阻力可能(neng)更重要(yao)。反对李(li)鸿章增购船炮(pao)的大臣(chen)不仅是(shi)出(chu)于传统观念，而是(shi)有利益考(kao)量：财(cai)政资(zi)源差不多(duo)固定(ding)，李(li)鸿章占的多(duo)，别(bie)人(ren)可支配的就少了。这份奏(zou)折，是(shi)利益、观念相结合的产物，目(mu)的之(zhi)一是(shi)压缩李(li)鸿章的财(cai)政资(zi)源。翁(weng)同龢甲午坚决主战，说(shuo)他“报私仇”有些过当，主要(yao)还(hai)是(shi)形势判断错误，以为北(bei)洋(yang)海军足可一战。李(li)鸿章的打算，是(shi)逐步增强海军实力，让日本知(zhi)难而退，没(mei)有奋力一搏的决心。这个如意算盘被张之(zhi)万、翁(weng)同龢打破了。

河工史与海军史同样“水”深，按广东人(ren)“水为财(cai)”的说(shuo)法，财(cai)政史“水”更深。笔(bi)者在这些领域没(mei)有下(xia)过专门功夫，写(xie)这篇“水文”，目(mu)的只是(shi)引(yin)起学(xue)界对张之(zhi)万奏(zou)折的重视，有些议论可能(neng)比较外行，请行家一笑置之(z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