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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走过百(bai)岁人生的我，1922年(nian)出生于古(gu)都(dou)金陵。
一个人的一生不能不思考到(dao)底想要做什么(me)，立志是人一生不断前进的动力。而志向往往并非一蹴而就，是伴随成长的经历、所(suo)见所(suo)闻所(suo)想一步步确立下来的。之所(suo)以选(xuan)择建筑事业(ye)作为一生的追求方(fang)向，与我青(qing)少年(nian)时(shi)的成长经历密(mi)切相关。
我出生于国家内忧外患之际，祖国大地战火连连，苦难深重。1937年(nian)南京沦陷(xian)，我随家兄流亡重庆，于合川继续(xu)中学学业(ye)。记得1940年(nian)高考结束的那天下午，合川遭遇日军空袭，大火一直(zhi)燃烧至翌日清(qing)晨因降雨(yu)始息。战乱苦痛的经历激发了我重建家园(yuan)的热望(wang)，最终选(xuan)择进入重庆中央(yang)大学建筑系学习。
以建筑为专业(ye)，这是一个开始。随着自己的成长，我对建筑事业(ye)发展的需(xu)求认识不断加深，学习兴趣也日益浓厚。
抗日战争期间，迁驻重庆沙坪坝的中央(yang)大学，一切都(dou)很简陋。当时(shi)建筑系的系馆是用毛竹捆绑(bang)的，瓦顶，篱笆墙。尽(jin)管如此(ci)，每(mei)个学生都(dou)有一块大图板，一张桌子，一只高脚绘图凳。窗外俯视嘉陵江，冬季(ji)江水清(qing)碧，春来垂柳成荫。系馆门口长了些灌木，每(mei)逢初夏，栀子花开，香气袭人……在那里，我度过两年(nian)半的时(shi)光。往事如烟，许多事回忆(yi)起(qi)来已若隔(ge)世(shi)，但有一件事至今未能忘怀。
一年(nian)暑假，系馆屋顶被暴风雨(yu)掀走，整修屋顶的工人原本歌声不断，但后来一位工人误触到(dao)高压线，不幸身亡，屋顶上顿时(shi)沉寂。
当时(shi)，我正读到(dao)杜甫的《茅(mao)屋为秋风所(suo)破(po)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shi)俱欢颜，风雨(yu)不动安如山(shan)”，感到(dao)分外凄戚。房屋、歌声、建筑工人，常常在心中串(chuan)在一起(qi)，加深了我对建筑专业(ye)的情感，启迪了我的“人居”之梦。或许这就是懵懵懂懂的逐梦人生的开始。
1945年(nian)，参加了抗日远征军的我又回到(dao)重庆。当时(shi)意愿很单纯，就是要回去读书。在1943年(nian)大学三年(nian)级的时(shi)候(hou)，我感觉开始对建筑学开窍，写了《释(shi)“阙”》一文，登(deng)载在班里办的《建筑》杂志上。回到(dao)重庆后，老学长卢绳(sheng)找我，说梁(liang)思成先生希望(wang)我去见他。原来是梁(liang)思成和林徽因两位先生看到(dao)了《释(shi)“阙”》，想找我谈谈。
梁(liang)先生学术视野开阔，走在时(shi)代的前面。这时(shi)期，梁(liang)先生已经开始考虑抗战胜(sheng)利后的重建工作了。我到(dao)的时(shi)候(hou)，梁(liang)先生正在读沙里宁的《城市：它的发展、衰败与未来》。他询问了中央(yang)大学的教学情况，又问我是不是对中国建筑有兴趣。我随感而发，说到(dao)过西南之后有所(suo)转变(bian)，战争破(po)坏太厉害(hai)，想改为研究城市规划。
原以为梁(liang)先生只是谈谈话，没想到(dao)他明确让我留下来，当天中午就让我在那儿吃饭。后来我每(mei)天都(dou)去，工作了两个多月(yue)。当时(shi)，做的事情是为梁(liang)先生的《图像中国建筑史》进行完(wan)善。
后来，梁(liang)先生邀(yao)我去聚兴村看他。梁(liang)先生说他已获批(pi)在清(qing)华大学新办一个建筑系，梁(liang)先生希望(wang)我去当助教。我本来也模模糊(hu)糊(hu)地想走学术道路，这令(ling)我喜(xi)出望(wang)外，立即(ji)答应了，从此(ci)开始了在清(qing)华大学70多年(nian)的教学生涯。
在清(qing)华任教期间，梁(liang)先生推(tui)荐我去美国匡溪艺术学院学习建筑与城市规划，这是建筑师沙里宁创办的。
沙师的教导重在启发。他热爱东方(fang)艺术，说这是一个宝库，提(ti)醒我注意，不要失去东方(fang)的文化精神(shen)。匡溪的规定，学生毕业(ye)前，要举行个展。当地的报纸将我的展品(pin)作了报道，并列出沙师的评语：“在他的工作中，灌注了一种称之为中国现代性的精神(shen)。这种精神(shen)不仅来自一般的人类文化发展，而且来自中国实(shi)际生活的发展，一种新与旧(jiu)的结合，基于中国自身的坚定不移的精神(shen)。”
当时(shi)，我仅仅将其理(li)解为一般的赞勉之辞，未加多想。在半个多世(shi)纪后的今天，重温旧(jiu)事，回顾几十年(nian)来的道路，不就是在中与西、古(gu)与今矛盾中徘徊前进？！而什么(me)是中国现代性的精神(shen)，如何能从中国实(shi)际的发展中发现、探索这种精神(shen)，时(shi)至今日，仍然是需(xu)要认真思考并严肃探讨的。
阔别祖国两年(nian)，收到(dao)一封林徽因口授、罗哲文代笔的信。大意是国内形势很好(hao)、百(bai)废待兴，赶紧回来参加祖国建设的工作。在梁(liang)林两位先生的召唤下，我克服(fu)重重困难，回到(dao)祖国，从此(ci)开始一生为中国城乡建设奋斗的历程(cheng)。
一个人的一生不知(zhi)要走过多少“十字路口”，一个弯转错(cuo)了就很难回到(dao)过去，因此(ci)道路的选(xuan)择至关重要。
回顾过往，有几次重要的“十字路口”。现在想来，如果当时(shi)留在美国，便没有此(ci)后几十年(nian)在中国建设领域的耕(geng)耘(yun)和收获。类似的情况一个人一生不知(zhi)要经历多少次。自我审视之所(suo)以没有“转错(cuo)”大方(fang)向，还是与早年(nian)“立志”相关。我很早便立志在建筑与城市的学术领域做一些事，在不同时(shi)期，根据现实(shi)条件，做出相应的选(xuan)择。
怀着心花怒(nu)放的心情，我积极投入到(dao)新的工作之中，参与了长安街规划设计(ji)、天安门广场扩建规划设计(ji)、毛主席纪念堂规划设计(ji)等重大项目。
除了首都(dou)北京的规划建设，保定城市规划是我想特(te)别讲一讲的。
保定自古(gu)即(ji)是“畿辅通衢之地”，在历史和地理(li)上具有重要地位。开展规划工作时(shi)，保定旧(jiu)城保存尚完(wan)整，也很繁荣(rong)，是居民的主要集中地。规划工作的任务之一是把旧(jiu)城与跨过铁路即(ji)将发展的新区联(lian)结为一个整体。
我们(men)对保定旧(jiu)城保护、新区发展开展了全面规划，对道路、绿地等也进行了深入设计(ji)。规划方(fang)案不断调整，开始新区的道路网是斜(xie)向的，后来尊重当地的意见改为正南正北，最终形成了一个比(bi)较深入而实(shi)际的规划方(fang)案：东西城有机联(lian)结，有广场、有新中心、有绿带(dai)，空间有序、疏(shu)密(mi)有致，并且对旧(jiu)城的大慈阁、南大街、直(zhi)隶总督署、一亩泉等处的保护也非常关注。
在数十年(nian)的学术人生中，除北京外，我参与了不少地方(fang)的规划。但一个中等城市的规划得以较完(wan)整付(fu)诸实(shi)践的，唯有保定。
改革开放的洪流重新焕发了学术界的热情。中国科学院院士(shi)（当时(shi)叫学部委员）制度恢复后，我选(xuan)上了学部委员。这使我有一种强大的学术使命感，获得了“建筑学要走向科学”的感悟。
创建建筑与城市研究所(suo)，出版《广义建筑学》，完(wan)成菊儿胡同41号院工程(cheng)，提(ti)出“人居环境科学”，主持(chi)撰写国际建协《北京宪章》，我主要的学术成果基本是在上世(shi)纪80年(nian)代初到(dao)90年(nian)代末之间的近20年(nian)间完(wan)成的，很值得怀念。
我为数有限的建筑创作实(shi)践多与文化遗(yi)产有关，菊儿胡同41号院工程(cheng)比(bi)较有代表性。如何与环境保持(chi)一致？原则是“积极保护、整体创造”。
当时(shi)，41号院住(zhu)了44户人家，但只有一个水龙头和街道公厕，人均住(zhu)房面积只有5平方(fang)米左右(you)，改建需(xu)求紧迫。
41号院的设计(ji)工作从1987年(nian)持(chi)续(xu)到(dao)1991年(nian)，十分用功。四合院的层数进行了突破(po)，设计(ji)了2层、3层的四合院，在保证每(mei)一层都(dou)有合理(li)日照的前提(ti)下，追求达到(dao)最高密(mi)度。楼房的四角安置楼梯(ti)，楼梯(ti)下方(fang)做开敞布局，使院落间能够形成通风。院子里原有的两棵古(gu)树也保留了，周边建筑都(dou)围绕这两棵古(gu)树布局。此(ci)外，在考虑多方(fang)面限制条件的基础(chu)上，在有限的用地面积上安置了最多的住(zhu)户，而且每(mei)家都(dou)有自己的厨房与厕所(suo)。菊儿胡同经改造最终建成后，造价控制在每(mei)平方(fang)米500元以内，我至今还保存着单据。
第一期工程(cheng)完(wan)工后，获得多方(fang)面好(hao)评，许多人认为菊儿胡同是“古(gu)都(dou)新貌”，旋即(ji)着手第二期改造工程(cheng)。
1993年(nian)，菊儿胡同新四合院工程(cheng)被授予“世(shi)界人居奖(jiang)”，被认为“开创了在北京城中心进行城市更新的一种新的途径”。这是近代以来中国建筑作品(pin)首次在国际上获取的最高荣(rong)誉。此(ci)后，我又陆续(xu)主持(chi)曲阜孔子研究院、北京中央(yang)美术学院、南京江宁织造博物馆等的设计(ji)。
建筑当随时(shi)代，我们(men)可以从多种途径发挥创造。作为一位中国建筑师，我深信，中国拥有深厚的建筑、风景园(yuan)林和城市的文化传统，以及丰富的东方(fang)哲学思维与美学精神(shen)。如何运用现代设计(ji)理(li)念和技术条件，吸取多元文化内涵，探索新的形式，创造优美的生活环境，这可能是避免世(shi)界文化趋同、促成当今城乡环境丰富多彩的途径之一。
时(shi)代需(xu)要“大科学”，也在孕育“大艺术”。2012年(nian)，因对人居环境科学的贡献，我荣(rong)获2011年(nian)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jiang)。人居环境科学是随着改革开放，随着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应运而生的，涉及诸多学术领域，“人居之道”是科学、人文、艺术的融汇。
未来充满无限的生机和激情。作为一个建筑学人，毕生秉持(chi)“匠人营国”的精神(shen)，致力于“谋万家居”的事业(ye)，这是我的“求索之路”，也是矢志不移的“中国人居梦”。拙匠迈年(nian)，豪情未已，我对“明日之人居”充满期待！
（吴晨、郭璐整理(li)）
《 人民日报 》（ 2025年(nian)02月(yue)20日 20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