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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届三中(zhong)全(quan)会要求，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强化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治理。近(jin)年来，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和参(can)与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全(quan)过程的政法机关，通(tong)过用足用好公益诉讼检察职能，积极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然而，在“全(quan)民触网”时代下，网络新业态发展的多跨性、风险性、趋利性，给检察机关开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公益诉讼带来了现实(shi)挑(tiao)战。
一、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公益诉讼面临的“五重”困境
一是(shi)公共利益标准(zhun)不明。有观点认(ren)为，基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yuan)则或国家(jia)亲(qin)权理论，只要涉及多数未成年人权益的，都(dou)属于“公益”范畴。也有观点认(ren)为，对于未成年人公益诉讼所保护的公共利益之范围边界，应秉持有特定主体(ti)的法律观，聚焦不特定多数未成年人的利益。此外，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多以(yi)造成实(shi)际损(sun)害结(jie)果为前提，而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公益诉讼涉及个人信息保护、网络安全(quan)等新领域，为最大化保护未成年人利益，是(shi)否可以(yi)探索将网络侵害未成年人的潜在危险纳入公益诉讼范畴，前移预防端(duan)口，值得探讨。
二是(shi)因果关系认(ren)定较难(nan)。一些网络运营平台(tai)对不良(liang)信息筛查管理措施不力，部分网络产品和网络服务提供者故意规避法律相(xiang)关规定，在未设置时间、权限(xian)、消费等管理功能的情况下，提供诱导未成年人沉迷的产品和服务等，此种生产端(duan)口和不良(liang)信息流入的无秩序状态容易造成未成年人网络权益遭受侵害，要在混同情形下溯源公共利益受损(sun)的直接原(yuan)因难(nan)度较大。
三是(shi)调查核实(shi)难(nan)度大。网络公益诉讼调查对象(xiang)主要包(bao)括网络数据、即时信息、电子设备(bei)等，具有多样、即时、海量的特点，通(tong)常(chang)情况下跨平台(tai)、跨地域，甚至跨国境。而当前检察机关办理网络公益诉讼案(an)件的调查核实(shi)手段(duan)有限(xian)，除(chu)在证据可能灭失(shi)或者以(yi)后难(nan)以(yi)取得的情况下可以(yi)申请证据保全(quan)外，缺乏查封、扣押等强制性措施，容易造成证据变更、转(zhuan)移、损(sun)毁、灭失(shi)。
四是(shi)监管职责边界模糊。互联(lian)网案(an)件普遍具有跨地域性，企业注册地、主要营业地、服务覆盖地以(yi)及侵权行为地、侵害结(jie)果地各自(zi)分离，检察机关开展公益诉讼常(chang)受行政监管属地原(yuan)则限(xian)制，且(qie)涉及网信、公安、文旅、教育、出(chu)版、卫生健康、市场监督管理等多部门，范围广、领域多，各部门间的职责界限(xian)有待进一步厘(li)清。
五是(shi)侵权损(sun)害惩戒不足。因网络公益诉讼涉及未成年人人数众多，同一侵权行为可能造成不同损(sun)害结(jie)果。比如，向未成年人提供含有暴力、血腥、色情等不良(liang)信息的网络产品，可能造成未成年人心(xin)理偏(pian)差、行为模仿(fang)等，对心(xin)理受损(sun)严重的未成年人需要及时给予心(xin)理修复(fu)和行为矫治，目前针对上述问题尚缺乏统一认(ren)定标准(zhun)，难(nan)以(yi)确定具体(ti)损(sun)失(shi)情况。实(shi)践中(zhong)，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请求主要集中(zhong)在停止侵害、排除(chu)妨害、消除(chu)危险、恢复(fu)名誉、赔礼道(dao)歉等方面，这些对网络侵权责任主体(ti)的惩戒性明显不足。
二、提升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公益诉讼案(an)件办理质效的建议
一是(shi)采用“二分法”准(zhun)确界定未成年人网络公共利益受损(sun)范围。对于未成年人网络权益的保护，不仅要重视补救已经受到(dao)损(sun)害的权益，更要关注可能受到(dao)损(sun)害的风险，防患于未然。一方面，民事公益诉讼的本(ben)质仍然是(shi)民事诉讼，检察机关作为公共利益代表人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虽享有原(yuan)告权利，但并未打破原(yuan)被告的平等诉讼地位，仍应遵循民事裁判原(yuan)则。另一方面，行政公益诉讼的目的是(shi)促进行政机关全(quan)面依法履(lu)职，当行政机关怠于履(lu)职、消极履(lu)职使公共利益遭受侵害或存在损(sun)害风险，为避免公共利益遭受更大的实(shi)际损(sun)害，检察机关可积极履(lu)行预防性监督之责。因此，可采取“二分法”从损(sun)害实(shi)害性、危险性两个维度，根据公益诉讼案(an)件不同类(lei)型分别予以(yi)界定，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以(yi)未成年人公共利益受到(dao)实(shi)际损(sun)害为标准(zhun)，提起行政公益诉讼以(yi)未成年人公共利益陷于损(sun)害危险为标准(zhun)。
二是(shi)依据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yuan)则确定责任归属。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yuan)则是(shi)未成年人保护的基本(ben)遵循，破解(jie)公共利益损(sun)害责任认(ren)定难(nan)题，也应当从有利于更好维护未成年人公共利益的角度出(chu)发。鉴于网络技术的专业性、复(fu)杂性，检察机关要证明未成年人公共利益受损(sun)与网络运营平台(tai)、网络产品提供者的行为之间具有直接因果关系，常(chang)常(chang)面临着“以(yi)现有技术发展水平难(nan)以(yi)实(shi)现”的抗辩(bian)，在现有法律框架(jia)下采取举证责任倒置也于法无据，但可以(yi)探索民事公益诉讼“优势(shi)证据”标准(zhun)，以(yi)此降低检察机关证明难(nan)度，最大化实(shi)现保护公共利益的目的。就未成年人行政公益诉讼而言，针对网络监管职能交叉、多头管理的问题，可按照“确立+概括”原(yuan)则，先从事项到(dao)部门、从领域到(dao)部门确定具体(ti)行政职能部门；若无法明确，再根据概括原(yuan)则向上溯源，将未成年人保护职责作为判断标准(zhun)，也就是(shi)说，只要法律明确了行政机关具有未成年人保护职责，即便是(shi)未规定具体(ti)保护措施，也可以(yi)将其作为公益诉讼监督对象(xiang)。
三是(shi)从身份定位出(chu)发赋予检察机关一定的强制性调查核实(shi)权。公益诉讼中(zhong)，检察机关既不能完全(quan)等同于普通(tong)原(yuan)告，也不能完全(quan)脱离原(yuan)告身份行使法律监督权。为充分体(ti)现“公共利益代表人”的身份属性，确保全(quan)面、客观收集公共利益受损(sun)的证据，从“法律监督者”的身份定位出(chu)发，建议在初查立案(an)阶段(duan)赋予检察机关查封、扣押等强制性调查核实(shi)权。同时，应当建立调查核实(shi)惩戒机制，对责任主体(ti)应当配合调查而拒不配合的，应明确要求其承担(dan)相(xiang)应法律责任。如果违法主体(ti)故意隐瞒、转(zhuan)移证据或证据损(sun)毁、灭失(shi)后，经恢复(fu)不影响违法事实(shi)认(ren)定的，可视程度对其予以(yi)批(pi)评训诫、信用降级、行政处(chu)罚等；若证据无法恢复(fu)，但损(sun)害后果持续存在的，可以(yi)降低证明标准(zhun)，辅以(yi)其他证据直接认(ren)定违法主体(ti)的违法事实(shi)，确保公共利益及时止损(sun)。
四是(shi)借(jie)鉴域外经验(yan)引入网络侵权惩罚性损(sun)害赔偿。惩罚性损(sun)害赔偿具有补偿、惩罚、遏制等功能，该制度在域外被普遍采用。为解(jie)决当前未成年人网络权益保护中(zhong)，责任追究虚(xu)化、惩罚弱化的问题，可积极探索引入网络侵权惩罚性损(sun)害赔偿。一方面，规范惩罚性赔偿适用情形，明确侵权赔偿的标准(zhun)和计算方式，将惩罚性赔偿作为检察机关提起涉网未成年人民事公益诉讼的一项重要请求权，以(yi)此加大违法主体(ti)的行为成本(ben)。另一方面，建立完善惩罚性损(sun)害赔偿金监管机制，通(tong)过设立专门账户、确定修复(fu)方式、监管使用情况等，促进受损(sun)未成年人公共利益的恢复(fu)保护，从而实(shi)现惩罚与修复(fu)的双重目的。
（来源：检察日报，作者单位：重庆市人民检察院(yu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