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德·斯洛特戴(dai)克

诊断的初因

一种(zhong)愤懑，或者(zhe)说成是一种(zhong)恐惧也未尝不可。斯洛特戴(dai)克的视域是极为开阔(kuo)的，《蔑(mie)视大众》中他对逐(zhu)渐主体(ti)化的大众有着清醒的认识，只不过要拉上极富盛(sheng)名的卡内蒂来做实人群之黑(hei)的论断，因为“卡内蒂的强项(xiang)在于他一以贯(guan)之的不讨好献媚”，这种(zhong)强调为哲(zhe)学(xue)家的观察设置了极为客(ke)观的前提，也是他进行大众心理学(xue)推演的基础，卡内蒂的《群众与权(quan)力》认为，20世纪大众心理学(xue)的基本问题是被恶(e)和假所(suo)裹挟。群众在成为主体(ti)之后变(bian)得迟钝且不透(tou)明，这种(zhong)聚集不仅形(xing)成了旋涡，还导致(zhi)了“曾经有着自(zi)我欲望认知的民主主体(ti)的理性浪漫形(xing)象的完全坍缩”，“大众”的形(xing)成是一种(zhong)退(tui)化，它不再顾(gu)及单一个体(ti)的自(zi)我肉身感受和空间感受，个人意志在聚集成黑(hei)色团块中的释放成了一种(zhong)释然，平等主义可能会带来瞬间的幸福感，但其根源并非所(suo)有人的平权(quan)意愿，而是绝大多数人的自(zi)我放纵。在时代(dai)中越行越偏的人群最后汇合成没有潜力的后现代(dai)大众，现代(dai)性的优质特征(zheng)就快要烟消云(yun)散，哲(zhe)学(xue)家在用每(mei)个人都参与却不自(zi)知的真相敲打着没有止步的脚踝。

大众的形(xing)成不仅影(ying)响了社会，也改变(bian)了学(xue)者(zhe)们的研究视角。在《思想的假死》中，斯洛特戴(dai)克的嘶吼更加清晰明了，本该得到延续的古代(dai)欧洲理论文化，如今却成为一种(zhong)基于罪行之上的认识论信仰。这种(zhong)罪行的实施者(zhe)看起来与常人无异，可他们却将延续形(xing)而上学(xue)传统的理论家暗杀，斯洛特戴(dai)克甚(shen)至将其称为“天使谋杀案”。实践理论的生活本该不涉及外部状态或对象，而是发(fa)展(zhan)实践者(zhe)本身，使其作为能动主体(ti)的塑造性练习，这种(zhong)生活既是沉思的，也应当是积极活跃的，然而当代(dai)作者(zhe)却要引入区别，最终使实践生活的维度(du)变(bian)得愈发(fa)不可见，也让学(xue)者(zhe)和知识分子们无法看清现代(dai)社会中的“人类状况”。本该延续清晰脉络的理论学(xue)术(shu)生活却越来越浑(hun)浊，未来何为呢？

作为方(fang)法的谱系学(xue)

毋庸置疑，斯洛特戴(dai)克是一位杰出的师者(zhe)，无论是在慕尼(ni)黑(hei)巴伐利亚艺术(shu)学(xue)院，还是在图(tu)宾根大学(xue)，他对时代(dai)症结的阐述都有理有据。就算尼(ni)采已经对智识生活的传承产生了极大的干预，他仍愿意沿用经典的谱系学(xue)方(fang)法，告诉观者(zhe)本该作为思考者(zhe)的哲(zhe)学(xue)家最终是如何被杀死的，以至于混沌复现；而在蔑(mie)视的概念之下(xia)，思想和道德又(you)是如何从纵向控制转向了横向控制，让本来有个性的个体(ti)走向了普遍性和同质性的大众集结，最后走入几(ji)乎再难以找到差异性的平庸。几(ji)乎无人敢否认哲(zhe)学(xue)始于柏拉图(tu)时代(dai)，斯洛特戴(dai)克对胡塞(sai)尔(er)的惺惺相惜就如同胡塞(sai)尔(er)意欲抓住霍夫曼(man)斯塔尔(er)的手臂一样，现象学(xue)中最为哲(zhe)学(xue)家受用的“悬置”概念被摆放在显眼的位置。这时候哲(zhe)学(xue)还没有和科学(xue)分离，或许这两者(zhe)本就不该分离，被区分开就意味着要有高低之分，但观察者(zhe)应该是纯粹的，胡塞(sai)尔(er)一生都在努力创造一种(zhong)沉思的生活方(fang)式，然而时代(dai)改变(bian)了，类似苏格拉底“神游症”般对理论的纯粹思考都卷入了生活问题，胡塞(sai)尔(er)最终在晚(wan)年领悟到，理论必须克服抽(chou)象性，回到先验(yan)性。

现象学(xue)的悬置方(fang)法似乎并没有给思想的发(fa)展(zhan)提供解决之道，反倒是留下(xia)了一个难题，让人们更怀念柏拉图(tu)借苏格拉底之口，将灵魂和身体(ti)进行分离的形(xing)而上化，继而让真正的观察者(zhe)，也就是有悬置能力的人在特定的练习地点出现。直至20世纪上半叶，西欧思想与古希腊(la)最大的不同就是《道德谱系》，尼(ni)采以伦(lun)理学(xue)导师的姿态让道德的真实根源回归于怨恨，这不仅实现了对否定世界和生活的基本态度(du)的划时代(dai)重组，也肯定了美德的倾向。

《思想的假死》一书(shu)虽然用心理政治学(xue)的方(fang)式，将柏拉图(tu)主义的城邦生活沿着谱系学(xue)的脉络纵向行进到当下(xia)，但斯洛特戴(dai)克最终不得不承认，具有悬置能力的人的产生，并非有什么贵族非贵族的差异，也没有明确(que)的节点来区分，观察者(zhe)的产生与其载体(ti)文化的命运纠(jiu)缠在了一起，所(suo)有努力追求知识的生活方(fang)式都是值得尊重的。

而《蔑(mie)视大众》中，斯洛特戴(dai)克回归到“集体(ti)”的流动方(fang)向，纵横交叉地深挖奉承作为颠倒的蔑(mie)视所(suo)产生的遗传性疾病史，看公共(gong)领域如何被斗争和潮流所(suo)分裂。从霍布(bu)斯开始将大众臣民化，到斯宾诺莎发(fa)现了哲(zhe)学(xue)意义上的大众，直至马(ma)克思的阶级论，大众的演变(bian)并非是某种(zhong)进步，而只是蔑(mie)视的结构性变(bian)化，尼(ni)采更是把“人群对其超越地平线的设施的一切(qie)蔑(mie)视变(bian)成了物质以及抵抗的大众，以获得一种(zhong)纠(jiu)正的、增效的蔑(mie)视”。走向主体(ti)性的大众似乎真的丧失了个性，最终在海德格尔(er)狡猾的“此在”中被持续观察着、蔑(mie)视着，哪怕这是为了转入非可蔑(mie)视性、转入激进的并且是高贵的生存做准备。

拯救现代(dai)主义？

或许未必可行。斯洛特戴(dai)克一直是犀(xi)利的时代(dai)诊断者(zhe)，而非药剂(ji)师。他在《思想的假死》中已经表明了理论的假死走过古希腊(la)和罗马(ma)时代(dai)，跳过基督教的中世纪后，已经走了样，费希特颠倒了活着的人和假死之人中间的关系，主体(ti)间性是一种(zhong)游离状态，人成了一种(zhong)拥有知识的载体(ti)。在最后一章中，作者(zhe)更是大声斥责谋杀假死状态的十名凶手——哪怕经典的批判方(fang)式被这位凶悍(han)的德国老人使用得游刃有余，诸多理论先驱(qu)在斯洛特戴(dai)克这里都难逃其罪。

而《蔑(mie)视大众》中仍然在积极走向现代(dai)化的大众已经步入了后现代(dai)，因为垂直与水(shui)平关系之间的冲突已然造成了失败的事实，哲(zhe)学(xue)家们只是在以自(zi)己的方(fang)式奉承社会，而非挑衅(xin)社会症结。诊断以走入死胡同为终结，哲(zhe)学(xue)家的哲(zhe)学(xue)批判似乎根本不可能为社会带来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方(fang)式和方(fang)法似乎都带有先天的缺陷，就连呼吁应当积极寻求真理的巴迪欧，都被斯洛特戴(dai)克嘲笑着其理论适用范围的狭隘。

那么人类命运就再无出路了吗？德国哲(zhe)学(xue)家的严谨(jin)不容小觑，尽管(guan)在《思想的假死》中，作者(zhe)在讨论伊始就将现代(dai)艺术(shu)中实践生活的复杂性，和古典时代(dai)与中世纪的体(ti)育宗教禁欲苦(ku)修排除在外，然而行文中不时被引入的诗歌文学(xue)与艺术(shu)则被大肆(si)颂扬着，卡夫卡预言了假死的必然回归，霍夫曼(man)斯塔尔(er)对诗人的身份(fen)定位让胡塞(sai)尔(er)产生了精神上的共(gong)鸣，从而坚定了自(zi)己的理论方(fang)法，保罗·瓦莱里通过笔下(xia)的人物建立了内在观察者(zhe)，并以此拥有了力量，而佩索阿——伟大的佩索阿用诗歌“成功地表达了在忧郁的人非自(zi)愿的悬置和反传统的观察者(zhe)自(zi)愿的审慎中的存在”，现代(dai)艺术(shu)体(ti)系更是可以消除封建情感的余孽，对艺术(shu)优秀或卓越的鉴赏会在民主的环境中以执行性和客(ke)观性的方(fang)式进行，就算大众沦(lun)为了无意识无差异的政治工具，艺术(shu)仍可以在尴尬和绝望中，成为仅存的避难所(suo)。

结语

即便是大学(xue)中的讲座，斯洛特戴(dai)克的哲(zhe)学(xue)语言依(yi)旧显得诘屈聱牙，他的论述绝非基础性的，而是将观者(zhe)、读者(zhe)的智识与自(zi)己并列(lie)，这种(zhong)讲述并非是自(zi)上而下(xia)的强势灌(guan)输，而更像是精英之间的哲(zhe)思分享。然而如球(qiu)面一样完整光滑的论述并非毫无瑕疵，对古典主义的回溯可以看成是一种(zhong)礼(li)赞，也可以理解成某种(zhong)守旧，而在他果断说出“哲(zhe)学(xue)家们都是宁可做出臆断也不愿意阅读细节的人”之后，也用自(zi)身的话语验(yan)证着这种(zhong)结论。

理论的假死和大众主体(ti)性的发(fa)展(zhan)仍然没有跳脱(tuo)开“全球(qiu)化”这个虽有些过时但仍然时髦的话题。斯洛特戴(dai)克的知识绝对是丰厚的，他在随(sui)笔中不时闪现的文学(xue)造诣验(yan)证了学(xue)生时代(dai)接受到的教育成果，对现代(dai)艺术(shu)的态度(du)甚(shen)至比对同行更为宽容，然而他对思想演变(bian)的接受程度(du)却令人不敢恭维，就算几(ji)乎所(suo)有思想家都对走入后现代(dai)的现代(dai)性进行着无情的批判，但鲜少有人敢公开否认女权(quan)主义的存在——在这一点上斯洛特戴(dai)克的态度(du)只能用“可爱”来形(xing)容，《思想的假死》一书(shu)最后，他直指朱迪斯·巴特勒的名字(zi)，甚(shen)至惊诧性别研究对无性别境界的摧毁。这位德国老人是落伍的，却也带有一种(zhong)先锋性：他对汉(han)娜·阿伦(lun)特的频繁引用确(que)实是一种(zhong)对女性学(xue)者(zhe)的尊重和肯定，但这种(zhong)认识却是建立在“天使无性别”的基础之上，或许作为连接人类与真理（上帝(di)）的天使，本就无性别可言。

哲(zhe)学(xue)家们总被诟病跳脱(tuo)于真实生活之外，就像斯洛特戴(dai)克说的，他们如今更多的被留在了报告厅、实验(yan)室、图(tu)书(shu)馆和永远开不完的讨论会上，然而这位如今七旬的老人仍然在劝说着我们，只要有不断攀登知识的决心，以学(xue)识、艺术(shu)与文学(xue)修养，还有思想作为实践的方(fang)法论，或许能够(gou)打破后形(xing)而上的幻想，不仅清醒地重拾道德，也可以让自(zi)己在人的普遍性境况中，变(bian)得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