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9月(yue)1日，南京(jing)市即成立液体燃料管(guan)理处，规定只有持有购油牌照者(zhe)才可购买。同年10月(yue)，武汉也成立液体燃料管(guan)理委员会，同样规定无购油照者(zhe)不能购油。10月(yue)14日，竺可桢到南京(jing)朝天宫教(jiao)育部临时办(ban)公(gong)室与教(jiao)育部长王世(shi)杰会晤，讨论浙大的迁移问题。下午(wu)二点半竺可桢才回到中央研究院，因所乘车之(zhi)汽油已尽。他发现“南京(jing)购汽油非得特许证不可，即此亦只能以二三Gallon为(wei)限”。竺可桢当天所坐乃从浙大开来的小汽车，自然没有南京(jing)的购油证。

在当时，中国尚(shang)没有成型的石油工业，汽油几乎完全依(yi)赖进口。1912年，中国的汽油进口不过40万加仑，到了(le)1931年，已经增(zeng)加至近3000万加仑。1932-1936年，平均每(mei)年进口汽油在3600万加仑（大约10万吨左右(you)）以上，所以政府采取这样的政策并不令人意(yi)外。不过相比而言，德国在1935年的汽油消费已经达到158万吨，中国由于汽车普及程度尚(shang)低，汽油消费也处于较低水平。

从四种主要石油精(jing)炼品的进口情(qing)况来看(kan)，1933年进口值最高的是煤(mei)油，其后(hou)分别是汽油、柴(chai)油和润滑油，总(zong)计(ji)价值过亿元。此外，中国也每(mei)年从海外进口酒精(jing)。不过自1931年以来，由于中国各地酒精(jing)厂的陆(lu)续建成，酒精(jing)进口量逐(zhu)年减(jian)少。尤其是1935年，当时东(dong)亚规模(mo)最大的中国酒精(jing)厂在上海建成投产，规划产能达每(mei)天8000加仑，基本可以达到自给自足。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zhi)后(hou)，随着日军逐(zhu)渐侵蚀中国的进口路线，汽油进口也日趋困难。1939年6月(yue)22日，人在贵阳的竺可桢至兵工署办(ban)事处商谈车辆(liang)运输，为(wei)浙大迁黔(qian)作准备，对方(fang)表示“现国内有汽车7000辆(liang)，加所购一万辆(liang)，以用半数，计(ji)7500，每(mei)日用20gallon即十(shi)五(wu)万gallon，即300吨也。现进口由安南到同登只能装一百吨一天，滇越装三百吨，合不过400吨，全数运油尚(shang)不够，故三五(wu)月(yue)以后(hou)，油将成大问题云云”。（《竺可桢全集》7，111）

1939年10月(yue)，日本为(wei)了(le)达到切断桂越的交通和运输，并以南宁为(wei)基地，轰炸滇越交通线的目的，制(zhi)定了(le)入侵桂南的计(ji)划。日军于11月(yue)5日登陆(lu)钦(qin)防，旋即在24日攻占南宁。中国政府遂调(diao)集军队(dui)20余万进行(xing)反攻，于12月(yue)18日实施(shi)“桂南会战”，夺取昆仑关，取得初(chu)步胜(sheng)利。然而日军很快增(zeng)兵至6万，并在1940年1月(yue)28日发动“宾阳会战”，阻断国军，并重新占领昆仑关。此后(hou)，双方(fang)进入相持阶段。至1940年10月(yue)下旬，日军撤入越南，中国军队(dui)遂逐(zhu)渐收复广西失地。

在这段时间，广西战事数度危急。南宁离浙江大学所驻的广西宜山不到300千米(mi)，宾阳北距宜山则(ze)不到200千米(mi)的距离，且浙大所驻之(zhi)地常发空袭警报。据竺可桢的记(ji)录(lu)，1939年11月(yue)2日，当地发出(chu)三次(ci)警报；11月(yue)3日又发三次(ci)警报，下午(wu)3点10分始(shi)解除；11月(yue)4日有两(liang)次(ci)警报。之(zhi)后(hou)的一段时间里，学校每(mei)隔一日便有一到两(liang)次(ci)警报，师生们自然人心惶惶。

11月(yue)15日，竺可桢获知日军从北海登陆(lu)。20日，他又从报上知道钦(qin)州(zhou)也已失守(shou)。竺在21日的日记(ji)中痛(tong)心地表示：日军要在“北海、钦(qin)廉登陆(lu)之(zhi)说传之(zhi)已达一年余，而我(wo)军事方(fang)面人员毫不介意(yi)，扬(yang)言事事有准备，而实际则(ze)徒以坚壁清野为(wei)抵(di)制(zhi)之(zhi)策，遂使日人得扬(yang)长而入，岂不痛(tong)哉!……而于此吃紧时，军长夏威以丁(ding)忧坚不视(shi)事，师长冯璜又调(diao)往重庆受(shou)训，加以白健生（即白崇禧）出(chu)席六中全会，黄(huang)旭初(chu)（时任广西省政府主席）疾疟不能起床，李品仙（即李宗仁）赴皖就主席，结(jie)果竟无一人能指挥，可称荒唐之(zhi)至!至临时手忙脚乱调(diao)兵遣将，不亦晚乎。”（《竺可桢全集》7，205）

尽管(guan)如此，竺可桢仍坚持学校要如常上课。26日，竺可桢召开行(xing)政会议，决定如果敌人进占宾阳，便停课，“书籍、仪器等(deng)不得已时即留(liu)存小龙乡（即浙大临时校舍所在地），女(nu)生由校车送至相当地点，男生步行(xing)”。

第二天早上，竺可桢到校后(hou)得知学生自治会已经在开会讨论迁移。竺在早上的纪念周会议上先作了(le)报告，表示学校当照常上课，“俟敌过宾阳后(hou)即出(chu)发赴黔(qian)。并述南宁与宜山相距等(deng)于沪宁，宜山与宾阳相距等(deng)〔于〕沪杭。南宁之(zhi)易于失落(luo)由于我(wo)军之(zhi)疏忽，因师长、军长均不〔在〕场，而目前(qian)则(ze)夏威在宾阳、蔡(cai)廷锴在武鸣，指挥有人。且已调(diao)大军前(qian)往阻塞，决不致于短(duan)期内有危及宜山之(zhi)事。”

就当时的广西交通而言，要从南宁到宜山再进入贵州(zhou)，只有一条主路线，分别由三条公(gong)路组(zu)成。其中从南宁到大塘（今来宾市大塘镇）的邕大公(gong)路是广西腹地的主要干线，在1927年8月(yue)全线通车。从大塘至河池(shi)（今河池(shi)市金(jin)城江区）部分属于广西省政府所规划的五(wu)大干线之(zhi)一，即北横干线，其规划是从田南道（相当于今百色地区）经西林、凤山等(deng)地至河池(shi)、宜山、马平（今柳州(zhou)）再一直向东(dong)到荔(li)浦(pu)、钟山、信都、怀集，然后(hou)进入广东(dong)。不过直到1937年，这条干线只开通了(le)从大塘到河池(shi)部分。

而从河池(shi)至贵州(zhou)的路线则(ze)属于黔(qian)桂公(gong)路，以贵阳为(wei)起点，向东(dong)经南里、贵定，甘粑哨，再向南经都匀、独山至黔(qian)桂交界的六寨，接着经芒场、南丹(dan)、车河，终点即为(wei)河池(shi)。全长390千米(mi)（黔(qian)境280千米(mi)，桂境110千米(mi)），于1934年建成通车。

因此，日军必须先占领宾阳，再侵入120千米(mi)外的大塘，才能进逼(bi)宜山。最重要的是，黔(qian)桂公(gong)路的广西段上并无具有军事和经济意(yi)义的重镇，并非日军眼中的关键地区。比如黔(qian)桂交界的六寨（今属河池(shi)市南丹(dan)县(xian)，在南丹(dan)之(zhi)北部），原本是不足十(shi)户人家的小村庄，公(gong)路开通后(hou)虽然日趋繁荣，却也只是小镇规模(mo)。竺可桢所述形势从事后(hou)来看(kan)相当准确，展现了(le)他临危不乱，擅长谋定而动的气质。

然而一部分学生并不以此满足，马上请学生自治会主席虞承藻召集自治会重开会议，且不许到会教(jiao)职员工离开。虞承藻提出(chu)了(le)学生自治会议上通过的五(wu)条决案，其中一条为(wei)立即停课，另一条为(wei)筹(chou)备迁移，并要竺可桢立即答复。竺强硬(ying)地表示，“立即筹(chou)备迁移并无冲突，因过宾阳即须出(chu)发，不能不立即筹(chou)备，惟上课则(ze)须照常进行(xing)。关于迁移何地点与时间问题，可由校务会议决定之(zhi)”。

当天情(qing)况颇为(wei)混乱，学生态度激烈且情(qing)绪化，竺可桢对此相当不满，“今日开会秩序不好，且有学生沈自敏等(deng)不令教(jiao)员出(chu)外，余面斥(chi)之(zhi)。”（《竺可桢全集》7，210）据事后(hou)农学院蔡(cai)邦华教(jiao)授对竺可桢所述，学生之(zhi)所以如此激动，是因为(wei)化工系教(jiao)授程耀椿前(qian)一天在学生自修(xiu)室扬(yang)言宾阳已失（这并非事实，宾阳要到40年2月(yue)才告失守(shou)，且日军很快便撤出(chu)），谓汝等(deng)何必如此用功，遂使学生大乱。竺可桢失望地表示，“此君真无脑袋(dai)之(zhi)人，余悔将其召回”。

事已至此，第二天（28日），竺可桢召开临时校务会议，决定立即筹(chou)备迁校。29日晚，竺可桢再召开迁校委员会会议，“决定派晓峰（张(zhang)其昀）、振吾二人至贵州(zhou)独山、都匀、瓮安等(deng)等(deng)地方(fang)，觅得150间房屋可为(wei)暂避之(zhi)所，二人有全权(quan)决定。派刚复至长安、三江、合江等(deng)地，探(tan)运行(xing)李之(zhi)路线。”也就是说，浙大到此时才正式派出(chu)人员赴贵州(zhou)寻觅迁移之(zhi)地，可说仓促。

之(zhi)后(hou)一段时间，竺可桢开始(shi)安排迁校具体事宜。要顺利迁校，必然要用到学校自己的汽车，那就需要足够的汽油。12月(yue)2日，竺可桢召开学校行(xing)政会议，决定“汽油尽量购买，现价为(wei)十(shi)元至十(shi)一元一加仑，悔不于从前(qian)五(wu)六元一加仑时多买二三千加仑也。现校中只有五(wu)百加仑而已”。

宜山到贵阳大约有400余千米(mi)的路程，以每(mei)加仑汽油开10余千米(mi)计(ji)算，单程一趟便要30加仑左右(you)，而浙大仅需搬运的仪器和材料便达2000箱之(zhi)数。根据竺可桢在40年1月(yue)9日的记(ji)录(lu)，重要的仪器“尚(shang)需运甲、乙两(liang)种405箱，总(zong)务、教(jiao)务214箱。此皆急须运出(chu)者(zhe)，须二十(shi)八车子(zi)。丙、丁(ding)两(liang)种尚(shang)有五(wu)百箱云云”。简单计(ji)算可知，一辆(liang)车一趟平均只能运送20余箱，显然浙大所存的这点油是远远不够的，只能借助汽车公(gong)司或水路运输。

1939年12月(yue)5日，竺可桢步行(xing)至九龙洞黔(qian)桂铁路局（这大概是因为(wei)当时校车正好坏了(le)），与铁路局工程局局长侯家源（字触民）面议。侯家源毕业于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后(hou)赴康乃尔大学读书，与竺可桢也可算校友。侯表示，“局中有船四十(shi)艘，大者(zhe)可载十(shi)吨，中者(zhe)可载五(wu)吨，至柳城下水，16.20元，三天可到。回空之(zhi)船赴柳城者(zhe)浙大可以利用”。

12月(yue)7日，黔(qian)桂铁路局即送来运输方(fang)案。“水运自宜山经柳城、长安、三江、榕江(古州(zhou))，三合登陆(lu)至都匀，据现估计(ji)每(mei)吨需二百五(wu)十(shi)元，如由车运则(ze)须八百元，相差三四倍之(zhi)谱也”。这条水路路线也就是先沿(yan)龙江（柳江之(zhi)支流(liu)）向东(dong)至柳江，再往北沿(yan)融江至都柳江（融江之(zhi)上游段），一路逆水向而行(xing)，到三合（今贵州(zhou)三都水族自治县(xian)三合街道）上岸。

12月(yue)13日，第一批船载仪器赴柳城转长安、三江，第一批书籍也装上汽车外运。12月(yue)19日又有三车仪器载往都匀，每(mei)车价1500元，竺可桢觉得“可称贵极”。

当天，先行(xing)赴贵州(zhou)考察浙大落(luo)脚之(zhi)处的李熙谋发来电报，表示遵(zun)义有240间屋可以商议。竺可桢所顾虑的是，从都匀到遵(zun)义还有200余千米(mi)的路程，而学校经费已经告竭。

故而，竺可桢只得积极地向教(jiao)育部申请迁校费。可是当时教(jiao)育部和广西省政府对浙大的迁校计(ji)划实际上持保留(liu)态度，这是因为(wei)他们觉得日军长趋直入宜山的可能性并不大。

1939年12月(yue)16日，浙大训导长姜琦（字伯韩）向竺可桢告知教(jiao)育部不太赞同浙大的迁校，竺便写一长信与高教(jiao)司司长吴(wu)俊升(sheng)，再请姜琦回信给教(jiao)育部长陈立夫加以解释。其时迁校工作已经如火如荼，势难停止。

1940年1月(yue)2日，吴(wu)俊升(sheng)发函给竺可桢，竺得知“部中对于浙大迁移非得广西省主席黄(huang)旭初(chu)等(deng)之(zhi)谅(liang)解不可，因此余之(zhi)桂林之(zhi)行(xing)乃不可缓矣”。

第二天，竺可桢等(deng)即坐校车赴桂林。晚上9点，竺可桢与黄(huang)旭初(chu)主席谈一小时，讲述迁校之(zhi)原因及经过。黄(huang)始(shi)表示对浙大之(zhi)迁校并无意(yi)见(jian)，并允发电报将竺的说法(fa)转呈给教(jiao)育部。

到了(le)1月(yue)9日，回到宜山的竺可桢又接到先行(xing)赴贵阳的姜琦等(deng)发来的电报，得知陈立夫已抵(di)黔(qian)，并答允迁校之(zhi)事。浙江大学的西迁计(ji)划如此才得以名(ming)正言顺。当天下午(wu)，浙大便在宜山召开联席会议，决定竺可桢与胡刚复两(liang)人赴贵阳及遵(zun)义亲自考察地址。

西迁贵州(zhou)

1月(yue)12日早上，竺便乘校车先至独山（今贵州(zhou)独山县(xian)），再于第二天抵(di)达贵阳。当天陈立夫正在贵州(zhou)省党部宴请教(jiao)育界同人，竺于晚上7点到党部赴宴，席间又与陈部长讨论迁校事宜，所涉的主要是迁校费用问题。陈立夫对此次(ci)西迁需花费31万元表示惊讶，竺可桢则(ze)提出(chu)，如果教(jiao)育部能解决车辆(liang)问题，费用可节省一半。到了(le)2月(yue)19日，竺可桢接到吴(wu)俊升(sheng)的来函，得知教(jiao)育部最终确定的搬迁经费为(wei)14万。

浙大师生在西迁途(tu)中的渡船上

为(wei)了(le)解决后(hou)续的运输问题，将停留(liu)于宜山和都匀各地的师生接至贵阳，竺可桢亦颇费了(le)心思，他分别联络了(le)西南运输处、后(hou)方(fang)勤(qin)务部汽车管(guan)理处、财政部盐务局运输处等(deng)部门，寻找各种可能的途(tu)径。

1月(yue)26日，竺可桢在贵阳交通银行(xing)宴请当地交通界要人，席间贵州(zhou)公(gong)路局局长姚思濂答应开通青(qing)岩与都匀方(fang)向的专车，中国运输公(gong)司的运输主任郑熙（字汝纯，为(wei)浙大毕业生）则(ze)表示可将宜山尚(shang)留(liu)之(zhi)仪器运至贵州(zhou)。

1940年1月(yue)，中国运输公(gong)司刚于重庆成立（后(hou)迁至贵阳），主要负责西南公(gong)路的民用物资运输。据竺可桢所记(ji)，“该公(gong)司即合川桂公(gong)路局及复兴公(gong)司而成。复兴最初(chu)乃贸易委员会主持，现则(ze)合并于运输公(gong)司，为(wei)交部与商人合办(ban)，有车二千辆(liang)，每(mei)月(yue)需油四十(shi)万吨”（竺可桢的这一记(ji)录(lu)似有问题，因数目不可能如此之(zhi)大，4000吨是较为(wei)合理的估计(ji)，或出(chu)版时有录(lu)入错误）。（《竺可桢全集》7，277）

浙大西迁贵州(zhou)相当仓促，师生们已经陆(lu)续在路上，却还未定下最终目的地。师生们搬迁的方(fang)式亦是水、陆(lu)并进，人员与物资分头而行(xing)，其中汽车运输占了(le)较大的比例。由三合至都匀再至青(qing)岩（一年级学生开课之(zhi)地）和遵(zun)义、湄潭，都需要公(gong)路运输。由于找不到足够的运输载具，多数师生都是各自组(zu)团出(chu)发，陆(lu)续抵(di)达贵州(zhou)。

对教(jiao)职员工来说，此次(ci)搬迁的费用亦是可观。1940年2月(yue)2日，物理系教(jiao)师束星北至竺可桢处，表示此次(ci)搬迁费用达千元，求学校再设(she)法(fa)补助。学校虽然按人头向师生们支付了(le)搬迁费，但实在是远远不够。

2月(yue)16日，竺可桢又至液体燃料管(guan)理委员会处，得知该会从越南所进之(zhi)油尽为(wei)军事委员会西南运输处所取，“经向重庆设(she)法(fa)，始(shi)给浙大以独山之(zhi)汽油200gal,又酒精(jing)200gal云”。接着，竺再至贵州(zhou)公(gong)路局与局长姚思濂会晤，所谈大概还是关于借用汽车之(zhi)事。

这里所说的西南运输处是1937年10月(yue)成立于广州(zhou)的机构(gou)，全称为(wei)“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南进出(chu)口物资运输总(zong)经理处”，对外称西南运输公(gong)司，负责人为(wei)曾养甫(fu)（后(hou)为(wei)宋子(zi)良）。1938年之(zhi)后(hou)，贵州(zhou)与川、滇、湘(xiang)、桂四省连(lian)接的干线公(gong)路，都在西南运输处的控制(zhi)之(zhi)下。

竺可桢（前(qian)排左三）与浙大校友，1939年6月(yue)22日。

1939年10月(yue)南宁告急，西南运输处的主要工作便是将南宁所存之(zhi)资源进行(xing)紧急转移，同时也将柳州(zhou)的军用品运往独山。南宁沦(lun)陷之(zhi)后(hou)，运输处又组(zu)织力(li)量，从龙州(zhou)将所存的军用品经中越边境岳圩，一路向北，沿(yan)靖西、田州(zhou)（两(liang)地均属今百色市）、东(dong)兰（今河池(shi)东(dong)兰县(xian)）运至贵州(zhou)。由于所筑公(gong)路都是战时赶(gan)修(xiu)，标准不高，且法(fa)国方(fang)面又对出(chu)境车辆(liang)进行(xing)限制(zhi)，运输难度很大。可以想象，当时黔(qian)桂地区的运输力(li)量已经所剩(sheng)无几。

1940年5月(yue)30日，竺可桢从遵(zun)义至贵阳，与贵州(zhou)省教(jiao)育厅谈贵阳区各院校的统一招生问题。第二天下午(wu)，他又到贵州(zhou)公(gong)路局姚思濂处，“托运三合仪器182箱，都匀仪器4箱，并托修(xiu)理1935号汽车”。直到此时，仍有少量仪器未运抵(di)学校。根据竺可桢所作的记(ji)录(lu)，在出(chu)发去贵阳前(qian)一天（29日），他还花20元购买了(le)4瓶成义茅(mao)台酒，似乎也没有派上用场。

1941年4月(yue)30日，竺可桢又至贵州(zhou)企(qi)业股份有限公(gong)司与负责人彭湖（即彭石年）会晤，“谈运三合所留(liu)仪器一百八十(shi)箱事”。也就是说，这180箱仪器在三合滞留(liu)了(le)近一年半。

这里所提到的贵州(zhou)企(qi)业股份有限公(gong)司（下面简称贵州(zhou)企(qi)业公(gong)司），是时任贵州(zhou)省主席吴(wu)鼎昌(chang)（字达铨）所主办(ban)的官商合股公(gong)司，股资总(zong)额600万，分别由经济部、资源委员会、贵州(zhou)省政府，以及中国银行(xing)、交通银行(xing)、农民银行(xing)和地方(fang)绅商认购，是贵州(zhou)近代史(shi)上规模(mo)最大的股份制(zhi)企(qi)业。

1940年7月(yue)，贵州(zhou)企(qi)业公(gong)司成立运输部，第二年7月(yue)又改组(zu)为(wei)中国煤(mei)气车营运股份有限公(gong)司，承担(dan)物资运输工作。竺可桢与彭湖商谈，就是想借助运输部将仪器送至浙大驻地。不过在当时，运输部只有20辆(liang)通用公(gong)司的汽车，而且都改装成了(le)木炭车，运输能力(li)相当有限。

尽管(guan)曲(qu)折不断，浙大全体师生还是大体顺利地抵(di)达贵州(zhou)。这一路上除了(le)人身安全，最令人操心的还是车与油的问题。

1940年1月(yue)14日，竺可桢偕胡刚复至西南公(gong)路局与副局长莫衡(heng)（字葵卿）会晤，据莫衡(heng)所言，“南宁之(zhi)役西南公(gong)路〔局〕损失汽油一百余万gallon加仑，车三辆(liang)。现每(mei)月(yue)需油廿(nian)万gallon，全恃昆明一路。靖西公(gong)路虽通，每(mei)年只能用三四个(ge)月(yue)云”。

由于车与油实在难得，以及遵(zun)义到湄潭间的公(gong)路尚(shang)未开通，竺可桢在1940年2月(yue)甚至向同样刚搬迁到遵(zun)义的陆(lu)军大学借了(le)几匹马代步。2月(yue)13日早上，竺“偕振吾、刚复与陆(lu)大两(liang)马夫乘陆(lu)大之(zhi)马五(wu)匹赴老蒲场（即老卜场，位于遵(zun)义城东(dong)）。初(chu)取小路，行(xing)八九里。因有坡，且路滑马行(xing)不甚便利，至遵(zun)松公(gong)路后(hou)始(shi)能驰骋。”（《竺可桢全集》7，296）

竺可桢安顿(dun)完浙大的迁校事宜后(hou)，即赴重庆出(chu)差，期间仍在考虑购油事宜。3月(yue)4日早上，竺可桢赶(gan)到国民政府经济部所落(luo)脚的川盐银行(xing)，与经济部政务次(ci)长兼液体燃料管(guan)理委员会主任秦汾（字景阳）谈购油问题，竺要求液委会提供500加仑汽油，在六寨或独山交货。当时液委会已经在綦江、桐(tong)梓、独山、河池(shi)等(deng)公(gong)路站设(she)立了(le)六处油囤，计(ji)划每(mei)月(yue)运油1万加仑，竺显然是有备而往。

回到贵州(zhou)之(zhi)后(hou)，竺可桢又通过在交通部门任职的谢文龙（后(hou)曾任西南公(gong)路运输局局长）介绍，托人购私油500加仑，据对方(fang)表示价格在16-18元之(zhi)间。

第二天，竺到贵阳的液体燃料委员会商讨购油事宜，对方(fang)表示现在的官方(fang)油价是16.80元每(mei)加仑，“而一般私油尚(shang)未售与该会者(zhe)，因目前(qian)无许可证，因之(zhi)纷纷出(chu)卖。渠允如浙大购买此等(deng)私油，可以设(she)法(fa)补给证书，惟价目如在16.80以上，则(ze)难以报账云云。”比起重庆时所询价格来，时间相隔不过三个(ge)月(yue)，油价又涨了(le)2元多，同时尚(shang)有黑市以更高价格售油，可见(jian)紧俏(qiao)程度。

隔了(le)一年，1941年8月(yue)2日，竺可桢又至液体燃料委员会处，得知油价已涨至38元一加仑，同时贵阳每(mei)天只有6000加仑的配额，“此数不足用”。

不过实际上，在1938-1941年间，中国的液体燃料进口量并没有降(jiang)低太多，仍然维持在每(mei)年3000万加仑以上。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hou)，中国的进口渠道被日方(fang)切断，燃油进口量减(jian)少了(le)90%以上，几乎到了(le)可以忽略不计(ji)的地步，此后(hou)一段时间才是大后(hou)方(fang)燃油资源真正告急的时候(hou)。

当时的一个(ge)好消息是，甘肃玉门油田（当时中国最大的油田）已经出(chu)油了(le)。1942年3月(yue)17日，竺可桢在重庆参加中国科学社理事会，遇到了(le)西南联大化学系教(jiao)授曾昭抡（字叔伟(wei)）。曾认为(wei)：“全国汽油储量只三个(ge)月(yue)，兵工方(fang)面亦不能支持至明年。按战前(qian)汽油进口每(mei)年三千万gal.，战后(hou)增(zeng)至五(wu)千万gal.，即每(mei)日十(shi)五(wu)万gal.或500吨。现玉门油矿用土法(fa)只能出(chu)五(wu)万gal.一天，故只能管(guan)西北一部云。”

曾昭抡在这里的表述很不准确。1942年，玉门油矿共生产了(le)近190万加仑汽油，平均每(mei)天生产5000加仑而不是5万。到1944年，玉门油矿的年产汽油量也不过400万加仑，并不能解决当时的燃料紧缺问题。

1943年11月(yue)27日，竺可桢至液体燃料委员会处再次(ci)商量购油，发现官方(fang)油价已升(sheng)到每(mei)加仑380元：“购外国油20加仑，价@$380。又玉门汽油100 gal.,@328。校中四万五(wu)千元款早汇到，但无人负责购油，遂致价目大涨。”当时玉门所产汽油全由燃委会负责销售，其售价也与进口汽油不一样。

油价的飞升(sheng)自然也带动了(le)运输价格。关于抗战时期的运价变(bian)化情(qing)况，竺可桢在1943年8月(yue)7日的日记(ji)中作了(le)简练的总(zong)结(jie)：“近〈人〉〔日〕公(gong)车运费大增(zeng)，计(ji)客车每(mei)人每(mei)公(gong)里自一元八角增(zeng)至二元五(wu)角，货价每(mei)吨每(mei)公(gong)里自廿(nian)七元增(zeng)至卅五(wu)元。按泰和迁宜山运费公(gong)路车每(mei)吨只六角一公(gong)里，自宜山迁遵(zun)义已涨至〈八〉〔一〕元二三角，在抗战前(qian)不过二三角而已。客车每(mei)公(gong)里承平时二分而已，均涨一百倍以上也。”即便与当时的一般物价变(bian)化程度相比，100倍以上的运价涨幅也是惊人的。

汽油稀缺对浙大师生在贵州(zhou)的生活常产生障碍，有时还相当危险(xian)。1942年11月(yue)6日，有一位浙大女(nu)生周桐(tong)因患腹膜炎已出(chu)血，情(qing)况危急，竺可桢令浙大司机开小车往贵阳入中央医院，“估计(ji)来回需汽油30加仑，黑市价600元一加仑，带18,000元。近以官价85元一加仑，购到53加仑，但以后(hou)即不易得矣”。

以酒精(jing)代汽油

中国的汽油如此依(yi)赖于进口，早就引起了(le)国民政府相关人士的担(dan)忧。1936年3月(yue)，直属于军事委员会的资源委员会拟订(ding)了(le)《重工业建设(she)五(wu)年计(ji)划》，计(ji)划建成三个(ge)厂矿，力(li)求实现5000万加仑的汽油年产量，以达到完全国内自主的目标。同年6月(yue)，资源委员会又向国民政府呈报了(le)更为(wei)详尽的《中国工业发展三年计(ji)划》，其中的重要一条便是建设(she)煤(mei)炼油厂，同时开发延长及巴县(xian)油矿，计(ji)划年产2500万加仑。

在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除了(le)对燃油实施(shi)进口和使用管(guan)制(zhi)，也极力(li)开发和推广替代性产品。主要替代办(ban)法(fa)有3种，一是以酒精(jing)代汽油，二是木炭（或其他固体燃料）代汽油，三则(ze)是用植物油代燃油。这其中，应用最为(wei)广泛(fan)的是酒精(jing)。

1937年9月(yue)，资源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汽油代用品的生产，并决定早日建厂，生产动力(li)酒精(jing)。同时，行(xing)政院也公(gong)布了(le)《酒精(jing)汽油混合燃料办(ban)法(fa)》，要求在汽油内混合一定比例的动力(li)酒精(jing)。欧洲(zhou)各国在之(zhi)前(qian)数年都已经制(zhi)定类似政策，如德国在1932年10月(yue)规定汽油中至少含20%-30%的酒精(jing)，匈牙利则(ze)自1929年起便规定汽油中必须掺入20%的酒精(jing)。

根据中央工业试验所在1935年所做的试验，这种混和燃料在动力(li)性能与燃料经济性上，都与纯汽油相差无几，可以作为(wei)长期日常行(xing)驶之(zhi)用。不过此类措施(shi)只能减(jian)少汽油的消耗量，并不能完全代替汽油。

在抗日战争时期，发挥主要替代汽油功能的是纯酒精(jing)再加入挥发性有机物质（苯、乙醚、乙酮等(deng)）而成的动力(li)酒精(jing)，当时也称代汽油或人造汽油。

早在1920年代，菲律宾已经应用了(le)这种酒精(jing)燃料，其中一种的成分为(wei)98%的酒精(jing)加上2%的汽油，其燃料消耗量较汽油多耗25%；另一种的成分则(ze)是95%的酒精(jing)加上5%的乙醚。

1939年1月(yue)7日，竺可桢至国立编译馆(guan)（当时驻于巴县(xian)中学）午(wu)餐，席间他从国立编译馆(guan)馆(guan)长陈可忠处得知，魏喦寿（时任资源委员会酒精(jing)工业总(zong)工程师）现在内江办(ban)酒精(jing)厂，“日可出(chu)一千gal，但西南公(gong)路处代汽油日需一万gal。所谓代汽油，其成分为(wei)70%酒精(jing)、30%以太〔乙醚〕代汽油（这一记(ji)录(lu)似乎有误，乙醚成分当不至于如此之(zhi)高），于汽车机件损坏较汽油为(wei)速。此则(ze)急应研究者(zhe)，余谓需要乃发明之(zhi)母(mu)”。

这里的酒精(jing)厂指的是由资源委员会和四川省政府合办(ban)的四川酒精(jing)厂，于1938年9月(yue)建成投产，其所生产酒精(jing)很快便供不应求。1939年，陕西酒精(jing)厂也迁至四川资中（今内江市资中县(xian)），并改名(ming)为(wei)资中酒精(jing)厂。内江盛产蔗糖，而榨糖后(hou)的废(fei)液（即糖蜜(mi)）则(ze)是制(zhi)造酒精(jing)的原料，且价格低廉，自然成为(wei)抗战时期所建酒精(jing)厂的重要基地。

根据1939年资源委员会所拟定的《西南各省三年国防计(ji)划》，规划设(she)立四川第二酒精(jing)厂、云南酒精(jing)厂、贵州(zhou)酒精(jing)厂、甘肃酒精(jing)厂、四川第三酒精(jing)厂等(deng)， 计(ji)划将酒精(jing)年产量由1939年的29万加仑提高到1941年的203万加仑。到1941年底，后(hou)方(fang)各省同意(yi)设(she)立的酒精(jing)厂有68家，生产能力(li)达每(mei)年792万加仑。如加上其他已呈请尚(shang)未准许设(she)立及还未呈请登记(ji)的厂家，工厂总(zong)数已达100余家。至1944年底，后(hou)方(fang)共有300余家酒精(jing)厂，年产能力(li)达2400万加仑以上，当年的实际产量在1000万加仑左右(you)，其中大部分分配给了(le)刚进入中国战场的美军。

在这份计(ji)划中，最早启动的便是1940年6月(yue)设(she)立，并于1941年5月(yue)建成的遵(zun)义酒精(jing)厂，它也是遵(zun)义第一家大型现代化酒精(jing)厂，其负责人先为(wei)邝森扬(yang)，后(hou)为(wei)曾任中研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1931-1936）的汤(tang)元吉。

浙江大学西迁贵州(zhou)之(zhi)后(hou)，学校与遵(zun)义酒精(jing)厂之(zhi)间常有往来。同年9月(yue)1日，农学院蔡(cai)邦华教(jiao)授到竺可桢处商谈，表示遵(zun)义酒精(jing)厂想与浙江大学合作创设(she)农场以便推广甘蔗。竺可桢则(ze)觉得，“目前(qian)农业上以推广食粮为(wei)目的，而酒精(jing)则(ze)以运输便利、制(zhi)造容易为(wei)目的。故以粮食论，以种马铃薯为(wei)最佳，包(bao)谷、甘薯次(ci)之(zhi)，而甘蔗又次(ci)之(zhi)。但以酒精(jing)厂立场论，则(ze)以甘蔗最为(wei)相宜，而不愿用马铃薯。故余以为(wei)种甘蔗只能作一种试验而已，不能尽量推广也”。

竺可桢的论述指出(chu)了(le)当时酒精(jing)产业的一个(ge)核心问题。在抗战时期，生产足够的粮食以满足国民和军队(dui)需求是第一位的，运输业当然也非常重要，但在优先程度上不可同日而语。抗战期间，贵州(zhou)省数次(ci)实施(shi)禁酒政策，尽管(guan)并没有直接波及酒精(jing)厂，但原料来源仍然是困扰动力(li)酒精(jing)生产的主要问题。

1944年4月(yue)9日，竺可桢从浙大毕业后(hou)赴酒精(jing)厂工作的赵元卜处得知，玉米(mi)价格高涨，酒精(jing)价格却因受(shou)统制(zhi)而不能及时调(diao)整(zheng)，酒精(jing)厂自然不愿亏本生产酒精(jing)。一个(ge)替代方(fang)法(fa)是从民间买来土酒再加工成无水酒精(jing)，但由于政府禁酒，此路也告断绝。竺可桢担(dan)忧地表示：“酒精(jing)价现每(mei)加仑为(wei)380元，价目由贵阳公(gong)议规定，不能增(zeng)加。厂中职员之(zhi)米(mi)贴近月(yue)亦未能加。可知国内通货膨胀，管(guan)制(zhi)物价未得其法(fa)，不但非生产机关受(shou)影响，即生产机关亦大受(shou)影响。不景气之(zhi)状(zhuang)态已毕露，此则(ze)最可忧虑者(zhe)也。”

同年10月(yue)，竺可桢又从厂长汤(tang)元吉处了(le)解到，“酒精(jing)厂所制(zhi)酒精(jing)售价已1250〔元〕一gallon，而以土酒制(zhi)其度数只40°左右(you)。现价每(mei)十(shi)二斤制(zhi)一gallon，每(mei)gal.之(zhi)价亦千余矣”。以此估算，酒精(jing)厂仍然无利可图。

为(wei)了(le)平抑日趋上涨的酒精(jing)价格，国民政府考虑了(le)许多措施(shi)。其中一条便是将新开发的玉门油田所炼之(zhi)汽油发往重庆，由液体燃料委员会加以分配。不过由于当时运力(li)的不足，每(mei)月(yue)实际只能运出(chu)120吨汽油（不到5万加仑），并不足以平抑价格。

动力(li)酒精(jing)既为(wei)替代品，其缺点也是相当明显的。除了(le)更易损耗发动机以外，酒精(jing)在动力(li)和效率方(fang)面比之(zhi)汽油也有很大差距。1945年2月(yue)11日，竺可桢计(ji)划乘坐校车赴重庆，“目前(qian)难题在小车费油甚多，湄潭来回需二十(shi)五(wu)加仑酒精(jing)，赴渝需五(wu)十(shi)加仑之(zhi)多，而车中带去甚不易也”。以此计(ji)算，每(mei)加仑动力(li)酒精(jing)只能行(xing)驶5千米(mi)左右(you)，其效率还不到汽油的一半。

交谊汤(tang)元吉

竺可桢与遵(zun)义酒精(jing)厂厂长汤(tang)元吉早就相识。1938年11月(yue)，当时还在广西宜山的竺可桢与汤(tang)元吉便有过一次(ci)会面，竺从闲谈中得知江西神冈山钨铁厂的机器已经搬到了(le)香港。

资源委员会与中德两(liang)国政府共同成立的合步楼(lou)公(gong)司合作建设(she)江西钨铁厂，于1937年2月(yue)动工，所有机器设(she)备均从德国进口，负责人为(wei)杜(du)殿英，汤(tang)元吉则(ze)担(dan)任钨铁厂筹(chou)备委员会的总(zong)工程师。兴建这座(zuo)工厂同样是资源委员会制(zhi)定的三年工业计(ji)划的一部分，其目的是在中国中南地区创建工业和原材料基地，抵(di)御日本入侵，并为(wei)中国的未来工业发展奠定基础。列入三年工业计(ji)划的这些项目均由德国公(gong)司提供全套工厂设(she)备和技术援助，中国则(ze)通过提供钨、锑的原材料和产品进行(xing)偿付。在当时，中国的钨、锑产量已经遥居世(shi)界榜(bang)首，其中锑的出(chu)口量在1937年之(zhi)前(qian)便占世(shi)界锑业交易量的75%，成为(wei)中国的重要出(chu)口物质。

到1938年6月(yue)，钨铁厂的主要建筑已经基本完成，但从德国引进的设(she)备却比原计(ji)划晚了(le)不少时间。就在原计(ji)划的开工时间1938年8月(yue)，日军逼(bi)进江西，厂方(fang)不得不将装好的机械再拆卸转移，整(zheng)个(ge)建厂方(fang)案可谓功亏一篑(kui)。

浙大在遵(zun)义的河滨(bin)工厂及工学院实验室

来到遵(zun)义之(zhi)后(hou)，竺可桢与汤(tang)元吉的关系一直不错，还曾请他到浙江大学作纪念周演讲。1942年9月(yue)22日，贵州(zhou)废(fei)除实施(shi)了(le)一年多的禁酒令，27日中午(wu)，作为(wei)酒精(jing)厂领导的汤(tang)元吉便宴请各方(fang)。餐后(hou)，竺可桢又参观了(le)酒精(jing)厂，据介绍该厂每(mei)天可出(chu)货300 加仑汽油，价格为(wei)每(mei)加仑140元。“每(mei)日需包(bao)谷五(wu)千公(gong)斤，煤(mei)十(shi)吨，将来可谓出(chu)产三倍云”。由于原料供应的不足，遵(zun)义酒精(jing)厂的实际产能并未得到完全发挥。

同年10月(yue)12日下午(wu)，汤(tang)元吉来到遵(zun)义竺可桢处相谈，然后(hou)两(liang)人一起赴专员公(gong)署，参加遵(zun)义各界欢迎贵州(zhou)省主席吴(wu)鼎昌(chang)夫妇光临的晚宴，到九十(shi)余人。

11月(yue)29日，汤(tang)元吉夫妇又应邀而至浙大。竺可桢记(ji)录(lu)道，“汤(tang)允按月(yue)供给50加仑之(zhi)酒精(jing)，不取资，目前(qian)价为(wei)175元，即每(mei)月(yue)八千余之(zhi)价值也。余允明日即作公(gong)函。”相隔两(liang)月(yue)，市面上的酒精(jing)价格又上升(sheng)了(le)20%有余。到1944年6月(yue)，官方(fang)核定的酒精(jing)价则(ze)到了(le)每(mei)加仑772元。

对浙江大学来说，酒精(jing)除了(le)汽车运输之(zhi)外，也是进行(xing)化工实验所必须的物资，且所需之(zhi)量不少。1941年6月(yue)25日，竺可桢计(ji)算道，“化工实验需酒精(jing)，每(mei)学期二百五(wu)十(shi)加仑，每(mei)加仑二十(shi)元，即五(wu)千元”。就此而论，酒精(jing)厂的支持对浙大的教(jiao)育与学术工作也助益颇大。

遵(zun)义酒精(jing)厂对浙大的另一项帮助则(ze)是，厂家定期有汽车来往于遵(zun)义和湄潭之(zhi)间，浙大师生有时可搭上便车。在竺可桢的日记(ji)中，对此项亦常有记(ji)录(lu)。

汤(tang)元吉虽为(wei)德国毕业的化学博士，却酷爱文学。早在20年代，他便翻译了(le)歌德的《史(shi)推拉(la)》（即《丝苔拉(la)》）和《克拉(la)维歌》（即《克拉(la)维戈》），卫德耿（即德国剧(ju)作家韦德金(jin)德）的《春醒》，以及他与俞敦培合译的黑贝(bei)尔作品《悔罪女(nu)》（即《玛(ma)丽亚·玛(ma)格达莱娜》）。这四本译作均于商务印书馆(guan)出(chu)版。

汤(tang)元吉在领导酒精(jing)厂之(zhi)余，也热心交往文化人士。他与当时在浙大任教(jiao)的费巩似也私交不浅，1945年3月(yue)5日费巩在重庆失踪前(qian)一晚，曾去汤(tang)元吉处拜访，不过汤(tang)并不在家。

汤(tang)元吉常邀请学术文化界名(ming)人至酒精(jing)厂演讲。1944年9月(yue)27日，竺可桢应邀至酒精(jing)厂办(ban)事处晚膳，“到浙大同事二十(shi)一二人，驾吾、香曾、衡(heng)叔、洽周、元复、馥初(chu)、劲夫、卓如、征铠、坤珊、幼伟(wei)等(deng)均到”。晚宴时，汤(tang)元吉即约竺可桢10月(yue)6日到酒精(jing)厂作演讲。

10月(yue)6日下午(wu)，竺可桢按时到达酒精(jing)厂，晚餐后(hou)至厂内的俱乐部演讲，“到职员五(wu)十(shi)余人，有叶克勤(qin)及浙大毕业生赵元卜、余建彬、沈婉(wan)贞等(deng)十(shi)人。余讲题为(wei)‘怎样做一个(ge)民主国家的公(gong)民’。述中国民主基础之(zhi)雄〔厚〕,对于宗教(jiao)、种族、贫富不分珍域，英美亦弗及。俄之(zhi)民主无言论自由，以国家在民族之(zhi)上。中国向来以民为(wei)贵，社稷次(ci)之(zhi)。但中国要做民主国，必须革除二弊，即(一)士大夫阶级之(zhi)观念。过去历史(shi)，士大夫襄皇(huang)帝治理天下，立法(fa)而不守(shou)法(fa)。(二)革除黄(huang)老观念，见(jian)义勇(yong)为(wei)，不要取袖手旁观、明哲(zhe)保身态度。讲一小时后(hou)讨论至九点散。”（《竺可桢全集》9，196）

相隔不过几天，汤(tang)元吉还邀请了(le)吴(wu)宓到访酒精(jing)厂，其过程也颇为(wei)有趣。

1944年秋，吴(wu)宓赴成都讲学，途(tu)中往遵(zun)义浙江大学处住(zhu)了(le)半月(yue)。9月(yue)20日，吴(wu)宓接到费巩当月(yue)8日发来之(zhi)函，“拟介绍资委会酒精(jing)厂长汤(tang)元吉自用汽车，为(wei)宓赴渝。” 不过据吴(wu)宓后(hou)来所记(ji)，他是坐花纱布车行(xing)之(zhi)车赴重庆的，并没有用上酒精(jing)厂的车。

9月(yue)23日早上，吴(wu)宓从昆明出(chu)发，“候(hou)至8:30车行(xing)，共三军车，均酒精(jing)车，一往独山，二往重庆。”在贵阳停留(liu)几天之(zhi)后(hou)，吴(wu)宓在浙大张(zhang)君川副教(jiao)授的陪同下，于30日来到遵(zun)义，住(zhu)在石家堡新五(wu)号郭斌龢家。

10月(yue)2日上午(wu)，竺可桢到郭家拜访吴(wu)宓。竺觉得与吴(wu)“已五(wu)六年不相见(jian)，亦颓然一老翁矣”。（《竺可桢全集》9，193）

10月(yue)3日晚上，《思想与时代》编辑部出(chu)面邀请吴(wu)宓在乐露春饭店晚宴，竺可桢也到场一聚(ju)，“到张(zhang)君川、谢文通、田德望、费香曾、洽周、絜非、迪(di)生、幼伟(wei)”等(deng)人。10月(yue)5日中午(wu)，王驾吾、费巩又邀请吴(wu)宓家宴，汤(tang)元吉也在场陪同餐叙(xu)，并约吴(wu)宓至酒精(jing)厂演讲。

竺可桢在遵(zun)义，摄于校长办(ban)公(gong)室前(qian)。

10月(yue)8日下午(wu)，吴(wu)宓由王驾吾、杨耀德等(deng)人陪同，坐车至酒精(jing)厂。汤(tang)元吉招待晚宴，并饮茅(mao)台酒。餐后(hou)，吴(wu)宓便在酒精(jing)厂之(zhi)俱乐部讲《红(hong)楼(lou)梦》，第二天早上才回遵(zun)义。在汤(tang)元吉的带动下，酒精(jing)厂的文化学术活动亦有声有色。

抗战胜(sheng)利之(zhi)后(hou)不久，竺可桢赴重庆参加全国教(jiao)育善后(hou)复员会议及教(jiao)育部审查委员会会议。1945年9月(yue)26日早上，竺可桢与内江酒精(jing)厂厂长施(shi)有光餐叙(xu)，得知资委会下属的18家酒精(jing)厂已停掉7家，因为(wei)已经没有相关需求，最终将只保留(liu)3家。

10月(yue)1日，竺可桢又至重庆五(wu)四路五(wu)四坊访汤(tang)元吉，汤(tang)正好出(chu)门不在家。竺可桢从汤(tang)的夫人口中获知汤(tang)元吉已经离开酒精(jing)厂，当月(yue)5日即将赴台湾(wan)，参加接收工业部门的工作。

日本刚投降(jiang)，国民政府便开始(shi)拟订(ding)接收台湾(wan)的工作。1945年9月(yue)，国民政府成立台湾(wan)区特派员办(ban)公(gong)处，由资源委员会工业处处长包(bao)可永担(dan)任特派员。办(ban)公(gong)处下设(she)糖业、机电、冶化、轻工业、矿业5组(zu)，汤(tang)元吉担(dan)任冶化组(zu)长。

1946年，资委会与台湾(wan)省政府签(qian)订(ding)合作大纲，共同经营七家企(qi)业，其中汤(tang)元吉出(chu)任台湾(wan)肥料公(gong)司董事长兼总(zong)经理。汤(tang)元吉之(zhi)后(hou)长期留(liu)在台湾(wan)工作，直到过世(shi)，不过在1949年前(qian)曾回到杭州(zhou)几次(ci)，与竺可桢也有相聚(ju)。

其他替代性燃料

1940年10月(yue)6日，竺可桢“遇邦华太太，杨守(shou)珍、华寿年乘木炭〔车〕赴遵(zun)义，每(mei)开需木炭百斤，约价十(shi)二元(前(qian)月(yue)只六元)，而汽油八加仑之(zhi)价(@28)二百二十(shi)四元，相差十(shi)七八倍也。”

这里所说的木炭车，也叫木柴(chai)车或煤(mei)气车，也就是在车辆(liang)上装一个(ge)煤(mei)气发生炉，将木炭等(deng)固体燃料烧成煤(mei)气，注入气缸进行(xing)燃烧。

根据翁文灏的记(ji)录(lu)，1938年6月(yue)和7月(yue)，广西对33辆(liang)煤(mei)气车进行(xing)了(le)试验，结(jie)论是可以节省大约90%的汽油，经济上也可以节省60%左右(you)。国民政府在战时相当提倡这种节约燃油的做法(fa)，1941年贵州(zhou)企(qi)业公(gong)司成立“中国煤(mei)气车营运公(gong)司”从事运输业务，也是响应这一号召。

1941年7月(yue)7日，竺可桢一行(xing)从遵(zun)义赴湄潭，坐的便是贵州(zhou)企(qi)业公(gong)司的木炭车。他记(ji)叙(xu)道，“八点一刻车自站开出(chu)，木柴(chai)车发动时稍慢，但亦不过〔数〕分钟而已，此车系General Motors Co.通用汽车公(gong)司两(liang)吨半车，每(mei)公(gong)里用炭三斤，约三角钱，较之(zhi)汽油车仅十(shi)之(zhi)一而已。”

木炭车费用虽省，但行(xing)驶速度较缓，遵(zun)义到湄潭不过五(wu)六十(shi)千米(mi)的里程，竺这一路却坐了(le)近5个(ge)小时。1942年7月(yue)20日晚，竺可桢之(zhi)女(nu)竺梅从重庆回到遵(zun)义，“知前(qian)日动身乘木炭车，第一日宿(xiu)綦江，第二日松坎，迄今日七点始(shi)抵(di)此云。”这段不到300千米(mi)的路程费了(le)三天时间，其动力(li)可想而知。纯就性能而言，木炭车显然远远不如酒精(jing)车。

尽管(guan)存在各种缺陷，但基于政府的强力(li)支持，在抗战时期的公(gong)共运输方(fang)面，木炭车仍占有相当突出(chu)的地位。尤其是1942年3月(yue)战时运输局通令，只准使用木炭燃料，对汽油、酒精(jing)或代汽油一律彻底管(guan)制(zhi)。

据统计(ji)，在湖南省公(gong)路局系统营造的汽车中， 1936-1939年木炭煤(mei)气汽车所占比例由 20.3%上升(sheng)到30%。1938年，西北公(gong)路局也成功改装第一辆(liang)木炭车。到了(le)1940年，行(xing)驶在西北公(gong)路上的木炭车有60余辆(liang)，平均速率为(wei)每(mei)小时10公(gong)里。至抗战后(hou)期，西南西北地区的木炭车已经占到全部行(xing)驶车辆(liang)的35%。

木炭车之(zhi)外，中国的研究机构(gou)与运输部门也一直在考虑以植物油代替柴(chai)油的方(fang)案。1935年12月(yue)，经济委员会公(gong)路处、江南汽车公(gong)司、中央大学工学院等(deng)机构(gou)共同进行(xing)了(le)棉籽(zi)油柴(chai)油混合燃料的试车实验，用30%棉籽(zi)油和70%柴(chai)油相混合，基本实现替代柴(chai)油的功能。

中央工业试验所的另一个(ge)研究方(fang)向是对植物油（包(bao)括桐(tong)油）进行(xing)分解，从而提炼汽油，或制(zhi)造煤(mei)油。而在抗战时期，一个(ge)颇引人瞩(zhu)目的发明则(ze)是直接以桐(tong)油作为(wei)燃料。

1936年，中国汽车制(zhi)造公(gong)司于南京(jing)成立，计(ji)划与德国本茨（奔驰）公(gong)司合作，在湖南株洲(zhou)设(she)立总(zong)厂，并由曾养甫(fu)任董事长兼总(zong)经理。1937年秋，株洲(zhou)厂生产装配出(chu)了(le)第一批柴(chai)油卡车，之(zhi)后(hou)设(she)备转移到广西桂林，并在重庆设(she)立华西分厂。

1940年２月(yue)，中国汽车制(zhi)造公(gong)司桂林厂成功制(zhi)造出(chu)第一辆(liang)桐(tong)油汽车。同年5月(yue)，汽车厂总(zong)工程师张(zhang)世(shi)纲驾驶桐(tong)油燃料车从桂林厂出(chu)发，到重庆参加表演。据言，该车“载货两(liang)吨有半，行(xing)程1200公(gong)里，完全使用桐(tong)油，机器方(fang)面沿(yan)途(tu)概未发生丝毫障碍，速度每(mei)小时最高达50公(gong)里，平均速度为(wei)35公(gong)里，由贵阳至海棠溪（全程近400千米(mi)），仅须15小时，爬山越岭，比较汽车似觉稍缓，但能力(li)颇好，各个(ge)山坡均得畅行(xing)无阻”。

1941年10月(yue)，中国工程师学会在贵州(zhou)举办(ban)联合年会。会议结(jie)束后(hou)，年会参会全体成员又于28日至遵(zun)义浙江大学处共进午(wu)餐，并参观了(le)遵(zun)义酒精(jing)厂与大兴面粉厂（贵州(zhou)企(qi)业公(gong)司投资的面粉厂）。

10月(yue)30日，浙大机械系教(jiao)授王仁东(dong)至竺可桢处，谈及此次(ci)机械工程学会论文中，以桐(tong)油代汽油的贡献最大，“盖酒精(jing)代汽油嫌力(li)不足，温度低，木炭车费用四倍于桐(tong)油，且原料不够。惟桐(tong)油随处皆有之(zhi)，且价只汽油十(shi)之(zhi)一而已。惟桐(tong)油不能接触空气，因其易于氧化而凝结(jie)，故必须置于air tight气密之(zhi)筒中，且因其挥发点高而滞重，故须加热始(shi)能用云”。

由于未见(jian)此次(ci)学会的论文集，无法(fa)确定王仁东(dong)所指的究竟是哪篇论文，不过很可能便是中国汽车制(zhi)造公(gong)司于1941所写的关于桐(tong)油汽车优点的摘要报告，其中估计(ji)道，中国的桐(tong)油年产量大约为(wei)3000万加仑，可抵(di)5000万加仑的汽油，超过当时中国的全年汽油消费量。难怪王仁东(dong)对此兴奋(fen)不已。

但从实际情(qing)况来看(kan)，直到抗战结(jie)束，中国汽车制(zhi)造公(gong)司也并没有能够批量生产桐(tong)油车，其对缓解中国抗战时期燃料不足的贡献也仅限于理论。

（参考文献及注释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