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ben)文内容出自新京报·书评周(zhou)刊2月21日专题《变迁中的(de)延续：秦汉中国的(de)文明演变》B04-05版。

B01「主题」变迁中的(de)延续：秦汉中国的(de)文明演变

B02-03「主题」从封邦建国到编户(hu)齐民：共同体视角下的(de)秦汉中国

B04-B05「主题」秦汉史的(de)“复调(diao)”：汉承秦制下的(de)儒法国家

B06-B07「文学」《你们去荒野》：如果“脱落”是我(wo)们的(de)命运

B08「文学」三(san)十年写一本(ben)书，序言占了一百页

小共同体到大(da)共同体

以下先行概述《讲义》内容，随文调(diao)取《儒法国家》一书中对类似问题的(de)阐释和判断。《讲义》在强调(diao)了“周(zhou)秦之变”是足(zu)以与“晚清到我(wo)们现(xian)在面临的(de)时代”（18页）相提并论的(de)深刻(ke)变动，以及秦汉文明的(de)轴心特征、与罗(luo)马帝国比较研究的(de)意(yi)义之后，在第一章融会前人“封建时代到统(tong)一时代”（梁启(qi)超语）、“宗法社会向军国社会”（严(yan)复语）、“奴隶制导封建制”（郭沫若语）的(de)历史分期论，开宗明义地对周(zhou)秦之变重(zhong)下定(ding)义，即从西周(zhou)“小共同体”到秦汉“大(da)共同体”的(de)转(zhuan)变，这个过程伴随着(zhe)国家能力增强，以及主导性的(de)意(yi)识形态从儒家到法家的(de)转(zhuan)移。作者(zhe)用学派互(hu)动的(de)思想史，来展现(xian)经典思想家对于国家形态的(de)解释权争夺(duo)背后的(de)社会剧变，或可(ke)称为“思想史的(de)政治经济学批(pi)判”。

作者(zhe)认为，小共同体是建立在“信息对称、反复博弈”（45页）的(de)自然形成(cheng)的(de)熟(shu)人社会和直接的(de)人际关系之上的(de)，其特征在于：（1）伦理表现(xian)为“孝高于忠”（52页），也就是忠于小共同体的(de)尊长和封建关系中的(de)主君，而不是大(da)一统(tong)时代后的(de)唯一君主。（2）治理方式(shi)上，偏向于“小圈子”内的(de)道德感化、伦理约束和在此基础上的(de)乡里(li)选举，从而熏陶(tao)、选拔出为小共同体的(de)道德良治尽心尽责的(de)领(ling)袖。（3）是“伦理化的(de)权责对应”（64页），也就是伦理身份和政治身份的(de)天然重(zhong)合(he)，父权与父责直接挂钩。小共同体的(de)经济基础是耦耕，也即成(cheng)员的(de)共同劳动和并不明确私有产(chan)权的(de)土地制度。带有一定(ding)温情色彩的(de)“小共同体本(ben)位”，其价值观念转(zhuan)化为知识体系和意(yi)识形态制度，就是所谓儒家思想和周(zhou)制；而来自小共同体的(de)伦理形态和社会关系，成(cheng)为了后世儒家想象天下格(ge)局、理想政治的(de)思维框架和概念工具。

《秦汉史讲义》，作者(zhe)：秦晖，版本(ben)：汉唐(tang)阳光 | 山西人民出版社2024年11月。

小共同体会以强者(zhe)政治或共和政治两种(zhong)路径解体，对应的(de)历史模式(shi)是从西周(zhou)到秦汉、希腊-罗(luo)马社会。东周(zhou)的(de)小共同体可(ke)谓内外交困，内有个人主义的(de)离心倾(qing)向，被杨(yang)朱(zhu)表述为“不拔一毛以利天下”；外有道德普(pu)世论者(zhe)的(de)破坏，也就是韩非的(de)“兼(jian)恨(hen)”和墨子的(de)“兼(jian)爱”；小共同体伦理的(de)拥(yong)护者(zhe)孟(meng)子，则(ze)义愤填(tian)膺地以辟除杨(yang)墨为己任。作者(zhe)发挥了赵岐、孙(sun)奭对“杨(yang)近墨远”的(de)解读，认为个人主义离心倾(qing)向毕竟与小共同体本(ben)位相去更近，比如“不拔一毛”尚可(ke)理解成(cheng)“身体发肤，不敢毁伤”，但是兼(jian)爱根本(ben)否定(ding)了小共同体的(de)原则(ze)。

虽然墨子信徒众多、组织严(yan)密，最终向暴力机(ji)器投诚效忠故(gu)而更加(jia)汹涌的(de)法家，不幸被原本(ben)就蔑视礼仪(yi)、视贵族如奴仆的(de)“西戎之秦”全盘接纳，结(jie)果就是秦帝国肢解了周(zhou)制。比起以铁器和牛耕为典型的(de)生产(chan)技术(shu)突(tu)破和生产(chan)关系的(de)重(zhong)组，政治力量对小共同体的(de)破坏更加(jia)无(wu)从遏制且难以恢复的(de)。虽然在作者(zhe)看来杨(yang)朱(zhu)“为己”这一超前之论，意(yi)在阻拦“公(gong)共权力及以公(gong)权代表自命的(de)统(tong)治者(zhe)以利天下为由屠杀少数”，但它终究在儒法夹击(ji)下销声(sheng)匿迹。对此，赵鼎新评论道，诸子的(de)思想家们“社会与政治活动仅仅有助于扩大(da)国家的(de)权力”，而且“历史理性主义的(de)早熟(shu)降(jiang)低(di)了哲人，将私域导向的(de)工具理性正面化的(de)可(ke)能性”（《儒法国家》，215页）。

东汉，车马出行图（山东沂(yi)南出土）。　图/IC photo

法家和秦制的(de)崛起

第二、三(san)章展开了对法家和秦制的(de)研究。法家的(de)理想制度就是绝对权力面前的(de)人人平(ping)等(deng)。名(ming)义上虽人人平(ping)等(deng)，但受(shou)信任的(de)奴才还是高人一等(deng)，白起战功累(lei)累(lei)但爵不过大(da)良造，专宠宫闱(wei)的(de)嫪毐却被封最高等(deng)的(de)彻侯(hou)，可(ke)见(jian)秦奉行的(de)军功爵和绩效论是限用于普(pu)通民众的(de)军事动员的(de)障眼法。于是，法家对人性中“幽暗传统(tong)”（张灏语）的(de)早熟(shu)体认，非但没有导出一套制衡最高权力的(de)策略，反而酿出利用人性恶来破坏共同体内部的(de)信任网络，以保证(zheng)皇权的(de)不可(ke)被撼动和唯一性的(de)“治理术(shu)”。

坚持小共同体本(ben)位的(de)儒家同样分化出了现(xian)实(shi)主义者(zhe)，也就是用“性恶论”“法后王”“隆君不隆父”为韩非、李斯等(deng)后学张本(ben)的(de)荀子，以及为汉家制礼作乐的(de)“识时务者(zhe)”叔(shu)孙(sun)通，作者(zhe)看来他们都(dou)是“儒表法里(li)”“周(zhou)表秦里(li)”的(de)典型。在他们的(de)推动下，用法取代礼、“以法入礼”在三(san)个层面得(de)到实(shi)施，（1）强调(diao)单向服从的(de)军法，（2）制礼来强化皇权，以及（3）浓厚秦制色彩的(de)《周(zhou)官》用国家层面政治权力的(de)规范，取代了小共同体内部行用的(de)礼。而周(zhou)官中蕴含的(de)经济资源(yuan)垄断管制的(de)国家立场，经过汉初(chu)名(ming)义上休养生息、实(shi)则(ze)用犬儒主义逢迎国家机(ji)器和严(yan)刑(xing)苛法的(de)黄老之学后，于汉武帝时得(de)到“波浪式(shi)强化”，最终极端化为新莽的(de)暴政。

作者(zhe)用小共同体本(ben)位的(de)视角，将封建西周(zhou)的(de)“礼不下庶人”原则(ze)解读为天子应当礼遇诸侯(hou)、诸侯(hou)礼遇大(da)夫，而庶人应被小共同体的(de)尊长礼遇，而“刑(xing)不上大(da)夫”则(ze)是礼遇的(de)一种(zhong)。不过作者(zhe)未分析为何要(yao)启(qi)用儒学理论，对此赵鼎新有一个的(de)扼(e)要(yao)说明，就是“对于前现(xian)代社会秩序，急功近利的(de)国家主义意(yi)识形态都(dou)难以成(cheng)为一种(zhong)合(he)法化的(de)力量，基于工具主义的(de)社会秩序长远也经不起价值层面的(de)挑战”（《儒法国家》，215页）。换言之，法家的(de)理论体系不负(fu)责解决统(tong)治合(he)法性的(de)问题。

第四章中，作者(zhe)借盐铁论战申述了西汉的(de)强国家主义的(de)知识立场和意(yi)识形态。大(da)夫与文学的(de)辩(bian)论，看似是国家干预或自由放任的(de)对峙，其实(shi)是秦制的(de)实(shi)现(xian)程度问题。桑弘羊秉承法家一贯态度，主张不提供社会福利，以及国家垄断经济活动的(de)“重(zhong)商主义”；贤良文学则(ze)要(yao)求国家垄断资源(yuan)的(de)经营权，要(yao)完全下放给地方精(jing)英和权贵诸侯(hou)们，用井田旧制取代土地私有，将社会福利的(de)提供权返还给小共同体。然而日薄西山的(de)小共同体本(ben)位时来运转(zhuan)，两汉之际的(de)地方豪族日益做(zuo)大(da)，重(zhong)拾了某(mou)些(xie)“道德共同体”的(de)特征（谷(gu)川道雄语）。对此作者(zhe)描(miao)述为“尺(chi)蠖(huo)效应”：朝廷无(wu)为会导致土地兼(jian)并和地方割据，但是摇摆到过度有为就会横征暴敛。比如王安石要(yao)求朝廷自行兼(jian)并，设法将老百姓的(de)钱转(zhuan)移到朝廷口袋，但高举“与士大(da)夫治天下”的(de)司马光却对权贵聚敛不赞一词(ci)，而北宋国家机(ji)器在新旧党争下如同尺(chi)蠖(huo)一般过度屈伸(shen)，最终失去弹性。

共同体复兴与儒学成(cheng)为汉帝国的(de)意(yi)识形态密不可(ke)分，赵鼎新形容为“帝制儒学不仅强调(diao)君主对官员和其他被统(tong)治者(zhe)的(de)支配权，同样强调(diao)精(jing)英对其下级与平(ping)民百姓也拥(yong)有类似的(de)支配权”（《儒法国家》，318页），也就是说儒学伦理为地域社会的(de)共同体运作和对国家权力的(de)部分抵制和转(zhuan)嫁提供了合(he)法性。

第五章，秦晖讨论了强国家主义环环相扣的(de)制度设计，包括（1）乡里(li)制严(yan)密基层政权，同时部分保留小共同体的(de)伦理秩序。（2）在各地设置(zhi)传递文书行政的(de)交通线路和邮厅(ting)。（3）强大(da)到可(ke)以收缴人头税（算赋）的(de)财政能力。（4）用酷吏来确保秦制的(de)运行。酷吏们是善于“深文周(zhou)纳”、灵活运用法律条文的(de)专业官僚，用暴力屠戮来打压地方豪强和小共同体，即便面对冤假错案也要(yao)残(can)酷到底的(de)高度“绩效主义”。但作为汉代皇权工具的(de)郅都(dou)、张汤等(deng)酷吏典型，却处在一个随时会被抛弃或取代的(de)危险境地。随着(zhe)东汉循吏的(de)崛起，剑(jian)拔弩张的(de)国家-社会关系有所松动，但这仍(reng)不妨碍秦制在历朝历代批(pi)量生产(chan)出“唯上不唯实(shi)”的(de)酷吏。

秦制的(de)路径依(yi)赖造成(cheng)了新的(de)循环怪圈，其一是内朝和外朝的(de)循环，对此和田清有类似的(de)观察，内朝转(zhuan)化为宰相后，秦汉时期的(de)皇帝身边又出现(xian)新的(de)、和宰相分庭(ting)抗礼的(de)内朝官。其二是钦差大(da)臣变为“诸侯(hou)”，临时派遣官员变为地方行政机(ji)构，等(deng)到地方行政层级太多叠床架屋又再行裁撤，呈现(xian)出一种(zhong)周(zhou)振鹤指出的(de)“二三(san)级循环”。其三(san)，是地方行政机(ji)构的(de)集权或者(zhe)分权，以宋为分野，汉唐(tang)之间地方行政机(ji)构大(da)致保有完整的(de)军事、民政权力，但是宋代以后财政、民事、军事被分割给不同官员。作者(zhe)评论道，秦制的(de)胜利，不能以成(cheng)王败寇的(de)方式(shi)评价之。

《儒法国家：中国历史新论》作者(zhe)：赵鼎新，译者(zhe)：徐峰　巨(ju)桐，版本(ben)：浙江(jiang)大(da)学出版社2022年6月

东汉魏晋的(de)小共同体问题

第六章作者(zhe)处理了东汉以降(jiang)的(de)宗法复兴，对“魏晋封建论”给出了一个旧瓶(ping)装新酒的(de)解释。作为豪族代言人的(de)刘秀建立的(de)东汉在国家能力上相对低(di)下，再加(jia)上“法律儒家化”（瞿同祖语），用春秋决狱的(de)历史理性主义，将小共同体本(ben)位的(de)价值观引入到作为国家统(tong)治工具的(de)法律中。较之法家法律的(de)政治挂帅和伪(wei)个人主义，强调(diao)“十恶八议”的(de)儒家法律至少建立起了从法后王到法先王，以及不可(ke)轻易改动“祖宗之法”的(de)原则(ze)，在皇权面前争取到了一定(ding)的(de)转(zhuan)圜余地。

另一方面，是以儒学伦理为归依(yi)的(de)察举制度的(de)全面推行，作者(zhe)认为这意(yi)味着(zhe)“官员选拔标准的(de)道德化”（341页），以及乡里(li)议论的(de)道德评判重(zhong)新上扬和绩效主义的(de)相对退潮(chao)，结(jie)果就是小共同体的(de)治理原则(ze)逐步扩大(da)到大(da)共同体的(de)广域国家。但此推广下的(de)“政治逻辑的(de)泛道德化”，一方面未能保留官僚治理的(de)优势，一方面也使得(de)选拔标准趋向于虚伪(wei)造假，为朝廷地方连结(jie)的(de)权力关系网络的(de)经营和利益集团的(de)滋生大(da)开方便之门。

另一方面，小共同体复兴的(de)经济前提是朝廷财政弱(ruo)化，跨地域市场的(de)货币经济向自然经济转(zhuan)变，小共同体庄园经济生产(chan)的(de)自给自足(zu)，以及依(yi)附者(zhe)的(de)卑(bei)微化和低(di)贱化。小共同体在战乱中聚集自保为坞(wu)堡，其领(ling)袖并非朝廷命官，而是地方有实(shi)力和道德名(ming)望之人，有显著的(de)整体性和小共同体本(ben)位的(de)特征。魏晋以降(jiang)的(de)国家屡屡索阅括户(hu)，与寺院和庄园抢夺(duo)纳税人口，也每每激起反抗。作者(zhe)认为，国家对用刑(xing)罚(fa)加(jia)以区(qu)别的(de)贱民的(de)迫害更加(jia)无(wu)所不用其极，故(gu)国家立场的(de)括户(hu)（乃(nai)至编户(hu)齐民制度）并不具备正当性，而无(wu)论是可(ke)能以坞(wu)壁为原型的(de)桃花源(yuan)，还是白居易笔下的(de)两姓村，都(dou)是面对秦制进行着(zhe)些(xie)微抗争但前仆后继的(de)勇者(zhe)。

第七章作者(zhe)分析的(de)是秦汉时期的(de)古典商品/市场经济，也就是古典时期一种(zhong)受(shou)到价值规律、市场法则(ze)支配和调(diao)节的(de)经济形式(shi)。得(de)益于耕种(zhong)技术(shu)和作物区(qu)域的(de)成(cheng)熟(shu)，复种(zhong)革命，水利工程灌(guan)溉等(deng)，以及小共同体解体带来的(de)跨区(qu)域商业活动，耕种(zhong)粮食有了转(zhuan)化为商品的(de)余裕，至劳动力也可(ke)以作为一种(zhong)商品被买(mai)卖交易。在古典商品经济的(de)高潮(chao)中，赋税货币化程度极高，货币政策多变又为商人提供投机(ji)获利的(de)机(ji)会，而统(tong)治者(zhe)和民间富豪的(de)穷奢极欲又构成(cheng)了“奢侈(chi)经济学”。甚(shen)至秦汉时期已经出现(xian)经营利润和借贷收息的(de)平(ping)均(jun)化倾(qing)向，商品经济的(de)成(cheng)熟(shu)可(ke)见(jian)一斑。此氛围更催生了“千(qian)古奇文”《货殖列传》，司马迁明确指出了供需规律的(de)存在，以及统(tong)治者(zhe)需要(yao)正视人类追逐利益的(de)本(ben)能和天性。

汉代商品经济的(de)水准甚(shen)至到了唐(tang)代难以企及的(de)高度，作者(zhe)比较汉唐(tang)两代情形，发现(xian)汉代的(de)货币在物价、地租、劳务报酬(chou)和借贷关系中的(de)大(da)量使用，甚(shen)至还有提高粮价发展农业这种(zhong)市场性策略。与罗(luo)马帝国的(de)借贷情况进行比较能看出，汉代的(de)借贷（1）大(da)量使用货币，（2）出现(xian)了平(ping)均(jun)利润率，（3）开始(shi)向经营资本(ben)转(zhuan)化，（4）宗法时代的(de)奴役型借贷被契约借贷关系取代且纯经济因素有所提升，（5）对借贷关系的(de)评价提高。但罗(luo)马租佃发展水平(ping)更加(jia)远离奴役型借贷。

作者(zhe)也补充了强国家主义的(de)抑制商业倾(qing)向，其中所谓“名(ming)田”“授(shou)田”关键(jian)不在于所有制和土地是谁的(de)私人财产(chan)，而是一种(zhong)用登记土地的(de)手段将土地资源(yuan)和编户(hu)齐民紧紧绑定(ding)，然后强制要(yao)求获得(de)土地的(de)农民承担赋税徭役的(de)财政手段和经济权力。经济权力边缘化，使得(de)商人们面对东汉到魏晋的(de)地域社会小共同体的(de)复归，只能束手无(wu)策，秦汉的(de)古典商品经济高潮(chao)也就随之落幕。而且作者(zhe)似乎(hu)暗示与汉帝国相比，罗(luo)马帝国的(de)经济权力的(de)地位和重(zhong)要(yao)性颇有不同，但是特性的(de)来龙去脉和对后来的(de)影响(xiang)可(ke)惜语焉不详。

东汉市楼(lou)画像砖（四川广汉出土）。图/IC photo

来自《儒法国家》的(de)批(pi)评，或者(zhe)反批(pi)评

如果参照赵鼎新的(de)《儒法国家》，不难看出《讲义》在以下几点上需要(yao)更多概念工具的(de)“校准”。

第一，作者(zhe)对推动西周(zhou)封建-儒学伦理到秦汉的(de)郡县制-国家主义意(yi)识形态转(zhuan)变的(de)结(jie)构机(ji)制性动因语焉不详，也就是要(yao)解释为何各国相互(hu)攻伐、秦要(yao)消(xiao)灭(mie)六国，为何春秋时代的(de)礼仪(yi)战争逐步变成(cheng)战国时期的(de)消(xiao)灭(mie)战争，战争与秦制、汉制的(de)建立有何关联。秦晖的(de)答案是，法家和秦制是牺(xi)牲民众福利来提升军队战力的(de)军国传统(tong)。赵鼎新的(de)回答有完整的(de)前因后果，宏观理论上“竞争与竞争结(jie)果的(de)制度化的(de)辩(bian)证(zheng)互(hu)动是历史变迁的(de)动力”，具体是“军事竞争推动了公(gong)域导向的(de)工具理性”（《儒法国家》，12页），这种(zhong)工具理性结(jie)晶就是官僚机(ji)器。与秦晖不同的(de)是，赵虽用“儒法国家”中的(de)“法”来描(miao)述官僚制的(de)政治权力，但并未将法家思想与官僚行政画上等(deng)号，也未进行道德批(pi)判，而是陈述了工具理性和军事绩效追求在东周(zhou)时期的(de)兴起，基于此，各国不断追求扩军和争夺(duo)领(ling)土，最终政治制度和军事动员协同关系最优的(de)秦国消(xiao)灭(mie)了其他国家，也因为其国家社会关系的(de)僵硬(ying)、规范性共识的(de)匮乏而速朽。

引申而言，大(da)共同体取代小共同体的(de)周(zhou)秦汉之变，是需要(yao)考虑(lu)变迁机(ji)制和历史语境的(de)关联，只有在军事权力导向工具理性的(de)情况下才能够(gou)完成(cheng)。但是关注(zhu)军事政治的(de)另一面是，赵书对思想知识结(jie)构与社会政治结(jie)构的(de)关联性，以及对诸子百家的(de)思想价值的(de)诠释，还停留在实(shi)用主义和流动知识人群(qun)的(de)层面，也无(wu)从给出类似于《讲义》中“儒学伦理的(de)小共同体本(ben)位”这种(zhong)精(jing)彩的(de)知识社会学式(shi)论断。

第二，《讲义》未说明抵抗猃狁、犬戎、匈(xiong)奴、鲜卑(bei)、西羌等(deng)生生不息的(de)敌人对周(zhou)制秦制可(ke)能存在的(de)影响(xiang)，虽然可(ke)以用强国家主义更能抵御外敌的(de)申论一笔带过，但考虑(lu)到作者(zhe)汲引斯科特（James Scott）的(de)逃避统(tong)治和弱(ruo)者(zhe)武器的(de)理论，以表达对不愿被秦制剥削的(de)小共同体的(de)同情与理解，或许更应当观照到，因推行秦制-儒法国家而高度领(ling)土化/郡县化的(de)平(ping)原和交通线路以外的(de)游牧流动空(kong)间。游牧者(zhe)的(de)共同体可(ke)大(da)可(ke)小，伦理却与儒学规范大(da)不相同，或许因不便将他们融入到“小共同体”的(de)解释框架中，作者(zhe)对这些(xie)同样反抗秦制统(tong)治的(de)群(qun)体避而不谈，更无(wu)从分析游牧者(zhe)建构的(de)统(tong)治方式(shi)和国家形态。当然，偏重(zhong)国家理论的(de)赵书关注(zhu)的(de)同样是“统(tong)治的(de)逻辑”而非“逃避统(tong)治的(de)艺术(shu)”，这使得(de)《儒法国家》仅提及游牧者(zhe)和定(ding)居者(zhe)政权之间“相互(hu)学习与适应”的(de)规律（《儒法国家》，373页），而低(di)估了来自游牧者(zhe)的(de)异质性权力结(jie)构。

第三(san)，作者(zhe)用货币使用来推测古典商品/市场经济的(de)发展程度，存在一个“将国家财政使用的(de)等(deng)价物视作在市场上流动的(de)货币”的(de)破绽，也就是说，运输成(cheng)本(ben)更低(di)、有国家信用作担保的(de)铜(tong)钱，在其铸造质量、贵重(zhong)金属含量能够(gou)得(de)到保证(zheng)的(de)情况下，可(ke)以被大(da)量用于赋税缴纳，采购军需和朝廷物资，发放朝廷俸(beng)禄，或者(zhe)作为财富收藏家中，但这恐怕只能说明跨区(qu)域、跨阶层的(de)市场是高度依(yi)赖国家财政体系的(de)正常运作，而非市场经济就需要(yao)数量庞大(da)的(de)货币。《货殖列传》提到的(de)富商们更像是经营盐、铁、马、朱(zhu)砂等(deng)大(da)规模战略性物资而与政府建立稳定(ding)合(he)作关系的(de)官商，这恐怕证(zheng)明的(de)是赵鼎新所强调(diao)的(de)“经济权力长期边缘化”。而汉魏以降(jiang)货币不再通行，更多是因为一方面战争频仍(reng)、南北分割，长距(ju)离贸易受(shou)阻，另一方面是市场上缺乏优质铸币、长期通货紧缩，以及国家层面的(de)滥(lan)发粗糙货币带来的(de)通货膨胀的(de)两面夹击(ji)，汉代的(de)强大(da)国家财政和货币储备都(dou)不可(ke)复制。

第四，面对帝制时代强国家主义和大(da)共同体“以法杀人”，民众固然有“苛政猛(meng)于虎”的(de)喟叹，但是自命为道德化身的(de)小共同体及其首领(ling)，未必(bi)不精(jing)通于更加(jia)密不透(tou)风的(de)规训手段。所谓“上士杀人用笔端”，提倡“一字之贬重(zhong)于斧钺”的(de)春秋经世之道中潜藏着(zhe)不亚于法家严(yan)刑(xing)峻法的(de)血腥气。正如赵鼎新反复说明的(de)，成(cheng)为官方学说的(de)儒学终究是用来提供合(he)法性和“强制性普(pu)及”的(de)“意(yi)识形态权力”。作者(zhe)未能一视同仁地批(pi)判小共同体的(de)伦理，或许是一种(zhong)针砭时弊的(de)“为尊者(zhe)讳”。

《讲义》不是对中国古代史具体史事的(de)爬梳考订，具体论证(zheng)当然也值得(de)商榷，但这不妨碍读者(zhe)们拨开专业研究的(de)脚注(zhu)和引用资料后看到的(de)，为求索解答而被念兹在兹的(de)问题意(yi)识。

撰文/邱雨

编辑/罗(luo)东

校对/薛京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