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内容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2月21日专题《变(bian)迁中(zhong)的延续：秦汉中(zhong)国的文明演(yan)变(bian)》B04-05版。

B01「主(zhu)题」变(bian)迁中(zhong)的延续：秦汉中(zhong)国的文明演(yan)变(bian)

B02-03「主(zhu)题」从封邦建国到编户齐民：共同(tong)体视角下(xia)的秦汉中(zhong)国

B04-B05「主(zhu)题」秦汉史的“复调”：汉承秦制下(xia)的儒法国家

B06-B07「文学」《你们去荒野》：如果“脱落”是我们的命运

B08「文学」三(san)十年写一本书，序言占了一百页

小共同(tong)体到大共同(tong)体

以下(xia)先行概述《讲义》内容，随文调取《儒法国家》一书中(zhong)对类似问题的阐(chan)释和判断。《讲义》在强调了“周秦之变(bian)”是足以与“晚清到我们现在面(mian)临的时代”（18页）相提并论的深刻变(bian)动，以及秦汉文明的轴心特征、与罗马(ma)帝国比较(jiao)研究的意(yi)义之后，在第一章融会前人“封建时代到统一时代”（梁(liang)启(qi)超语）、“宗法社会向军(jun)国社会”（严复语）、“奴隶制导封建制”（郭(guo)沫若语）的历史分期论，开宗明义地(di)对周秦之变(bian)重下(xia)定义，即从西周“小共同(tong)体”到秦汉“大共同(tong)体”的转(zhuan)变(bian)，这个过程伴随着国家能力增强，以及主(zhu)导性的意(yi)识形态从儒家到法家的转(zhuan)移。作(zuo)者用学派互动的思想(xiang)史，来展现经典(dian)思想(xiang)家对于国家形态的解释权争夺背后的社会剧变(bian)，或可称为“思想(xiang)史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作(zuo)者认(ren)为，小共同(tong)体是建立在“信(xin)息(xi)对称、反复博弈”（45页）的自然形成的熟(shu)人社会和直接的人际关系之上的，其特征在于：（1）伦理表现为“孝(xiao)高(gao)于忠”（52页），也就是忠于小共同(tong)体的尊长和封建关系中(zhong)的主(zhu)君，而(er)不是大一统时代后的唯(wei)一君主(zhu)。（2）治理方式(shi)上，偏向于“小圈子”内的道德感化、伦理约束和在此基础上的乡里选(xuan)举，从而(er)熏陶、选(xuan)拔出为小共同(tong)体的道德良治尽心尽责的领(ling)袖。（3）是“伦理化的权责对应”（64页），也就是伦理身份和政治身份的天然重合，父权与父责直接挂钩。小共同(tong)体的经济基础是耦耕，也即成员的共同(tong)劳动和并不明确私有产权的土地(di)制度。带有一定温情色彩的“小共同(tong)体本位”，其价值观念(nian)转(zhuan)化为知识体系和意(yi)识形态制度，就是所谓(wei)儒家思想(xiang)和周制；而(er)来自小共同(tong)体的伦理形态和社会关系，成为了后世儒家想(xiang)象天下(xia)格局、理想(xiang)政治的思维框架(jia)和概念(nian)工具。

《秦汉史讲义》，作(zuo)者：秦晖，版本：汉唐阳光 | 山西人民出版社2024年11月。

小共同(tong)体会以强者政治或共和政治两种路径解体，对应的历史模式(shi)是从西周到秦汉、希腊-罗马(ma)社会。东周的小共同(tong)体可谓(wei)内外交困，内有个人主(zhu)义的离心倾向，被杨朱表述为“不拔一毛以利天下(xia)”；外有道德普世论者的破坏，也就是韩非(fei)的“兼恨”和墨(mo)子的“兼爱”；小共同(tong)体伦理的拥护者孟子，则义愤填膺地(di)以辟除杨墨(mo)为己任。作(zuo)者发(fa)挥了赵岐、孙(sun)奭对“杨近墨(mo)远”的解读，认(ren)为个人主(zhu)义离心倾向毕竟与小共同(tong)体本位相去更近，比如“不拔一毛”尚可理解成“身体发(fa)肤，不敢毁伤”，但是兼爱根本否定了小共同(tong)体的原(yuan)则。

虽然墨(mo)子信(xin)徒众多、组织严密，最终向暴力机器投诚效忠故而(er)更加汹涌的法家，不幸(xing)被原(yuan)本就蔑视礼仪、视贵(gui)族如奴仆的“西戎之秦”全盘接纳，结果就是秦帝国肢解了周制。比起以铁器和牛耕为典(dian)型的生产技(ji)术突(tu)破和生产关系的重组，政治力量对小共同(tong)体的破坏更加无从遏(e)制且难以恢复的。虽然在作(zuo)者看来杨朱“为己”这一超前之论，意(yi)在阻拦(lan)“公(gong)共权力及以公(gong)权代表自命的统治者以利天下(xia)为由屠杀少数”，但它(ta)终究在儒法夹击下(xia)销声匿迹。对此，赵鼎新评论道，诸子的思想(xiang)家们“社会与政治活动仅(jin)仅(jin)有助于扩大国家的权力”，而(er)且“历史理性主(zhu)义的早熟(shu)降低了哲人，将私域(yu)导向的工具理性正面(mian)化的可能性”（《儒法国家》，215页）。

东汉，车马(ma)出行图（山东沂南出土）。　图/IC photo

法家和秦制的崛起

第二、三(san)章展开了对法家和秦制的研究。法家的理想(xiang)制度就是绝(jue)对权力面(mian)前的人人平等。名义上虽人人平等，但受信(xin)任的奴才还是高(gao)人一等，白起战功累累但爵不过大良造，专宠宫闱的嫪(lao)毐却被封最高(gao)等的彻(che)侯，可见秦奉行的军(jun)功爵和绩效论是限用于普通民众的军(jun)事动员的障(zhang)眼法。于是，法家对人性中(zhong)“幽暗(an)传统”（张灏语）的早熟(shu)体认(ren)，非(fei)但没有导出一套制衡最高(gao)权力的策略，反而(er)酿出利用人性恶来破坏共同(tong)体内部的信(xin)任网络，以保证皇权的不可被撼动和唯(wei)一性的“治理术”。

坚持小共同(tong)体本位的儒家同(tong)样分化出了现实主(zhu)义者，也就是用“性恶论”“法后王”“隆(long)君不隆(long)父”为韩非(fei)、李斯等后学张本的荀(xun)子，以及为汉家制礼作(zuo)乐的“识时务者”叔孙(sun)通，作(zuo)者看来他们都是“儒表法里”“周表秦里”的典(dian)型。在他们的推动下(xia)，用法取代礼、“以法入礼”在三(san)个层(ceng)面(mian)得到实施，（1）强调单向服(fu)从的军(jun)法，（2）制礼来强化皇权，以及（3）浓(nong)厚秦制色彩的《周官》用国家层(ceng)面(mian)政治权力的规范，取代了小共同(tong)体内部行用的礼。而(er)周官中(zhong)蕴含的经济资(zi)源垄断管制的国家立场，经过汉初名义上休(xiu)养生息(xi)、实则用犬儒主(zhu)义逢迎(ying)国家机器和严刑苛法的黄老之学后，于汉武(wu)帝时得到“波浪式(shi)强化”，最终极端化为新莽的暴政。

作(zuo)者用小共同(tong)体本位的视角，将封建西周的“礼不下(xia)庶人”原(yuan)则解读为天子应当礼遇诸侯、诸侯礼遇大夫，而(er)庶人应被小共同(tong)体的尊长礼遇，而(er)“刑不上大夫”则是礼遇的一种。不过作(zuo)者未分析为何要启(qi)用儒学理论，对此赵鼎新有一个的扼要说明，就是“对于前现代社会秩序，急功近利的国家主(zhu)义意(yi)识形态都难以成为一种合法化的力量，基于工具主(zhu)义的社会秩序长远也经不起价值层(ceng)面(mian)的挑战”（《儒法国家》，215页）。换言之，法家的理论体系不负责解决统治合法性的问题。

第四章中(zhong)，作(zuo)者借盐铁论战申述了西汉的强国家主(zhu)义的知识立场和意(yi)识形态。大夫与文学的辩论，看似是国家干(gan)预或自由放任的对峙，其实是秦制的实现程度问题。桑弘羊秉承法家一贯态度，主(zhu)张不提供(gong)社会福利，以及国家垄断经济活动的“重商(shang)主(zhu)义”；贤良文学则要求国家垄断资(zi)源的经营权，要完全下(xia)放给地(di)方精英和权贵(gui)诸侯们，用井田旧制取代土地(di)私有，将社会福利的提供(gong)权返还给小共同(tong)体。然而(er)日薄西山的小共同(tong)体本位时来运转(zhuan)，两汉之际的地(di)方豪族日益做大，重拾了某些“道德共同(tong)体”的特征（谷川道雄语）。对此作(zuo)者描述为“尺蠖效应”：朝廷无为会导致土地(di)兼并和地(di)方割据，但是摇摆到过度有为就会横征暴敛。比如王安石(shi)要求朝廷自行兼并，设法将老百姓的钱转(zhuan)移到朝廷口(kou)袋(dai)，但高(gao)举“与士大夫治天下(xia)”的司马(ma)光却对权贵(gui)聚敛不赞一词，而(er)北(bei)宋国家机器在新旧党(dang)争下(xia)如同(tong)尺蠖一般过度屈伸(shen)，最终失去弹性。

共同(tong)体复兴与儒学成为汉帝国的意(yi)识形态密不可分，赵鼎新形容为“帝制儒学不仅(jin)强调君主(zhu)对官员和其他被统治者的支(zhi)配权，同(tong)样强调精英对其下(xia)级与平民百姓也拥有类似的支(zhi)配权”（《儒法国家》，318页），也就是说儒学伦理为地(di)域(yu)社会的共同(tong)体运作(zuo)和对国家权力的部分抵制和转(zhuan)嫁提供(gong)了合法性。

第五章，秦晖讨论了强国家主(zhu)义环环相扣(kou)的制度设计，包括（1）乡里制严密基层(ceng)政权，同(tong)时部分保留小共同(tong)体的伦理秩序。（2）在各(ge)地(di)设置传递文书行政的交通线路和邮厅。（3）强大到可以收缴人头税（算赋(fu)）的财政能力。（4）用酷吏来确保秦制的运行。酷吏们是善(shan)于“深文周纳”、灵活运用法律条文的专业(ye)官僚，用暴力屠戮来打压地(di)方豪强和小共同(tong)体，即便面(mian)对冤假错案也要残酷到底的高(gao)度“绩效主(zhu)义”。但作(zuo)为汉代皇权工具的郅都、张汤等酷吏典(dian)型，却处在一个随时会被抛弃或取代的危险境地(di)。随着东汉循吏的崛起，剑拔弩张的国家-社会关系有所松动，但这仍不妨碍(ai)秦制在历朝历代批量生产出“唯(wei)上不唯(wei)实”的酷吏。

秦制的路径依赖造成了新的循环怪(guai)圈，其一是内朝和外朝的循环，对此和田清有类似的观察，内朝转(zhuan)化为宰相后，秦汉时期的皇帝身边又出现新的、和宰相分庭抗礼的内朝官。其二是钦差大臣变(bian)为“诸侯”，临时派遣官员变(bian)为地(di)方行政机构，等到地(di)方行政层(ceng)级太多叠床架(jia)屋又再行裁撤，呈现出一种周振鹤(he)指(zhi)出的“二三(san)级循环”。其三(san)，是地(di)方行政机构的集权或者分权，以宋为分野，汉唐之间(jian)地(di)方行政机构大致保有完整的军(jun)事、民政权力，但是宋代以后财政、民事、军(jun)事被分割给不同(tong)官员。作(zuo)者评论道，秦制的胜利，不能以成王败寇的方式(shi)评价之。

《儒法国家：中(zhong)国历史新论》作(zuo)者：赵鼎新，译者：徐峰　巨桐，版本：浙江大学出版社2022年6月

东汉魏晋(jin)的小共同(tong)体问题

第六章作(zuo)者处理了东汉以降的宗法复兴，对“魏晋(jin)封建论”给出了一个旧瓶装新酒的解释。作(zuo)为豪族代言人的刘秀建立的东汉在国家能力上相对低下(xia)，再加上“法律儒家化”（瞿同(tong)祖(zu)语），用春(chun)秋(qiu)决狱的历史理性主(zhu)义，将小共同(tong)体本位的价值观引入到作(zuo)为国家统治工具的法律中(zhong)。较(jiao)之法家法律的政治挂帅和伪个人主(zhu)义，强调“十恶八议”的儒家法律至少建立起了从法后王到法先王，以及不可轻易改动“祖(zu)宗之法”的原(yuan)则，在皇权面(mian)前争取到了一定的转(zhuan)圜余地(di)。

另一方面(mian)，是以儒学伦理为归依的察举制度的全面(mian)推行，作(zuo)者认(ren)为这意(yi)味着“官员选(xuan)拔标准的道德化”（341页），以及乡里议论的道德评判重新上扬和绩效主(zhu)义的相对退潮(chao)，结果就是小共同(tong)体的治理原(yuan)则逐步(bu)扩大到大共同(tong)体的广域(yu)国家。但此推广下(xia)的“政治逻辑的泛道德化”，一方面(mian)未能保留官僚治理的优势，一方面(mian)也使得选(xuan)拔标准趋向于虚伪造假，为朝廷地(di)方连结的权力关系网络的经营和利益集团(tuan)的滋生大开方便之门。

另一方面(mian)，小共同(tong)体复兴的经济前提是朝廷财政弱(ruo)化，跨地(di)域(yu)市场的货币经济向自然经济转(zhuan)变(bian)，小共同(tong)体庄园经济生产的自给自足，以及依附者的卑(bei)微化和低贱化。小共同(tong)体在战乱中(zhong)聚集自保为坞堡，其领(ling)袖并非(fei)朝廷命官，而(er)是地(di)方有实力和道德名望(wang)之人，有显著的整体性和小共同(tong)体本位的特征。魏晋(jin)以降的国家屡屡索阅括户，与寺院和庄园抢夺纳税人口(kou)，也每每激起反抗。作(zuo)者认(ren)为，国家对用刑罚加以区别的贱民的迫(po)害更加无所不用其极，故国家立场的括户（乃(nai)至编户齐民制度）并不具备正当性，而(er)无论是可能以坞壁为原(yuan)型的桃花源，还是白居(ju)易笔(bi)下(xia)的两姓村，都是面(mian)对秦制进行着些微抗争但前仆后继的勇者。

第七章作(zuo)者分析的是秦汉时期的古典(dian)商(shang)品/市场经济，也就是古典(dian)时期一种受到价值规律、市场法则支(zhi)配和调节的经济形式(shi)。得益于耕种技(ji)术和作(zuo)物区域(yu)的成熟(shu)，复种革命，水利工程灌溉等，以及小共同(tong)体解体带来的跨区域(yu)商(shang)业(ye)活动，耕种粮食(shi)有了转(zhuan)化为商(shang)品的余裕，至劳动力也可以作(zuo)为一种商(shang)品被买卖交易。在古典(dian)商(shang)品经济的高(gao)潮(chao)中(zhong)，赋(fu)税货币化程度极高(gao)，货币政策多变(bian)又为商(shang)人提供(gong)投机获利的机会，而(er)统治者和民间(jian)富豪的穷奢极欲又构成了“奢侈经济学”。甚至秦汉时期已经出现经营利润和借贷收息(xi)的平均化倾向，商(shang)品经济的成熟(shu)可见一斑。此氛围更催生了“千(qian)古奇文”《货殖(zhi)列传》，司马(ma)迁明确指(zhi)出了供(gong)需(xu)规律的存在，以及统治者需(xu)要正视人类追逐利益的本能和天性。

汉代商(shang)品经济的水准甚至到了唐代难以企及的高(gao)度，作(zuo)者比较(jiao)汉唐两代情形，发(fa)现汉代的货币在物价、地(di)租、劳务报酬和借贷关系中(zhong)的大量使用，甚至还有提高(gao)粮价发(fa)展农业(ye)这种市场性策略。与罗马(ma)帝国的借贷情况进行比较(jiao)能看出，汉代的借贷（1）大量使用货币，（2）出现了平均利润率，（3）开始(shi)向经营资(zi)本转(zhuan)化，（4）宗法时代的奴役型借贷被契约借贷关系取代且纯经济因素有所提升，（5）对借贷关系的评价提高(gao)。但罗马(ma)租佃发(fa)展水平更加远离奴役型借贷。

作(zuo)者也补(bu)充了强国家主(zhu)义的抑制商(shang)业(ye)倾向，其中(zhong)所谓(wei)“名田”“授田”关键(jian)不在于所有制和土地(di)是谁的私人财产，而(er)是一种用登记(ji)土地(di)的手段将土地(di)资(zi)源和编户齐民紧紧绑定，然后强制要求获得土地(di)的农民承担赋(fu)税徭(yao)役的财政手段和经济权力。经济权力边缘化，使得商(shang)人们面(mian)对东汉到魏晋(jin)的地(di)域(yu)社会小共同(tong)体的复归，只能束手无策，秦汉的古典(dian)商(shang)品经济高(gao)潮(chao)也就随之落幕。而(er)且作(zuo)者似乎暗(an)示与汉帝国相比，罗马(ma)帝国的经济权力的地(di)位和重要性颇有不同(tong)，但是特性的来龙去脉和对后来的影响可惜语焉不详。

东汉市楼画像砖(zhuan)（四川广汉出土）。图/IC photo

来自《儒法国家》的批评，或者反批评

如果参照赵鼎新的《儒法国家》，不难看出《讲义》在以下(xia)几(ji)点上需(xu)要更多概念(nian)工具的“校准”。

第一，作(zuo)者对推动西周封建-儒学伦理到秦汉的郡县制-国家主(zhu)义意(yi)识形态转(zhuan)变(bian)的结构机制性动因语焉不详，也就是要解释为何各(ge)国相互攻伐、秦要消灭六国，为何春(chun)秋(qiu)时代的礼仪战争逐步(bu)变(bian)成战国时期的消灭战争，战争与秦制、汉制的建立有何关联。秦晖的答案是，法家和秦制是牺牲民众福利来提升军(jun)队战力的军(jun)国传统。赵鼎新的回答有完整的前因后果，宏观理论上“竞争与竞争结果的制度化的辩证互动是历史变(bian)迁的动力”，具体是“军(jun)事竞争推动了公(gong)域(yu)导向的工具理性”（《儒法国家》，12页），这种工具理性结晶就是官僚机器。与秦晖不同(tong)的是，赵虽用“儒法国家”中(zhong)的“法”来描述官僚制的政治权力，但并未将法家思想(xiang)与官僚行政画上等号(hao)，也未进行道德批判，而(er)是陈述了工具理性和军(jun)事绩效追求在东周时期的兴起，基于此，各(ge)国不断追求扩军(jun)和争夺领(ling)土，最终政治制度和军(jun)事动员协同(tong)关系最优的秦国消灭了其他国家，也因为其国家社会关系的僵硬、规范性共识的匮乏而(er)速朽。

引申而(er)言，大共同(tong)体取代小共同(tong)体的周秦汉之变(bian)，是需(xu)要考虑变(bian)迁机制和历史语境的关联，只有在军(jun)事权力导向工具理性的情况下(xia)才能够完成。但是关注军(jun)事政治的另一面(mian)是，赵书对思想(xiang)知识结构与社会政治结构的关联性，以及对诸子百家的思想(xiang)价值的诠释，还停留在实用主(zhu)义和流动知识人群的层(ceng)面(mian)，也无从给出类似于《讲义》中(zhong)“儒学伦理的小共同(tong)体本位”这种精彩的知识社会学式(shi)论断。

第二，《讲义》未说明抵抗猃狁、犬戎、匈(xiong)奴、鲜卑(bei)、西羌等生生不息(xi)的敌人对周制秦制可能存在的影响，虽然可以用强国家主(zhu)义更能抵御外敌的申论一笔(bi)带过，但考虑到作(zuo)者汲引斯科特（James Scott）的逃避统治和弱(ruo)者武(wu)器的理论，以表达对不愿被秦制剥削的小共同(tong)体的同(tong)情与理解，或许更应当观照到，因推行秦制-儒法国家而(er)高(gao)度领(ling)土化/郡县化的平原(yuan)和交通线路以外的游牧流动空间(jian)。游牧者的共同(tong)体可大可小，伦理却与儒学规范大不相同(tong)，或许因不便将他们融入到“小共同(tong)体”的解释框架(jia)中(zhong)，作(zuo)者对这些同(tong)样反抗秦制统治的群体避而(er)不谈，更无从分析游牧者建构的统治方式(shi)和国家形态。当然，偏重国家理论的赵书关注的同(tong)样是“统治的逻辑”而(er)非(fei)“逃避统治的艺术”，这使得《儒法国家》仅(jin)提及游牧者和定居(ju)者政权之间(jian)“相互学习与适应”的规律（《儒法国家》，373页），而(er)低估了来自游牧者的异质性权力结构。

第三(san)，作(zuo)者用货币使用来推测古典(dian)商(shang)品/市场经济的发(fa)展程度，存在一个“将国家财政使用的等价物视作(zuo)在市场上流动的货币”的破绽，也就是说，运输(shu)成本更低、有国家信(xin)用作(zuo)担保的铜钱，在其铸造质量、贵(gui)重金属含量能够得到保证的情况下(xia)，可以被大量用于赋(fu)税缴纳，采购军(jun)需(xu)和朝廷物资(zi)，发(fa)放朝廷俸禄(lu)，或者作(zuo)为财富收藏家中(zhong)，但这恐怕(pa)只能说明跨区域(yu)、跨阶层(ceng)的市场是高(gao)度依赖国家财政体系的正常运作(zuo)，而(er)非(fei)市场经济就需(xu)要数量庞大的货币。《货殖(zhi)列传》提到的富商(shang)们更像是经营盐、铁、马(ma)、朱砂等大规模战略性物资(zi)而(er)与政府建立稳定合作(zuo)关系的官商(shang)，这恐怕(pa)证明的是赵鼎新所强调的“经济权力长期边缘化”。而(er)汉魏以降货币不再通行，更多是因为一方面(mian)战争频仍、南北(bei)分割，长距离贸易受阻，另一方面(mian)是市场上缺乏优质铸币、长期通货紧缩，以及国家层(ceng)面(mian)的滥发(fa)粗糙货币带来的通货膨(peng)胀的两面(mian)夹击，汉代的强大国家财政和货币储(chu)备都不可复制。

第四，面(mian)对帝制时代强国家主(zhu)义和大共同(tong)体“以法杀人”，民众固然有“苛政猛于虎”的喟(huai)叹，但是自命为道德化身的小共同(tong)体及其首领(ling)，未必不精通于更加密不透风的规训手段。所谓(wei)“上士杀人用笔(bi)端”，提倡“一字之贬重于斧钺(yue)”的春(chun)秋(qiu)经世之道中(zhong)潜(qian)藏着不亚于法家严刑峻法的血腥气。正如赵鼎新反复说明的，成为官方学说的儒学终究是用来提供(gong)合法性和“强制性普及”的“意(yi)识形态权力”。作(zuo)者未能一视同(tong)仁地(di)批判小共同(tong)体的伦理，或许是一种针砭时弊的“为尊者讳”。

《讲义》不是对中(zhong)国古代史具体史事的爬梳考订，具体论证当然也值得商(shang)榷，但这不妨碍(ai)读者们拨(bo)开专业(ye)研究的脚注和引用资(zi)料后看到的，为求索解答而(er)被念(nian)兹在兹的问题意(yi)识。

撰文/邱雨

编辑/罗东

校对/薛京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