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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届三(san)中全(quan)会要求，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权益(yi)保护，强化(hua)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治理。近(jin)年来，检察机关作为(wei)法律监督(du)机关和参与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全(quan)过(guo)程的政法机关，通过(guo)用足(zu)用好公益(yi)诉讼检察职能(neng)，积极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yi)，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然而，在“全(quan)民触网”时代下，网络新业态发展(zhan)的多跨性、风险性、趋利性，给检察机关开展(zhan)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公益(yi)诉讼带(dai)来了(le)现实挑战。
一(yi)、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公益(yi)诉讼面临的“五重(zhong)”困境
一(yi)是(shi)公共利益(yi)标准(zhun)不明。有观点认为(wei)，基于(yu)最(zui)有利于(yu)未成年人原则或国家亲权理论，只要涉(she)及(ji)多数未成年人权益(yi)的，都属于(yu)“公益(yi)”范畴。也有观点认为(wei)，对于(yu)未成年人公益(yi)诉讼所(suo)保护的公共利益(yi)之范围边界，应秉持有特(te)定主体的法律观，聚焦不特(te)定多数未成年人的利益(yi)。此(ci)外，检察机关提起公益(yi)诉讼多以造成实际(ji)损害结果为(wei)前提，而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公益(yi)诉讼涉(she)及(ji)个人信息(xi)保护、网络安(an)全(quan)等新领域，为(wei)最(zui)大(da)化(hua)保护未成年人利益(yi)，是(shi)否可以探索将网络侵害未成年人的潜在危险纳(na)入公益(yi)诉讼范畴，前移预防端口(kou)，值(zhi)得探讨。
二是(shi)因果关系(xi)认定较难。一(yi)些网络运营平台对不良信息(xi)筛查管(guan)理措施不力，部分网络产品和网络服务提供者故意规避法律相(xiang)关规定，在未设置时间、权限、消费等管(guan)理功能(neng)的情况下，提供诱导未成年人沉迷的产品和服务等，此(ci)种生产端口(kou)和不良信息(xi)流入的无秩序状态容易造成未成年人网络权益(yi)遭(zao)受侵害，要在混同情形下溯源公共利益(yi)受损的直接(jie)原因难度较大(da)。
三(san)是(shi)调查核(he)实难度大(da)。网络公益(yi)诉讼调查对象主要包括网络数据、即时信息(xi)、电子设备等，具有多样(yang)、即时、海量的特(te)点，通常情况下跨平台、跨地域，甚至(zhi)跨国境。而当前检察机关办理网络公益(yi)诉讼案件的调查核(he)实手段有限，除在证据可能(neng)灭失(shi)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可以申请证据保全(quan)外，缺乏(fa)查封、扣押(ya)等强制性措施，容易造成证据变更(geng)、转(zhuan)移、损毁、灭失(shi)。
四是(shi)监管(guan)职责边界模(mo)糊(hu)。互(hu)联网案件普遍具有跨地域性，企(qi)业注册地、主要营业地、服务覆盖地以及(ji)侵权行为(wei)地、侵害结果地各自分离，检察机关开展(zhan)公益(yi)诉讼常受行政监管(guan)属地原则限制，且涉(she)及(ji)网信、公安(an)、文旅、教(jiao)育、出版、卫生健康、市场监督(du)管(guan)理等多部门，范围广、领域多，各部门间的职责界限有待进一(yi)步厘清。
五是(shi)侵权损害惩戒不足(zu)。因网络公益(yi)诉讼涉(she)及(ji)未成年人人数众多，同一(yi)侵权行为(wei)可能(neng)造成不同损害结果。比如(ru)，向未成年人提供含有暴(bao)力、血腥(xing)、色情等不良信息(xi)的网络产品，可能(neng)造成未成年人心理偏差、行为(wei)模(mo)仿等，对心理受损严重(zhong)的未成年人需要及(ji)时给予心理修(xiu)复和行为(wei)矫治，目前针对上述问题尚缺乏(fa)统一(yi)认定标准(zhun)，难以确定具体损失(shi)情况。实践中，检察机关提起公益(yi)诉讼的请求主要集中在停止侵害、排除妨害、消除危险、恢复名(ming)誉、赔礼道歉等方面，这些对网络侵权责任主体的惩戒性明显(xian)不足(zu)。
二、提升(sheng)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公益(yi)诉讼案件办理质效的建议
一(yi)是(shi)采用“二分法”准(zhun)确界定未成年人网络公共利益(yi)受损范围。对于(yu)未成年人网络权益(yi)的保护，不仅(jin)要重(zhong)视补救已经受到损害的权益(yi)，更(geng)要关注可能(neng)受到损害的风险，防患于(yu)未然。一(yi)方面，民事公益(yi)诉讼的本质仍然是(shi)民事诉讼，检察机关作为(wei)公共利益(yi)代表人提起民事公益(yi)诉讼，虽享有原告权利，但并未打破原被(bei)告的平等诉讼地位，仍应遵循民事裁判原则。另一(yi)方面，行政公益(yi)诉讼的目的是(shi)促进行政机关全(quan)面依法履职，当行政机关怠于(yu)履职、消极履职使公共利益(yi)遭(zao)受侵害或存(cun)在损害风险，为(wei)避免公共利益(yi)遭(zao)受更(geng)大(da)的实际(ji)损害，检察机关可积极履行预防性监督(du)之责。因此(ci)，可采取“二分法”从(cong)损害实害性、危险性两个维度，根据公益(yi)诉讼案件不同类型分别予以界定，即提起民事公益(yi)诉讼以未成年人公共利益(yi)受到实际(ji)损害为(wei)标准(zhun)，提起行政公益(yi)诉讼以未成年人公共利益(yi)陷于(yu)损害危险为(wei)标准(zhun)。
二是(shi)依据最(zui)有利于(yu)未成年人原则确定责任归(gui)属。最(zui)有利于(yu)未成年人原则是(shi)未成年人保护的基本遵循，破解公共利益(yi)损害责任认定难题，也应当从(cong)有利于(yu)更(geng)好维护未成年人公共利益(yi)的角度出发。鉴于(yu)网络技术的专业性、复杂性，检察机关要证明未成年人公共利益(yi)受损与网络运营平台、网络产品提供者的行为(wei)之间具有直接(jie)因果关系(xi)，常常面临着“以现有技术发展(zhan)水平难以实现”的抗辩(bian)，在现有法律框架下采取举证责任倒置也于(yu)法无据，但可以探索民事公益(yi)诉讼“优势证据”标准(zhun)，以此(ci)降低检察机关证明难度，最(zui)大(da)化(hua)实现保护公共利益(yi)的目的。就(jiu)未成年人行政公益(yi)诉讼而言，针对网络监管(guan)职能(neng)交叉、多头管(guan)理的问题，可按照“确立+概括”原则，先(xian)从(cong)事项到部门、从(cong)领域到部门确定具体行政职能(neng)部门；若无法明确，再(zai)根据概括原则向上溯源，将未成年人保护职责作为(wei)判断标准(zhun)，也就(jiu)是(shi)说，只要法律明确了(le)行政机关具有未成年人保护职责，即便是(shi)未规定具体保护措施，也可以将其作为(wei)公益(yi)诉讼监督(du)对象。
三(san)是(shi)从(cong)身(shen)份定位出发赋(fu)予检察机关一(yi)定的强制性调查核(he)实权。公益(yi)诉讼中，检察机关既不能(neng)完全(quan)等同于(yu)普通原告，也不能(neng)完全(quan)脱离原告身(shen)份行使法律监督(du)权。为(wei)充(chong)分体现“公共利益(yi)代表人”的身(shen)份属性，确保全(quan)面、客观收集公共利益(yi)受损的证据，从(cong)“法律监督(du)者”的身(shen)份定位出发，建议在初查立案阶段赋(fu)予检察机关查封、扣押(ya)等强制性调查核(he)实权。同时，应当建立调查核(he)实惩戒机制，对责任主体应当配合调查而拒不配合的，应明确要求其承担(dan)相(xiang)应法律责任。如(ru)果违法主体故意隐瞒、转(zhuan)移证据或证据损毁、灭失(shi)后，经恢复不影响违法事实认定的，可视程度对其予以批(pi)评训诫(jie)、信用降级(ji)、行政处(chu)罚等；若证据无法恢复，但损害后果持续存(cun)在的，可以降低证明标准(zhun)，辅以其他证据直接(jie)认定违法主体的违法事实，确保公共利益(yi)及(ji)时止损。
四是(shi)借鉴域外经验(yan)引入网络侵权惩罚性损害赔偿。惩罚性损害赔偿具有补偿、惩罚、遏制等功能(neng)，该制度在域外被(bei)普遍采用。为(wei)解决当前未成年人网络权益(yi)保护中，责任追究虚化(hua)、惩罚弱化(hua)的问题，可积极探索引入网络侵权惩罚性损害赔偿。一(yi)方面，规范惩罚性赔偿适用情形，明确侵权赔偿的标准(zhun)和计算方式，将惩罚性赔偿作为(wei)检察机关提起涉(she)网未成年人民事公益(yi)诉讼的一(yi)项重(zhong)要请求权，以此(ci)加大(da)违法主体的行为(wei)成本。另一(yi)方面，建立完善惩罚性损害赔偿金监管(guan)机制，通过(guo)设立专门账户、确定修(xiu)复方式、监管(guan)使用情况等，促进受损未成年人公共利益(yi)的恢复保护，从(cong)而实现惩罚与修(xiu)复的双重(zhong)目的。
（来源：检察日报，作者单位：重(zhong)庆市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