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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2-25 00:4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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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bie)界定(ding)”是人类社会身份认同的(de)基本要素之(zhi)一(yi),从社会体系到(dao)社群关系,再到(dao)人际相处,性别(bie)都是一(yi)个人们早已习惯的(de)界定(ding)标准。从出生到(dao)死亡(wang),人的(de)一(yi)生要填写大大小小、不计其数的(de)资料表,“性别(bie)”总是排(pai)名靠前的(de)一(yi)栏。

但这种身份认同有时也会呈现模糊的(de)一(yi)面或制(zhi)造刻板印象,比如地铁女性车厢和女性停车位,就呈现着(zhe)某种争议。一(yi)个驾驶技术出众的(de)女司机(ji)或许会认为女性停车位意味着(zhe)对女性的(de)歧视(shi),一(yi)个总是为了停车手(shou)忙脚乱的(de)男司机(ji)可能会觉得女性停车位是对自己的(de)不公平。同样道(dao)理,性骚扰的(de)受害者固然绝(jue)大多数是女性,但当有男性也深受困(kun)扰时,那么将“性骚扰受害者”默认为女性的(de)刻板印象,就会让这部(bu)分男性受害者无所适从。

在中国社会,这种刻板也无处不在。比如“男主(zhu)内女主(zhu)外”“男孩子必须有阳刚之(zhi)气”,都是刻板印象的(de)呈现。

也就是说,性别(bie)是人类固有认知的(de)客观呈现,但如果将之(zhi)视(shi)为一(yi)种不可撼动的(de)规范(fan),反而会在某些情(qing)境(jing)下制(zhi)造束缚。

对束缚生活的(de)规矩提出质疑,才会让生活有更多可能性

在《消解性别(bie)》一(yi)书中,朱(zhu)迪斯·巴特勒借用福柯(ke)的(de)理论,诠释性别(bie)束缚:“正(zheng)像福柯(ke)说的(de)那样,一(yi)个人必须屈从于一(yi)种控制(zhi)性机(ji)器,以使得自由的(de)行使能够成为可能。一(yi)个人要屈从于标签和名称,屈从于侵(qin)犯和侵(qin)略(lue);一(yi)个人要受限于常态的(de)种种标准;一(yi)个人要通过对自己的(de)测试。有时候,这就意味着(zhe)一(yi)个人需要变得对这些标准了如指掌,知道(dao)应该如何呈现自己,以使自己成为貌似合适的(de)候选人。”

1956年出生于美国的(de)朱(zhu)迪斯·巴特勒是当代最著名的(de)后现代主(zhu)义思想家之(zhi)一(yi),专注于女性主(zhu)义批评、性别(bie)研究、当代政治哲学和伦理学等领域(yu),被视(shi)为酷(ku)儿运动的(de)理论先驱。在《消解性别(bie)》中,巴特勒第一(yi)次将目光放在普(pu)通人和他(ta)们的(de)生活上,批判男女二元的(de)性别(bie)框架,反驳各种形式的(de)性别(bie)本质论。

在巴特勒看来,性别(bie)规范(fan)有着(zhe)两面性。一(yi)方面,如果没有一(yi)定(ding)的(de)规矩,人们就无法相互理解和承认,但另一(yi)方面,让日子过不下去的(de)正(zheng)是这些规矩,因此唯一(yi)可行的(de)做法是让性别(bie)这个概(gai)念保持开放性和不可知性。书中写道(dao):“为了要生活,要好好生活,为了能够知晓朝哪(na)个方向前进才会改变我们的(de)社会世界,我们需要规范(fan);但是,我们也会受困(kun)于规范(fan),有时规范(fan)会对我们施(shi)加暴力,而为了社会公正(zheng),我们必须反对它们。”正(zheng)如巴特勒所说:“批评的(de)意义在于对束缚生活的(de)规矩提出质疑,好让生活方式具有更多的(de)可能性。”

《消解性别(bie)》

在日常生活中,“男性特质”“女性特质”都是常见的(de)话术,但它们并不是一(yi)种固定(ding)标准。你(ni)口中的(de)定(ding)义和七大姑(gu)八大姨很可能不同,甚至完全相反,而在网(wang)络上,这样的(de)碰撞更是常见。也就是说,这些话术总会随着(zhe)社会和文化的(de)变化而变,即使是某些看似“约定(ding)俗成”的(de)概(gai)念,也处于漫长的(de)被制(zhi)造过程(cheng)中。

在这种情(qing)况下,“性别(bie)”的(de)社会规范(fan)和一(yi)个完整的(de)正(zheng)常人之(zhi)间,难免存在矛(mao)盾和束缚,甚至会衍生为政治问题(ti)。同性婚姻就是如此,正(zheng)如书中所言:“政治是由可理解的(de)话语构成的(de),它要求我们采取某个立场,不论这个立场是赞同还是反对同性恋婚姻;但是,作为人和严肃的(de)规范(fan)性政治哲学及实践的(de)一(yi)部(bu)分的(de)批判性思考则要求我们探问,这到(dao)底为什么以及如何成为了一(yi)个问题(ti)——一(yi)个决定(ding)什么会、什么不会在这里(li)成为有意义的(de)政治问题(ti)。在现有条件下,为什么‘成为政治’的(de)前景(jing)恰(qia)恰(qia)依赖于我们在话语性地构成的(de)二元结(jie)构中操(cao)作(而不是探问)的(de)能力,而且(qie)努力地不去知晓性领域(yu)就是被迫(po)受制(zhi)于对这些条件的(de)接受呢?”

巴特勒继而将这一(yi)观点扩大到(dao)广义层面。她认为,如果将“理解”视(shi)为主(zhu)流社会规范(fan)下的(de)结(jie)果,那么“一(yi)定(ding)程(cheng)度上的(de)不被理解,并不是一(yi)件坏事”。

至于应对之(zhi)道(dao),书名的(de)“消解性别(bie)”就是巴特勒认为的(de)正(zheng)解。她认为,“为了成全自己,我们就必须先消解自己:我们必须成为‘存在’的(de)更大的(de)社会结(jie)构的(de)一(yi)部(bu)分,以创造出我们自己。”当然,这一(yi)点也存在悖论,“当性别(bie)规范(fan)开始在不同层次麻痹性别(bie)的(de)能动性时,这个悖论就会加剧。”

“消解性别(bie)”被巴特勒视(shi)为女性主(zhu)义的(de)重要基础(chu)。她的(de)“酷(ku)儿理论”来自于李银河的(de)翻译,英文即Queer,原意为怪异的(de)、怪癖的(de)。在她看来,没有任何性取向来自某种固定(ding)的(de)身份,而是仿佛演员一(yi)般、不断变化的(de)“协同表演”。基于这一(yi)理论,巴特勒认为性少数群体在社会中的(de)孤立是“异性规范(fan)化”的(de)后果,社会性别(bie)亦非天生生理身份的(de)表现,而是人为规范(fan)化而成。

被规范(fan)的(de)从来不仅仅是少数群体

虽然巴特勒在《消解性别(bie)》中着(zhe)重于性少数群体,但若以为她笔下的(de)“规范(fan)”仅仅针对少数人,那就低估了这本书的(de)意义。

人类社会的(de)“规范(fan)”,固然制(zhi)造了基本秩序和伦理,但反过来也是对人类的(de)限制(zhi)。对于女性而言,规训更是无处不在。

在现代文明(ming)社会,多数正(zheng)常人会接受与包容各种少数群体,并不将之(zhi)视(shi)为“异类”。虽然狭隘的(de)人与观念依然存在,但在人类历史(shi)上,这已经是特立独行者所面对的(de)最好时代。

人类走到(dao)这一(yi)天着(zhe)实不易,每一(yi)步都值得珍惜。仅仅在爱(ai)情(qing)层面,当人们习惯自由恋爱(ai)时,不要忘记就在一(yi)百多年前的(de)中国,盲婚哑(ya)嫁仍是主(zhu)流,抗议不但无效,还会被指斥为忤逆不孝,挣脱家庭枷锁的(de)年轻人面对的(de)是千(qian)夫(fu)所指。

相比男性,女性选择离经叛道(dao),前路会更加崎岖(qu)。哪(na)怕到(dao)了17世纪,西方女性地位仍然极低,生活完全依附于男性,生活品质取决于丈夫(fu)的(de)地位。要想衣食无忧,只有两条路径:或者生来是贵(gui)族(zu),或者嫁给贵(gui)族(zu)。当有女性选择离开家庭、工场和教堂,离经叛道(dao)的(de)她们面临(lin)的(de)命运极为艰难。

娜(na)塔莉·泽蒙·戴(dai)维斯在《边(bian)缘女人:十七世纪的(de)三则人生故事》中就以三位女性为引(yin)线,借助各种档案、回忆录、自传、账本和画作等,剖析了那个时代的(de)女性生活。

书中的(de)三位女性各有际遇。格莉克尔·莱布长于经商,写下七卷本自传,玛丽·居雅投身教育和慈善,玛利亚·梅里(li)安是艺术家和博(bo)物学家。她们都是普(pu)通女子,但又并不普(pu)通。她们既不是贵(gui)族(zu),也不是谁的(de)缪斯,她们从未淹没在母亲的(de)身份中,也从未作为妻(qi)子而被抹杀。

《边(bian)缘女人:十七世纪的(de)三则人生故事》

玛利亚·梅里(li)安精通水(shui)彩画和油画,还细心观察毛(mao)虫、蝇、蜘蛛及其他(ta)类似生物的(de)习性。1692年,她因其离经叛道(dao)之(zhi)举引(yin)发关注,“她抛(pao)下丈夫(fu),前往魏沃特市的(de)拉巴迪团体中找寻(xun)平静。”这只是人生转向的(de)开始,“她将满载着(zhe)标本从美洲航(hang)行归来,将出版她的(de)伟(wei)大作品《苏里(li)南昆(kun)虫变态》,将进一(yi)步充实她的(de)《欧洲昆(kun)虫》,将成为阿姆斯特丹的(de)植(zhi)物学家、科学家和收藏家圈子里(li)举足(zu)轻重的(de)人物,直到(dao)1717年去世。”

格莉克尔·莱布的(de)人生更难挣脱,她12岁订婚,14岁结(jie)婚,30年间生了14个孩子,之(zhi)后成了寡妇。虽然孤儿寡母,但她却(que)也因为这意外挣脱牢笼,利用手(shou)中家业,做生意、放贷,成为那个时代的(de)强悍(han)女商人。更可贵(gui)的(de)是,她在自传中讲述了许多故事,以此教育自己的(de)孩子。在17世纪,她的(de)教育已经极为超前,努力呼唤孩子的(de)独立性,将之(zhi)置(zhi)于父母权威之(zhi)上。

至于玛丽·居雅,她的(de)内心折磨与宗教有很大关系。从全书脉络来看,宗教影响着(zhe)三位女性的(de)选择,但并非决定(ding)性选择。她们分别(bie)是犹太教徒、天主(zhu)教徒和新教徒,走上了同一(yi)条追求自我之(zhi)路,并最终实现了自我价值,而且(qie)微微撼动了那个男性世界。

正(zheng)是这三位在时人眼(yan)中离经叛道(dao)的(de)女性,用自己的(de)努力告诉(su)世界:不管生在什么时代,被如何打压,遭(zao)遇多少不堪,“自我”仍然是作为“人”的(de)最高追求。

但这样的(de)人终究是少数,在电影《西西里(li)的(de)美丽传说》中,莫妮卡·贝鲁奇以绝(jue)世风姿(zi)成就了影史(shi)上的(de)经典(dian)形象。但也正(zheng)是因为这份动人心魄的(de)美,才让影片尾声的(de)摧毁美更加触目惊心。一(yi)个女性在战争期(qi)间的(de)求生,在战后成了罪过,人们通过道(dao)德谴责弱女子,掩饰自己曾经的(de)懦弱与不堪。

类似的(de)事情(qing)在一(yi)战同样曾经发生。《女性史(shi):20世纪卷》中写道(dao):“成为妓女还是母亲?对于女性而言,性选择向来都介于两个极端(duan)对立的(de)选项之(zhi)间……在欧洲,对性的(de)双重标准却(que)带上了爱(ai)国主(zhu)义的(de)色彩……不忠的(de)妻(qi)子被贴上了不爱(ai)国的(de)标签,尤其是那些与战俘(fu)发生关系的(de)人。她们在德国媒体上受到(dao)嘲弄,并被处以罚款和监(jian)禁。在法国,法庭对通奸的(de)妇女实行严厉的(de)判决,对杀害了不忠妻(qi)子的(de)士兵却(que)宽大处理。”

与此同时,女性养活自己并不容易。书中写道(dao):“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dao)高昂的(de)战时工资,而在报酬较低的(de)岗位工作的(de)女性为其他(ta)行业较高的(de)工资付(fu)出了代价。传统(tong)女性职业仍然收入微薄,尤其是那些在家做工的(de)女性。因为人们很难在这种情(qing)况下执(zhi)行最低工资法。”

从一(yi)战到(dao)二战,人们实际上都在面对同一(yi)个问题(ti):“男人在外面丢的(de)面子,回到(dao)家庭之(zhi)后是要找回来的(de)。面对战争也同样如此,在外受到(dao)创伤的(de)男人,战后需要回到(dao)家庭重温其优越感。”

即使没有战争,在整个人类社会,这种现象至今仍然存在。不少在外面打拼(pin)的(de)男性,面对领导时唯唯诺诺,面对办公室复(fu)杂人际关系时忍气吞声,家才是唯一(yi)的(de)宣泄渠(qu)道(dao)。因此,一(yi)战结(jie)束后,复(fu)员军人的(de)家庭暴力事件多到(dao)触目惊心。

所幸的(de)是,这并不是20世纪的(de)全部(bu)。在人类历史(shi)上,20世纪是一(yi)个“女性”身份彻底被重构和确立的(de)时代。女性从静默的(de)他(ta)者和被注视(shi)的(de)客体,慢慢在大众媒体的(de)影响下开始融(rong)合汇聚,并在20世纪中后期(qi)到(dao)达(da)了一(yi)个文化认同的(de)高潮。在媒介传播的(de)影响下,女性不再是世界一(yi)隅的(de)孤立个体,而成为一(yi)个有着(zhe)相似意识(shi)形态的(de)集体。她们享(xiang)有共(gong)同的(de)审美爱(ai)好和世界观、价值观,具有更为趋同的(de)女性特质,女性事实上由复(fu)数逐渐向单数收缩。

在这个过程(cheng)中,女性反抗着(zhe)父权制(zhi)的(de)枷锁,但在资本主(zhu)义和商业媒介的(de)合谋之(zhi)下,她们也越来越陷入了另一(yi)种单一(yi)身份的(de)陷阱。

法国史(shi)学家、年鉴学派第三代的(de)代表人物乔治·杜比,主(zhu)编了巨(ju)著《女性史(shi)》,“20世纪卷”是其第五(wu)卷。

《女性史(shi)》

书中写道(dao):“了解那些人生经历跨越了20世纪的(de)女性,你(ni)将被她们的(de)不幸和伟(wei)大所震(zhen)撼。她们受到(dao)战争、革命和独裁统(tong)治的(de)打击,也见证了两性关系的(de)巨(ju)变。我们现在是否已经到(dao)达(da)了女性史(shi)的(de)‘终点’,到(dao)达(da)了多年来稳定(ding)的(de)、不可避免的(de)解放进程(cheng)的(de)顶点?并非如此。如果诞生自第一(yi)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旋(xuan)涡之(zhi)中的(de)20世纪地缘政治现在已经告一(yi)段落了,东方集团瓦解后自由主(zhu)义的(de)胜利所带来的(de)‘历史(shi)的(de)终结(jie)’的(de)概(gai)念,也未能幸免于欧洲及其他(ta)地区一(yi)系列事件的(de)冲击。‘历史(shi)的(de)终结(jie)’对女性而言到(dao)底意味着(zhe)什么呢?是男性主(zhu)导社会的(de)末路和新社会黎明(ming)的(de)到(dao)来?是一(yi)个性别(bie)分化几近消失的(de)新时代?还是一(yi)个男性和女性既可以保持自己的(de)独特身份又享(xiang)有平等权利和机(ji)会的(de)世界?”

这些问题(ti)显然还没有足(zu)够稳定(ding)的(de)答(da)案,但变化显而易见。20世纪女性拥有和过往女性不一(yi)样的(de)人生,取得的(de)成就也是事实,包括投票权、生育风险的(de)大幅降低、避孕措施(shi)和职场上的(de)新机(ji)会等。

可这些“成就”同样是一(yi)种社会构建,在构建的(de)过程(cheng)中,有赞同和推动者,也有反对者,同时,没有任何成就是一(yi)劳(lao)永逸的(de)。对女性进步运动的(de)刻板认知,很容易让人忽视(shi)仍然存在的(de)不公。审美层面的(de)“规范(fan)”,也通过纤瘦的(de)电影明(ming)星、模特和选美表现出来。

这导致“新女性”形象被固化:“她是一(yi)位专业的(de)家庭主(zhu)妇,既是家中的(de)女王,又是精明(ming)的(de)消费者。广告在贩卖(mai)商品的(de)同时也贩卖(mai)图像。新女性看上去可能比以往的(de)女性更加光鲜亮(liang)丽,但她们本质上并没有太大的(de)改变,因为广告同时也将女性自己变成了性对象和令人渴(ke)望的(de)商品。”

被固化的(de)女性,被“规范(fan)”的(de)人生

对女性的(de)固化,在婚姻层面呈现最为明(ming)显。上野千(qian)鹤子的(de)《父权制(zhi)与资本主(zhu)义》一(yi)书中就写道(dao):“婚姻市场对女性的(de)局限性极强,比如说女性不能有过多的(de)异性朋友,不能有过于频繁的(de)社交活动,不能主(zhu)动去追求性。一(yi)个主(zhu)动的(de)女生意味着(zhe)她是婚姻市场外的(de)‘社会女性’,不配作为结(jie)婚考虑对象,是被玩弄宣泄的(de)对象。而一(yi)个男性在步入婚姻前与这样的(de)‘社会女性’游戏(xi),而到(dao)谈论婚姻时要求婚配的(de)女性是白纸一(yi)张。这种风气往越小越偏远的(de)地区越严重。”

上野千(qian)鹤子还曾写道(dao):“对子宫(gong)的(de)统(tong)治本来就是围(wei)绕出生婴儿的(de)归属之(zhi)争,这正(zheng)是父权制(zhi)的(de)核心问题(ti)。”

如果探究问题(ti)的(de)根本,那么上野千(qian)鹤子的(de)另一(yi)个发问或许更为关键:“原本革命应当是不分性别(bie)的(de)自由公民的(de)解放,为何结(jie)果只是男性的(de)解放,女性解放则被搁置(zhi)了?”直至今日,它仍然没有答(da)案。

在上野千(qian)鹤子看来,性别(bie)是太过明(ming)显的(de)阶级对立,以至于容易被忽略(lue)。在日常生活中,这种被忽略(lue)甚至被“自然化”的(de)对立无处不在。比如对性的(de)看法就是如此,维多利亚时代的(de)性伦理要求女性不能看也不能触碰自己的(de)性器官,在这一(yi)要求之(zhi)下,明(ming)明(ming)是自己的(de)身体,对女性而言却(que)是最为疏远的(de)陌生之(zhi)物。这样的(de)伦理要求,直到(dao)今天仍有巨(ju)大市场,许多女性仍误以为对性的(de)无知是“可爱(ai)”的(de)表现,甚至谈“性”色变。

其实这一(yi)切的(de)本质是经济问题(ti),《父权制(zhi)与资本主(zhu)义》如同一(yi)把手(shou)术刀,所剖开的(de)是近现代社会的(de)性别(bie)经济结(jie)构。

成书时的(de)1990年,正(zheng)是日本泡沫(mo)经济破灭,开启“失去的(de)三十年”之(zhi)时,普(pu)通家庭无法承受高昂的(de)市场化外包服务,因此出现了越来越多的(de)全职妈妈。

全职妈妈带来了一(yi)个新的(de)问题(ti):她们在家操(cao)持家务,却(que)没有相应收入,许多男性回到(dao)家,往往还会来一(yi)句“你(ni)呆在家里(li)什么也没干(gan)”。

这恰(qia)恰(qia)反映了父权制(zhi)的(de)经济基础(chu),也就是男性对女性劳(lao)动力的(de)统(tong)治。这种统(tong)治的(de)根本问题(ti)在于生产费用的(de)不平等,比如男性在外工作养家,当然很辛苦,但如果将女性在家操(cao)持家务所耗费的(de)时间与精力,对应为市场化费用(可以想想市场上月嫂和保姆的(de)收入标准,还有教师的(de)收入标准),很多男性的(de)收入甚至无法承担这笔费用。与此同时,女性的(de)牺牲也非常大,她们或者告别(bie)职场,很难重返,或者要牺牲事业,升职比男性更困(kun)难。

很多人或许会认为,这种比较并不合理,因为古代女性根本不出去工作,“男主(zhu)外女主(zhu)内”是传统(tong),如今的(de)全职妈妈,或者职场女性的(de)家庭付(fu)出,不过是对传统(tong)的(de)继承,并不是一(yi)种新的(de)剥夺。这个说法当然是荒(huang)谬的(de),因为近代资本主(zhu)义崛起的(de)依托,就是机(ji)器化生产、市民社会和教育普(pu)及,它必然使女性能够接受教育、参与社会事务并参与社会生产,也必然会打破“男主(zhu)外女主(zhu)内”的(de)所谓传统(tong)。但与此同时,父权制(zhi)的(de)存在,使得男性多少成为获益者,往往可以享(xiang)受女性“内外兼(jian)顾”所产生的(de)剩余价值。

现代社会继承了传统(tong)社会的(de)一(yi)种观念,即刻意强调女性的(de)爱(ai)与母性。这种将女性推上神坛的(de)价值观,几乎已经成为教科书一(yi)般的(de)真理。但正(zheng)如上野千(qian)鹤子所说,这实际上是“长久以来榨取女性劳(lao)动的(de)意识(shi)形态机(ji)制(zhi)”。既然爱(ai)是“无条件付(fu)出”,母性是“隐忍和牺牲”,那么就可以等同于无价值劳(lao)动。它们看似对女性的(de)赞美,实际上遮蔽了女性被剥削、被压迫(po)的(de)地位。

即使无数人曾提出女性的(de)“自主(zhu)权”,但正(zheng)如《消解性别(bie)》中所言:“任何一(yi)个自主(zhu)权的(de)概(gai)念都有着(zhe)局限。自主(zhu)权实际上是在社会条件制(zhi)约下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de)方式。那些社会工具可以赋权,但也具有约束力,而在很多情(qing)况下,这两种功能同时发挥着(zhe)作用。”

不管是否认同巴特勒在《消解性别(bie)》中提及的(de)“规范(fan)”,都不能回避这样的(de)事实:“规范(fan)就是那种决定(ding)了‘可理解的(de)’生活、‘真正(zheng)的(de)’男人和‘真正(zheng)的(de)’女人的(de)东西。如果我们违背这些规范(fan),就很难说我们是否还能生活下去、是否还应该生活下去,我们的(de)生活乃至生命是否还有价值、是否能变得有价值,我们的(de)性别(bie)是否是真实的(de)、是否能被看作是真实的(de)。”

上野千(qian)鹤子所批判的(de)父权、所揭露的(de)女性被剥削的(de)隐藏事实,都以这样的(de)“规范(fan)”而呈现。具体在社会层面,它被渲染为“女人一(yi)定(ding)要结(jie)婚”“不生孩子的(de)人生就不完整”等常见话语。无数人选择“适应”,但这并不意味着(zhe)《消解性别(bie)》中提到(dao)的(de)解决方案并不可行。事实上,开放的(de)心态和认知,永远是人类进步的(de)倚仗,在性别(bie)问题(ti)上同样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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