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出生于美国的朱迪斯·巴(ba)特勒是当代最著名的后现代主(zhu)义思想家(jia)之一，专注于女性主(zhu)义批评(ping)、性别研(yan)究、当代政(zheng)治哲学(xue)和伦理学(xue)等领域(yu)，被视为酷儿运(yun)动的理论先驱。在《消(xiao)解性别》中，巴(ba)特勒第一次将目光放在普通人(ren)和他们的生活上，批判男女二元的性别框架，反(fan)驳各种形式的性别本(ben)质(zhi)论。

在巴(ba)特勒看来，性别规范有(you)着两面性。一方面，如果没有(you)一定的规矩，人(ren)们就无法相互理解和承认，但另一方面，让日子过不下去的正是这些规矩，因此唯一可行的做法是让性别这个概念保持开放性和不可知性。书中写道(dao)：“为了要(yao)生活，要(yao)好好生活，为了能够知晓朝哪个方向前进才会(hui)改变我(wo)们的社(she)会(hui)世界，我(wo)们需要(yao)规范；但是，我(wo)们也会(hui)受困(kun)于规范，有(you)时规范会(hui)对我(wo)们施加暴(bao)力，而为了社(she)会(hui)公正，我(wo)们必须反(fan)对它们。”正如巴(ba)特勒所说：“批评(ping)的意义在于对束缚生活的规矩提出质(zhi)疑，好让生活方式具(ju)有(you)更多的可能性。”

《消(xiao)解性别》

在日常生活中，“男性特质(zhi)”“女性特质(zhi)”都是常见的话术，但它们并(bing)不是一种固定标准。你口(kou)中的定义和七大姑八大姨很可能不同，甚至完全相反(fan)，而在网络上，这样的碰撞更是常见。也就是说，这些话术总会(hui)随着社(she)会(hui)和文化的变化而变，即使(shi)是某些看似“约定俗成”的概念，也处(chu)于漫长的被制(zhi)造过程中。

在这种情况下，“性别”的社(she)会(hui)规范和一个完整的正常人(ren)之间，难免存在矛盾和束缚，甚至会(hui)衍生为政(zheng)治问题。同性婚姻就是如此，正如书中所言(yan)：“政(zheng)治是由(you)可理解的话语构成的，它要(yao)求我(wo)们采取某个立场，不论这个立场是赞同还是反(fan)对同性恋婚姻；但是，作为人(ren)和严肃的规范性政(zheng)治哲学(xue)及实(shi)践的一部(bu)分的批判性思考则要(yao)求我(wo)们探问，这到底(di)为什么以及如何成为了一个问题——一个决定什么会(hui)、什么不会(hui)在这里成为有(you)意义的政(zheng)治问题。在现有(you)条件下，为什么‘成为政(zheng)治’的前景(jing)恰恰依赖于我(wo)们在话语性地构成的二元结构中操作（而不是探问）的能力，而且努力地不去知晓性领域(yu)就是被迫受制(zhi)于对这些条件的接受呢？”

巴(ba)特勒继而将这一观点扩大到广(guang)义层面。她认为，如果将“理解”视为主(zhu)流社(she)会(hui)规范下的结果，那么“一定程度上的不被理解，并(bing)不是一件坏事(shi)”。

至于应对之道(dao)，书名的“消(xiao)解性别”就是巴(ba)特勒认为的正解。她认为，“为了成全自(zi)己，我(wo)们就必须先消(xiao)解自(zi)己：我(wo)们必须成为‘存在’的更大的社(she)会(hui)结构的一部(bu)分，以创造出我(wo)们自(zi)己。”当然(ran)，这一点也存在悖论，“当性别规范开始在不同层次麻痹(bi)性别的能动性时，这个悖论就会(hui)加剧(ju)。”

“消(xiao)解性别”被巴(ba)特勒视为女性主(zhu)义的重要(yao)基础。她的“酷儿理论”来自(zi)于李银河的翻译，英文即Queer，原意为怪异的、怪癖的。在她看来，没有(you)任何性取向来自(zi)某种固定的身份，而是仿佛演员(yuan)一般、不断变化的“协同表演”。基于这一理论，巴(ba)特勒认为性少数群体在社(she)会(hui)中的孤立是“异性规范化”的后果，社(she)会(hui)性别亦非天(tian)生生理身份的表现，而是人(ren)为规范化而成。

被规范的从来不仅仅是少数群体

虽(sui)然(ran)巴(ba)特勒在《消(xiao)解性别》中着重于性少数群体，但若以为她笔(bi)下的“规范”仅仅针对少数人(ren)，那就低估了这本(ben)书的意义。

人(ren)类社(she)会(hui)的“规范”，固然(ran)制(zhi)造了基本(ben)秩序和伦理，但反(fan)过来也是对人(ren)类的限制(zhi)。对于女性而言(yan)，规训(xun)更是无处(chu)不在。

在现代文明社(she)会(hui)，多数正常人(ren)会(hui)接受与包容各种少数群体，并(bing)不将之视为“异类”。虽(sui)然(ran)狭隘的人(ren)与观念依然(ran)存在，但在人(ren)类历史上，这已经(jing)是特立独行者所面对的最好时代。

人(ren)类走到这一天(tian)着实(shi)不易，每一步都值(zhi)得珍惜。仅仅在爱情层面，当人(ren)们习惯自(zi)由(you)恋爱时，不要(yao)忘记就在一百多年前的中国，盲婚哑嫁仍(reng)是主(zhu)流，抗(kang)议不但无效(xiao)，还会(hui)被指斥(chi)为忤逆不孝，挣脱家(jia)庭(ting)枷锁的年轻人(ren)面对的是千(qian)夫所指。

相比男性，女性选择离经(jing)叛道(dao)，前路会(hui)更加崎岖。哪怕到了17世纪(ji)，西方女性地位仍(reng)然(ran)极低，生活完全依附于男性，生活品质(zhi)取决于丈夫的地位。要(yao)想衣(yi)食无忧，只有(you)两条路径：或者生来是贵族，或者嫁给贵族。当有(you)女性选择离开家(jia)庭(ting)、工场和教堂，离经(jing)叛道(dao)的她们面临的命(ming)运(yun)极为艰难。

娜塔莉·泽蒙(meng)·戴(dai)维斯在《边缘女人(ren)：十(shi)七世纪(ji)的三则人(ren)生故事(shi)》中就以三位女性为引线，借助各种档案(an)、回忆(yi)录、自(zi)传、账本(ben)和画(hua)作等，剖析了那个时代的女性生活。

书中的三位女性各有(you)际遇(yu)。格莉克(ke)尔(er)·莱布长于经(jing)商，写下七卷本(ben)自(zi)传，玛丽·居(ju)雅投身教育和慈善，玛利亚·梅里安是艺术家(jia)和博物学(xue)家(jia)。她们都是普通女子，但又并(bing)不普通。她们既不是贵族，也不是谁的缪斯，她们从未淹没在母亲的身份中，也从未作为妻子而被抹(mo)杀。

《边缘女人(ren)：十(shi)七世纪(ji)的三则人(ren)生故事(shi)》

玛利亚·梅里安精通水彩(cai)画(hua)和油画(hua)，还细心观察(cha)毛虫、蝇(ying)、蜘蛛及其他类似生物的习性。1692年，她因其离经(jing)叛道(dao)之举引发关注，“她抛下丈夫，前往魏沃特市(shi)的拉巴(ba)迪团体中找寻平静。”这只是人(ren)生转向的开始，“她将满载着标本(ben)从美洲航行归来，将出版她的伟(wei)大作品《苏(su)里南昆虫变态》，将进一步充实(shi)她的《欧洲昆虫》，将成为阿(a)姆斯特丹的植物学(xue)家(jia)、科学(xue)家(jia)和收藏家(jia)圈子里举足轻重的人(ren)物，直到1717年去世。”

格莉克(ke)尔(er)·莱布的人(ren)生更难挣脱，她12岁(sui)订婚，14岁(sui)结婚，30年间生了14个孩子，之后成了寡妇。虽(sui)然(ran)孤儿寡母，但她却也因为这意外挣脱牢笼，利用手(shou)中家(jia)业，做生意、放贷，成为那个时代的强悍女商人(ren)。更可贵的是，她在自(zi)传中讲述了许多故事(shi)，以此教育自(zi)己的孩子。在17世纪(ji)，她的教育已经(jing)极为超前，努力呼唤孩子的独立性，将之置于父母权威之上。

至于玛丽·居(ju)雅，她的内心折(she)磨与宗教有(you)很大关系。从全书脉络来看，宗教影响着三位女性的选择，但并(bing)非决定性选择。她们分别是犹太教徒、天(tian)主(zhu)教徒和新教徒，走上了同一条追求自(zi)我(wo)之路，并(bing)最终实(shi)现了自(zi)我(wo)价值(zhi)，而且微微撼动了那个男性世界。

正是这三位在时人(ren)眼中离经(jing)叛道(dao)的女性，用自(zi)己的努力告诉世界：不管生在什么时代，被如何打压，遭遇(yu)多少不堪，“自(zi)我(wo)”仍(reng)然(ran)是作为“人(ren)”的最高追求。

但这样的人(ren)终究是少数，在电影《西西里的美丽传说》中，莫妮卡·贝鲁奇以绝世风姿成就了影史上的经(jing)典(dian)形象。但也正是因为这份动人(ren)心魄的美，才让影片尾声的摧毁美更加触目惊心。一个女性在战争期间的求生，在战后成了罪过，人(ren)们通过道(dao)德谴责弱女子，掩饰自(zi)己曾经(jing)的懦弱与不堪。

类似的事(shi)情在一战同样曾经(jing)发生。《女性史：20世纪(ji)卷》中写道(dao)：“成为妓女还是母亲？对于女性而言(yan)，性选择向来都介于两个极端对立的选项之间……在欧洲，对性的双重标准却带上了爱国主(zhu)义的色彩(cai)……不忠的妻子被贴上了不爱国的标签，尤其是那些与战俘发生关系的人(ren)。她们在德国媒(mei)体上受到嘲弄，并(bing)被处(chu)以罚款和监禁。在法国，法庭(ting)对通奸的妇女实(shi)行严厉的判决，对杀害(hai)了不忠妻子的士兵(bing)却宽(kuan)大处(chu)理。”

与此同时，女性养活自(zi)己并(bing)不容易。书中写道(dao)：“并(bing)不是每个人(ren)都能得到高昂的战时工资，而在报酬较(jiao)低的岗位工作的女性为其他行业较(jiao)高的工资付(fu)出了代价。传统(tong)女性职(zhi)业仍(reng)然(ran)收入微薄，尤其是那些在家(jia)做工的女性。因为人(ren)们很难在这种情况下执行最低工资法。”

从一战到二战，人(ren)们实(shi)际上都在面对同一个问题：“男人(ren)在外面丢的面子，回到家(jia)庭(ting)之后是要(yao)找回来的。面对战争也同样如此，在外受到创伤的男人(ren)，战后需要(yao)回到家(jia)庭(ting)重温(wen)其优越感。”

即使(shi)没有(you)战争，在整个人(ren)类社(she)会(hui)，这种现象至今仍(reng)然(ran)存在。不少在外面打拼的男性，面对领导时唯唯诺诺，面对办公室复杂人(ren)际关系时忍气吞声，家(jia)才是唯一的宣泄渠道(dao)。因此，一战结束后，复员(yuan)军人(ren)的家(jia)庭(ting)暴(bao)力事(shi)件多到触目惊心。

所幸(xing)的是，这并(bing)不是20世纪(ji)的全部(bu)。在人(ren)类历史上，20世纪(ji)是一个“女性”身份彻底(di)被重构和确立的时代。女性从静默的他者和被注视的客体，慢慢在大众媒(mei)体的影响下开始融合汇聚，并(bing)在20世纪(ji)中后期到达(da)了一个文化认同的高潮。在媒(mei)介传播的影响下，女性不再是世界一隅(yu)的孤立个体，而成为一个有(you)着相似意识形态的集体。她们享有(you)共同的审美爱好和世界观、价值(zhi)观，具(ju)有(you)更为趋同的女性特质(zhi)，女性事(shi)实(shi)上由(you)复数逐渐向单数收缩。

在这个过程中，女性反(fan)抗(kang)着父权制(zhi)的枷锁，但在资本(ben)主(zhu)义和商业媒(mei)介的合谋(mou)之下，她们也越来越陷(xian)入了另一种单一身份的陷(xian)阱。

法国史学(xue)家(jia)、年鉴学(xue)派第三代的代表人(ren)物乔治·杜比，主(zhu)编了巨著《女性史》，“20世纪(ji)卷”是其第五(wu)卷。

《女性史》

书中写道(dao)：“了解那些人(ren)生经(jing)历跨越了20世纪(ji)的女性，你将被她们的不幸(xing)和伟(wei)大所震撼。她们受到战争、革(ge)命(ming)和独裁统(tong)治的打击，也见证(zheng)了两性关系的巨变。我(wo)们现在是否已经(jing)到达(da)了女性史的‘终点’，到达(da)了多年来稳定的、不可避免的解放进程的顶点？并(bing)非如此。如果诞生自(zi)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e)国革(ge)命(ming)旋涡之中的20世纪(ji)地缘政(zheng)治现在已经(jing)告一段落了，东方集团瓦解后自(zi)由(you)主(zhu)义的胜利所带来的‘历史的终结’的概念，也未能幸(xing)免于欧洲及其他地区一系列事(shi)件的冲击。‘历史的终结’对女性而言(yan)到底(di)意味着什么呢？是男性主(zhu)导社(she)会(hui)的末(mo)路和新社(she)会(hui)黎明的到来？是一个性别分化几近消(xiao)失的新时代？还是一个男性和女性既可以保持自(zi)己的独特身份又享有(you)平等权利和机会(hui)的世界？”

这些问题显然(ran)还没有(you)足够稳定的答案(an)，但变化显而易见。20世纪(ji)女性拥有(you)和过往女性不一样的人(ren)生，取得的成就也是事(shi)实(shi)，包括投票权、生育风险的大幅降(jiang)低、避孕措施和职(zhi)场上的新机会(hui)等。

可这些“成就”同样是一种社(she)会(hui)构建，在构建的过程中，有(you)赞同和推动者，也有(you)反(fan)对者，同时，没有(you)任何成就是一劳永逸的。对女性进步运(yun)动的刻板认知，很容易让人(ren)忽视仍(reng)然(ran)存在的不公。审美层面的“规范”，也通过纤瘦的电影明星、模特和选美表现出来。

这导致“新女性”形象被固化：“她是一位专业的家(jia)庭(ting)主(zhu)妇，既是家(jia)中的女王，又是精明的消(xiao)费者。广(guang)告在贩卖商品的同时也贩卖图像。新女性看上去可能比以往的女性更加光鲜亮丽，但她们本(ben)质(zhi)上并(bing)没有(you)太大的改变，因为广(guang)告同时也将女性自(zi)己变成了性对象和令人(ren)渴望的商品。”

被固化的女性，被“规范”的人(ren)生

对女性的固化，在婚姻层面呈现最为明显。上野千(qian)鹤子的《父权制(zhi)与资本(ben)主(zhu)义》一书中就写道(dao)：“婚姻市(shi)场对女性的局限性极强，比如说女性不能有(you)过多的异性朋友，不能有(you)过于频繁的社(she)交活动，不能主(zhu)动去追求性。一个主(zhu)动的女生意味着她是婚姻市(shi)场外的‘社(she)会(hui)女性’，不配(pei)作为结婚考虑对象，是被玩弄宣泄的对象。而一个男性在步入婚姻前与这样的‘社(she)会(hui)女性’游戏，而到谈论婚姻时要(yao)求婚配(pei)的女性是白纸一张。这种风气往越小越偏远的地区越严重。”

上野千(qian)鹤子还曾写道(dao)：“对子宫的统(tong)治本(ben)来就是围绕出生婴儿的归属(shu)之争，这正是父权制(zhi)的核心问题。”

如果探究问题的根本(ben)，那么上野千(qian)鹤子的另一个发问或许更为关键(jian)：“原本(ben)革(ge)命(ming)应当是不分性别的自(zi)由(you)公民的解放，为何结果只是男性的解放，女性解放则被搁置了？”直至今日，它仍(reng)然(ran)没有(you)答案(an)。

在上野千(qian)鹤子看来，性别是太过明显的阶级对立，以至于容易被忽略。在日常生活中，这种被忽略甚至被“自(zi)然(ran)化”的对立无处(chu)不在。比如对性的看法就是如此，维多利亚时代的性伦理要(yao)求女性不能看也不能触碰自(zi)己的性器官，在这一要(yao)求之下，明明是自(zi)己的身体，对女性而言(yan)却是最为疏远的陌生之物。这样的伦理要(yao)求，直到今天(tian)仍(reng)有(you)巨大市(shi)场，许多女性仍(reng)误以为对性的无知是“可爱”的表现，甚至谈“性”色变。

其实(shi)这一切的本(ben)质(zhi)是经(jing)济(ji)问题，《父权制(zhi)与资本(ben)主(zhu)义》如同一把手(shou)术刀，所剖开的是近现代社(she)会(hui)的性别经(jing)济(ji)结构。

成书时的1990年，正是日本(ben)泡沫经(jing)济(ji)破灭，开启“失去的三十(shi)年”之时，普通家(jia)庭(ting)无法承受高昂的市(shi)场化外包服(fu)务(wu)，因此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全职(zhi)妈妈。

全职(zhi)妈妈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她们在家(jia)操持家(jia)务(wu)，却没有(you)相应收入，许多男性回到家(jia)，往往还会(hui)来一句(ju)“你呆在家(jia)里什么也没干”。

这恰恰反(fan)映了父权制(zhi)的经(jing)济(ji)基础，也就是男性对女性劳动力的统(tong)治。这种统(tong)治的根本(ben)问题在于生产费用的不平等，比如男性在外工作养家(jia)，当然(ran)很辛苦，但如果将女性在家(jia)操持家(jia)务(wu)所耗(hao)费的时间与精力，对应为市(shi)场化费用（可以想想市(shi)场上月嫂和保姆的收入标准，还有(you)教师的收入标准），很多男性的收入甚至无法承担这笔(bi)费用。与此同时，女性的牺牲也非常大，她们或者告别职(zhi)场，很难重返，或者要(yao)牺牲事(shi)业，升职(zhi)比男性更困(kun)难。

很多人(ren)或许会(hui)认为，这种比较(jiao)并(bing)不合理，因为古代女性根本(ben)不出去工作，“男主(zhu)外女主(zhu)内”是传统(tong)，如今的全职(zhi)妈妈，或者职(zhi)场女性的家(jia)庭(ting)付(fu)出，不过是对传统(tong)的继承，并(bing)不是一种新的剥夺。这个说法当然(ran)是荒谬的，因为近代资本(ben)主(zhu)义崛起的依托，就是机器化生产、市(shi)民社(she)会(hui)和教育普及，它必然(ran)使(shi)女性能够接受教育、参与社(she)会(hui)事(shi)务(wu)并(bing)参与社(she)会(hui)生产，也必然(ran)会(hui)打破“男主(zhu)外女主(zhu)内”的所谓传统(tong)。但与此同时，父权制(zhi)的存在，使(shi)得男性多少成为获益者，往往可以享受女性“内外兼顾(gu)”所产生的剩(sheng)余价值(zhi)。

现代社(she)会(hui)继承了传统(tong)社(she)会(hui)的一种观念，即刻意强调女性的爱与母性。这种将女性推上神坛的价值(zhi)观，几乎已经(jing)成为教科书一般的真理。但正如上野千(qian)鹤子所说，这实(shi)际上是“长久以来榨取女性劳动的意识形态机制(zhi)”。既然(ran)爱是“无条件付(fu)出”，母性是“隐忍和牺牲”，那么就可以等同于无价值(zhi)劳动。它们看似对女性的赞美，实(shi)际上遮蔽了女性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

即使(shi)无数人(ren)曾提出女性的“自(zi)主(zhu)权”，但正如《消(xiao)解性别》中所言(yan)：“任何一个自(zi)主(zhu)权的概念都有(you)着局限。自(zi)主(zhu)权实(shi)际上是在社(she)会(hui)条件制(zhi)约下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方式。那些社(she)会(hui)工具(ju)可以赋权，但也具(ju)有(you)约束力，而在很多情况下，这两种功能同时发挥着作用。”

不管是否认同巴(ba)特勒在《消(xiao)解性别》中提及的“规范”，都不能回避这样的事(shi)实(shi)：“规范就是那种决定了‘可理解的’生活、‘真正的’男人(ren)和‘真正的’女人(ren)的东西。如果我(wo)们违背这些规范，就很难说我(wo)们是否还能生活下去、是否还应该生活下去，我(wo)们的生活乃至生命(ming)是否还有(you)价值(zhi)、是否能变得有(you)价值(zhi)，我(wo)们的性别是否是真实(shi)的、是否能被看作是真实(shi)的。”

上野千(qian)鹤子所批判的父权、所揭露的女性被剥削的隐藏事(shi)实(shi)，都以这样的“规范”而呈现。具(ju)体在社(she)会(hui)层面，它被渲染为“女人(ren)一定要(yao)结婚”“不生孩子的人(ren)生就不完整”等常见话语。无数人(ren)选择“适应”，但这并(bing)不意味着《消(xiao)解性别》中提到的解决方案(an)并(bing)不可行。事(shi)实(shi)上，开放的心态和认知，永远是人(ren)类进步的倚仗(zhang)，在性别问题上同样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