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埃及的政治设(she)计，如今看上去有些霸蛮。先王们想要的不是“君权神授”或“政教合一”，而是直挺挺硬邦邦地宣称自己就是神灵，是天(tian)上某位主神的人间化身(shen)。其政权，当然也就是天(tian)庭的派出机构，冒犯王权，就是挑战天(tian)庭。因而古埃及平民与王族(zu)之间的区分，不是贫(pin)富，不是文野，也不是尊卑，而是人与神两个不同的物种，二者间不可逾越。先王们要将如此(ci)生硬蛮横的故事讲下去，让人信，除了靠祭司们装(zhuang)神弄鬼，还得有一套规矩(ju)与律令落地支撑(cheng)。首先就是婚配，天(tian)神只能和天(tian)神交媾生育，才能保证每位国王种系纯正，来路可靠。如此(ci)，国王就不能据普天(tian)之下莫非王偶来搞海选了，王后只能从王族(zu)近亲中选配。于是便有了兄与妹、弟(di)与姊，甚至叔父与侄(zhi)女、舅父与甥女结合的夫妻。世代相姻的近亲繁殖，必(bi)然导致基因变异、生命(ming)力衰退。到(dao)了古王国晚期，病弱、短命(ming)的王位继承者越来越多，极大伤害了王族(zu)作为(wei)天(tian)神化身(shen)的公共信誉，甚至使之日渐沦为(wei)一个不攻自破的笑(xiao)话。及至佩皮一世，他把这事看得很重，于是冒天(tian)下之大不韪，破天(tian)荒(huang)娶了一位平民女子为(wei)后。佩皮二世是否就是这桩(zhuang)惊世骇(hai)俗婚姻的伟(wei)大成(cheng)果，至今不可确考。但其强大长久的生命(ming)与牢固漫长的执政期，却(que)是埃及六(liu)千年史上绝无仅有的。

佩皮二世既说不上荒(huang)淫无度，也算不上离经叛道。相比一世，他更谨守祖制，勤勉为(wei)政。他甚至没有跟进(jin)佩皮一世，迎娶平民女子为(wei)后，而是像先祖那样，老老实实娶了自己的姐姐和妹妹。他也遣使睦(mu)邻，驻兵戍边(bian)；他也造塔敬神，激励农桑。但其作为(wei)一位国王的般般努力，却(que)抵不过尼罗河水的逐年减少，河谷(gu)绿洲的逐年歉(qian)收；抵不过三面边(bian)境的连年烽火，环伺蛮族(zu)的连年进(jin)犯……

确实，佩皮二世活得太长久了！准确地说，是作为(wei)国王活得太长久了！大臣们一代一代死去，世袭顶替到(dao)身(shen)边(bian)的，永远(yuan)是一张张稚嫩而陌生的面孔；子孙们也一辈一辈死去，怯生生来到(dao)跟前的，永远(yuan)是一双双无望(wang)而怨怼的眼(yan)睛。王宫里进(jin)进(jin)出出的人，不知道王座上那个半神半人的生命(ming)，已经活了多久，还将活多久。他们唯一可以(yi)肯定的，就是自己一定活不过他。子孙们开始(shi)逃离王宫，既然继位无望(wang)，那就不如另筑一座宫殿及时行乐；大臣们开始(shi)逃离王城，既然谁也走不近君王，那就不如躲得更远(yuan)些，免得在他身(shen)边(bian)被看不顺(shun)眼(yan)甚至被猜忌；连祭司们也逃往外地修建宅(zhai)院，不再迷恋那座神圣的祭坛(tan)：几乎所有的权豪(hao)势要都选择了远(yuan)离。偌大的一座王宫，除了四壁摇曳的灯影(ying)，就是不知从何处吹来的阴森凉风。日夜陪伴老国王的，只有看上去空荡(dang)荡(dang)，感觉上沉甸(dian)甸(dian)的无边(bian)寂(ji)寞。他当然可以(yi)颁旨(zhi)令祭司、大臣，令所有逃离的人都回(hui)城宫，可即(ji)使都来了，又能说些什么呢？那背书似的曲意奉承和虚(xu)伪(wei)祝(zhu)福，除了平添高处不胜寒的另一种寂(ji)寞，绝对暖不了自己的心。其实他早(zao)就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还能同他说话的，只有他自己。只要他还活着，就必(bi)定活在寂(ji)寞里，那种生命(ming)与权力纠缠的无边(bian)寂(ji)寞里。

古埃及有执政满三十(shi)年便举办(ban)盛大庆典的传统，但多数的国王，都无福享受这份无上的尊荣。能举行两次大庆的，自然是凤毛(mao)麟角，而能举行三次的，亘古至今，只有佩皮二世一人。此(ci)时他已九十(shi)六(liu)岁，当浩浩荡(dang)荡(dang)的人群(qun)将他和神像一并抬起，行进(jin)在宽阔的尼罗河谷(gu)，他抬眼(yan)望(wang)了望(wang)天(tian)上明晃晃的太阳，又低头看了看缓(huan)缓(huan)流淌的尼罗河水，慢慢闭上双眼(yan)。人们不知道他是在人声鼎沸(fei)中沉沉入睡了，还是陷入了对遥远(yuan)往事的无尽回(hui)想。总归不会有人猜想，他们的国王是不是寿终(zhong)了。谁都相信，他还能活得更久长！

其时，古老的埃及也像这位昏昏欲睡的国王，在漫长的寿命(ming)中渐渐衰老，摇摇晃晃跌入另一个时代。设(she)想：佩皮二世若是一位锐意变革、开拓新局的君王，这近百年的执政时间，应该足够他挽狂澜于既倒吧(ba)？如不是他一人执政近百年，其间又是否能碰上一两位中兴之君，使国家再现辉煌？古王国晚期的埃及，究竟需要百年执政的佩皮二世，还是另几位更年轻的国王？佩皮二世究竟是一位稳健老到(dao)的明君，让国家苟延残喘近百年，避免了断崖式的败亡，还是一个尸位素餐，占着茅坑不拉屎的昏君，耽(dan)误了埃及“返(fan)老还童”的最后机遇(yu)？

一位百岁之君的寂(ji)寞，与一个六(liu)千年古国的寂(ji)寞，会是同样的不可承受吗？于我而言，应该会更恐(kong)惧百年执政的那一种。

二、几乎所有罗马(ma)君主都在找：人民在哪里

《罗马(ma)元老院与人民——一部古罗马(ma)史》

玛丽·比尔(er)德 著

“喀提林啊，你要考验我们的耐心到(dao)什么时候？”

这是西塞罗一生最著名的演说的开篇。作为(wei)古罗马(ma)时代重要的金句，它在拉丁(ding)语(yu)世界流行了两千年。

公元前65年11月(yue)8日，在罗马(ma)城中的朱(zhu)庇特神庙（传说此(ci)庙为(wei)罗马(ma)创立者罗慕路斯因祈神应验而建），罗马(ma)执政官西塞罗面对元老院三百多名元老，义正词严地揭露一场针对他的谋(mou)杀和企图毁灭罗马(ma)城市的阴谋(mou)。被指证者，是坐在对面的喀提林，一位两度与其竞选罗马(ma)执政官的政治宿(xiu)敌。

喀提林出生于货真价实的蓝血家族(zu)，其门第，高贵到(dao)能与罗慕路斯扯上关系。与之相比，西塞罗只是罗马(ma)城边(bian)一个地主家的儿子（一说祖上也曾出过骑士）。靠着聪(cong)颖(ying)与苦读，尤(you)其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宏伟(wei)志向，他逆天(tian)改命(ming)，成(cheng)了罗马(ma)最出名的律师(shi)；又凭借高超的政治手腕和天(tian)才的演说能力，他挤进(jin)了元老院，且在执政官竞选中连胜两任(ren)。到(dao)了西塞罗时代，罗马(ma)的执政官，不再由元老院指任(ren)，而是由市民选举。出身(shen)寒素的西塞罗能获胜，当然是人民的胜利。而被人民抛弃(qi)的喀提林，不仅丢失了民心，且为(wei)竞选耗尽了家财，陷入困境，因此(ci)决定铤而走险。

西塞罗出示了喀提林策划暗杀的书信，以(yi)及他企图毁灭罗马(ma)城的证据。他言之凿凿，雄辩滔(tao)滔(tao)，不仅使喀提林阴谋(mou)败露，而且让他面临审(shen)判。喀提林趁乱逃到(dao)城郊，组织起一支反叛军队(dui)，以(yi)人民的名义与罗马(ma)军团作战，最终(zhong)战死疆(jiang)场。有趣的是，喀提林在城外率领人民浴血奋战，西塞罗在城内代表人民宣判阴谋(mou)参与者死刑。尽管这一宣判未经审(shen)理，有违法律，但人民依然满城欢庆，游(you)行的队(dui)伍浩浩荡(dang)荡(dang)，高呼西塞罗为(wei)“罗马(ma)之父”。

那是西塞罗最高光(guang)的时刻！这个著名的哲学家、祭司、执政官、律师(shi)、诗人和雄辩家，被人民拥戴为(wei)“当代罗慕路斯”“罗马(ma)之城的伟(wei)大守护者”。然而，西塞罗做梦也不曾想到(dao)，仅仅五年后，他就被踢出了元老院，被放(fang)逐到(dao)了距罗马(ma)千里之外的蛮荒(huang)地界。人民似乎幡然醒悟：西塞罗当初处死喀提林的同谋(mou)，未走正常的审(shen)判程序，这完全违背了人民的意志，践踏了人民的权利！没人还记得，自己也曾为(wei)这个“果断英明”的决定激情(qing)澎湃，三呼万岁。

后来是恺撒，虽未执杖(zhang)称帝，但架空，甚至实质上废弃(qi)了元老院。形式上虽有所谓的“三头同盟”，实际(ji)上朝纲独断。元老院失去了更多权力，人民却(que)更拥戴这位大权独揽的执政官。再后来，元老院元老布鲁图斯杀了恺撒，恺撒的指挥官安东尼杀了西塞罗，其间都有民意的鼓动，至少，他们都高举了人民这面旗帜。公元前44年，西塞罗的头颅和右(you)臂被送回(hui)罗马(ma)，钉在城中广场，汹涌的人民义愤填膺，争先恐(kong)后凌辱其残缺的尸体(ti)，狂欢通宵达旦。

在罗马(ma)元老院盛极而衰的一百年里，“人民”是一个戏份很重却(que)又面目含混的政治主角。每一场重要的戏码，都被人从台后推至台前，声嘶力竭地表演，但直到(dao)剧(ju)终(zhong)，你也说不出人民是谁，人民在哪里，人民属(shu)于谁（是西塞罗还是喀提林，是元老院还是执政官，是共和还是帝制）。人民上演的，究竟是历史悲剧(ju)还是人间喜剧(ju)。

如果作为(wei)一种政治学意义上的追问，这串问题显得陈旧迂(yu)腐而且没有答案。但作为(wei)一位历史学家，针对某一段具体(ti)的历史如此(ci)发问，就显得有趣并有了价值，就像《罗马(ma)元老院与人民》一书的作者，玛丽·比尔(er)德所做的那样。

比尔(er)德是英国著名的古典学家，一度是剑桥唯一的女性古典学教授。其著作，考据功力深(shen)湛，质疑精神执拗，为(wei)史学界所推崇，同时又以(yi)其卓越的历史还原力和生动风趣的叙述，为(wei)阅读界所追捧(peng)。她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畅销书作家、学术网(wang)红和破圈教授。比尔(er)德的史学观(guan)旗帜鲜明：历史写作，就是一场与史事、文物和历代史学家的持续对话。这种对话的结果，或是更加明晰，或是更加疑惑，但这两者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对话的过程。比尔(er)德常在书中摆出自己的结论，同时也摆出自我的质疑。读她的著作，你不仅能愉悦地分享其在古代史中寻找到(dao)的思想灵光(guang)，还能陪伴她一路寻寻觅觅。

《罗马(ma)元老院与人民》的书名，来源于罗马(ma)一个最常见的字母组合——SPQR，这是Senatus Populus Que Romanus的缩写，直译即(ji)罗马(ma)元老院与人民。罗马(ma)人将这个缩写绣在军团鹰(ying)旗上，铸在下水井(jing)井(jing)盖上，甚至刻在垃圾桶上，而且这种传统，自公元前一二百年就滥觞了。这究竟是古罗马(ma)人的政体(ti)广告，还是执政箴(jian)言？或许都是。无论元老院与人民这两个政治角色，在历史演进(jin)中是否真正权力对等，是否也曾“越俎代庖”，或者“挂羊(yang)头卖狗肉”，但能将人民与元老院赫然并列，于大街小巷向市民宣告和承诺，作为(wei)一种历史政治现象，已经具备了可深(shen)入研究的价值。尽管执政者与人民，是任(ren)何一种政体(ti)的基本关系，但古罗马(ma)的体(ti)制，至少是一种开创性的平衡实验。比如几乎在同样早(zao)的时代，孟子就提出了君轻民贵的民本思想，并辅之以(yi)一套仁政的执政理念。但说到(dao)底，那只是思想家的案头学说，教育家的课(ke)徒教案，算不上是一种治理国家的制度运行。

人民作为(wei)一种流动不羁却(que)又无所不在的社(she)会力量，究竟在古罗马(ma)的历史进(jin)程中扮(ban)演了怎样的角色？其实比尔(er)德也难以(yi)给出明确的结论，在这部著作中，她的疑惑依旧比确定多。但她以(yi)丰满的历史细节(jie)、生动的历史场景，向我们展示了这一问题的政治复杂性和历史具体(ti)性，逼使我们沉溺其中寻找自己的答案。这种沉溺和寻找，或许能让我们远(yuan)离当代政治逻辑和语(yu)境，在更深(shen)远(yuan)的维度上，独立思考“人民”一词在现实中应有的处境与使命(ming)。

毕(bi)竟，我们不是为(wei)了活在历史中。

三、帝国是怎么炼成(cheng)的

《哈佛中国史》

卜正民 主编(bian)

公元前239年，咸(xian)阳城集市的大门口，发生了一件万众瞩目的异怪事。吕不韦将刚刚编(bian)纂完成(cheng)的《吕氏春秋》，齐刷刷摆在了集市门口，并在大门上挂了一个装(zhuang)有千金的袋子，悬赏能为(wei)《吕氏春秋》增(zeng)删一字的人。集市原本每天(tian)车拥人挤，如今有了这千金悬赏，自然更是熙熙攘攘，水泄不通。是否真的有人领到(dao)了这笔赏金，史书未载，但吕不韦《吕氏春秋》编(bian)纂完成(cheng)的消息，却(que)全咸(xian)阳城及至秦地全境，尽人皆知了。

当然，也有人觉得不可思议：吕不韦广罗各家各派的名师(shi)大家，收为(wei)门客，闭门编(bian)纂，费时六(liu)年，终(zhong)成(cheng)一部博(bo)大精深(shen)的旷世奇(qi)书，按理当献于朝廷，供于太学，现今置于屠狗宰牛、售鱼鬻虾、引车卖浆之徒云(yun)集的大市场，且悬赏千金以(yi)求修正，怎么说，都觉得南辕北辙找错了地方。但素来不按常理出牌的吕不韦，要的就是这个广告天(tian)下的轰动效果。他当然知道集市不会有几个真读书的人，但那地方人多嘴杂，什么事都长了腿似的，传得又快又广。他编(bian)这部书，可不是给学究们放(fang)在案头作研究，而是给即(ji)将诞生的一统帝国，提供治国理政的思想资源、文化蓝本和精神指引。他要以(yi)史为(wei)鉴，为(wei)新生的帝国制定一套思想文化的治国纲领。所以(yi)这部书不能走藏之名山、束(shu)之高阁的传统路径(jing)，必(bi)须即(ji)行刊布于天(tian)下。

纵观(guan)吕不韦一生，就没干过一件入不了眼(yan)的小事。即(ji)使用(yong)了蝇营狗苟的手段，谋(mou)求的也是经邦济世的大事。他将身(shen)怀六(liu)甲的赵姬(ji)献给始(shi)皇帝他爹（一说），谋(mou)的是改朝换代的大局；他将身(shen)怀异秉(bing)的嫪毐献给始(shi)皇帝他娘，躲的是身(shen)首异处、门灭九族(zu)的大祸；他将身(shen)怀异术的李斯献给始(shi)皇帝，立的是辅佐其江山一统的大业……吕不韦早(zao)就预料(liao)了自己的失宠、失势，甚至命(ming)祭帝国的结局，所以(yi)他焚膏继晷地编(bian)辑这部经天(tian)纬地的大书。因为(wei)只有他意识到(dao)，呼之欲出的帝国，需要一套与之一同诞生的思想文化经典。纵世上饱学之士、天(tian)纵之人齐聚秦境，也只有他才能举旗担纲这部国之大书。因为(wei)这件事需要的不是学问，不是才华(hua)，甚至不是包容(rong)百家的气度，而是格局、见识、理想，是缔造天(tian)下一统大帝国的豪(hao)气和方略。《吕氏春秋》完成(cheng)四年后，吕不韦饮鸩(zhen)自尽。他应该是面带微笑(xiao)而去的，因为(wei)他一生为(wei)之殚精竭虑的帝国，此(ci)时已雄浑(hun)喷薄于方圆九州(zhou)。常说人生为(wei)一大事来，而吕不韦的所为(wei)之事，才是亘古至今真正的中华(hua)大事。

更早(zao)谋(mou)图秦国霸业的人中，功绩(ji)显赫者，首推商鞅。是他用(yong)一套完整的扶农强军政策，将秦国变革为(wei)一个粮(liang)足兵壮(zhuang)、武器(qi)精良的军事强国。虽然作为(wei)改革者，他最终(zhong)被车裂，但其改革的思想和变法的成(cheng)果，悉数被后来的当政者继承。决定秦国能否成(cheng)为(wei)帝国的是商鞅，决定何人何时缔造帝国的是吕不韦，决定创立一个怎样的帝国的是始(shi)皇帝。

至今令人不解的是，吕不韦一生思维缜密、手段凌厉，知其不可为(wei)而为(wei)之，卧薪尝胆成(cheng)就绝世功业，可他骨(gu)子里，信奉与推崇的却(que)是老庄哲学。在诸子百家中，他选择了道家作为(wei)《吕氏春秋》的思想统领，倡(chang)明未来治理帝国的文化精神，应是顺(shun)应天(tian)道、无为(wei)而治。吕不韦所为(wei)之事尽显法家手段，所求之道却(que)是黄老学说，这究竟是一种无可奈(nai)何的撕裂，还是一种奇(qi)妙无比的融汇？是他觉得立国须用(yong)法家的峻法厉刑，治国却(que)需用(yong)道家的无为(wei)而治？或者他已从秦国施行法家的迅疾崛起中，看到(dao)了官逼民反的深(shen)重危机，企图用(yong)这部探讨治国之道的著作，隐晦(hui)地对始(shi)皇帝进(jin)行提醒与规劝？若真如此(ci)，作为(wei)帝国的谋(mou)划者与催生者，吕不韦用(yong)心之深(shen)邃，用(yong)情(qing)之恳(ken)切，真是可鉴天(tian)地，可昭(zhao)日月(yue)。意气风发的始(shi)皇帝，自然是听不进(jin)这一番劝导，理会不了这一份苦心的，他义无反顾地在法家的道路上疾进(jin)，于是，便有了辉煌而短命(ming)的大秦帝国。假如当初始(shi)皇帝听取了吕不韦的想法，将道家作为(wei)帝国的文化思想，大秦帝国会如此(ci)匆促而亡吗？而一个施行无为(wei)而治的大秦帝国，又会是一副怎样的样子？会像大唐帝国那般强大繁荣吗？由此(ci)肇始(shi)的中华(hua)帝国传统，又该如何书写和延续呢……

如果没有大汉帝国的果断接续，中国人的帝国梦想，或许早(zao)就破灭在了秦代。汉代坚定继承了大一统帝国的体(ti)制，并吸取了秦帝国的教训，打造了第一个中华(hua)帝国的完备、成(cheng)熟版本。大汉帝国的政治家们，既没有接受吕不韦推荐的道家，也没有继承始(shi)皇帝施行的法家，而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以(yi)儒家精神治国的思想文化传统，并以(yi)此(ci)深(shen)远(yuan)影(ying)响了中华(hua)帝国史。回(hui)望(wang)两千三百年中的各个帝国，分别由法、儒、道三家思想轮(lun)番主宰，但无论谁主其位，都是一家统领，其余并存，或者罢而不黜，发挥潜(qian)在影(ying)响。

《吕氏春秋》是否影(ying)响了大唐帝国？如果是，那也没枉(wang)费吕不韦的一番心血！

诱使我作以(yi)上讨论的《哈佛中国史》，严谨地说，只能算一部《中华(hua)帝国史》。如果要冠以(yi)“中国史”之名，是断然不可以(yi)如现在这般从秦汉起笔的。中国史与中华(hua)帝国史之间，差不多存在两千年的时间差。这一点，任(ren)何一位历史学家也不可以(yi)忽视。所以(yi)定下这个书名，大抵是为(wei)了和《剑桥中国史》打个擂台，或者蹭蹭热度。然而哈佛作为(wei)世界知名学府，其出版社(she)素以(yi)学术严谨蜚声，如此(ci)操作确乎有点跌损身(shen)份。其实就叫《中华(hua)帝国史》，或者《哈佛中华(hua)帝国史》，既名实相称，又独特醒目。或许与费正清(qing)、崔德瑞相比，卜正民、陆(lu)威仪、库恩、罗威廉等新生代的汉学家，还是有些底气不足，因而难免装(zhuang)怯作勇。其实着眼(yan)中国作为(wei)一个大帝国的历史，对读者是有特别意义的。虽然中国也产生过小国寡民的政治思想，但大一统的帝国还是历朝历代的理想和追求。即(ji)使是那些衣不蔽(bi)体(ti)、食不果腹的平头百姓，谈及国事，依然以(yi)一统天(tian)下的帝国为(wei)荣耀(yao)。

如果希望(wang)了解中华(hua)帝国的理想赓续和治理变革，这部六(liu)卷本的史书是值得一读的。原因之一，全书专注于帝国的创立、运行和更迭，省(sheng)略了许多不相干的事件与细节(jie)，主脑明确，头绪清(qing)晰，腾出笔墨聚焦帝国史事，勾勒(le)了一幅新异、简洁的中国主要王朝图谱；原因之二，将中华(hua)帝国置于世界历史版图，不仅关注了世界各帝国的异同，而且揭橥了中华(hua)帝国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和贡献；原因之三，使用(yong)了考古发现的新成(cheng)果，征引了海外研究的新文献，尤(you)其是一些帝国史研究理论和数据模型，使得文本丰满、新颖(ying)和生动。

不过，作为(wei)一本中国通史的入门书，《哈佛中国史》并不合适。初习历史者，建议还是读读钱穆的《国史大纲》、吕思勉的《中国通史》，或者《剑桥中国史》。

四、君士坦丁(ding)堡的叹息：请(qing)神容(rong)易敬神难

《拜占庭的新生：从拉丁(ding)世界到(dao)东方帝国》

约翰(han)·朱(zhu)利叶斯·诺里奇(qi) 著

君士坦丁(ding)大帝接到(dao)近卫军报告时，新帝都已陷入暴乱。街道上激愤的教民，疯了一般冲进(jin)教堂，殴(ou)打教士，捣毁圣物，甚至点火焚烧建筑，滚滚浓烟笼罩了整个君士坦丁(ding)堡。

《米兰敕(chi)令》颁布后，基督教与其他宗教的纷(fen)争一直不断，尤(you)其是与古希腊多神教的冲突，还时有激化。但出乎君士坦丁(ding)意料(liao)的是，这一次酿(niang)成(cheng)暴乱的冲突竟发生在基督教徒之间，千真万确的自家人打自家人。随着基督教影(ying)响扩大，地位攀(pan)高，教士们的教义分歧日渐公开化，以(yi)至滥觞为(wei)教派之争。在关于耶稣与圣父的关系上，正统派和阿(a)里乌派斗得水火不容(rong)，导致了这场教众的围攻殴(ou)斗。目睹(du)亲自选址、亲自督造的新都城，没过几年便惨遭(zao)浩劫，君士坦丁(ding)心痛难忍。如果是外族(zu)入侵，城破城毁也就罢了，想不到(dao)竟是被一群(qun)基督徒打砸抢烧，真让他有点悔不当初！公元313年，是他说服李锡尼共同签署敕(chi)令，赋(fu)予了基督教合法地位。这才过去多少年，教士教徒们竟为(wei)一点教义分歧大打出手，弄得新都城一派狼藉(jie)，实在有些“稀泥巴糊不上壁”，让人顿生恨铁不成(cheng)钢(gang)的怨尤(you)。

然而大帝就是大帝，他知道军队(dui)再勇猛，刀剑再锋利，也不能用(yong)来解决教义纷(fen)争。为(wei)了罗马(ma)帝国，他只得按下怒(nu)火，从长计议。他亲自出面，邀(yao)请(qing)各地主教赶赴尼西亚开会，坐下来商讨教义分歧，以(yi)期达成(cheng)共识。作为(wei)罗马(ma)帝国的皇帝，他一改叱(chi)咤风云(yun)的做派，谦逊地坐在听众席后排，聆(ling)听主教们慷慨陈词，并协调各方意见，艰难通过了《尼西亚信经》。这便是基督教历史上的第一次国际(ji)大会，史称“第一次尼西亚公会”。君士坦丁(ding)皇帝的面子和权力，促成(cheng)大会确立了“圣子与圣父同质”的正统教义，短暂平息了教派纷(fen)争，同时开启了世俗权力介入宗教事务，皇权与教权相互(hu)媾和或彼此(ci)争斗的历史先河。

实际(ji)上，正统派与阿(a)里乌派的争端，并没有也不可能就此(ci)烟消云(yun)散。倔强的阿(a)里乌主教虽被斥(chi)为(wei)异端，却(que)颇受教众拥戴，且教派愈遭(zao)打击(ji)，教徒愈是坚定，反抗也愈激烈。由此(ci)引发的教派间冲突，各地仍旧无法禁绝。前半生浴血征战、平定天(tian)下的君士坦丁(ding)皇帝，后半生却(que)要深(shen)深(shen)纠缠在宗教事务中，这应该是他无法想象的。他甚至连自己究竟要不要受洗，何时受洗，也一直犹豫纠结。直到(dao)临终(zhong)，他才接受了阿(a)里乌派的洗礼(li)，褪去镶饰金边(bian)的紫色皇袍，穿上了基督徒的白色洗礼(li)袍。遵照遗嘱，他死后被安葬在使徒教堂，十(shi)二使徒的圣物墓分排两边(bian)，他则安卧在中间，以(yi)示自己是耶稣的第十(shi)三位使徒。

究竟是哪种因素促成(cheng)君士坦丁(ding)皇帝力排众议，执拗地将帝都东迁？在政治、军事、宗教三者中，我们无法确定谁排第一，但基督教肯定是一个重要因素。因为(wei)当时基督教在东方的传播与影(ying)响，远(yuan)甚于西方。读历史，总能挑逗(dou)起我们对关键(jian)节(jie)点和事件假设(she)的冲动，在一种事后逻辑的思维快感中进(jin)行质疑和演绎。但凡读过君士坦丁(ding)传或者拜占庭史的人，大抵都会设(she)问：如果君士坦丁(ding)没有坐大并皈依基督教，那基督教的命(ming)运该是如何呢？如果君士坦丁(ding)没有决意迁都，那世界的格局又该如何呢？有人说，除了耶稣、释迦(jia)牟尼和穆罕默德，对世界影(ying)响最大的，就是君士坦丁(ding)大帝。如果站在基督文明对世界的影(ying)响，以(yi)及皇权与教权的关系而言，这一排序自有其道理。

是君士坦丁(ding)为(wei)拜占庭帝国请(qing)来了一尊至高无上的神，并将皇权和神权捆绑(bang)在一起。在拜占庭长达一千一百年的历史中，君士坦丁(ding)的生命(ming)基因早(zao)已断绝，但精神基因却(que)世代相因、源远(yuan)流长。拜占庭帝国的皇帝们，并非每一位都信仰基督教，都属(shu)于正统教派。其中也有人信多神教，一登基就拆毁焚烧基督教堂；也有人属(shu)于阿(a)里乌派，一掌权便把正统派教士扫地出门。但无论他们信什么教，属(shu)什么派，终(zhong)其一生，都得与基督教生死纠缠，只要是重大的历史事件，必(bi)然有基督教在场。

当然，也可以(yi)反过来想一想：如果不是君士坦丁(ding)做大了基督教，并在后来将之立为(wei)国教供奉在庙堂中，其帝国是否能薪火不绝长达千年？后来那些或篡位或被士兵推举的蛮族(zu)皇帝，他们换主人而不换门庭，始(shi)终(zhong)打着拜占庭帝国的旗号，或许正因为(wei)有基督教这一强大的精神基因存在。如此(ci)说来，君士坦丁(ding)不仅是罗马(ma)帝国第一位皈依基督教的皇帝，也是第一个用(yong)意识形态来建构并统治国家的大国领袖。

阅读拜占庭帝国的历史，是需要备好耐性和心情(qing)的。那长达千余年的王朝，反反复复上演的，都是反叛与征讨，谋(mou)杀与篡位，同性恋与通奸，陷害与殉道……你记不住那些似曾相识的人名，也记不住那些似曾相识的史事。如同一部随时都可以(yi)剧(ju)终(zhong)却(que)总也不剧(ju)终(zhong)的连续剧(ju)，你看得昏昏欲睡，但又无法真的睡去。只有到(dao)了穆罕默德二世兵临城下，古老的君士坦丁(ding)堡城墙被一举攻破，你才会精神一振(zhen)，睁大眼(yan)睛观(guan)看这个古老帝国如何轰然坍塌(ta)。

灿烂的文化和腐臭的人性，构成(cheng)了这段漫长历史的两个极点。一方面，你会为(wei)那些宏伟(wei)辉煌的建筑所倾倒，为(wei)那些博(bo)大精深(shen)的法典所震撼；另一方面，你会为(wei)那些深(shen)不见底的阴谋(mou)所胆寒，为(wei)那些没有尽头的杀戮所麻木。史学家莱基曾在《欧洲道德史》中称拜占庭的历史是“单调的阴谋(mou)史，是和僧侣、宦官、妇女有关的毒杀、密谋(mou)、忘恩负义与手足相残的历史”。莱基虽有其道德偏见，但所述史事却(que)是基本吻(wen)合的。

莱基给拜占庭人下了一个定义，即(ji)“奴(nu)隶，与自甘沦为(wei)奴(nu)隶的人”。我感兴趣的是，他们是谁的奴(nu)隶？或者自甘沦落为(wei)谁的奴(nu)隶？是草菅人命(ming)、嗜(shi)血杀戮的皇权，还是禁锢人欲、禁绝自由的教权？或者是二者时而媾和时而争斗的权力合体(ti)？伟(wei)大的君士坦丁(ding)，为(wei)后世设(she)计并打造的神的王朝，难道就是一座驯养奴(nu)隶的囚牢？漫长的帝国史，难道就是一部奴(nu)隶驯化史？

这，才是拜占庭的历史痛点！

奴(nu)隶与自甘沦为(wei)奴(nu)隶的人！这个振(zhen)聋发聩的判断，撇开拜占庭的历史，置放(fang)在当代社(she)会中，也值得我们每个人扪心自问。

《拜占庭的新生》的作者诺里奇(qi)，是不赞同莱基的观(guan)点的。他用(yong)皇皇三部曲，企图再现拜占庭的辉煌。诺里奇(qi)是一位职业外交官，也是一个超级历史发烧友，因对拜占庭的热爱而长期从事业余研究。但非专业的历史叙述，既缺少生动的细节(jie)，又缺乏警策的思想，使其著作读来干涩沉闷。在硬着头皮读完这部《拜占庭的新生》后，余下的两部，就只是一目十(shi)行地翻翻了。其实，即(ji)使是一段冗长沉闷的历史，也是可以(yi)写得很生动精彩，让人不忍释卷的。

五、一个量产皇帝的地方

《大地中国》

韩茂莉 著

武川，史称镇，今为(wei)县，内蒙草原、阴山北麓一个巴掌大的地方。驾车兜一圈，横看竖看都不像是个出皇帝的地儿，可偏偏连续二百年，这里出了一大群(qun)皇帝！究竟是九位、十(shi)位还是十(shi)几位，各人算法不同，但由武川子弟(di)建立的王朝有四个，这是板(ban)上钉钉的。放(fang)眼(yan)华(hua)夏九州(zhou)，这种皇帝辈出的地方，怕是只有这一处。

堪舆师(shi)们理当不会错过武川。历史已经确凿证明这里风水上佳，他们只要看山看水说出点门道，便是难得的风水案例。我还真查过几本风水书，就是没看到(dao)说武川的。或许这等皇帝辈出的绝顶风水，永远(yuan)天(tian)机不可泄露。

也听说曾经有个和尚，放(fang)着经不念，成(cheng)天(tian)抱着一本面相书啃。天(tian)长日久，觉得自己功夫了得了，便去游(you)走世界闯荡(dang)江湖。到(dao)了武川这地方，天(tian)荒(huang)远(yuan)，地穷寒，街上行人面黄肌瘦，衣不蔽(bi)体(ti)。可一看那一张张木讷呆板(ban)的脸，竟都是一副帝王将相的面相。这当然不可思议！和尚大惊，继之大惑，然后大悔，悔不该当初信了这骗人的相书，误了自己吃斋念佛的少年功。如出一辙的故事，我还听过一个，讲的是洪秀全起事之前的金田县城。说到(dao)底，还是天(tian)机不可勘破，即(ji)使破了，也没人敢信。

不信风水的陈寅(yin)恪，倒是用(yong)心研究过武川，并由武川现象提出了中国历史研究的一个全新概念：“关陇集团”。他从鲜卑军事豪(hao)强与汉人政治豪(hao)门结盟的角度，解释了武川帝王代出的原因，并对中古门阀(fa)制度的成(cheng)因及影(ying)响，进(jin)行了卓有建树(shu)的学术探讨。

公元424年，柔然可汗大檀听说北魏皇帝死了，以(yi)为(wei)天(tian)赐良机，亲率六(liu)万铁骑进(jin)犯宿(xiu)敌，企图一战灭北魏。十(shi)五岁的新皇帝拓跋(ba)焘(dao)力排众议，领两万兵丁(ding)迎敌。少年皇帝亲冒矢石，率先冲杀，使北魏军心大振(zhen)，射杀敌军大将于阵中，以(yi)少胜多大败柔然。五年后，拓跋(ba)焘(dao)再领大军与柔然决战，挥师(shi)突进(jin)三千余里，斩敌数万，受降军三十(shi)万余，缴戎马(ma)百万余。拓跋(ba)焘(dao)为(wei)安置这庞大的降族(zu)与马(ma)匹，沿阴山北麓圈地定居，使其或耕(geng)或牧，繁衍生息。为(wei)防范柔然人反叛起事，北魏设(she)置了武川、怀朔(shuo)等六(liu)镇，选派鲜卑贵族(zu)和汉人豪(hao)族(zu)子弟(di)驻守。西魏开国皇帝元宝炬(ju)、北周(zhou)开国皇帝宇文觉、隋朝开国皇帝杨坚、唐朝开国皇帝李渊的先辈，都是当年六(liu)镇的镇守者。胡(hu)汉混合的镇守体(ti)制，使鲜卑的部落制与汉人的军护制相融合，既保存了胡(hu)兵个体(ti)作战勇猛的优势，又发挥了汉军整体(ti)作战的长处，六(liu)镇军力因之大增(zeng)。北魏都城东迁后，频仍征伐山东，致使六(liu)镇地位下降，军饷与供给时有不济，激起六(liu)镇兵变。北魏设(she)置六(liu)镇为(wei)防范胡(hu)人，没想到(dao)却(que)养虎成(cheng)患，到(dao)头成(cheng)了自己的掘(jue)墓人。由此(ci)诞生了一大批手握重兵的军事豪(hao)强，其代表就是“八大柱国”宇文泰(tai)、元欣、李虎、李弼、赵贵、于谨、独孤信和侯莫陈崇。其中宇文泰(tai)是宇文觉的爹，李虎是李渊的爷爷，独孤信是杨坚的岳父、李渊的外公。这些六(liu)镇豪(hao)强与关陇豪(hao)族(zu)相结合，形成(cheng)了中古时期实力最强的政治军事集团。西魏、北周(zhou)、隋和唐四朝的开国之君，均出其中，很有点“皇帝轮(lun)流当，今天(tian)到(dao)我家”的味道。而武川豪(hao)强，则是这个集团的绝对核(he)心。

如果从历史地理的视角看，武川正好在胡(hu)与汉、农与牧的交接部，因而承袭了农牧结合的生存方式、胡(hu)汉融汇的文化习俗。胡(hu)人尚武的个人英雄主义，以(yi)及不受儒家伦理约束(shu)的政治斗争方式，铸造了这个集团有别于任(ren)何汉人集团的政治理念和手段。武川的这些豪(hao)强，其鲜卑姓氏究竟是北魏赐予的还是与生俱来的，其血统究竟属(shu)胡(hu)属(shu)汉，至今仍无定论。但即(ji)使其基因百分百属(shu)于汉人，精神血统也绝对已经胡(hu)汉杂交，且显现出了强大杂交优势。隋、唐两朝的那种宏阔雍容(rong)、豪(hao)迈爽朗，是此(ci)前此(ci)后任(ren)何汉人政权所少有的。蒙古草原与阴山，作为(wei)一种历史地理标志，其意义也绝不囿于堪舆学范畴。或者可以(yi)说，武川所出的这些皇帝，都不是天(tian)生的，而是地养的！古人常说欲成(cheng)帝国大事，必(bi)据“根本之地”。隋、唐可以(yi)再统中华(hua)再造帝国，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wei)据有了关陇这片“根本之地”。

对于地理与历史乃(nai)至文明的关系，无论什么学派的史学家都绕不开。一方水土(tu)养一方人，既然创造历史的人是水土(tu)按自己的可能养育出来的，那么历史也只能按照地理所可能提供的条件发展。当然，要说清(qing)某一地理特征如何具体(ti)影(ying)响某段历史，的确十(shi)分困难。多数的史学家，只能笼统言之，或者将自然地理作为(wei)一种影(ying)响因子提出来，具体(ti)影(ying)响，则由读者自己去思考。

读《史记》也会碰到(dao)大量山川河流的描写。在司马(ma)迁笔下，这些形貌(mao)生动的地理，具体(ti)影(ying)响了历史什么，如何影(ying)响，也时常语(yu)焉不详(xiang)。究其根源，地理是一种亘古、巨大的自然存在，对其所在之地的居民的影(ying)响，是长久而潜(qian)在的。地理先以(yi)自然的逻辑影(ying)响人，然后人以(yi)人文的逻辑影(ying)响历史，只有极少量的历史事件，是以(yi)自然的逻辑直接影(ying)响历史的。此(ci)一特征，使历史地理学作为(wei)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发展相对缓(huan)慢。但它近来似乎有成(cheng)为(wei)显学的迹象，读者的兴趣，也日渐浓厚起来了。

韩茂莉是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且为(wei)北大博(bo)雅特聘教授，在历史农业地理研究领域(yu)声名颇显赫。其著作《大地中国》，篇幅倒不欺(qi)人，装(zhuang)帧(zhen)也不唬人，所谈的二十(shi)六(liu)个专题，也都是地道的历史地理学问题。尤(you)其涉及农业地理的篇章，即(ji)使力求晓畅通俗，仍能见出文献考据和田野勘察的学术功底来。所有专题以(yi)历史纵轴(zhou)辑合，虽无咬(yao)合式的前后关联，但也能显露出时代更迭的内在逻辑。这些专题，或宏大，或奇(qi)巧，叙述一律轻松(song)有趣，读来并不伤神费力。作者在后记中也表达，希望(wang)将历史地理研究的成(cheng)果推向社(she)会，显出一种谋(mou)求破圈的努力。既然从主观(guan)到(dao)客观(guan)，这都是一本普及性读物，故其消遣的阅读属(shu)性，便在情(qing)理中了。

（此(ci)文为(wei)读书札记集《乱翻书》部分章节(j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