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是一部有意创作的对话体著作，记述孟子与其弟子及同时(shi)代人(ren)的论学、治国之语(yu)，是儒家(jia)学派的代表著作之一。关于作者，古今有三种说法：一为孟子自作，二为孟子弟子万章、公孙(sun)丑等(deng)共同记述而成，三为孟子与弟子共作。《四书》当中，《孟子》的浮沉最(zui)大(da)，经历了由“子”到(dao)“经”的升格过程(cheng)。战国后期，形成势(shi)力强大(da)的孟子学派，但秦始皇焚书坑儒，烧孟派之书，杀孟派之儒，孟学遭受重创。汉初，由于统治的需要，孟子及其书又受到(dao)重视，汉文帝时(shi)曾立“《孟子》博士”。但总起来说地位尚不足(zu)以与后世相比。这种情形到(dao)宋代发生(sheng)了改变，其标志就是经学史上的重大(da)事件，即《孟子》的“升经运动”。这一运动大(da)的学术背景在于肇始于中唐的儒学更新运动，即儒学由训(xun)诂之学向义理之学的演变。就自身(shen)原因(yin)而论，儒学自汉代以来的训(xun)诂之学已走向极端，变得繁琐，死(si)气沉沉，需要更新；就外(wai)部原因(yin)而论，就是儒学受到(dao)了佛道的冲击(ji)，使原有的独尊地位受到(dao)极大(da)挑战。改变这种状况(kuang)的重大(da)举措之一就是支撑儒学“经典”的重新选择，从《五经》到(dao)《四书》的转变正(zheng)是这一背景下的必然结果，而《孟子》升格是其中的一个(ge)重要组成部分。经历了韩愈、孙(sun)复、石介、二程(cheng)、张载、王安石等(deng)人(ren)对《孟子》的推尊过程(cheng)，宋徽宗宣和年间（1119-1125），《孟子》一书首次被刻成石经，列为“十三经”之一。而朱(zhu)熹将《孟子》与《论语(yu)》《大(da)学》《中庸》并列，汇集(ji)而成《四书》，影响中国古代社会几百年。至(zhi)此，宣告(gao)了《孟子》由子到(dao)经“升格运动”的完(wan)成，以后的目录学著作皆将其列置“经部”，孟子其人(ren)也于元文宗至(zhi)顺元年（1330）被加封为“亚圣(sheng)”。

《大(da)学》是《小戴礼记》的第42篇，是一篇论述儒家(jia)人(ren)生(sheng)哲学的论文，讲的是在“大(da)学”阶段如何学习修(xiu)身(shen)、治国。传统认(ren)为，《大(da)学》的作者是孔门弟子，朱(zhu)熹则(ze)认(ren)为是曾子及其弟子共同完(wan)成的。唐代韩愈之前，《大(da)学》只是作为《礼记》一篇，并没有单独受到(dao)太大(da)的重视，也没有单独刊行的本子。韩愈作《原道》曾经引(yin)用《大(da)学》一段，《大(da)学》一篇逐渐受人(ren)重视。较早将《大(da)学》从《礼记》中单独抽出并为之作注的，是北宋司马光，他曾撰《大(da)学广义》一卷。而真正(zheng)从哲学高度认(ren)识到(dao)《大(da)学》价值的，当数二程(cheng)，如程(cheng)颢曾言：“《大(da)学》乃孔氏遗书，须从此学则(ze)不差。”程(cheng)颐则(ze)云(yun)：“入德之门，无如《大(da)学》。今之学者，赖有此一篇书存，其他莫如论孟。”不仅如此，二程(cheng)还为《大(da)学》改定次序，学术史上称为“大(da)学改本”。不过，二程(cheng)仍将《大(da)学》视为《礼记》的一个(ge)组成部分，尚未使之独立于《礼记》体系之外(wai)。至(zhi)朱(zhu)熹，《大(da)学》地位发生(sheng)了根本变化，他分经传，划章次，补传文，作章句，提升哲学层次。《大(da)学》以及《中庸》二篇，不仅单独刊行，而且独立于《礼记》体系之外(wai)，纳入了《四书》体系。

《中庸》是《小戴礼记》第31篇，讲的是儒家(jia)的处世哲学。所谓“中庸”，程(cheng)颐释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zheng)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朱(zhu)熹释曰：“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ping)常也。”《中庸》的作者，通常认(ren)为是孔子的嫡孙(sun)子思(si)。《中庸》单行要早于《大(da)学》，“至(zhi)迟在南朝宋的时(shi)候(hou)，《中庸》就被人(ren)单独从《礼记》中抽出而为之作注了”。但此后相当长的时(shi)间里，《中庸》又不受重视，直到(dao)唐代李翱才(cai)重新认(ren)识到(dao)它(ta)的价值。至(zhi)宋代，有关《中庸》的著作多了起来，这与理学的兴起直接相关。许多理学家(jia)，如胡瑗、张载、二程(cheng)、司马光等(deng)，纷纷为之作注论说。当然，在这当中，对《中庸》格外(wai)重视和推崇的依然是二程(cheng)。尽(jin)管未留下完(wan)整的《中庸》注本，但《二程(cheng)集(ji)》中有许多推崇《中庸》的论述，并对后世产生(sheng)了很大(da)影响。朱(zhu)熹重视《中庸》，则(ze)是继承了北宋以来尤其是二程(cheng)重视《中庸》的传统，将其汇入《四书》，从而使《中庸》获得了更加独立的身(shen)份和更为崇高的地位。

贰

从历史的角度考察，古无“四书”之名，四部典籍在流传过程(cheng)中虽偶有“论孟”并称或“学庸”并称的情况(kuang)，但与后来的“四书”差别很大(da)，因(yin)此，《四书》有一个(ge)汇集(ji)和定名的问题(ti)。通常认(ren)为，北宋的二程(cheng)最(zui)先使四书并行，而朱(zhu)熹撰《四书章句集(ji)注》，确立四书学，使《四书》的地位空前提高。朱(zhu)熹是《四书》汇集(ji)工作的最(zui)后完(wan)成者，《四书》的汇集(ji)问题(ti)，实际又是《四书章句集(ji)注》的成书过程(cheng)问题(ti)。汇集(ji)过程(cheng)，大(da)端如下：

朱(zhu)熹早年曾沉浸于佛老之学，并与高僧道谦交往甚密，问学延平(ping)李侗后才(cai)实现了由佛入儒的转变。大(da)约在宋高宗绍(shao)兴末年，朱(zhu)熹曾作《论语(yu)集(ji)解》《孟子集(ji)解》《大(da)学集(ji)解》以及关于《中庸》的“集(ji)说”，可谓之《四书》的“集(ji)解”阶段。这是朱(zhu)熹全力研治《四书》的开始，但此时(shi)的“四书学”思(si)想尚不完(wan)备。孝宗隆兴元年（1163），朱(zhu)熹将《论语(yu)集(ji)解》删改订正(zheng)为《论语(yu)要义》一书，详于义理；又在此基础上删录而成《论语(yu)训(xun)蒙口义》一书，详于训(xun)诂，专供(gong)儿童(tong)学习使用。

孝宗乾道八(ba)年（1172），朱(zhu)熹将修(xiu)订过的《孟子集(ji)解》和《论语(yu)要义》合(he)并为一书，称为《论孟精义》。该书以二程(cheng)论述《论语(yu)》《孟子》之说为主，兼采张载、范祖禹、吕希哲、吕大(da)临、谢良佐(zuo)、游酢、杨时(shi)、侯仲良、尹焞九家(jia)之说，汇于《论》《孟》二书各条之下。在该书序文中，朱(zhu)熹表述了他对“道统”的基本见解，反映了他以“四书”发明道统的思(si)想。《论孟精义》是《论孟集(ji)注》的重要原本，后来又曾改为《论孟要义》《论孟集(ji)义》之名。虽是辑录他人(ren)言论之作，但朱(zhu)熹本人(ren)对该书颇为看重。

乾道六年（1170），朱(zhu)熹在《中庸》“集(ji)说”的基础上修(xiu)订而成《中庸集(ji)解》（又名《中庸详说》）一书。在与石𡼖共订的《中庸集(ji)解序》中，朱(zhu)熹以《四书》发明道统的观念更系统，更严密。两年后（1172），朱(zhu)熹在《中庸集(ji)解》的基础上撰成了《中庸章句》的初稿。把朱(zhu)熹乾道九年（1173）所作《中庸集(ji)解序》与孝宗淳熙十六年（1189）正(zheng)式序定的《中庸章句序》加以比较，可以发现朱(zhu)熹道统观念的发展(zhan)。乾道二年（1166），朱(zhu)熹修(xiu)改《大(da)学集(ji)解》；乾道七年（1171），朱(zhu)熹在《大(da)学集(ji)解》的基础上，去取诸说，撰成《大(da)学章句》初稿。

至(zhi)此，朱(zhu)熹可以说做好了《四书章句集(ji)注》的充分的前期工作：其一，自身(shen)对《四书》的义理及道统诸问题(ti)进(jin)行了由浅入深的探索；其二，对前人(ren)尤其是北宋理学家(jia)的《四书》解说了如指掌。在经历了与张栻(shi)、陆九渊等(deng)人(ren)关于“中和”之说、治学方法等(deng)的辩论（如鹅湖(hu)之会）之后，朱(zhu)熹的四书学思(si)想逐渐成熟，于是对以往的四书学著述进(jin)行修(xiu)定，而成著名的《四书章句集(ji)注》。其具体过程(cheng)是：孝宗淳熙二年（1175），朱(zhu)熹于年底完(wan)成对《大(da)学章句》《中庸章句》的修(xiu)订，同时(shi)在《论孟精义》的基础上完(wan)成《论语(yu)集(ji)注》，又于次年（1176）完(wan)成了《孟子集(ji)注》。淳熙四年（1177），朱(zhu)熹序定《大(da)学章句》和《中庸章句》，并撰成《大(da)学或问》《中庸或问》和《论孟集(ji)注或问》，由此基本确立并构筑了一个(ge)以《四书章句集(ji)注》为代表的“四书学新经学体系”。淳熙九年（1182），朱(zhu)熹在浙东提举任上，首次将四书合(he)为一集(ji)刻于婺州，经学史上的“四书”之名第一次出现了。

《四书》合(he)刻之后，朱(zhu)熹又于淳熙十三年（1186）对《四书章句集(ji)注》作了修(xiu)改，修(xiu)改后的本子于同年分别刻印于广西静江(jiang)和四川成都。淳熙十五年（1188），朱(zhu)熹在以往修(xiu)改的基础上，对《四书章句集(ji)注》又作了一次重大(da)修(xiu)改。次年，正(zheng)式序定了《大(da)学章句》《中庸章句》。光宗绍(shao)熙三年（1192），时(shi)任南康知县的曾集(ji)将朱(zhu)熹序定的《四书章句集(ji)注》刻印于南康，是为“南康本”，这是朱(zhu)熹生(sheng)前流传最(zui)广的本子。朱(zhu)熹后来对南康本又作了修(xiu)定，并于宁宗庆元五年（1199）刻板于建阳，这是《四书章句集(ji)注》的最(zui)后定本。

叁

《四书》的汇集(ji)与定名，在经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朱(zhu)熹倾毕生(sheng)之力，研治《四书》，首次将原来单行的四部书汇集(ji)为一个(ge)整体，并为《大(da)学》《中庸》作《章句》，为《论语(yu)》《孟子》作《集(ji)注》，将四部书纳入其严整庞大(da)的理学体系中。同时(shi)，他为《四书》规定了先《大(da)学》，次《论语(yu)》，次《孟子》，次《中庸》的先后次序；对《四书》作了“某要人(ren)先读《大(da)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yu)》，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yue)；次读《中庸》，以求古人(ren)之微妙处”的纲目论定。这标志着学术史上“四书学”的正(zheng)式确立。

其次，《四书》的汇集(ji)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这主要是指汉唐以来传统儒学出现日趋烦琐的弊端和儒学面临佛道之学的强烈冲击(ji)。朱(zhu)熹在解释《四书》的过程(cheng)中，在二程(cheng)等(deng)前代理学家(jia)解经的基础上，恰当吸收佛道心性之学在理论思(si)辨方面的优长，用以解说《四书》。这一方面使传统儒学因(yin)注入新的营养而获得生(sheng)机，另一方面也极好地回应(ying)了佛道之学的挑战，使儒学重新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同时(shi)，朱(zhu)熹在解说《四书》过程(cheng)中，采取了一种既注重文字训(xun)诂，更重视义理阐发的模式，呈现出简明、平(ping)易、洗练的行文风格。这既体现了宋代经学注重义理的时(shi)代特色，又不废汉唐旧(jiu)注。这在一定意义上超越(yue)了汉宋学的对立，开启了中国经学发展(zhan)的新方向。

再(zai)次，《四书》的汇集(ji)与定名，标志着中国经学进(jin)入到(dao)了一个(ge)以《四书》为新的经典系统的新时(shi)代（先秦为“六艺时(shi)代”，汉唐为“五经时(shi)代”）。朱(zhu)熹汇集(ji)《大(da)学》《中庸》《论语(yu)》《孟子》而为《四书》，撰著《四书章句集(ji)注》，集(ji)儒家(jia)心性学和义理解经之大(da)成，对中国社会产生(sheng)了深远(yuan)影响。自此，支撑汉唐学术的《五经》逐渐退到(dao)历史舞台的幕后，取而代之的是程(cheng)朱(zhu)等(deng)人(ren)所汇集(ji)的《四书》。比如元仁宗皇庆、延祐(you)年间恢复科举，科目规定士子首当其冲要考的就是《四书》，而且答题(ti)只能依据朱(zhu)熹所撰《四书章句集(ji)注》。这一规定为明、清两代所沿袭，影响中国社会近八(ba)百年。

综言之，《四书》的汇集(ji)与定名，既带来了传统学术的重要转型，也给中国后期封建社会生(sheng)活造成了重要影响。

作者简介：周春健，历史学博士，中山大(da)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sheng)导师，中山大(da)学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普及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广东哲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