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竺可桢从(cong)哈佛学(xue)成归国。1920年受聘南京(jing)高等师范学(xue)校，并开设了地质学(xue)、地文学(xue)（自然地理学(xue)）和气(qi)象学(xue)等课程(cheng)。为了高质量(liang)地完成教学(xue)任务，竺可桢撰(zhuan)写了气(qi)象学(xue)讲义(yi)。

当知识要在课堂上讲授(shou)出来时(shi)，概念(nian)的明晰化就势在必行。所以(yi)，《气(qi)象学(xue)》讲义(yi)中的第六章《风》这一部分的第三节《风之(zhi)种类(lei)》，竺可桢便将我们现在界定(ding)为的信(xin)风，即在低(di)空从(cong)副热带高压(ya)带吹向(xiang)赤道低(di)气(qi)压(ya)带的风明确(que)称之(zhi)为信(xin)风了。其将因海陆热力(li)分布(bu)不均所产生的风，则(ze)称之(zhi)为季风。“冬季之(zhi)风应自大陆而趋海洋，夏(xia)季之(zhi)风则(ze)应自海洋而趋大陆，此等风名为季风（monsoon），因其风向(xiang)视季候为转易也。”此论清楚明了，季风之(zhi)名从(cong)此使用至今。

名称虽(sui)定(ding)，但当时(shi)对于季风还缺乏足够的研究。

1922年，竺可桢在《南京(jing)之(zhi)气(qi)候》的演讲中再次提及中国的季风气(qi)候，并对之(zhi)有了更进一步的认(ren)识。他在解释南京(jing)与杭州、天津降雨量(liang)多寡和雨期早晚差异问题时(shi)，将之(zhi)归结为“季风之(zhi)影响”。季风由(you)南向(xiang)北的推进过程(cheng)在这篇文章中被揭示出来，同时(shi)文章认(ren)为先受东南季风影响的地区(qu)雨期更早，反之(zhi)则(ze)晚。

但囿于当时(shi)气(qi)象站台的缺失(shi)，气(qi)象数据的匮乏，想要进一步呈现中国气(qi)流的具体运行情况(kuang)还需时(shi)日。

到了1933年得益(yi)于各地气(qi)象台的建立，中国气(qi)流运行的具体情形可以(yi)被准确(que)表达出来，我们对于季风的认(ren)识也提高到了一个(ge)新的水平。当年竺可桢在第五届太(tai)平洋科(ke)学(xue)会议上宣读了《中国气(qi)流之(zhi)运行》一文，这是我国最早关于东亚大气(qi)环(huan)流的研究工作。他通过利用民国十七年（1928年）至二(er)十一年（1932年）中国内地五十处，东三省(sheng)三处和新疆二(er)处观(guan)测点(dian)观(guan)察所得的地面风向(xiang)数据，绘制了1月、4月、7月、9月中国各地最多风向(xiang)的分布(bu)图(tu)，进而分析(xi)一年内四个(ge)典型月份的东亚气(qi)流运行情况(kuang)。而且该文从(cong)机制上认(ren)识到影响我国各季节气(qi)流运行和季风的因子。陆地上的西伯(bo)利亚高压(ya)和印度低(di)压(ya)，位于海上的北太(tai)平洋高压(ya)和亚罗森低(di)压(ya)（阿(a)留申低(di)压(ya)）在冬夏(xia)两季共同促成了气(qi)流的运动以(yi)及季风的出现。这一发现对于季风研究具有重要意义(yi)。

仅仅一年后，1934年9月在《地理学(xue)报》创刊号上的第一篇论文即是竺可桢的《东南季风与中国之(zhi)雨量(liang)》。此文被气(qi)象学(xue)家陶诗言院(yuan)士认(ren)为是“我国有关季风研究的经典著作，为以(yi)后的我国季风研究和长期天气(qi)预报研究提供了基(ji)础”。

《地理学(xue)报》创刊号目录(lu)

该论文之(zhi)所以(yi)如此成功(gong)，除了竺可桢卓越(yue)的科(ke)学(xue)研究能力(li)，其实还有赖于他深(shen)厚的古代文学(xue)功(gong)底。

竺可桢在找寻(xun)中国古代对季风认(ren)知的文献记录(lu)时(shi)，发掘了苏轼《舶䑲风》一诗。其中有“三时(shi)已断黄梅雨，万里初来舶䑲风”一句，该句引中有解释道“吴(wu)中梅雨既过，飒然清风弥月，岁岁如此，湖人谓(wei)之(zhi)舶䑲风”。这里的舶䑲风就是夏(xia)至后的东南季风。顺(shun)着此线索，竺可桢还发现了古人多有“舶䑲风，主水退，兼(jian)旱(han)”的记载。正所谓(wei)“舶䑲风云(yun)起，旱(han)魃深(shen)欢喜”。为了解释这种说法，竺可桢发现随(sui)着时(shi)间(jian)变化，东南季风的渐次北进现象。当东南季风强势扫过长江流域，前锋抵达黄河流域时(shi)，雨带也就随(sui)之(zhi)来到华北，长江流域开始晴朗起来。这就是为什么(me)东南季风，即舶䑲风到来后，长江流域天气(qi)变得干燥的原因。

此机制得到揭示后，再从(cong)长时(shi)段舶䑲风强弱变化角度观(guan)察，竺可桢发现历(li)年长江流域的雨量(liang)多寡与舶䑲风的强弱有着密切关系。“东南季风强，则(ze)长驱直达华北，……华北雨量(liang)丰沛，长江流域干旱(han)。东南季风弱，则(ze)一至长江流域，其势已成强弩之(zhi)末，……长江流域受雨泽之(zhi)赐，而华北乃干旱(han)矣”。这个(ge)观(guan)点(dian)虽(sui)然在现在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但在90年前乃是一个(ge)揭示中国季风气(qi)候特征的创见。

从(cong)1916年竺可桢首篇论文谈及季风到1934年对中国季风气(qi)候有了系统性(xing)的研究，竺可桢的季风研究走过了近二(er)十载岁月。这期间(jian)，为了能够更深(shen)入、更方便地探究以(yi)季风为代表的中国气(qi)候，竺可桢还做了大量(liang)基(ji)础性(xing)的工作。

气(qi)象台与气(qi)象所

没有自己的气(qi)象台，中国气(qi)候研究便无从(cong)谈起。

早在1916年初的那篇《中国之(zhi)雨量(liang)及风暴说》中，竺可桢就谈及了建设气(qi)象台的必要性(xing)和重要性(xing)。因为气(qi)象分析(xi)与研究必须建立在气(qi)象观(guan)测数据的基(ji)础上，否则(ze)如空中楼阁，没有根基(ji)。当年的论文中，竺可桢所利用的不同季节季风的风向(xiang)数据，还是来自外国人在中国海关下设的观(guan)测所。中国当时(shi)仅有寥寥数个(ge)属于自己的气(qi)象台站，并不能满足研究所需。所以(yi)，在文章的结尾，竺可桢便大声疾呼“政(zheng)府(fu)能遍设气(qi)象台于全(quan)国，加以(yi)数十年之(zhi)看护(hu)观(guan)测，然后全(quan)国之(zhi)雨量(liang)风暴，始能明了如指掌”。

但当时(shi)身处美国还是博士生的竺可桢还没有机会亲自践行气(qi)象台的建设。

1921年8月，回归数年后竺可桢又在《东方杂志》上发表《论我国应多设气(qi)象站》一文，认(ren)为当时(shi)气(qi)象台的数量(liang)太(tai)小，与我国广阔领(ling)土(tu)不相匹(pi)配，应大力(li)建设气(qi)象台。“美国面积亚于我国，而有气(qi)象台二(er)百余，……日本面积仅当我国十七分之(zhi)一，而气(qi)象台之(zhi)数乃多至五十六。反观(guan)我国，则(ze)除中央气(qi)象台外，惟南通张季直先生所设之(zhi)军山气(qi)象台而已。苟以(yi)欧美日本为先例，则(ze)我国至少须有气(qi)象台百所。”

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1921年竺可桢以(yi)东南大学(xue)地学(xue)系主任的身份，建立了附属于大学(xue)的南京(jing)气(qi)象测候站，并亲自指导学(xue)生参与观(guan)测。从(cong)当年秋季起，开始每(mei)日不间(jian)断观(guan)测气(qi)压(ya)、温度、雨量(liang)和风力(li)、风向(xiang)等，并每(mei)月定(ding)期出版《南京(jing)气(qi)象报告》。1922年，竺可桢又参与国家收回青岛(dao)观(guan)象台主权的事宜之(zhi)中，为成功(gong)接收青岛(dao)气(qi)象台做出了重要贡献。青岛(dao)气(qi)象台成为当时(shi)归属我国为数不多的设备完备的气(qi)象台站。1928年，在竺可桢的倡(chang)议和交涉下，选取了南京(jing)城钦天山北极阁建立综合性(xing)的气(qi)象台，并于当年10月1日起正式观(guan)测。至1934年竺可桢写下研究中国季风的重要论文时(shi)，在他的领(ling)导下已经创办(ban)了上海测候所（1933年1月）、峨眉山测候所（1932年8月）、泰山测候所（1932年8月）和肃州（酒泉）测候所（1934年7月），同时(shi)接管了北平测候所（1929年6月）。

南京(jing)城钦天山北极阁

当本国研究气(qi)象的学(xue)者(zhe)能够顺(shun)利方便地使用上本国气(qi)象台数据，中国的季风研究才能有长足的进步。

在竺可桢1933年宣读的《中国气(qi)流之(zhi)运行》一文中，他便利用了南京(jing)1929-1931年和青岛(dao)1924-1929年测得的逐月风速(su)来展(zhan)示一年中季风风力(li)的变化特征。在研究季风的重要一文《东南季风与中国之(zhi)雨量(liang)》中，竺可桢同样利用了1929至1933年间(jian)南京(jing)测得的夏(xia)季不同风向(xiang)下降水可能性(xing)和温度、湿(shi)度的记录(lu)，从(cong)而佐(zuo)证“舶䑲风主旱(han)”说。北平和上海的风力(li)和雨量(liang)数据则(ze)帮助竺可桢证明了不同的季风强度下长江流域和北方降水的特征。

此外，培养一批专业的气(qi)象人才，同样有助于中国气(qi)候研究的开展(zhan)。

1927年年底，当时(shi)国民政(zheng)府(fu)着手筹备建立一所国家级的研究机构，即中央研究院(yuan)。在中央研究院(yuan)的组(zu)织条例中，将观(guan)象台作为其中一个(ge)子机构予以(yi)筹建，竺可桢被聘为观(guan)象台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1928年2月，中央研究院(yuan)院(yuan)长蔡元培为办(ban)事便利起见，把观(guan)象台筹备处分为天文研究所和气(qi)象研究所，竺可桢又被任命为气(qi)象研究所主任。11月，气(qi)象所成为中央研究院(yuan)拟设的十四个(ge)研究所之(zhi)一。竺可桢作为全(quan)权负责人，从(cong)研究所的选址(zhi)、进人、采买设备到刊物出版，均事必躬亲。气(qi)象研究所作为当时(shi)中国气(qi)象科(ke)学(xue)的最高学(xue)术机构，在竺可桢的领(ling)导下，开展(zhan)了一系列气(qi)象科(ke)学(xue)研究，在取得丰硕研究成果的同时(shi)，也培养了一批气(qi)象研究人员。

1928年开始气(qi)象研究所将其直属的气(qi)象台观(guan)测记录(lu)和各地测候记录(lu)以(yi)《气(qi)象季刊》（1929年后《气(qi)象月刊》）和《气(qi)象年报》的形式编辑出版。而且，气(qi)象研究所在南京(jing)还开设了四期气(qi)象学(xue)习班，培养了大量(liang)气(qi)象学(xue)家和气(qi)象管理人员，其中就有吕(lu)炯、涂长望、卢鋈、叶(ye)笃正、陶诗言和顾震潮等。当中国气(qi)象研究有了一支队伍后，研究才能获得更大的进展(zhan)。

比如，1934年涂长望发表的《中国雨量(liang)与世界气(qi)候》一文，搜集了中国各地夏(xia)季降雨量(liang)数据，并将之(zhi)与世界各地气(qi)候进行比较，发现其中的相关关系。其中，得出了华北沿海区(qu)域的夏(xia)季降雨量(liang)与长江三角洲夏(xia)季降雨量(liang)之(zhi)间(jian)存在反相关关系的结论。此结论为竺可桢论证东南季风强弱与中国南北方旱(han)涝关系提供了重要的佐(zuo)证与支持。

季风的中国影响

现实的极端旱(han)涝是气(qi)象研究者(zhe)研究气(qi)象问题最直接的出发点(dian)，解释极端旱(han)涝发生的原因就成为气(qi)象工作者(zhe)的重要使命和任务。

1926年入春以(yi)来长江、黄河下游，东北沿海一带降雨稀少，上海1至5月降雨量(liang)只有往年平均的百分之(zhi)六十一。面对旱(han)情，当时(shi)各省(sheng)纷纷倡(chang)导祈雨和禁屠(tu)之(zhi)法，以(yi)求甘(gan)霖。竺可桢自然反对这种愚民且迷信(xin)的做法。

只有科(ke)学(xue)的宣传才是回击封建迷信(xin)的良方。

所以(yi)，在当年7月竺可桢在《东方杂志》上发表《论祈雨禁屠(tu)与旱(han)灾》，向(xiang)大众科(ke)普(pu)我国旱(han)涝灾害异常频繁的原因。其中，他谈到东亚各国处于季风带内，是造成每(mei)年雨量(liang)多寡悬殊的重要原因。在季风的影响下，因为季风强弱变化的不定(ding)，中国雨量(liang)之(zhi)变率(lu)极大，而且，越(yue)往内地变率(lu)愈大。可以(yi)说，季风对中国旱(han)涝影响之(zhi)显著，以(yi)及1920至1930年代中国频繁爆(bao)发的极端旱(han)涝灾害，均让竺可桢感到对季风的研究和科(ke)普(pu)异常重要。

几年后的1931年夏(xia)季，全(quan)国各地水涝成灾，尤其以(yi)长江流域为甚。面对几十年未有之(zhi)大洪水，《时(shi)事月报》特邀竺可桢和刘治华撰(zhuan)文解释。仅仅三年之(zhi)后的1934年夏(xia)季，长江流域又因梅雨结束得异常偏早，产生了严(yan)重的旱(han)情。短短三年间(jian)，长江流域接连出现的极端旱(han)涝灾害，成为了当时(shi)中国气(qi)象研究上最为迫切的中心问题。为此，竺可桢写下了《长江流域三十年未有之(zhi)大雨量(liang)及其影响》和《民国二(er)十三年夏(xia)季长江下游干旱(han)之(zhi)原因》两篇论文予以(yi)解释。

这两年长江流域的极端旱(han)涝均与梅雨的异常有关。在竺可桢看来“黄梅天之(zhi)所以(yi)成，可以(yi)‘季风之(zhi)影响’五字释之(zhi)”。将季风如何影响中国降雨解释明了，就能够回答长江流域旱(han)涝发生的原因。每(mei)年夏(xia)季“寒冷之(zhi)西北风与温暖而潮湿(shi)之(zhi)东南风相遇”便会产生降雨，又“以(yi)西北风渐向(xiang)后退缩，东南风渐向(xiang)前趋进时(shi)，其降雨期遂(sui)生出迟早之(zhi)不同”。1931年夏(xia)季长江流域之(zhi)所以(yi)会有如此大涝，原因既在于当年冷风异常强盛，迫使温暖湿(shi)润(run)的东南风无法顺(shun)利北上，造成梅雨长期盘(pan)踞(ju)在长江下游所致。

为了解释1934年长江流域夏(xia)季主旱(han)的特殊情况(kuang)，竺可桢又从(cong)中国古籍里寻(xun)找历(li)史上相似的情境。在此过程(cheng)中，徐光启《农政(zheng)全(quan)书》里“舶䑲风云(yun)起，旱(han)魃深(shen)欢喜”的记载引起了竺可桢的注意，通过解释这句话，竺可桢发现了季风强弱与长江流域旱(han)涝之(zhi)间(jian)的关系。1934年的夏(xia)季，东南季风势力(li)偏强，较之(zhi)往年早半个(ge)月降临，将盘(pan)踞(ju)在长江下游的梅雨天气(qi)一扫而空。原本要延(yan)续到七月初的梅雨提前半个(ge)月结束，从(cong)而造成了当年长江下游异常干旱(han)。

可以(yi)说，为了解释1930年代初长江流域的极端旱(han)涝事件(jian)，才有了竺可桢于1934年秋季写就的《东南季风与中国之(zhi)雨量(liang)》一文。

从(cong)季风之(zhi)名的确(que)定(ding)到对季风认(ren)识与研究的不断加深(shen)，以(yi)竺可桢为代表的气(qi)象学(xue)人作出了卓越(yue)的贡献。季风的研究并不能脱离时(shi)代与现实。中国气(qi)象事业的发展(zhan)为季风研究提供了前提与基(ji)础，现实的极端旱(han)涝灾害则(ze)又鞭策学(xue)者(zhe)不断加深(shen)对季风的研究。正是因为拥有一批批志愿中国气(qi)象事业且心怀百姓疾苦的学(xue)者(zhe)，才有了季风研究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