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出生(sheng)于(yu)美国的朱迪斯·巴特(te)勒是当代最著名的后(hou)现代主义思想家之一，专注于(yu)女性主义批评、性别研(yan)究(jiu)、当代政治哲学和伦理(li)学等领(ling)域，被视为酷儿运动的理(li)论先驱(qu)。在《消解性别》中(zhong)，巴特(te)勒第一次将目光(guang)放在普通(tong)人和他们的生(sheng)活上，批判男女二元的性别框架，反驳各种形式的性别本质论。

在巴特(te)勒看来，性别规范有(you)着(zhe)两面(mian)性。一方面(mian)，如果没(mei)有(you)一定的规矩，人们就无法相互理(li)解和承认，但另一方面(mian)，让日子过不下去的正是这(zhe)些规矩，因此唯一可行的做(zuo)法是让性别这(zhe)个(ge)概念保持开放性和不可知性。书中(zhong)写道：“为了(le)要生(sheng)活，要好好生(sheng)活，为了(le)能(neng)够知晓(xiao)朝(chao)哪个(ge)方向前进才会(hui)改变我们的社会(hui)世界，我们需要规范；但是，我们也会(hui)受困于(yu)规范，有(you)时规范会(hui)对(dui)我们施(shi)加暴力，而为了(le)社会(hui)公正，我们必须反对(dui)它们。”正如巴特(te)勒所说：“批评的意义在于(yu)对(dui)束缚生(sheng)活的规矩提出质疑(yi)，好让生(sheng)活方式具有(you)更多的可能(neng)性。”

《消解性别》

在日常生(sheng)活中(zhong)，“男性特(te)质”“女性特(te)质”都是常见的话术，但它们并不是一种固定标准(zhun)。你口中(zhong)的定义和七大姑八大姨很可能(neng)不同，甚至完全相反，而在网(wang)络上，这(zhe)样的碰撞更是常见。也就是说，这(zhe)些话术总(zong)会(hui)随着(zhe)社会(hui)和文化(hua)的变化(hua)而变，即使是某(mou)些看似“约(yue)定俗成”的概念，也处于(yu)漫长(chang)的被制(zhi)造(zao)过程中(zhong)。

在这(zhe)种情况(kuang)下，“性别”的社会(hui)规范和一个(ge)完整的正常人之间，难免存在矛盾和束缚，甚至会(hui)衍生(sheng)为政治问题。同性婚姻就是如此，正如书中(zhong)所言：“政治是由(you)可理(li)解的话语构(gou)成的，它要求我们采(cai)取某(mou)个(ge)立场，不论这(zhe)个(ge)立场是赞(zan)同还(hai)是反对(dui)同性恋婚姻；但是，作为人和严肃的规范性政治哲学及(ji)实践的一部(bu)分的批判性思考则(ze)要求我们探问，这(zhe)到底(di)为什么(me)以及(ji)如何成为了(le)一个(ge)问题——一个(ge)决定什么(me)会(hui)、什么(me)不会(hui)在这(zhe)里(li)成为有(you)意义的政治问题。在现有(you)条件下，为什么(me)‘成为政治’的前景(jing)恰(qia)恰(qia)依赖于(yu)我们在话语性地构(gou)成的二元结构(gou)中(zhong)操作（而不是探问）的能(neng)力，而且努力地不去知晓(xiao)性领(ling)域就是被迫受制(zhi)于(yu)对(dui)这(zhe)些条件的接受呢？”

巴特(te)勒继而将这(zhe)一观点扩大到广义层面(mian)。她认为，如果将“理(li)解”视为主流(liu)社会(hui)规范下的结果，那(na)么(me)“一定程度上的不被理(li)解，并不是一件坏(huai)事”。

至于(yu)应对(dui)之道，书名的“消解性别”就是巴特(te)勒认为的正解。她认为，“为了(le)成全自(zi)己，我们就必须先消解自(zi)己：我们必须成为‘存在’的更大的社会(hui)结构(gou)的一部(bu)分，以创造(zao)出我们自(zi)己。”当然(ran)，这(zhe)一点也存在悖论，“当性别规范开始在不同层次麻痹性别的能(neng)动性时，这(zhe)个(ge)悖论就会(hui)加剧。”

“消解性别”被巴特(te)勒视为女性主义的重(zhong)要基础。她的“酷儿理(li)论”来自(zi)于(yu)李银河的翻译，英(ying)文即Queer，原意为怪(guai)异的、怪(guai)癖的。在她看来，没(mei)有(you)任何性取向来自(zi)某(mou)种固定的身份，而是仿佛演员(yuan)一般、不断变化(hua)的“协(xie)同表演”。基于(yu)这(zhe)一理(li)论，巴特(te)勒认为性少数群体在社会(hui)中(zhong)的孤立是“异性规范化(hua)”的后(hou)果，社会(hui)性别亦非天生(sheng)生(sheng)理(li)身份的表现，而是人为规范化(hua)而成。

被规范的从来不仅仅是少数群体

虽(sui)然(ran)巴特(te)勒在《消解性别》中(zhong)着(zhe)重(zhong)于(yu)性少数群体，但若以为她笔下的“规范”仅仅针对(dui)少数人，那(na)就低估(gu)了(le)这(zhe)本书的意义。

人类社会(hui)的“规范”，固然(ran)制(zhi)造(zao)了(le)基本秩序和伦理(li)，但反过来也是对(dui)人类的限制(zhi)。对(dui)于(yu)女性而言，规训更是无处不在。

在现代文明社会(hui)，多数正常人会(hui)接受与包容各种少数群体，并不将之视为“异类”。虽(sui)然(ran)狭隘的人与观念依然(ran)存在，但在人类历史上，这(zhe)已经是特(te)立独行者所面(mian)对(dui)的最好时代。

人类走到这(zhe)一天着(zhe)实不易，每一步都值得珍惜。仅仅在爱情层面(mian)，当人们习惯自(zi)由(you)恋爱时，不要忘记就在一百多年前的中(zhong)国，盲婚哑嫁仍是主流(liu)，抗议不但无效，还(hai)会(hui)被指斥为忤逆不孝，挣脱家庭枷锁的年轻人面(mian)对(dui)的是千(qian)夫所指。

相比男性，女性选(xuan)择离经叛道，前路会(hui)更加崎(qi)岖。哪怕到了(le)17世纪，西方女性地位仍然(ran)极(ji)低，生(sheng)活完全依附于(yu)男性，生(sheng)活品(pin)质取决于(yu)丈夫的地位。要想衣食无忧，只有(you)两条路径：或者生(sheng)来是贵族，或者嫁给贵族。当有(you)女性选(xuan)择离开家庭、工场和教堂，离经叛道的她们面(mian)临的命运极(ji)为艰(jian)难。

娜塔莉·泽蒙·戴(dai)维斯在《边缘女人：十七世纪的三则(ze)人生(sheng)故事》中(zhong)就以三位女性为引线，借助各种档案、回忆录、自(zi)传、账(zhang)本和画作等，剖析了(le)那(na)个(ge)时代的女性生(sheng)活。

书中(zhong)的三位女性各有(you)际遇。格(ge)莉克尔·莱布长(chang)于(yu)经商(shang)，写下七卷(juan)本自(zi)传，玛丽·居雅投身教育和慈(ci)善，玛利亚·梅(mei)里(li)安(an)是艺术家和博物学家。她们都是普通(tong)女子，但又并不普通(tong)。她们既不是贵族，也不是谁的缪斯，她们从未淹(yan)没(mei)在母亲的身份中(zhong)，也从未作为妻子而被抹杀。

《边缘女人：十七世纪的三则(ze)人生(sheng)故事》

玛利亚·梅(mei)里(li)安(an)精通(tong)水(shui)彩(cai)画和油画，还(hai)细心观察毛虫、蝇、蜘蛛及(ji)其他类似生(sheng)物的习性。1692年，她因其离经叛道之举引发关注，“她抛下丈夫，前往(wang)魏沃特(te)市的拉巴迪团体中(zhong)找寻平静。”这(zhe)只是人生(sheng)转向的开始，“她将满载着(zhe)标本从美洲航行归来，将出版她的伟大作品(pin)《苏里(li)南昆虫变态》，将进一步充实她的《欧洲昆虫》，将成为阿(a)姆斯特(te)丹的植(zhi)物学家、科学家和收藏家圈(quan)子里(li)举足轻重(zhong)的人物，直到1717年去世。”

格(ge)莉克尔·莱布的人生(sheng)更难挣脱，她12岁订婚，14岁结婚，30年间生(sheng)了(le)14个(ge)孩子，之后(hou)成了(le)寡妇。虽(sui)然(ran)孤儿寡母，但她却也因为这(zhe)意外挣脱牢笼，利用手中(zhong)家业，做(zuo)生(sheng)意、放贷，成为那(na)个(ge)时代的强悍女商(shang)人。更可贵的是，她在自(zi)传中(zhong)讲述了(le)许(xu)多故事，以此教育自(zi)己的孩子。在17世纪，她的教育已经极(ji)为超前，努力呼唤孩子的独立性，将之置于(yu)父母权威之上。

至于(yu)玛丽·居雅，她的内心折磨与宗教有(you)很大关系。从全书脉络来看，宗教影响(xiang)着(zhe)三位女性的选(xuan)择，但并非决定性选(xuan)择。她们分别是犹太教徒、天主教徒和新教徒，走上了(le)同一条追(zhui)求自(zi)我之路，并最终实现了(le)自(zi)我价值，而且微微撼动了(le)那(na)个(ge)男性世界。

正是这(zhe)三位在时人眼中(zhong)离经叛道的女性，用自(zi)己的努力告诉世界：不管生(sheng)在什么(me)时代，被如何打压，遭遇多少不堪，“自(zi)我”仍然(ran)是作为“人”的最高(gao)追(zhui)求。

但这(zhe)样的人终究(jiu)是少数，在电影《西西里(li)的美丽传说》中(zhong)，莫妮卡·贝鲁奇以绝世风姿(zi)成就了(le)影史上的经典形象。但也正是因为这(zhe)份动人心魄的美，才让影片尾声的摧毁美更加触目惊心。一个(ge)女性在战(zhan)争期间的求生(sheng)，在战(zhan)后(hou)成了(le)罪过，人们通(tong)过道德(de)谴责弱女子，掩饰自(zi)己曾经的懦弱与不堪。

类似的事情在一战(zhan)同样曾经发生(sheng)。《女性史：20世纪卷(juan)》中(zhong)写道：“成为妓女还(hai)是母亲？对(dui)于(yu)女性而言，性选(xuan)择向来都介于(yu)两个(ge)极(ji)端对(dui)立的选(xuan)项之间……在欧洲，对(dui)性的双重(zhong)标准(zhun)却带上了(le)爱国主义的色彩(cai)……不忠的妻子被贴上了(le)不爱国的标签，尤其是那(na)些与战(zhan)俘发生(sheng)关系的人。她们在德(de)国媒体上受到嘲(chao)弄，并被处以罚款和监禁。在法国，法庭对(dui)通(tong)奸的妇女实行严厉的判决，对(dui)杀害了(le)不忠妻子的士兵却宽大处理(li)。”

与此同时，女性养活自(zi)己并不容易。书中(zhong)写道：“并不是每个(ge)人都能(neng)得到高(gao)昂的战(zhan)时工资，而在报酬较低的岗位工作的女性为其他行业较高(gao)的工资付出了(le)代价。传统女性职业仍然(ran)收入微薄，尤其是那(na)些在家做(zuo)工的女性。因为人们很难在这(zhe)种情况(kuang)下执行最低工资法。”

从一战(zhan)到二战(zhan)，人们实际上都在面(mian)对(dui)同一个(ge)问题：“男人在外面(mian)丢的面(mian)子，回到家庭之后(hou)是要找回来的。面(mian)对(dui)战(zhan)争也同样如此，在外受到创伤(shang)的男人，战(zhan)后(hou)需要回到家庭重(zhong)温(wen)其优越感。”

即使没(mei)有(you)战(zhan)争，在整个(ge)人类社会(hui)，这(zhe)种现象至今仍然(ran)存在。不少在外面(mian)打拼的男性，面(mian)对(dui)领(ling)导时唯唯诺诺，面(mian)对(dui)办公室(shi)复杂人际关系时忍气吞声，家才是唯一的宣泄渠道。因此，一战(zhan)结束后(hou)，复员(yuan)军人的家庭暴力事件多到触目惊心。

所幸的是，这(zhe)并不是20世纪的全部(bu)。在人类历史上，20世纪是一个(ge)“女性”身份彻底(di)被重(zhong)构(gou)和确立的时代。女性从静默的他者和被注视的客体，慢慢在大众媒体的影响(xiang)下开始融合汇聚，并在20世纪中(zhong)后(hou)期到达(da)了(le)一个(ge)文化(hua)认同的高(gao)潮。在媒介传播的影响(xiang)下，女性不再是世界一隅的孤立个(ge)体，而成为一个(ge)有(you)着(zhe)相似意识形态的集体。她们享有(you)共同的审美爱好和世界观、价值观，具有(you)更为趋同的女性特(te)质，女性事实上由(you)复数逐渐向单数收缩。

在这(zhe)个(ge)过程中(zhong)，女性反抗着(zhe)父权制(zhi)的枷锁，但在资本主义和商(shang)业媒介的合谋(mou)之下，她们也越来越陷入了(le)另一种单一身份的陷阱。

法国史学家、年鉴学派第三代的代表人物乔治·杜比，主编了(le)巨著《女性史》，“20世纪卷(juan)”是其第五卷(juan)。

《女性史》

书中(zhong)写道：“了(le)解那(na)些人生(sheng)经历跨(kua)越了(le)20世纪的女性，你将被她们的不幸和伟大所震撼。她们受到战(zhan)争、革命和独裁统治的打击，也见证了(le)两性关系的巨变。我们现在是否已经到达(da)了(le)女性史的‘终点’，到达(da)了(le)多年来稳定的、不可避免的解放进程的顶点？并非如此。如果诞生(sheng)自(zi)第一次世界大战(zhan)和俄国革命旋涡之中(zhong)的20世纪地缘政治现在已经告一段(duan)落了(le)，东方集团瓦解后(hou)自(zi)由(you)主义的胜利所带来的‘历史的终结’的概念，也未能(neng)幸免于(yu)欧洲及(ji)其他地区一系列事件的冲(chong)击。‘历史的终结’对(dui)女性而言到底(di)意味着(zhe)什么(me)呢？是男性主导社会(hui)的末路和新社会(hui)黎(li)明的到来？是一个(ge)性别分化(hua)几近消失的新时代？还(hai)是一个(ge)男性和女性既可以保持自(zi)己的独特(te)身份又享有(you)平等权利和机会(hui)的世界？”

这(zhe)些问题显然(ran)还(hai)没(mei)有(you)足够稳定的答案，但变化(hua)显而易见。20世纪女性拥有(you)和过往(wang)女性不一样的人生(sheng)，取得的成就也是事实，包括投票权、生(sheng)育风险的大幅降低、避孕(yun)措施(shi)和职场上的新机会(hui)等。

可这(zhe)些“成就”同样是一种社会(hui)构(gou)建，在构(gou)建的过程中(zhong)，有(you)赞(zan)同和推动者，也有(you)反对(dui)者，同时，没(mei)有(you)任何成就是一劳永(yong)逸的。对(dui)女性进步运动的刻板认知，很容易让人忽视仍然(ran)存在的不公。审美层面(mian)的“规范”，也通(tong)过纤瘦(shou)的电影明星、模特(te)和选(xuan)美表现出来。

这(zhe)导致“新女性”形象被固化(hua)：“她是一位专业的家庭主妇，既是家中(zhong)的女王，又是精明的消费者。广告在贩卖商(shang)品(pin)的同时也贩卖图像。新女性看上去可能(neng)比以往(wang)的女性更加光(guang)鲜亮(liang)丽，但她们本质上并没(mei)有(you)太大的改变，因为广告同时也将女性自(zi)己变成了(le)性对(dui)象和令人渴望的商(shang)品(pin)。”

被固化(hua)的女性，被“规范”的人生(sheng)

对(dui)女性的固化(hua)，在婚姻层面(mian)呈现最为明显。上野千(qian)鹤子的《父权制(zhi)与资本主义》一书中(zhong)就写道：“婚姻市场对(dui)女性的局限性极(ji)强，比如说女性不能(neng)有(you)过多的异性朋友，不能(neng)有(you)过于(yu)频繁的社交活动，不能(neng)主动去追(zhui)求性。一个(ge)主动的女生(sheng)意味着(zhe)她是婚姻市场外的‘社会(hui)女性’，不配作为结婚考虑对(dui)象，是被玩弄宣泄的对(dui)象。而一个(ge)男性在步入婚姻前与这(zhe)样的‘社会(hui)女性’游戏，而到谈论婚姻时要求婚配的女性是白纸(zhi)一张。这(zhe)种风气往(wang)越小越偏远的地区越严重(zhong)。”

上野千(qian)鹤子还(hai)曾写道：“对(dui)子宫的统治本来就是围绕出生(sheng)婴儿的归属之争，这(zhe)正是父权制(zhi)的核(he)心问题。”

如果探究(jiu)问题的根本，那(na)么(me)上野千(qian)鹤子的另一个(ge)发问或许(xu)更为关键(jian)：“原本革命应当是不分性别的自(zi)由(you)公民的解放，为何结果只是男性的解放，女性解放则(ze)被搁置了(le)？”直至今日，它仍然(ran)没(mei)有(you)答案。

在上野千(qian)鹤子看来，性别是太过明显的阶(jie)级对(dui)立，以至于(yu)容易被忽略。在日常生(sheng)活中(zhong)，这(zhe)种被忽略甚至被“自(zi)然(ran)化(hua)”的对(dui)立无处不在。比如对(dui)性的看法就是如此，维多利亚时代的性伦理(li)要求女性不能(neng)看也不能(neng)触碰自(zi)己的性器官，在这(zhe)一要求之下，明明是自(zi)己的身体，对(dui)女性而言却是最为疏远的陌(mo)生(sheng)之物。这(zhe)样的伦理(li)要求，直到今天仍有(you)巨大市场，许(xu)多女性仍误以为对(dui)性的无知是“可爱”的表现，甚至谈“性”色变。

其实这(zhe)一切的本质是经济问题，《父权制(zhi)与资本主义》如同一把手术刀，所剖开的是近现代社会(hui)的性别经济结构(gou)。

成书时的1990年，正是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开启(qi)“失去的三十年”之时，普通(tong)家庭无法承受高(gao)昂的市场化(hua)外包服务，因此出现了(le)越来越多的全职妈妈。

全职妈妈带来了(le)一个(ge)新的问题：她们在家操持家务，却没(mei)有(you)相应收入，许(xu)多男性回到家，往(wang)往(wang)还(hai)会(hui)来一句“你呆在家里(li)什么(me)也没(mei)干”。

这(zhe)恰(qia)恰(qia)反映了(le)父权制(zhi)的经济基础，也就是男性对(dui)女性劳动力的统治。这(zhe)种统治的根本问题在于(yu)生(sheng)产(chan)费用的不平等，比如男性在外工作养家，当然(ran)很辛苦，但如果将女性在家操持家务所耗费的时间与精力，对(dui)应为市场化(hua)费用（可以想想市场上月(yue)嫂和保姆的收入标准(zhun)，还(hai)有(you)教师的收入标准(zhun)），很多男性的收入甚至无法承担这(zhe)笔费用。与此同时，女性的牺牲也非常大，她们或者告别职场，很难重(zhong)返，或者要牺牲事业，升职比男性更困难。

很多人或许(xu)会(hui)认为，这(zhe)种比较并不合理(li)，因为古代女性根本不出去工作，“男主外女主内”是传统，如今的全职妈妈，或者职场女性的家庭付出，不过是对(dui)传统的继承，并不是一种新的剥夺。这(zhe)个(ge)说法当然(ran)是荒谬的，因为近代资本主义崛起的依托，就是机器化(hua)生(sheng)产(chan)、市民社会(hui)和教育普及(ji)，它必然(ran)使女性能(neng)够接受教育、参与社会(hui)事务并参与社会(hui)生(sheng)产(chan)，也必然(ran)会(hui)打破“男主外女主内”的所谓传统。但与此同时，父权制(zhi)的存在，使得男性多少成为获(huo)益者，往(wang)往(wang)可以享受女性“内外兼顾(gu)”所产(chan)生(sheng)的剩余价值。

现代社会(hui)继承了(le)传统社会(hui)的一种观念，即刻意强调女性的爱与母性。这(zhe)种将女性推上神坛的价值观，几乎已经成为教科书一般的真理(li)。但正如上野千(qian)鹤子所说，这(zhe)实际上是“长(chang)久以来榨取女性劳动的意识形态机制(zhi)”。既然(ran)爱是“无条件付出”，母性是“隐忍和牺牲”，那(na)么(me)就可以等同于(yu)无价值劳动。它们看似对(dui)女性的赞(zan)美，实际上遮蔽了(le)女性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

即使无数人曾提出女性的“自(zi)主权”，但正如《消解性别》中(zhong)所言：“任何一个(ge)自(zi)主权的概念都有(you)着(zhe)局限。自(zi)主权实际上是在社会(hui)条件制(zhi)约(yue)下生(sheng)活在这(zhe)个(ge)世界上的方式。那(na)些社会(hui)工具可以赋(fu)权，但也具有(you)约(yue)束力，而在很多情况(kuang)下，这(zhe)两种功能(neng)同时发挥(hui)着(zhe)作用。”

不管是否认同巴特(te)勒在《消解性别》中(zhong)提及(ji)的“规范”，都不能(neng)回避这(zhe)样的事实：“规范就是那(na)种决定了(le)‘可理(li)解的’生(sheng)活、‘真正的’男人和‘真正的’女人的东西。如果我们违背这(zhe)些规范，就很难说我们是否还(hai)能(neng)生(sheng)活下去、是否还(hai)应该生(sheng)活下去，我们的生(sheng)活乃至生(sheng)命是否还(hai)有(you)价值、是否能(neng)变得有(you)价值，我们的性别是否是真实的、是否能(neng)被看作是真实的。”

上野千(qian)鹤子所批判的父权、所揭露的女性被剥削的隐藏事实，都以这(zhe)样的“规范”而呈现。具体在社会(hui)层面(mian)，它被渲染为“女人一定要结婚”“不生(sheng)孩子的人生(sheng)就不完整”等常见话语。无数人选(xuan)择“适(shi)应”，但这(zhe)并不意味着(zhe)《消解性别》中(zhong)提到的解决方案并不可行。事实上，开放的心态和认知，永(yong)远是人类进步的倚仗，在性别问题上同样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