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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shu)午餐会是学术(shu)界常见的“非正式”学术(shu)交流方式，无论(lun)是普林斯顿高(gao)研院、哈佛—燕京学社，还是国内众多高(gao)校和研究机构(gou)，都经(jing)常采用这种开放自由的形式开展讨论(lun)和对话活动(dong)。在温(wen)饱之后(hou)转而追寻美食和精神愉悦，似乎是刻在人类基因里的天性，作为他人的精心呈献之物，美食如此，知(zhi)识亦然，两者皆不可辜(gu)负。
南(nan)京大学“学术(shu)午餐会”的传统由来已久，最早开始于著名(ming)历(li)史学家许倬云先生在2005年发(fa)起的学术(shu)冷餐会，到目前为止(zhi)已经(jing)举办了一百(bai)多场。今年，南(nan)京大学出版社打造的“南(nan)大读书人”文化空间正式启动(dong)。由南(nan)京大学出版社、南(nan)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gao)级研究院、新(xin)生学院联合开展的“学术(shu)午餐会”延续了南(nan)大读书文化的基因，邀请历(li)史、哲学、文学、社科等领域的学者，带领来自新(xin)生学院的本科生们共读学术(shu)著作，让同学们接(jie)触到一流的学术(shu)资源(yuan)，培(pei)养他们的阅(yue)读兴趣和学术(shu)素养。
本期活动(dong)，南(nan)京大学历(li)史学院的孙扬副教授为同学们导读《讲坛上的中国：民国人文讲演录》和《邓(deng)小平时(shi)代》两部有关中国近现代史的书籍，启发(fa)同学们用历(li)史的逻辑思考问题。以下是孙扬导读发(fa)言的文字稿整(zheng)理。
历(li)史知(zhi)识的生成是“聚沙成塔”，强调时(shi)间、空间以及特殊性
在之前的读书会中，导读老师更多站在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lun)视角讨论(lun)问题。今天这两本书应该是本学期读书会中最不具理论(lun)性的书籍。这两本书也不是公认(ren)的经(jing)典，因为涉及中国近现代史领域，很难(nan)有像(xiang)古代史那样(yang)举世公认(ren)的经(jing)典。那么，为什么要选择这两本书？因为虽(sui)然关于历(li)史，却(que)是很近的历(li)史，是大家仍(reng)然可以体验到的历(li)史。中国的历(li)史学有一个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特性，在某些程度上比较经(jing)验主义也比较朴素。所谓经(jing)验主义是指史学似乎比较排斥先验性的东西，理论(lun)带有先验性，而历(li)史往往难(nan)以归(gui)纳，即将所有现象归(gui)纳起来总结(jie)出规律，在逻辑上也很难(nan)演绎。它更强调时(shi)间、空间以及特殊性。所谓朴素是指历(li)史研究主要依靠前一个时(shi)代积累的材料(liao)，人们往往依据常识去解读。因此，历(li)史知(zhi)识的生成往往是“聚沙成塔”的过程。历(li)史思维与其他学科的思维有所不同。我们经(jing)常提到“三大逻辑”，分别是理论(lun)逻辑、实践逻辑和历(li)史逻辑。历(li)史逻辑是时(shi)间和空间的关联，任何人物和事件都发(fa)生在特定的时(shi)空中间，受到前面的影响，也会在未来产(chan)生影响。
《讲坛上的中国：民国人文讲演录》 张春田编 南(nan)京大学出版社
今天这两本书，第一本是《讲坛上的中国：民国人文讲演录》，它并非著作，是编者将民国时(shi)期著名(ming)人士的演讲汇编成书，在今天看(kan)来属于“史料(liao)”。同学们刚开始读这本书时(shi)，可能会有疑问，民国时(shi)期的演讲对我们现在所处的时(shi)代有什么价值？但读后(hou)就会发(fa)现许多问题是贯通(tong)的。这种贯通(tong)性，如果用一个具体形象去表达，就是人民英雄纪念碑。只要纪念碑在，我们就同处在一个历(li)史纪元。纪念碑碑文由毛泽(ze)东起草，周恩(en)来手书，正文一共三句话、114个字。每句话都由时(shi)间起始。第一句话开头是“三年以来”，第二句话开头是“三十年以来”，第三句话开头是“由此上溯到一千(qian)八百(bai)四十年”。正是天安门广场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表达了近代中国革命时(shi)间和空间的延续性。也正是因为碑文最后(hou)一句话中的“一千(qian)八百(bai)四十年”，揭示了我们同处历(li)史纪元的时(shi)间起点。可以说，这个纪元的启动(dong)归(gui)于一个命题之中，那么，这个命题是什么？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li)史和灿烂的文化，是世界古文明中唯一延续数千(qian)年至(zhi)今的文明。但是，为什么中华文明在19世纪中期与西方的碰(peng)撞中一触即溃？“由此上溯到一千(qian)八百(bai)四十年”，也就是第一次鸦片战(zhan)争开始的时(shi)间。战(zhan)争从1840年6月英国舰队抵达广东海面开始，到1842年8月29日(ri)在南(nan)京下关江面结(jie)束。为何那时(shi)结(jie)束？因为英军兵临当时(shi)长江下游最重要的城市、朝廷在东部的政治和经(jing)济中心南(nan)京，截断长江和运河，漕粮无法北上，严重危及朝廷财政。英军到达南(nan)京之前清军抵抗是否激烈？在第二次定海之战(zhan)中，三位总兵同日(ri)殉国。还有在镇(zhen)江，江宁副都统海龄率部死守，八旗兵作战(zhan)尤其勇猛(meng)，一些旗兵上阵前杀死妻儿，以防落入敌手受辱。然而，根(gen)据英国的《官方中国战(zhan)争史稿》（Draft Offi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War）记载(zai)，镇(zhen)江之战(zhan)，英军仅死亡37人，失踪3人，受伤128人。英军在镇(zhen)江之战(zhan)中的死亡人数，还是在两年战(zhan)争中所有战(zhan)役中最多的。虽(sui)然有历(li)史学家质疑英方故意缩小伤亡人数，做了重新(xin)估计(ji)，但一般而言，战(zhan)争伤亡以伤亡方统计(ji)为准。中国与西方的第一次激烈碰(peng)撞，就是以这样(yang)惨(can)烈的结(jie)果收场的。
在阅(yue)读《民国人文讲演录》时(shi)，可能大家会有疑问，那时(shi)不少中国有识之士，为何对西方如此倾(qing)慕，认(ren)为只要照搬(ban)西方那一套，一切问题可以迎刃(ren)而解。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渴(ke)求(qiu)现代化，而现代化起源(yuan)于西方。回想一下人类的历(li)史进程，科学和技(ji)术(shu)、政治和文化在200多年前，有一次剧烈的变革。18世纪开始，两件事情出现在欧洲。一件是科学和技(ji)术(shu)层面的，也就是起源(yuan)于英国的工业(ye)革命。另一件是政治和文化层面的，就是法国大革命。《民国人文讲演录》中，有识之士不断提到工业(ye)革命，章太炎(yan)、蔡元培(pei)等也常常讲到法国大革命。“双元革命”推动(dong)了人类历(li)史整(zheng)体改变，这就是现代化。现代化毫无疑问具有伟大进步意义，试想，如果没有抗生素的发(fa)明，人类的寿命不会有今天这么长。虽(sui)然现代化是好事，但它却(que)伴(ban)随着一件坏事向全世界扩散，这就是殖民主义。号称“日(ri)不落帝国”的英国在征服全世界的过程中，把欧洲的准则赋予人类的普遍性，重新(xin)定义了“文明”与“野蛮”、“落后(hou)”与“先进”。
“由此上溯到一千(qian)八百(bai)四十年”，从那时(shi)起，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既要反抗列强侵(qin)略，又要实现现代化。我们可以想象，毛泽(ze)东是在何等激动(dong)的情绪下起草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周恩(en)来写了40多遍才(cai)挑(tiao)选出最满意的一幅。纪念碑于1949年9月30日(ri)傍晚6点举行奠基仪式，毛主席铲了第一锹土，当纪念碑建成时(shi)，已是1958年4月。这座纪念碑凝聚着中国人民100多年前赴后(hou)继(ji)的牺(xi)牲和探索。纪念碑的北面碑心石料(liao)采自青岛浮山，是一整(zheng)块最初重达300多吨的花岗岩，经(jing)开采、打磨(mo)减重再(zai)运到北京，耗费巨(ju)大人力。汉白(bai)玉主要采自北京房山，浮雕由八块主浮雕和两块装饰(shi)浮雕组成，反映从虎门销烟到渡江战(zhan)役的八个历(li)史事件。浮雕中的170个人物，都有真人模特。雕塑家们还特意请来解放军战(zhan)士，要求(qiu)他们做裸体模特，以便准确(que)把握骨架和肌肉。许多战(zhan)士害(hai)羞，要求(qiu)保(bao)留一条短裤。此外，还要训练工匠学习西洋美术(shu)，从基础(chu)理论(lun)开始。就这样(yang)，人民英雄纪念碑耗时(shi)近9年才(cai)建起来。
近代中国的开场是如此悲(bei)怆，无数仁人志士探寻救亡图存的道(dao)路。一方面，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另一方面人们又在思考为什么会失败，还要向压迫自己的敌人学习。党的二十大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如何理解这个命题，需要不断回溯历(li)史。从晚清到民国，无数仁人志士提出各种民族复兴方案，中国何时(shi)才(cai)算(suan)找到一条正确(que)的道(dao)路？1949年具有“创(chuang)世纪”的重要性，而此后(hou)30年，中国筚路蓝缕，不断探索，直到迎来改革开放时(shi)代。而改革开放，也并非一帆风顺，从1978年到1992年，也是跌宕(dang)起伏。这两本书连接(jie)起来，就是中国一个半(ban)世纪的探索之旅(lu)，阅(yue)读这两本书，就是让大家用历(li)史逻辑去理解我们所处时(shi)代的历(li)史方位。
看(kan)待西化与守旧之争，要还原具体的历(li)史情境
历(li)史强调具体情境。丹(dan)尼尔·贝尔（Daniel Bell）曾说，一代人为之艰苦奋斗的事情在另一代人往往看(kan)得平淡无奇(qi)。你们在阅(yue)读《民国人文讲演录》时(shi)可能会认(ren)为，一些讲者的思想有些“幼稚”，例如他们主张全盘西化。然而我们需要回到具体历(li)史情境去看(kan)待这个问题，那时(shi)的一些人看(kan)到东西之间在现代化上的巨(ju)大差(cha)异，震(zhen)撼(han)之下难(nan)免会仰视西方。但是，也有一些人亲身体验西方文明后(hou)，反而主张坚守中华传统文化。大家有没有看(kan)到南(nan)大出版社的茶杯上有八个大字？“昌明国粹，融化新(xin)知(zhi)”。之所以有这八个字，是因为南(nan)京大学的前身是民国时(shi)期的南(nan)京高(gao)等师范(fan)学校，南(nan)高(gao)师在五四运动(dong)之后(hou)，与北大是中国思想界一南(nan)一北两大阵营。北大高(gao)举新(xin)文化大旗，要求(qiu)革新(xin)，批判(pan)传统。南(nan)高(gao)师守护中华文化，被(bei)视为保(bao)守。南(nan)高(gao)师的老师，很多留学欧美，他们目睹了一个巨(ju)大的灾难(nan)——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zhan)。如果西方文明就代表人类发(fa)展方向，那么为什么会酿成人类历(li)史上第一次如此惨(can)烈的战(zhan)争？一战(zhan)在人类思想史上的意义也许超(chao)过二战(zhan)，因为在当时(shi)，欧洲一代人没有了。因此，他们并不觉得西方都是对的，对西方有质疑。这种质疑反过来，就是不能抛弃中国传统，而是需要扬弃，主张“昌明国粹，融化新(xin)知(zhi)”，这就是学衡派。
学衡派与新(xin)文化同人看(kan)似对立，但实际上是互补共进关系。问题在于，在近代中国的具体情境中，传统的东西又很容易被(bei)统治者利用。因此，我们提出“第二个结(jie)合”，是马克思主义同什么相结(jie)合？请注意不是简(jian)单的中华传统文化，而是“中华优秀(xiu)传统文化”。
大家阅(yue)读《民国人文讲演录》时(shi)，是否注意到鲁迅的演讲《无声的中国》？大家应该都知(zhi)道(dao)这篇(pian)文字，特别是其中一句话，“譬如你说，这屋(wu)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wu)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有没有人知(zhi)道(dao)《无声的中国》这场演讲是鲁迅在哪里发(fa)表的？是香港。 1927年鲁迅在香港做了两场演讲，其中一场就是《无声的中国》，是鲁迅在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演讲。可能大家会有疑问，鲁迅此次演讲的内容例如白(bai)话文运动(dong)、文学革命等，到了1927年已经(jing)不是新(xin)鲜事，他为什么还在讲呢？这是因为香港之行使他震(zhen)惊了。内地早已深(shen)受新(xin)文化运动(dong)的洗礼，但香港还在“尊孔读经(jing)”。
1927年时(shi)，香港在文化领域发(fa)生了一件大事，香港大学设立了中文学院。香港大学于1911年成立，完全以英语为教学语言。港督卢吉（Frederick Lugard）说，香港大学“为中国而立”，实际含义是将英帝国思想文化传布于中国，但英国人也知(zhi)道(dao)中国难(nan)以征服，尤其在思想文化方面。1919年五四运动(dong)如火如荼(cha)，到20世纪20年代，广州成为国民革命中心，香港备受冲击。1922年香港海员大罢工发(fa)生，1925年到1926年省港大罢工持续近16个月，曾经(jing)是人类历(li)史上持续时(shi)间最长的罢工。
省港大罢工期间，一位名(ming)叫罗旭龢的香港商绅提出，中华传统文化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最佳“解毒(du)剂”，建议港英政府建立一个中文教育系统。把这个建议落实的是港督金文泰（Cecil Clementi），他是个中国通(tong)，能说一口流利的官话和广东话，喜欢结(jie)交遗老遗少，动(dong)辄就讲中国传统文化好。在他推动(dong)下，香港大学成立中文学院，邀请前清翰林授课，讲四书五经(jing)。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英国统治者与华人精英勾结(jie)共谋(mou)，对抗五四宣扬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阻碍新(xin)思想新(xin)文化在香港传播，防止(zhi)革命蔓延。因此，鲁迅在1927年看(kan)到香港原来是这样(yang)的，这才(cai)有《无声的中国》和《老调子已经(jing)唱完》两次演讲。
所以，我们不能简(jian)单地理解“守旧”和“西化”之间的关系。
《邓(deng)小平时(shi)代》 [美] 傅高(gao)义 冯克利译(yi) 三联书店(dian)
中国共产(chan)党人孜孜以求(qiu)的两个革命目标是富(fu)强与平等
第二本书是傅高(gao)义教授写的《邓(deng)小平时(shi)代》。要讲清楚邓(deng)小平时(shi)代，必须要明白(bai)邓(deng)小平时(shi)代之前，中国经(jing)历(li)了怎样(yang)的探索。中国共产(chan)党人的革命目标聚焦于近代以来中国人民追求(qiu)的两个重要理想。第一个是富(fu)强，这个好理解。从1840年开始，中国就不断遭受列强欺(qi)凌，先是被(bei)英国打，到了1860年，中国首(shou)都第一次被(bei)外国军队占领。皇帝病(bing)死在承德，回京时(shi)已经(jing)成了一具棺材。1901年签订《辛丑条约》，赔(pei)款4.5亿(yi)两白(bai)银，本息9.8亿(yi)两。半(ban)个世纪里，日(ri)本还发(fa)动(dong)了两次侵(qin)略战(zhan)争。对于海外青少年来南(nan)京看(kan)什么，我们向有关部门提过建议，有个地方必须去看(kan)——南(nan)京大屠杀遇难(nan)同胞纪念馆。看(kan)了就明白(bai)了，国家为什么要追求(qiu)富(fu)强。
第二个目标可能大家不一定理解，就是平等。近代中国统治者用中华传统文化抗拒马克思主义，然而，不少熟读儒家经(jing)典的知(zhi)识分子却(que)又拥抱马克思主义。儒家有个“大同”的理想，这和共产(chan)主义理想，有契合之处。《礼记·礼运》有云：“大道(dao)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gua)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面对春秋战(zhan)国的乱世，儒家把未来设定在过去，从夏商周的“小康”，追溯远古的“大同”。而马克思主义诞生于欧洲资本主义野蛮扩张的那个最血腥(xing)、最贪婪的时(shi)代，马克思、恩(en)格斯批判(pan)资本主义，也从共产(chan)主义理想的原始形态阐发(fa)人类未来走向。
从《邓(deng)小平时(shi)代》可以清楚地看(kan)到一条线索，随着中国外部环境的改善，中国的外向型经(jing)济发(fa)展起来，经(jing)济体制改革也随之提上议事日(ri)程。关于这些问题，建议大家除了《邓(deng)小平时(shi)代》，还要读一读萧冬连教授的两本书《筚路维艰：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五次选择》和《探路之役：1978－1992年的中国经(jing)济改革》，尤其是第二本书。改革并非一帆风顺，特区(qu)在1980年代初曾引(yin)起巨(ju)大争论(lun)。而市场经(jing)济的提出，更是一开始不敢直接(jie)说经(jing)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市场经(jing)济体制，换了个说法叫“社会主义商品经(jing)济”。在向市场经(jing)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中国曾采取“增量改革”路径，即计(ji)划经(jing)济部分先不要大动(dong)，在计(ji)划体制外另建一条通(tong)往市场之路。结(jie)果又产(chan)生了“价格双轨制”。一种商品有了两个价格，一个是由国家计(ji)划机关的定价，一个是由市场决(jue)定的价格，后(hou)者高(gao)于前者。这就又产(chan)生了社会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脑体倒挂”，吃财政饭的脑力劳动(dong)者不如小商小贩们赚得多，社会上有顺口溜(liu)说，“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shu)刀的不如拿杀猪刀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倒买倒卖，通(tong)过特权把计(ji)划内的商品倒到市场上去卖，“十亿(yi)人民九亿(yi)倒，还有一亿(yi)在寻找”。1988年国家决(jue)定搞“价格闯关”，准备“强行并轨”，价格都由市场决(jue)定。原本想法很好，还有配套措施，例如同时(shi)提升工资水平。但是忽视了社会心理预期。其实，前面没有白(bai)付出教训，“价格闯关”为后(hou)来价格体制的理顺做了先期准备。
到了1990年代，邓(deng)小平感到改革开放政策受到质疑，他在1992年力挽狂澜，以87岁高(gao)龄，通(tong)过“南(nan)方谈话”拯救改革开放，确(que)认(ren)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路线不动(dong)摇。“南(nan)方谈话”之后(hou)，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jing)济体制，犹如一层窗户(hu)纸被(bei)捅(tong)破。
1992年之后(hou)，中国飞速发(fa)展，尤其是加(jia)入WTO之后(hou)。党领导的举国体制与市场经(jing)济相结(jie)合，是中国模式的基本特征之一。邓(deng)小平“南(nan)方谈话”过去20年后(hou)，世界步入“百(bai)年未有之大变局(ju)”，原来的全球化进程和国际秩序，遇到了结(jie)构(gou)性矛盾和历(li)史性问题，发(fa)展中国家和发(fa)达国家都面临各自的困境，催生出“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全球性议题。因此，中国在反思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基础(chu)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新(xin)方向。从救亡图存走到今天，接(jie)下来的路还很长，需要我们不断回望历(li)史，从中汲取智慧和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