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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刘心武近照。
小说按篇幅(fu)一般分为小小说、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和长(chang)篇小说。长(chang)篇小说这个体裁很(hen)重要。中外文学史上(shang)许多作家热衷(zhong)于(yu)长(chang)篇小说的写作,最后在文学史上(shang)占有席位。当然,也有的作家一生(sheng)未写长(chang)篇小说,但在文学史上(shang)不但占有席位,而且成为文学创作高峰。比如俄(e)罗斯作家安东·契诃夫、我们自己民族(zu)的鲁迅。
我是(shi)从小就喜欢文学、喜欢写作,而且很(hen)早就尝试投稿。前几年经常有记(ji)者问我:“刘老师,您(nin)能(neng)不能(neng)谈一谈您(nin)的处(chu)女作《班主任》发表的前后情况?”我只好解释,这不是(shi)我的处(chu)女作,《班主任》1977年发表,我的处(chu)女作1958年就发表了。那年我16岁,高中还没有毕业,就发表了我的第一篇文章(zhang),是(shi)对苏联小说《第四十一》的评论。
2012年我出版了文存,收进了从1958年到(dao)2010年我的所有作品。我把《班主任》之(zhi)前的这些文字收为一本,叫做《懵懂集》。《班主任》之(zhi)前,我的写作都是(shi)懵懵懂懂的,《班主任》是(shi)我个人的一次觉醒。
1979年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举(ju)办了一场中长(chang)篇小说作家座谈会(hui)。那次会(hui)议上(shang),茅盾先生(sheng)鼓励中青年作家在写出了优秀的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后,要尝试长(chang)篇小说的创作。当时我只发表过短篇小说,开(kai)始写中篇小说,还没打(da)算写长(chang)篇。会(hui)上(shang)茅盾先生(sheng)来(lai)了一句——现在这个声音还在我耳边(bian)回响——“刘心武来(lai)了吗?”我立刻站起来(lai),和茅盾先生(sheng)四目相对。我们对视的时间只有几秒,但他的眼(yan)神给(gei)我的滋养非(fei)常丰富,既有关心,也有鼓励,还有期望,我感动极了。自那以后,我就下定决(jue)心要写长(chang)篇。
写长(chang)篇小说面临两个最重要的问题,第一是(shi)写什么?第二是(shi)怎么写?首先解决(jue)写什么。当时我从北京出版社调到(dao)北京市文联,成为一名专业作家。思来(lai)想去,我要写北京市民生(sheng)活。因为我熟悉。我1950年8岁时跟随父母从重庆来(lai)到(dao)北京,从此就一直定居北京。
当时要求深入生(sheng)活,需要蹲点。我去了东四人民市场。那里原本是(shi)一座寺庙,名为隆福寺,前门在隆福寺街,后门位于(yu)钱粮胡同。我少年时代就住(zhu)在钱粮胡同,上(shang)小学和中学都要穿过隆福寺,目睹它从一个寺庙变(bian)成了一家百货商场。
商场开(kai)门之(zhi)前,我就和售货员一起去仓库里搬货、补货,然后上(shang)柜台售货,商场关门了之(zhi)后继续盘点、清(qing)货,参与了商场营业的全过程,也接触到(dao)营业期间在售货员、顾客之(zhi)间发生(sheng)的各种各样的故事。跟售货员熟悉之(zhi)后,我还得寸进尺地(di)提出去人家家里看看。售货员就带我去他们居住(zhu)的四合院里,这样我就对胡同、杂(za)院有了更多的接触。我深入生(sheng)活的触角越来(lai)越多,生(sheng)活积(ji)累越来(lai)越丰厚(hou)。
题材就这样确定了——北京市民生(sheng)活。但这只是(shi)我要写的内容,并不能(neng)算“写什么”这个问题的全部回答。我究竟要通过这部作品探索和表达什么呢?后来(lai),我找到(dao)了一个象征(zheng)性的符(fu)码——钟鼓楼。
钟鼓楼位于(yu)北京城中轴线最北端,是(shi)两座明(ming)代修建的古老建筑,用于(yu)报时,具有充分的符(fu)码性。我写北京市民生(sheng)活,而且我要把历史与当下结合起来(lai)写,探讨(tao)时间的意义:时间流淌过城市,就形成了历史;时间淌流过个体,就构成了命运。《钟鼓楼》前面有题词:“谨将此作呈献在流逝的时间中,已经和即将产生(sheng)历史感的人们”,我要在作品中表达一种“历史感”。
“写什么”的问题解决(jue)了,接下来(lai)就是(shi)“怎么写”。关于(yu)“怎么写”,我有一些体会(hui)。我认为写小小说要注重情趣,以情趣取胜;短篇小说开(kai)始容纳(na)思想,需要有一个好的主题;中篇小说前两点都得有,还要把握整个文本的情调。我揣摩鲁迅的小说,就特(te)别重视他每篇小说所形成的不同的叙述调式,例如《狂人日(ri)记(ji)》是(shi)亢奋、激昂的调式:“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yan)呢?”“救救孩子(zi)!”例如《伤逝》:“如果我能(neng)够(gou),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zi)君,为自己”“初(chu)春的夜(ye),还是(shi)那么长(chang)”,则是(shi)惆怅、哀怨和忏悔的调式。
长(chang)篇小说最要紧的是(shi)结构问题。中外有很(hen)多优秀作品的结构都可(ke)以参照。如“串(chuan)珠式”,把“我”的人生(sheng)中一些重要的生(sheng)命片(pian)段像珍珠一样串(chuan)联起来(lai),例如英国作家狄(di)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还有一种我将其称为“登(deng)楼式”,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li)斯朵夫》就是(shi)这样写的:主角在少年时代初(chu)尝情感的甜美,这是(shi)一个台阶,后来(lai)他进入音乐界,与父亲一起去宫廷演奏,一级一级往上(shang)升,最后到(dao)了巴黎,进入西方最重要的文化场所,谱出伟大的乐章(zhang)。此外还有“横(heng)剖式”等。阅读了大量(liang)作品后,我最想学习(xi)的是(shi)李劼人《死水(shui)微(wei)澜》的结构,我将其称为“编辫式”,三个主要人物的命运纠缠、扭结在一起,就好像把三缕头发编成一条美丽的辫子(zi)。
但到(dao)头来(lai)我不想模仿(fang)前人的既有结构,我应该在结构上(shang)创新。我最后独创了一个结构,我将其称为“橘瓣(ban)式”。
在人物设置上(shang),我参照张择端的《清(qing)明(ming)上(shang)河图》。《清(qing)明(ming)上(shang)河图》中有很(hen)多人物,你找不出哪个人物是(shi)主角,但你能(neng)找到(dao)每个片(pian)段里的主角。例如船过虹桥那段,船上(shang)的船夫就是(shi)主角。我将《钟鼓楼》的故事设置在1982年12月12日(ri)早上(shang)5点到(dao)下午5点,空间是(shi)钟鼓楼下的普通四合院。这个四合院里有十来(lai)户(hu)人家,每一户(hu)人家就好比一个橘子(zi)瓣(ban),具有相对的封闭性,面临着自己的问题。但是(shi)他们住(zhu)在一个院子(zi)里,就像橘子(zi)瓣(ban)合拢(long)之(zhi)后构成了一个总体。
橘子(zi)瓣(ban)还需要有橘子(zi)皮包裹。橘子(zi)皮是(shi)什么?就是(shi)一场婚礼。这场婚礼把整个四合院的人家都牵连进去,还把院外的人也吸进来(lai)了。2021年,美国亚马逊穿越出版社出版了我的《钟鼓楼》英译本,译名为《The Wedding Party》,即《婚礼派(pai)对》。我同意这样的译法。
《钟鼓楼》是(shi)我的第一部长(chang)篇小说,获得了第二届茅盾文学奖(jiang)。我在茅盾先生(sheng)的鼓励下,一直坚持长(chang)篇小说的写作,后来(lai)又(you)写了《四牌楼》《栖凤楼》,与《钟鼓楼》构成“三楼系列”,还写了《风过耳》,本世纪又(you)推出了《飘窗》《邮轮碎(sui)片(pian)》。我坚持与时代同步,以小说形式为社会(hui)进程留痕(hen),在人性探索、人生(sheng)意义的追问以及(ji)结构创新、文本韵味方面都努力下功夫。
多年来(lai),我在文学大观园里始终没有消失,在默(mo)默(mo)劳作。我在写作上(shang)追求美,同时也包容自己,不追求完美。我是(shi)小小的、米粒(li)大的苔花,但是(shi)我也开(kai)放,我要努力把自己绽圆了。
《 人民日(ri)报 》( 2025年02月19日(ri) 20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