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出生于美国的朱迪斯·巴(ba)特勒是当代最著名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之一，专注于女性主义批评(ping)、性别研究、当代政治哲学和伦理学等领域，被视为酷儿运动的理论先(xian)驱。在《消解性别》中，巴(ba)特勒第一次将目光放在普通(tong)人和他(ta)们的生活上，批判男(nan)女二元的性别框架，反驳各种形式的性别本质论。

在巴(ba)特勒看来，性别规范有着两(liang)面性。一方面，如果没(mei)有一定的规矩，人们就无法相互理解和承认(ren)，但另(ling)一方面，让日子过不下(xia)去的正是这些规矩，因此(ci)唯(wei)一可行的做法是让性别这个概念保持开放性和不可知性。书中写(xie)道(dao)：“为了要生活，要好好生活，为了能够知晓朝哪个方向(xiang)前进才会改变我们的社会世界，我们需要规范；但是，我们也会受困于规范，有时规范会对我们施加暴(bao)力，而(er)为了社会公正，我们必须反对它们。”正如巴(ba)特勒所说(shuo)：“批评(ping)的意(yi)义在于对束缚生活的规矩提出质疑，好让生活方式具有更多的可能性。”

《消解性别》

在日常生活中，“男(nan)性特质”“女性特质”都是常见的话术，但它们并不是一种固定标准。你口中的定义和七大(da)姑八大(da)姨很可能不同，甚至完全相反，而(er)在网络上，这样的碰撞更是常见。也就是说(shuo)，这些话术总会随着社会和文化的变化而(er)变，即使是某些看似“约定俗成”的概念，也处于漫(man)长的被制造过程中。

在这种情(qing)况下(xia)，“性别”的社会规范和一个完整的正常人之间，难免存在矛(mao)盾(dun)和束缚，甚至会衍生为政治问题。同性婚姻就是如此(ci)，正如书中所言：“政治是由可理解的话语构成的，它要求我们采取某个立场，不论这个立场是赞同还是反对同性恋婚姻；但是，作为人和严肃的规范性政治哲学及(ji)实践的一部(bu)分的批判性思考则要求我们探问，这到底为什(shi)么以及(ji)如何成为了一个问题——一个决定什(shi)么会、什(shi)么不会在这里成为有意(yi)义的政治问题。在现有条件下(xia)，为什(shi)么‘成为政治’的前景(jing)恰恰依赖于我们在话语性地构成的二元结构中操(cao)作（而(er)不是探问）的能力，而(er)且努力地不去知晓性领域就是被迫受制于对这些条件的接受呢(ne)？”

巴(ba)特勒继而(er)将这一观(guan)点(dian)扩大(da)到广义层面。她认(ren)为，如果将“理解”视为主流社会规范下(xia)的结果，那么“一定程度上的不被理解，并不是一件坏事”。

至于应对之道(dao)，书名的“消解性别”就是巴(ba)特勒认(ren)为的正解。她认(ren)为，“为了成全自己，我们就必须先(xian)消解自己：我们必须成为‘存在’的更大(da)的社会结构的一部(bu)分，以创造出我们自己。”当然，这一点(dian)也存在悖论，“当性别规范开始(shi)在不同层次麻痹性别的能动性时，这个悖论就会加剧。”

“消解性别”被巴(ba)特勒视为女性主义的重要基础。她的“酷儿理论”来自于李银河的翻译，英文即Queer，原意(yi)为怪异的、怪癖的。在她看来，没(mei)有任何性取向(xiang)来自某种固定的身份，而(er)是仿佛演员一般、不断变化的“协同表演”。基于这一理论，巴(ba)特勒认(ren)为性少数群体在社会中的孤立是“异性规范化”的后果，社会性别亦(yi)非天生生理身份的表现，而(er)是人为规范化而(er)成。

被规范的从来不仅仅是少数群体

虽(sui)然巴(ba)特勒在《消解性别》中着重于性少数群体，但若以为她笔下(xia)的“规范”仅仅针对少数人，那就低(di)估了这本书的意(yi)义。

人类社会的“规范”，固然制造了基本秩序和伦理，但反过来也是对人类的限制。对于女性而(er)言，规训更是无处不在。

在现代文明社会，多数正常人会接受与包容(rong)各种少数群体，并不将之视为“异类”。虽(sui)然狭隘的人与观(guan)念依然存在，但在人类历(li)史上，这已经是特立独行者所面对的最好时代。

人类走到这一天着实不易，每一步(bu)都值得珍惜。仅仅在爱情(qing)层面，当人们习惯自由恋爱时，不要忘记就在一百(bai)多年前的中国，盲婚哑嫁仍是主流，抗议(yi)不但无效，还会被指斥为忤逆(ni)不孝，挣脱家庭枷锁的年轻人面对的是千夫所指。

相比男(nan)性，女性选择离经叛道(dao)，前路会更加崎岖。哪怕到了17世纪，西方女性地位仍然极低(di)，生活完全依附于男(nan)性，生活品质取决于丈夫的地位。要想衣食无忧(you)，只有两(liang)条路径：或者生来是贵(gui)族(zu)，或者嫁给贵(gui)族(zu)。当有女性选择离开家庭、工场和教堂(tang)，离经叛道(dao)的她们面临的命运极为艰(jian)难。

娜(na)塔莉·泽(ze)蒙(meng)·戴维斯在《边缘女人：十七世纪的三则人生故事》中就以三位女性为引线，借助各种档案、回忆录、自传、账本和画作等，剖(pou)析了那个时代的女性生活。

书中的三位女性各有际遇。格莉克尔·莱布长于经商，写(xie)下(xia)七卷本自传，玛丽·居雅投(tou)身教育和慈善，玛利亚·梅里安是艺术家和博(bo)物学家。她们都是普通(tong)女子，但又并不普通(tong)。她们既不是贵(gui)族(zu)，也不是谁的缪斯，她们从未淹没(mei)在母亲的身份中，也从未作为妻子而(er)被抹杀。

《边缘女人：十七世纪的三则人生故事》

玛利亚·梅里安精通(tong)水彩画和油画，还细心观(guan)察毛(mao)虫、蝇、蜘(zhi)蛛(zhu)及(ji)其他(ta)类似生物的习性。1692年，她因其离经叛道(dao)之举引发(fa)关注，“她抛(pao)下(xia)丈夫，前往魏(wei)沃特市(shi)的拉巴(ba)迪团体中找寻平静。”这只是人生转(zhuan)向(xiang)的开始(shi)，“她将满载着标本从美洲航行归来，将出版她的伟大(da)作品《苏里南昆虫变态》，将进一步(bu)充实她的《欧洲昆虫》，将成为阿(a)姆斯特丹的植物学家、科学家和收(shou)藏家圈子里举足轻重的人物，直到1717年去世。”

格莉克尔·莱布的人生更难挣脱，她12岁订婚，14岁结婚，30年间生了14个孩子，之后成了寡妇。虽(sui)然孤儿寡母，但她却也因为这意(yi)外挣脱牢(lao)笼，利用手中家业，做生意(yi)、放贷，成为那个时代的强悍女商人。更可贵(gui)的是，她在自传中讲述了许多故事，以此(ci)教育自己的孩子。在17世纪，她的教育已经极为超前，努力呼唤孩子的独立性，将之置于父母权威之上。

至于玛丽·居雅，她的内(nei)心折磨与宗教有很大(da)关系(xi)。从全书脉络来看，宗教影响(xiang)着三位女性的选择，但并非决定性选择。她们分别是犹太教徒、天主教徒和新教徒，走上了同一条追(zhui)求自我之路，并最终(zhong)实现了自我价值，而(er)且微微撼动了那个男(nan)性世界。

正是这三位在时人眼中离经叛道(dao)的女性，用自己的努力告诉世界：不管生在什(shi)么时代，被如何打压(ya)，遭遇多少不堪，“自我”仍然是作为“人”的最高追(zhui)求。

但这样的人终(zhong)究是少数，在电影《西西里的美丽传说(shuo)》中，莫(mo)妮卡·贝鲁奇以绝世风(feng)姿成就了影史上的经典形象。但也正是因为这份动人心魄的美，才让影片尾声的摧毁美更加触目惊心。一个女性在战(zhan)争期(qi)间的求生，在战(zhan)后成了罪过，人们通(tong)过道(dao)德谴(qian)责弱(ruo)女子，掩(yan)饰自己曾经的懦弱(ruo)与不堪。

类似的事情(qing)在一战(zhan)同样曾经发(fa)生。《女性史：20世纪卷》中写(xie)道(dao)：“成为妓女还是母亲？对于女性而(er)言，性选择向(xiang)来都介于两(liang)个极端对立的选项之间……在欧洲，对性的双重标准却带上了爱国主义的色彩……不忠的妻子被贴上了不爱国的标签，尤其是那些与战(zhan)俘发(fa)生关系(xi)的人。她们在德国媒体上受到嘲弄，并被处以罚款和监禁。在法国，法庭对通(tong)奸的妇女实行严厉的判决，对杀害了不忠妻子的士(shi)兵却宽大(da)处理。”

与此(ci)同时，女性养(yang)活自己并不容(rong)易。书中写(xie)道(dao)：“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高昂的战(zhan)时工资，而(er)在报酬较(jiao)低(di)的岗(gang)位工作的女性为其他(ta)行业较(jiao)高的工资付出了代价。传统女性职业仍然收(shou)入微薄，尤其是那些在家做工的女性。因为人们很难在这种情(qing)况下(xia)执行最低(di)工资法。”

从一战(zhan)到二战(zhan)，人们实际上都在面对同一个问题：“男(nan)人在外面丢的面子，回到家庭之后是要找回来的。面对战(zhan)争也同样如此(ci)，在外受到创伤的男(nan)人，战(zhan)后需要回到家庭重温(wen)其优越感。”

即使没(mei)有战(zhan)争，在整个人类社会，这种现象至今仍然存在。不少在外面打拼(pin)的男(nan)性，面对领导时唯(wei)唯(wei)诺诺，面对办公室复杂人际关系(xi)时忍气吞声，家才是唯(wei)一的宣泄渠道(dao)。因此(ci)，一战(zhan)结束后，复员军人的家庭暴(bao)力事件多到触目惊心。

所幸的是，这并不是20世纪的全部(bu)。在人类历(li)史上，20世纪是一个“女性”身份彻底被重构和确立的时代。女性从静默的他(ta)者和被注视的客体，慢慢在大(da)众媒体的影响(xiang)下(xia)开始(shi)融合汇(hui)聚，并在20世纪中后期(qi)到达了一个文化认(ren)同的高潮。在媒介传播的影响(xiang)下(xia)，女性不再是世界一隅的孤立个体，而(er)成为一个有着相似意(yi)识形态的集体。她们享有共同的审(shen)美爱好和世界观(guan)、价值观(guan)，具有更为趋(qu)同的女性特质，女性事实上由复数逐渐(jian)向(xiang)单数收(shou)缩。

在这个过程中，女性反抗着父权制的枷锁，但在资本主义和商业媒介的合谋(mou)之下(xia)，她们也越来越陷入了另(ling)一种单一身份的陷阱。

法国史学家、年鉴学派(pai)第三代的代表人物乔治·杜比，主编(bian)了巨著《女性史》，“20世纪卷”是其第五卷。

《女性史》

书中写(xie)道(dao)：“了解那些人生经历(li)跨越了20世纪的女性，你将被她们的不幸和伟大(da)所震撼。她们受到战(zhan)争、革(ge)命和独裁统治的打击，也见证了两(liang)性关系(xi)的巨变。我们现在是否(fou)已经到达了女性史的‘终(zhong)点(dian)’，到达了多年来稳定的、不可避免的解放进程的顶点(dian)？并非如此(ci)。如果诞生自第一次世界大(da)战(zhan)和俄国革(ge)命旋涡(wo)之中的20世纪地缘政治现在已经告一段落了，东方集团瓦解后自由主义的胜利所带来的‘历(li)史的终(zhong)结’的概念，也未能幸免于欧洲及(ji)其他(ta)地区一系(xi)列事件的冲击。‘历(li)史的终(zhong)结’对女性而(er)言到底意(yi)味着什(shi)么呢(ne)？是男(nan)性主导社会的末路和新社会黎明的到来？是一个性别分化几(ji)近消失的新时代？还是一个男(nan)性和女性既可以保持自己的独特身份又享有平等权利和机会的世界？”

这些问题显然还没(mei)有足够稳定的答案，但变化显而(er)易见。20世纪女性拥有和过往女性不一样的人生，取得的成就也是事实，包括投(tou)票权、生育风(feng)险的大(da)幅降低(di)、避孕措施和职场上的新机会等。

可这些“成就”同样是一种社会构建，在构建的过程中，有赞同和推动者，也有反对者，同时，没(mei)有任何成就是一劳永逸的。对女性进步(bu)运动的刻板认(ren)知，很容(rong)易让人忽视仍然存在的不公。审(shen)美层面的“规范”，也通(tong)过纤瘦的电影明星、模特和选美表现出来。

这导致“新女性”形象被固化：“她是一位专业的家庭主妇，既是家中的女王(wang)，又是精明的消费者。广告在贩卖商品的同时也贩卖图像。新女性看上去可能比以往的女性更加光鲜亮(liang)丽，但她们本质上并没(mei)有太大(da)的改变，因为广告同时也将女性自己变成了性对象和令人渴望的商品。”

被固化的女性，被“规范”的人生

对女性的固化，在婚姻层面呈现最为明显。上野千鹤子的《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一书中就写(xie)道(dao)：“婚姻市(shi)场对女性的局限性极强，比如说(shuo)女性不能有过多的异性朋友，不能有过于频繁的社交活动，不能主动去追(zhui)求性。一个主动的女生意(yi)味着她是婚姻市(shi)场外的‘社会女性’，不配(pei)作为结婚考虑对象，是被玩弄宣泄的对象。而(er)一个男(nan)性在步(bu)入婚姻前与这样的‘社会女性’游戏，而(er)到谈论婚姻时要求婚配(pei)的女性是白纸一张。这种风(feng)气往越小越偏远的地区越严重。”

上野千鹤子还曾写(xie)道(dao)：“对子宫的统治本来就是围绕(rao)出生婴儿的归属之争，这正是父权制的核心问题。”

如果探究问题的根本，那么上野千鹤子的另(ling)一个发(fa)问或许更为关键：“原本革(ge)命应当是不分性别的自由公民的解放，为何结果只是男(nan)性的解放，女性解放则被搁(ge)置了？”直至今日，它仍然没(mei)有答案。

在上野千鹤子看来，性别是太过明显的阶级对立，以至于容(rong)易被忽略。在日常生活中，这种被忽略甚至被“自然化”的对立无处不在。比如对性的看法就是如此(ci)，维多利亚时代的性伦理要求女性不能看也不能触碰自己的性器官，在这一要求之下(xia)，明明是自己的身体，对女性而(er)言却是最为疏远的陌生之物。这样的伦理要求，直到今天仍有巨大(da)市(shi)场，许多女性仍误以为对性的无知是“可爱”的表现，甚至谈“性”色变。

其实这一切的本质是经济问题，《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如同一把手术刀，所剖(pou)开的是近现代社会的性别经济结构。

成书时的1990年，正是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开启“失去的三十年”之时，普通(tong)家庭无法承受高昂的市(shi)场化外包服务，因此(ci)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全职妈妈。

全职妈妈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她们在家操(cao)持家务，却没(mei)有相应收(shou)入，许多男(nan)性回到家，往往还会来一句“你呆在家里什(shi)么也没(mei)干”。

这恰恰反映了父权制的经济基础，也就是男(nan)性对女性劳动力的统治。这种统治的根本问题在于生产费用的不平等，比如男(nan)性在外工作养(yang)家，当然很辛苦，但如果将女性在家操(cao)持家务所耗费的时间与精力，对应为市(shi)场化费用（可以想想市(shi)场上月嫂和保姆的收(shou)入标准，还有教师的收(shou)入标准），很多男(nan)性的收(shou)入甚至无法承担这笔费用。与此(ci)同时，女性的牺牲也非常大(da)，她们或者告别职场，很难重返，或者要牺牲事业，升(sheng)职比男(nan)性更困难。

很多人或许会认(ren)为，这种比较(jiao)并不合理，因为古代女性根本不出去工作，“男(nan)主外女主内(nei)”是传统，如今的全职妈妈，或者职场女性的家庭付出，不过是对传统的继承，并不是一种新的剥(bao)夺。这个说(shuo)法当然是荒谬的，因为近代资本主义崛起的依托，就是机器化生产、市(shi)民社会和教育普及(ji)，它必然使女性能够接受教育、参(can)与社会事务并参(can)与社会生产，也必然会打破“男(nan)主外女主内(nei)”的所谓传统。但与此(ci)同时，父权制的存在，使得男(nan)性多少成为获益者，往往可以享受女性“内(nei)外兼顾”所产生的剩余价值。

现代社会继承了传统社会的一种观(guan)念，即刻意(yi)强调女性的爱与母性。这种将女性推上神坛的价值观(guan)，几(ji)乎已经成为教科书一般的真理。但正如上野千鹤子所说(shuo)，这实际上是“长久以来榨取女性劳动的意(yi)识形态机制”。既然爱是“无条件付出”，母性是“隐忍和牺牲”，那么就可以等同于无价值劳动。它们看似对女性的赞美，实际上遮蔽了女性被剥(bao)削、被压(ya)迫的地位。

即使无数人曾提出女性的“自主权”，但正如《消解性别》中所言：“任何一个自主权的概念都有着局限。自主权实际上是在社会条件制约下(xia)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方式。那些社会工具可以赋(fu)权，但也具有约束力，而(er)在很多情(qing)况下(xia)，这两(liang)种功能同时发(fa)挥着作用。”

不管是否(fou)认(ren)同巴(ba)特勒在《消解性别》中提及(ji)的“规范”，都不能回避这样的事实：“规范就是那种决定了‘可理解的’生活、‘真正的’男(nan)人和‘真正的’女人的东西。如果我们违(wei)背这些规范，就很难说(shuo)我们是否(fou)还能生活下(xia)去、是否(fou)还应该生活下(xia)去，我们的生活乃至生命是否(fou)还有价值、是否(fou)能变得有价值，我们的性别是否(fou)是真实的、是否(fou)能被看作是真实的。”

上野千鹤子所批判的父权、所揭(jie)露(lu)的女性被剥(bao)削的隐藏事实，都以这样的“规范”而(er)呈现。具体在社会层面，它被渲染为“女人一定要结婚”“不生孩子的人生就不完整”等常见话语。无数人选择“适(shi)应”，但这并不意(yi)味着《消解性别》中提到的解决方案并不可行。事实上，开放的心态和认(ren)知，永远是人类进步(bu)的倚仗(zhang)，在性别问题上同样如此(c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