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阴霾密布的冬天，商务印书馆推出了欧洲近(jin)现(xian)代史学(xue)家P.M.H.贝(bei)尔(er)（P.M.H.Bell）的扛鼎之作《第二次世界大战(zhan)的起源：欧洲战(zhan)场》（以(yi)下称(cheng)《二战(zhan)起源》）的第三版。二战(zhan)结束之后(hou)的八十年间，研究此次大战(zhan)起源的作品可谓汗牛充栋，国际史学(xue)界最聪明的头脑几乎全员忖思过这一(yi)重大问(wen)题，这些思想活动(dong)的精髓有(you)些凝练成(cheng)脍炙人口(kou)的作品广为流传，有(you)些囿于学(xue)者(zhe)自身的兴趣而未见诸笔端，但(dan)持久地照亮了后(hou)续的国际关系史研究。

尽管作为历史学(xue)家的贝(bei)尔(er)写作《二战(zhan)起源》的初衷并不是为国际关系学(xue)科提供一(yi)部“教辅材料”，但(dan)这本书的谋篇完(wan)美地契合了E.H.卡(ka)尔(er)（E.H. Carr）等国际关系理论家在其核心著作中(zhong)提出的分析(xi)框架。熟悉古典现(xian)实主义理论的读者(zhe)很容(rong)易在贝(bei)尔(er)和(he)卡(ka)尔(er)之间发现(xian)近(jin)乎严丝合缝的对照。《二十年危机》（The Twenty Years’ Crises）和(he)《民族主义及其后(hou)》（Nationalism and After）这两部经典作品中(zhong)所列(lie)出的战(zhan)间期的种种危机在合并同类项之后(hou)可以(yi)概括为：自由贸易难以(yi)为继所导致的经济危机、集体安全失败所导致的军备竞赛、意识形态畸(ji)变所导致的民主恶果。而这三重危机正好是《二战(zhan)起源》第二部分的三个核心主题：意识形态的作用(yong)、经济问(wen)题与战(zhan)争爆发、战(zhan)略的作用(yong)与武装力(li)量。

卡(ka)尔(er)认为，导致战(zhan)间期混乱状态的根本原因是维持十九世纪和(he)平秩序的前提条件全部瓦解，这些条件包括：领土和(he)市场的无限(xian)扩张；充满(man)自信但(dan)并非高压的英国霸权管理着(zhe)世界；团结一(yi)致的“西方”通(tong)过不断扩大可以(yi)共同开发和(he)利用(yong)新的疆(jiang)域(yu)化(hua)解内部冲突；人们自然而然地坚信经济上正确的事情在道德上也必然正确；公众意见被(bei)认为是可靠的，可以(yi)作为判断的依据。一(yi)战(zhan)之后(hou)，所有(you)上述条件都(dou)不复存(cun)在。更为严重的是，替代方案也尚不存(cun)在，而且在之后(hou)相(xiang)当长一(yi)段时间里都(dou)不存(cun)在。主要国家在试图应对这一(yi)危机的过程中(zhong)采取了极为冲动(dong)、极其有(you)害的方式，有(you)些是迫不得已，有(you)些是主动(dong)为之。贝(bei)尔(er)的著作对这一(yi)过程如何发生以(yi)及为何会如此发生给出了详尽而深刻的历史叙述，不仅使用(yong)了大量一(yi)手文献(xian)，而且兼收并蓄了前人的研究发现(xian)。这是成(cheng)篇较早的国际关系经典著作所未能(neng)涵盖的。

在第五到第八章对意识形态的讨论中(zhong)，贝(bei)尔(er)指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自由民主被(bei)多(duo)重危机所削弱，从而呈现(xian)出裹(guo)足不前的状态，在这种困境下诞生的新的意识形态对民众而言充满(man)了诱惑，其中(zhong)就包括了法西斯主义。事实上，二三十年代的欧洲有(you)超过十个国家发生了政府体制的变化(hua)，但(dan)为什(shi)么(me)发生在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应当被(bei)区别看待？贝(bei)尔(er)多(duo)角度呈现(xian)了当时以(yi)及后(hou)世的思想家对法西斯主义截(jie)然不同的看法：一(yi)部分人认为法西斯主义除(chu)了任性和(he)冲动(dong)之外并没有(you)什(shi)么(me)大不了，墨索(suo)里尼和(he)希特勒甚至被(bei)视作幸好出现(xian)了的“拯救者(zhe)”；另一(yi)部分人则认为法西斯主义是制造永久冲突的真(zhen)正有(you)害的思想。这种对立和(he)混乱正是战(zhan)间期意识形态危机的突出表现(xian)。而苏联的诞生从一(yi)开始就带着(zhe)对意识形态的强烈诉求，而且由于三十年代末，几乎只有(you)共产主义者(zhe)真(zhen)正投身于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西班牙内战(zhan)为苏联吸引到了庞(pang)大的境外支持者(zhe)。苏联体制的追随(sui)者(zhe)对欧洲几乎每一(yi)个国家的对外政策都(dou)产生了影响。

在第九、十两章中(zhong)，贝(bei)尔(er)分析(xi)了大萧条对战(zhan)争爆发的关键影响。大萧条不仅是一(yi)场工业(ye)领域(yu)的危机，它对农业(ye)和(he)农业(ye)人口(kou)的冲击也毫不逊色。突然的萧条导致了国际贸易和(he)货币体系的急剧崩溃，主要货币争相(xiang)贬值，并连续提高关税水平，这些措施导致了世界经济陷入“自求多(duo)福”的状态。值得深思的是，尽管英法两国都(dou)经历了空间的失业(ye)和(he)破(po)产，政治极端化(hua)趋势也在社会层面蔓延，却都(dou)没有(you)倒向(xiang)彻底的极权体制——法国出现(xian)了可怕的政府瘫痪但(dan)将这种瘫痪维持到了战(zhan)前，英国甚至尽力(li)保(bao)持了政治生活的正常运转。贝(bei)尔(er)没有(you)明确分析(xi)为什(shi)么(me)不同国家在同样的经济压力(li)下走(zou)上了不同的政治道路，是什(shi)么(me)力(li)量在关键时刻保(bao)护了原有(you)制度的存(cun)续。这一(yi)定(ding)程度上超出了战(zhan)争史学(xue)家的学(xue)术责任，但(dan)值得政治学(xue)学(xue)者(zhe)进一(yi)步关注。

在第二部分的最后(hou)两章，贝(bei)尔(er)分析(xi)了与战(zhan)争爆发关系最为密切(qie)的武装力(li)量与战(zhan)略选择(ze)。贝(bei)尔(er)在开篇就提出了一(yi)个尖锐的问(wen)题：和(he)平和(he)战(zhan)争到底有(you)没有(you)不同？换言之，和(he)平应该建(jian)立在（军事）实力(li)的基础上，还是只有(you)通(tong)过限(xian)制乃至消(xiao)除(chu)军事力(li)量才能(neng)实现(xian)？一(yi)战(zhan)的惩罚让当时的欧洲国家认为世界大战(zhan)是过度重用(yong)军人的一(yi)种报应，因此，战(zhan)后(hou)的民众充满(man)了对整军经武的厌恶和(he)排斥。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下，国家间的裁(cai)军协(xie)议(yi)接踵而至。《华盛(sheng)顿海军条约》《白里安-凯洛格公约》（注：也称(cheng)《非战(zhan)公约》，签署于1928年8月(yue)，规定(ding)缔约国放弃(qi)以(yi)战(zhan)争作为国家政策的手段，只能(neng)以(yi)和(he)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和(he)冲突。）《伦敦海军条约》等的签署被(bei)认为缔造了和(he)平而不是埋(mai)下了祸患，尽管像日本这样的国家对此始终怀着(zhe)愤懑。法国事实上放弃(qi)了再(zai)打一(yi)场进攻性战(zhan)争的计(ji)划，因此马奇诺防线的提案在当时并不像后(hou)来那样被(bei)看成(cheng)一(yi)种可笑的幼稚。法国为了牵制德国而与中(zhong)东欧国家结盟(meng)，但(dan)并没有(you)捍卫盟(meng)约的决心与实力(li)。在德、意、苏三国，起主导作用(yong)的战(zhan)略观点与英法完(wan)全不同，不管是大谈“人民战(zhan)争”还是鼓吹“心灵(ling)净(jing)化(hua)”，这三个国家都(dou)常态化(hua)地看待对武力(li)的使用(yong)，战(zhan)争与和(he)平不存(cun)在明确的界限(xian)，在合适机会出现(xian)的时候，武力(li)就可以(yi)被(bei)使用(yong)。战(zhan)间期实际上发生了一(yi)场关于和(he)平与战(zhan)争原则的巨大社会实验，实验的结果注定(ding)了1939年欧洲战(zhan)场最初的局面。二战(zhan)结束已近(jin)八十年，但(dan)关于和(he)平与战(zhan)争原则的争论，真(zhen)的尘埃落定(ding)了吗(ma)？

实际上，卡(ka)尔(er)和(he)贝(bei)尔(er)两位学(xue)者(zhe)共同关注的“二十年危机”，很大程度上并没有(you)因为二战(zhan)后(hou)世界秩序的建(jian)立而得到彻底解决。在二十世纪即将终结之时，英国学(xue)派出版了一(yi)部名为《八十年危机》的编著，回应了一(yi)战(zhan)后(hou)世界秩序出现(xian)的持久动(dong)荡。在二十一(yi)世纪的第三个十年，这些危机中(zhong)的根本问(wen)题没有(you)得到更好的应对。新冠疫情暴发后(hou)，诸多(duo)经济体采取了限(xian)制性措施以(yi)控制人员流动(dong)与贸易往(wang)来，随(sui)着(zhe)大国矛盾(dun)的加剧，经济制裁(cai)和(he)贸易保(bao)护措施层出不穷，贸易与和(he)平的良性关系正在被(bei)打破(po)。在多(duo)重压力(li)下，许多(duo)国家出现(xian)了政治思潮的突发式转向(xiang)，表现(xian)为支撑战(zhan)后(hou)全球经济增长和(he)世界秩序大致稳定(ding)的世俗(su)政治意识形态陷入危机，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新法西斯主义、极端主义等原本处于政治光谱边缘的思想主张重新回到主流政治的视野当中(zhong)，并深刻改(gai)变了一(yi)众国家民主制度的运行方式。这些剧烈的震荡犹如令人忧心的“返(fan)祖”，再(zai)次向(xiang)当代人发出刺耳(er)的逼(bi)问(wen)：什(shi)么(me)才是新的和(he)平与繁荣的条件？如何实现(xian)？

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必须(xu)意识到，战(zhan)间期的种种混乱具(ju)有(you)普(pu)遍(bian)性。不是意大利倒向(xiang)了法西斯主义，而是众多(duo)国家倒向(xiang)了法西斯主义；不是张伯伦个人软弱绥靖，斯大林、达拉(la)第等一(yi)众大国领导人均向(xiang)轴心国做过妥协(xie)，而他们在各自的政府中(zhong)都(dou)并非少数派；不是苏联民族主义将国家边界等同于道德边界，在这一(yi)边界之外几乎无所顾及，而是当时几乎所有(you)主要国家都(dou)遵从这样的观念，美国在欧洲大陆完(wan)全沦陷之后(hou)依然难以(yi)做出参战(zhan)的决定(ding)；不是犹太人遭受了反犹主义的巨大戕害，而是种族主义戕害了众多(duo)弱势族群，和(he)六百万(wan)犹太人一(yi)起被(bei)推进焚尸炉的还有(you)二十二万(wan)罗姆人（占当时其人口(kou)总(zong)数的四分之一(yi)），而日本战(zhan)争暴行的重要诱因是对其他亚洲国家不加掩饰的人种歧视。难能(neng)可贵的是，贝(bei)尔(er)的这部作品在历史学(xue)范式所允许的限(xian)度内极大地避(bi)免了在具(ju)体国家内部寻找具(ju)体原因的“还原主义”路径，在历史学(xue)与国际关系学(xue)相(xiang)对独立的认识论和(he)方法论之间推动(dong)了“共同立场”的扩大。

在思想层面上，贝(bei)尔(er)对二战(zhan)起源的叙述，渗透(tou)着(zhe)他对“战(zhan)胜”与“战(zhan)败”的辩证(zheng)思维，读者(zhe)从中(zhong)不仅能(neng)读到下一(yi)场失败的危险肇始，还能(neng)读到上一(yi)场胜利的惨淡后(hou)续。法国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残忍(ren)背叛被(bei)丘吉尔(er)形容(rong)为“不惜(xi)一(yi)切(qie)代价(jia)谋求和(he)平”，究其根本原因是法国在战(zhan)后(hou)的极大虚(xu)弱，以(yi)及对再(zai)次卷入战(zhan)争的深度恐惧。在法国看来，一(yi)战(zhan)的胜负好几次都(dou)在生死一(yi)线间，帮(bang)助(zhu)法国免于溃败的真(zhen)正因素与其说是顽强的战(zhan)斗，不如说是关键时刻的“狗屎运”。接受满(man)目疮痍(yi)的战(zhan)败也许是艰难的，但(dan)接受岌(ji)岌(ji)可危的胜利甚至更难。没有(you)人熟悉这样的战(zhan)争，人们期待着(zhe)从胜利中(zhong)得到最大限(xian)度的补偿，补偿那些一(yi)开始不曾预(yu)料的巨大创伤。然而，这种期待终将落空。早在一(yi)战(zhan)前，诺曼·安吉尔(er)（Norman Angell）在《大幻觉(jue)》一(yi)书中(zhong)就已经指出，十九世纪后(hou)半期工业(ye)国家经历了巨大转变，彼此在贸易和(he)金融方面产生了相(xiang)互依赖。在这种条件下，军事征服不能(neng)带来财富(fu)，战(zhan)争会导致相(xiang)互依赖的网(wang)络瓦解，使得整个经济体系崩塌。德国不可能(neng)从对英战(zhan)争中(zhong)获得任何利益，英德之间的冲突只会导致两方面的灾难。但(dan)在当时，欧洲的国务家和(he)民众对现(xian)代战(zhan)争到底意味着(zhe)什(shi)么(me)还没有(you)真(zhen)正完(wan)备的认识，因此也没有(you)多(duo)少人愿意承认：即便是战(zhan)胜国也不可能(neng)收回战(zhan)争成(cheng)本的零头。

现(xian)代战(zhan)争到底意味着(zhe)什(shi)么(me)？如果它是一(yi)场核大战(zhan)又将意味着(zhe)什(shi)么(me)？暴力(li)在什(shi)么(me)时候才是绝对必要的？如果1914年在短短三十七(qi)天里就陷入世界大战(zhan)的欧洲，尚不能(neng)理解现(xian)代战(zhan)争的真(zhen)实后(hou)果，那么(me)一(yi)百一(yi)十年后(hou)的我们似乎没有(you)理由再(zai)抱着(zhe)同样的无知走(zou)向(xiang)同样的命运。

尽管隔着(zhe)岁(sui)月(yue)的厚(hou)重尘埃，与二战(zhan)相(xiang)关的争论却从未真(zhen)正离我们远(yuan)去。很多(duo)时候，理解战(zhan)争甚至比经历战(zhan)争更为重要。二战(zhan)的战(zhan)争动(dong)员召唤着(zhe)数以(yi)千万(wan)计(ji)的年轻人为了一(yi)个甚至从未亲眼见过的国家而战(zhan)。不管身处哪一(yi)个阵营，他们都(dou)相(xiang)信自己的牺牲终将捍卫一(yi)种更为优越的生活方式、一(yi)种更为高贵的道德信念。这种毫不迟疑、前赴后(hou)继的牺牲意味着(zhe)，为了这样的生活，为了这样的信念，纵使尸骨(gu)如山(shan)也在所不惜(xi)。然而，这样的生活，这样的信念终究值得吗(ma)？生活在战(zhan)后(hou)和(he)平中(zhong)的每一(yi)代人，都(dou)有(you)义务以(yi)当代人最大的智力(li)和(he)道德去努力(li)理解世界大战(zhan)对暴力(li)的空前使用(yong)，以(yi)及战(zhan)争道路上那些巨大的诱惑、愚蠢、自欺欺人、持守和(he)背叛。每一(yi)代人对这些问(wen)题的理解丝毫不能(neng)改(gai)变历史结局，更不能(neng)补偿在恐怖和(he)痛苦中(zhong)怆然离去的亡魂，但(dan)是，这样的理解会深刻影响一(yi)代人关于“战(zhan)争与和(he)平”的根本观念，从而决定(ding)了这一(yi)代人将如何回应“战(zhan)争与和(he)平”的当代挑战(zhan)。我们的回应就是我们的命运，我们所有(you)人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