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宫的广钟收藏(cang)中(zhong)，有一些钟表的钟体(ti)上装饰大(da)面积色彩(cai)鲜艳、纹饰繁缛的透明珐(fa)琅，这是清宫藏(cang)广钟的重要特(te)征。这种透明珐(fa)琅钟是清宫藏(cang)广钟中(zhong)非常特(te)殊的一类，是公认的广钟代表性作(zuo)品，也是显示宫廷和(he)民(min)间广钟收藏(cang)具有明显区(qu)隔的品类。

要对(dui)广珐(fa)琅钟有深入(ru)的认知(zhi)，广东透明珐(fa)琅的历史(shi)是必须解决的首(shou)要问题之一。经笔者近年研究，后者的历史(shi)脉络问题基(ji)本解决。笔者近期新作(zuo)《广钟历史(shi)的几个关键(jian)性问题》一文，对(dui)此(ci)展开详细(xi)探讨(tao)。

所谓“透明珐(fa)琅”，是将(jiang)透明釉料施于金属胎体(ti)之上，经烧制后形成一种可透视胎底，器(qi)物表面具有自然亮丽(li)、明暗(an)变化视觉效果的珐(fa)琅艺术(shu)作(zuo)品。在中(zhong)国，这种珐(fa)琅直到18世纪才有在地的制作(zuo)实践，是各类珐(fa)琅中(zhong)最晚传播到中(zhong)国的品种。而(er)“画珐(fa)琅”通常是指(zhi)铜胎画珐(fa)琅，即在铜胎上填涂珐(fa)琅釉烧制，然后再在其上用各色珐(fa)琅釉画出纹饰低温烧制。画珐(fa)琅技艺在康熙时传入(ru)中(zhong)国，受到皇帝(di)和(he)宫廷重视，在宫廷和(he)广州(zhou)得以大(da)力推广，逐(zhu)渐发展为宫廷艺术(shu)的重要门类。

镶饰透明珐(fa)琅是清代广钟最具代表性和(he)标志性的装饰手(shou)法。工匠(jiang)们一般根据钟表的造型将(jiang)钟表外壳面分解成不同部分，每个部分单独(du)烧制透明珐(fa)琅器(qi)物或珐(fa)琅片，然后再组合、拼接和(he)镶嵌到钟体(ti)的相(xiang)应部位。一件外壳嵌满透明珐(fa)琅的广钟，多者要烧配几十件大(da)小不等(deng)、形态各异(yi)的构件和(he)珐(fa)琅片。

笔者这些年来对(dui)收藏(cang)于国内各大(da)博物馆，尤其是北京故宫博物院和(he)台(tai)北故宫博物院的透明珐(fa)琅藏(cang)品，以及流散在世界各地的广东透明珐(fa)琅作(zuo)品进行(xing)了认真细(xi)致调查，对(dui)广东透明珐(fa)琅作(zuo)品制作(zuo)风格及其演变有了一定(ding)认识。在这一过程中(zhong)，研究的基(ji)本思路(lu)是根据胎体(ti)、技术(shu)和(he)装饰风格对(dui)现存实物加以分组，探讨(tao)其前后递进关系，从而(er)确立(li)广东透明珐(fa)琅历史(shi)发展大(da)致的时间纵向(xiang)坐标。同时，探讨(tao)广东透明珐(fa)琅的不同市场及其影响(xiang)，建立(li)其空间横向(xiang)坐标。

在梳理(li)现存广东透明珐(fa)琅实物过程中(zhong)，笔者首(shou)先(xian)关注到的是作(zuo)为透明珐(fa)琅制作(zuo)基(ji)础的胎体(ti)，材质有金胎、银胎和(he)铜胎之别。这三种胎体(ti)似乎有个逐(zhu)步递进的过程，可作(zuo)为区(qu)别广东透明珐(fa)琅的第一层级要素。其次是在同一种胎体(ti)上，透明珐(fa)琅的施作(zuo)技术(shu)和(he)装饰手(shou)法又有明显阶段性演变，可作(zuo)为区(qu)别广东透明珐(fa)琅的第二层级要素。

根据这两个层级要素的变化和(he)演进关系，可将(jiang)现存广东透明珐(fa)琅实物分为四组，即金胎浮(fu)雕透明珐(fa)琅、银胎浮(fu)雕透明珐(fa)琅、装饰金银片花纹的铜胎透明珐(fa)琅、透明珐(fa)琅和(he)画珐(fa)琅相(xiang)结合的铜胎珐(fa)琅。

金胎阶段作(zuo)品主要是现藏(cang)于台(tai)北故宫博物院的28件金胎浮(fu)雕透明珐(fa)琅作(zuo)品。这些作(zuo)品基(ji)本是根据宫廷要求，按照法国工匠(jiang)所作(zuo)金胎弦纹地番莲花纹内填透明珐(fa)琅碗的工艺制作(zuo)。关于这件碗的情况，后面将(jiang)详细(xi)讨(tao)论。这28件作(zuo)品均(jun)是在金胎上錾刻(ke)出番莲花纹，花纹四周刻(ke)弦纹为地，各部分填充(chong)不同颜色的透明珐(fa)琅，可以透视胎地，色彩(cai)艳丽(li)。器(qi)形虽(sui)根据宫廷收藏(cang)的需求有所变化，但纹饰和(he)做法基(ji)本不变，都源自当时宫廷所藏(cang)康熙时期制作(zuo)的金胎黄地番莲花卉纹画珐(fa)琅碗。除最早的一件康熙款浮(fu)雕透明珐(fa)琅金碗外，其余27件都有“乾隆年制”款识。

银胎阶段作(zuo)品主要是北京故宫博物院和(he)台(tai)北故宫博物院收藏(cang)的银胎浮(fu)雕透明珐(fa)琅水丞1组、长颈瓶2对(dui)、炉瓶盒1套。银胎透明珐(fa)琅存世数量极少(shao)，可能只是一种过渡性试验产品，很快便被更稳定(ding)的铜胎替代。

铜胎阶段的透明珐(fa)琅作(zuo)品数量较(jiao)多，主要收藏(cang)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和(he)海外各博物馆。经笔者初步统计，其数量超过250件。铜胎阶段又可分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作(zuo)品主要是为宫廷生产，是广东透明珐(fa)琅技艺发展最成熟和(he)艺术(shu)水平最高的阶段，与宫廷的密切联系使得透明珐(fa)琅被广泛应用在各种宫廷器(qi)物特(te)别是钟表上；后期则将(jiang)透明珐(fa)琅和(he)画珐(fa)琅相(xiang)结合，呈现新的风格，而(er)且这种新风格完全(quan)是为了适应海外市场而(er)出现，产品基(ji)本销往海外，显示出广东透明珐(fa)琅市场由国内转向(xiang)海外的历史(shi)性转变。这一转变使成本成为透明珐(fa)琅品质高低的决定(ding)性因素，产品品质在价格杠杆的作(zuo)用下不断下滑，广东透明珐(fa)琅技艺最终归于沉寂，不知(zhi)所终。

这四组透明珐(fa)琅器(qi)物基(ji)本形成了广东透明珐(fa)琅前后相(xiang)续的演变序(xu)列，第一组金胎浮(fu)雕透明珐(fa)琅是这一序(xu)列中(zhong)最早的产品。因此(ci)，只要我们解决了金胎透明珐(fa)琅制作(zuo)的时间和(he)技术(shu)来源问题，就解决了广东透明珐(fa)琅技艺的整体(ti)起源问题，同时也解决了广东透明珐(fa)琅钟的起始时间问题。

近年来，海峡两岸研究人员在清代宫廷珐(fa)琅研究方面取得可喜进展。王竹平透过台(tai)北故宫博物院所藏(cang)康熙款浮(fu)雕透明珐(fa)琅金碗所用金胎上的法国巴(ba)黎(li)金匠(jiang)行(xing)会戳记(ji)，尤其是课税标章(zhang)和(he)纯度标章(zhang)，明确该碗所用金胎制作(zuo)于1777年的巴(ba)黎(li)，从而(er)推知(zhi)该碗施釉连同落款的完成时间应不早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排除了其为康熙朝制品的可能性。通过对(dui)清宫相(xiang)关档案和(he)实物的梳理(li)，王竹平厘清了此(ci)组28件金胎浮(fu)雕透明珐(fa)琅器(qi)制作(zuo)的背景和(he)大(da)体(ti)脉络。其中(zhong)，乾隆时期制作(zuo)于法国的康熙款浮(fu)雕透明珐(fa)琅金碗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作(zuo)品，它很可能是清宫所有金胎浮(fu)雕透明珐(fa)琅器(qi)的创(chuang)意源头(tou)。

王竹平还推测这件康熙款金碗之所以在法国制作(zuo)，可能与乾隆四十年（1775年）广东粤海关执行(xing)的一项(xiang)对(dui)康熙和(he)雍正朝画珐(fa)琅器(qi)进行(xing)复制的乾隆皇帝(di)的指(zhi)令有关。据造办处(chu)“活计档”记(ji)载，乾隆四十年十一月，皇帝(di)指(zhi)令太监胡世杰将(jiang)包括金胎西洋珐(fa)琅碗在内的10件康熙款和(he)雍正款画珐(fa)琅器(qi)交给粤海关监督(du)德魁，照样各做成一件，并指(zhi)示“不要广法琅，务要洋法琅，亦要细(xi)致烧乾隆年制款”。这里的“洋法琅”到底是指(zhi)广东制作(zuo)的西洋风格的珐(fa)琅，还是指(zhi)西洋制作(zuo)的珐(fa)琅，粤海关官(guan)员可能无法做出准确判(pan)断，于是采取了比(bi)较(jiao)稳妥的办法。一方面，粤海关在广东复制一份。两年以后的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将(jiang)照样新做成的10件“乾隆年制”款画珐(fa)琅器(qi)呈交，做样的10件画珐(fa)琅器(qi)也一并交回。另一方面，粤海关又把做样的10件画珐(fa)琅器(qi)分别画图，通过在广东的西洋商人将(jiang)图样带往法国，觅工匠(jiang)再做一份。

王翯在北京故宫所藏(cang)乾隆款铜胎画珐(fa)琅菊纹壶底部发现的法国著名(ming)珐(fa)琅画师Joseph Coteau（1740-1801年）的签名(ming)，证实了粤海关确实向(xiang)法国发出了制作(zuo)样本的要求。以此(ci)为线索，王翯又从两岸故宫博物院的收藏(cang)中(zhong)辨(bian)识出与此(ci)壶一起在法国复刻(ke)的同批其他画珐(fa)琅作(zuo)品（王翯：《西洋制作(zuo)乾隆款画珐(fa)琅器(qi)物考》）。

据档案记(ji)录，法国制作(zuo)的这批画珐(fa)琅器(qi)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十一月由粤海关监督(du)穆腾额送到宫廷。其后王翯还在此(ci)壶的胎体(ti)上发现了金匠(jiang)、巴(ba)黎(li)地区(qu)征税和(he)金属纯度标章(zhang)，确认壶体(ti)的金胎制作(zuo)于1783年（王翯、刘瀚文、翟毅：《西洋制作(zuo)乾隆款画珐(fa)琅器(qi)物考补证》），这与清宫档案记(ji)载完全(quan)相(xiang)合。赵冰最近在法国文献中(zhong)也发现了将(jiang)这些珐(fa)琅器(qi)的样稿带往法国制作(zuo)的线索（赵冰：《从乾隆皇帝(di)1775-1776年“法国定(ding)制”看中(zhong)法宫廷交流的私人性》）。中(zhong)法文献和(he)实物都证实了清宫通过广东粤海关向(xiang)法国定(ding)制这批画珐(fa)琅器(qi)的事实。

在上述研究基(ji)础上，笔者首(shou)先(xian)通过此(ci)组器(qi)物中(zhong)一对(dui)乾隆年制款金胎浮(fu)雕珐(fa)琅提篮的原装木盒上刻(ke)有“乾隆年制金胎广珐(fa)琅花篮一对(dui)”的款识，作(zuo)出“可以很明确地知(zhi)道当时宫廷认定(ding)此(ci)类金胎浮(fu)雕内填透明珐(fa)琅为广东制作(zuo)，是广珐(fa)琅的一个类别。据此(ci)，我们可以将(jiang)技法和(he)风格与此(ci)一致的台(tai)北故宫博物院藏(cang)乾隆款金胎浮(fu)雕透明珐(fa)琅作(zuo)品全(quan)部认定(ding)为由粤海关制作(zuo)的广东透明珐(fa)琅”这样的判(pan)断。之后又根据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穆腾额将(jiang)这批法国制作(zuo)的画珐(fa)琅器(qi)送往宫廷时还附有“做样珐(fa)琅碗一件”的记(ji)载，及前述法国工匠(jiang)1777年制作(zuo)的康熙款浮(fu)雕透明珐(fa)琅金碗和(he)1783年制作(zuo)的乾隆款铜胎画珐(fa)琅菊纹壶之间时间相(xiang)距6年之久(jiu)的情况，推测在这批法国定(ding)制的珐(fa)琅器(qi)制作(zuo)过程中(zhong)，中(zhong)法之间曾有过反复交流讨(tao)论，有过误(wu)解和(he)纠偏。正是在这一过程中(zhong)，法国透明珐(fa)琅技术(shu)进入(ru)中(zhong)国，并为乾隆宫廷所关注。

当时可能的情形是，粤海关一面按照实物在广州(zhou)当地募(mu)工制作(zuo)，同时将(jiang)这10件器(qi)物画样，委托法国商人将(jiang)样稿带往欧洲，让法国工匠(jiang)另做一套。画样很快送到法国，法国方面对(dui)此(ci)项(xiang)活计高度重视，募(mu)聘(pin)巴(ba)黎(li)著名(ming)珐(fa)琅工匠(jiang)Joseph Coteau等(deng)参加制作(zuo)。出于谨慎，法国方面在1777年按照接到的图样先(xian)试制了一件金胎珐(fa)琅碗运往中(zhong)国，希望得到中(zhong)国方面更具体(ti)的意见，以使整个工程取得双方满意的结果。不知(zhi)什(shi)么原因，可能是对(dui)图样的理(li)解有偏差，法国工匠(jiang)将(jiang)金碗原本应采用的“画珐(fa)琅”制作(zuo)工艺误(wu)用了錾胎内填“透明珐(fa)琅”做法。这件錾胎透明珐(fa)琅金碗，也就是台(tai)北故宫博物院现藏(cang)的康熙款金胎浮(fu)雕透明珐(fa)琅碗，当时制成后被运回中(zhong)国进呈乾隆皇帝(di)。因和(he)当初做样的康熙款画珐(fa)琅金碗完全(quan)不同，乾隆皇帝(di)意识到西洋工匠(jiang)并没(mei)有领(ling)会其意图，于是再次将(jiang)原做样的画珐(fa)琅碗送到广州(zhou)粤海关，让法国商人转往巴(ba)黎(li)。通过样器(qi)，法国工匠(jiang)得以领(ling)会宫廷的画珐(fa)琅制作(zuo)意图。1784年，法国工匠(jiang)全(quan)部完成这批画珐(fa)琅器(qi)的制作(zuo)，做样珐(fa)琅碗和(he)新做的10件画珐(fa)琅器(qi)一起回到清宫。这样就可以理(li)解都在法国巴(ba)黎(li)制作(zuo)，为什(shi)么1777年康熙款浮(fu)雕透明珐(fa)琅金碗和(he)1783年Coteau款铜胎画珐(fa)琅菊纹壶的制作(zuo)间隔了6年之久(jiu)，也就可以理(li)解原本已经回到乾清宫的做样珐(fa)琅碗为什(shi)么又出现在后来乾隆四十九年呈进的活计之中(zhong)了。

法国方面制作(zuo)的金胎透明珐(fa)琅碗样品送到宫廷后，乾隆皇帝(di)在纠正法国工匠(jiang)偏差的同时，也对(dui)此(ci)碗特(te)别的透明珐(fa)琅产生了兴趣，由此(ci)引(yin)发了后续“乾隆年制”款金胎透明珐(fa)琅器(qi)的制作(zuo)。

这是清宫最早一批广东透明珐(fa)琅作(zuo)品，制作(zuo)时间应在清宫收到法方试制金胎透明珐(fa)琅碗的1777年之后。

至此(ci)，可以得出广东透明珐(fa)琅工艺是由法国引(yin)进的结论。引(yin)进的契(qi)机源于乾隆皇帝(di)通过粤海关依(yi)样向(xiang)西洋定(ding)制画珐(fa)琅器(qi)过程中(zhong)，法国工匠(jiang)偶然地偏离顾客要求，将(jiang)原本应该是画珐(fa)琅的金胎碗做成了内填透明珐(fa)琅，由此(ci)引(yin)发了乾隆皇帝(di)命粤海关仿烧的系列制作(zuo)，开启了广东透明珐(fa)琅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到晚清一百余年的发展史(shi)。

由此(ci)也可以推定(ding)，装饰透明珐(fa)琅的广钟出现的最早时间亦在1777年左右。

而(er)广珐(fa)琅钟的下限(xian)，按常理(li)和(he)逻辑推断，应以广东透明珐(fa)琅历史(shi)的下限(xian)即晚清为广珐(fa)琅钟的下限(xian)。要注意的一点是，宫廷和(he)民(min)间的广珐(fa)琅钟在存续时间上的不同。笔者根据两组广东透明珐(fa)琅实物提供的相(xiang)关信息进行(xing)推断认为，可将(jiang)广东透明珐(fa)琅市场由以宫廷为主转向(xiang)以海外和(he)民(min)间为主的时间定(ding)在19世纪20年代初期。在此(ci)之前的广东透明珐(fa)琅都是专门为宫廷生产，相(xiang)应地，此(ci)一时期制作(zuo)的广珐(fa)琅钟也都为宫廷所收藏(cang)；在此(ci)之后，广东透明珐(fa)琅转向(xiang)民(min)间和(he)海外，此(ci)时期制作(zuo)的广珐(fa)琅钟也被排除在宫廷收藏(cang)之外，主要面向(xiang)民(min)间。最后，随着晚清广东透明珐(fa)琅技艺的消失，广东民(min)间装饰透明珐(fa)琅的钟表也随即销声匿迹(ji)。